2019年12月9日，“中国旋律——二胡与交响乐的对话”在上海交响乐团音乐厅举行。上海音乐学院青年二胡教师陆轶文携手指挥家林大叶执棒杭州爱乐乐团共同演绎，上演了四位当代作曲家为二胡与交响乐队写作的四首上乘之作：《悲歌》(杨立青，1991)、《中国畅想曲第五号》(黄安伦，2002)、《天马》(周湘林，2016)、《第五二胡狂想曲——赞歌》(王建民，2019)。一把二胡、二重对话(中与西、传统与现代)、三方见证(作曲家、演奏家、观众)、四首二胡与交响乐作品，奏响二胡艺术在21世纪交响舞台上的铿锵之声!
一、何以对话
中西对话是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和文化变迁无法绕开的史实与话题，纵观中国近现代专业音乐发展史，实际上就是一部中西对话史。从最开始对西方专业音乐创作的简单模仿，到不断探寻民族化的创作道路，再到强调文化主体性表达的当代音乐创作，中国传统音乐文化与西方专业音乐文化不断对话，涵化而成中国当代专业音乐文化。上海是西学东渐的桥头堡，自1879年成立上海工部局乐队以后，交响乐便融入上海的音乐生活之中，成就了开放、包容的海派音乐文化。1936年，俄国作曲家阿隆·阿甫夏洛穆夫(Aaron Avshalomov.1894-1965)旅居上海时采用二胡与西洋交响乐协奏的形式尝试性地创作了二胡套曲《杨贵妃之死》①,开启了二胡与交响乐的对话模式。海派音乐文化语境创造了二胡与交响乐的对话机缘。可以说，陆轶文举办“二胡与交响乐对话”的专题音乐会，是海派音乐文化的当下呈现。交响乐是西方艺术音乐立体性音乐思维的突出代表，二胡则是中国线性音乐思维的突出代表，二者对话是中西两种音乐思维的交流，中西各自最擅长的艺术手法的共融成就了二胡协奏曲的艺术高度，也彰显了二胡艺术的发展高度。诚如刘天华在九十多年前所构想：“我们想介绍西乐，以为改进的辅助；并想效法西乐，配合复音，并参用西洋乐器，以期与世界音乐并驾齐驱。”②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红梅随想曲》《长城随想》《第一二胡狂想曲》《第一二胡协奏曲》等一大批二胡与(民族)管弦乐队对话的交响性作品问世，二胡艺术创作在题材和体裁的广度、音乐表达的深度等方面的提升，推动二胡艺术在艺术性、思想性上达到了新的层面。西洋管弦乐队音色融合、音响厚实，更具整体感，作为与二胡的对话，两者互为主体，对话颇有的意味。
举办以四首二胡协奏曲的展演展开二胡与交响乐团对话的目的，正如陆轶文在“国家艺术基金青年艺术创作人才”项目申报书中所写：“本项目将以二胡与交响乐‘对话’的形式，举办一场二胡与交响乐作品专场音乐会。以中西音乐交融的方式体现出独特的艺术魅力和人文价值。推动当代二胡与交响乐作品创作、发展及其传播，为二胡艺术国际化的发展创造出更多的可能。在新世纪通过二胡与交响乐对话的形式，推动二胡艺术更具“亲和力”地走向世界舞台，“与世界音乐并驾齐驱”,让中华文化走出去，确实是二胡艺术在新的历史语境中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四首二胡协奏曲尽管以二胡与交响乐对话实现中西音乐文化“接轨”,但作品本身包蕴着丰富的以“中国旋律”为主要标识的中华母语文化内涵，彰显着二胡艺术的文化主体性身份。《悲歌》来自于由辽南鼓吹双管乐曲《江河水》经二胡演奏家黄海怀改编而成的同名二胡曲，作曲家杨立青在基本保留原曲音调和结构的基础上运用协奏原则通过音调衍生发展、结构扩充、调性转换等手法编创而成，使乐曲风格在现代性转换之后依然具有浓郁的东北民间音乐韵味：《中国畅想曲第五号》的音乐主题来自河南民谣，其五声性旋律在陆轶文吟揉绰注的指尖灵动中饱含中州情韵，感人至深；《天马》以哈萨克民歌音调为动机写作而成，丝绸之路的歌舞风情充盈耳际：《第五二胡狂想曲——赞歌》在舒展、热情的长调和粗犷、豪放的短调的现代性表达中展现出蒙古草原上人们快乐生活的美好画卷。四首乐曲采用多民族和地区的传统音乐素材，运用现代作曲技法创作，在传统与现代的对话中，赋予乐曲充满时代精神的中国气韵。作曲家以交响性构思拉开巨大的音乐情感表现空间，交响乐队以多变的身份与二胡形成烘托、填充、强化、对立等多层对位关系，就像为二胡这件“单兵”乐器配置了一个强大的乐队“兵团”.组成丰富多变的“阵法”来制造音乐情感“杀伤力”。整场音乐会，二胡与乐团以各种对话方式进行丰富的情感叙事，充分展示出二胡与交响乐作品中西交融的艺术魅力。
二、自在呈现
在一场音乐会中演奏四首风格迥异、技术难度大、音乐内涵十分丰富的大型二胡协奏曲，以一把二胡与交响乐队全程对话，从技艺、心力、体力各方面对演奏家都是一种极大的考验，但陆轶文以娴熟的演奏技术、丰富的音乐表现赢得了现场观众的赞许。
陆轶文6岁开始学习二胡演奏，从上海音乐学院附小、附中、本科直至研究生，一直浸润于纯正的“上音”二胡学统里，接受系统、严格的技术训练，曾斩获第十届中国音乐“金钟奖”二胡比赛金奖和第四届“文华奖”二胡青年组金奖等专业大奖。经过长期严格的技术训练，陆轶文对现代二胡演奏技法驾轻就熟，四首协奏曲中快板音乐的各种高难度演奏技巧都被她驾驭得行云流水，游刃有余。《第五二胡狂想曲——赞歌》秉承作曲家通过狂想曲体裁不断挖掘二胡艺术的音乐表现潜能并展现中国气派的创作理念，与前四首二胡狂想曲相比，王建民又开拓出快板音乐中的微分音音列、四音轮指、高音区人工泛音等新技法，进一步拓展了二胡艺术的音乐表现力，但无疑也加大了乐曲的演奏难度。然而，陆轶文对此曲的演奏完全没有表现出任何技术障碍，各种演奏手法的展现与衔接自然流畅，一气呵成。
陆轶文在演绎抒情性乐段中别具特色。通常而言，快板音乐擅长情绪性表达，而慢板音乐则注重内心情感的叙事。演奏家只有体验和捕捉到每一首乐曲的乐谱符号所隐喻的不同社会文化背景下的丰富情感叙事，才能将其转化为涤荡心灵的琴声。《悲歌》中江边吊祭的悲恸、《中国畅想曲第五号》中感恩之心的倾诉、《天马》中赞美天马的感叹、《第五二胡狂想曲——赞歌》中悠扬长调的抒怀，四份不同时空和文化身份的情感表达在二胡与交响乐队的对话中都十分“走心”且吻合作品的时空语境。尤其是《中国畅想曲第五号》的抒情慢板，看似质朴的五声性歌谣体旋律，经陆轶文演绎，极具歌唱性，乐句之间的呼吸和情感推动都拿捏得恰到好处。陆轶文以细腻而富有弹性的揉弦，展现出内心所体验到的各种艺术情态的生命律动；以绵长、流畅的运弓带出宽广、悠长的音乐气息，表达出深情的生命咏叹：以恰到好处的润腔手法修饰乐曲的音韵风情，散发出亲切的人情味。
陆轶文作为“90后”的新生代二胡演奏者，在二胡艺术教育越来越普及和规范的当下，虽然演奏技术可以凭借自身的天赋、加倍的努力和系统的训练以至精湛。但以她的人生阅历何以对各种生命情态的音乐表达能有如此感悟呢?笔者以为，除了陆轶文本身所具有的良好乐感，还应得益于她在成长路上独到的“学缘”。
作为一位从事二胡演奏和教学三十多年的二胡艺术“局内人”。笔者从陆轶文运弓中大巧若拙、厚实通透的音质，深沉宽广的气息，尤其是极具歌唱性的音乐表达中感受到了二胡艺术家闵惠芬对她的启迪。闵惠芬一生倡导二胡演奏声腔化，特别强调二胡演奏的歌唱性，这一演奏理念在二胡艺术领域深获认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陆轶文曾跟随闵惠芬学琴六年，闵惠芬对生命情态的感怀、对厚重历史的叙事、对国家、民族的咏赞等超越个体的大我艺术情感表达都化为二胡演奏的声声咏唱，在潜移默化中深深影响了陆轶文。尽管陆轶文对此体悟可能还不够透彻，但闵惠芬艺术精神在陆轶文身上已经得以承继与彰显。
同样，陆轶文的成长也离不开她本科和研究生阶段的授业恩师陈春园教授对她七年如一日的严格训练、谆谆教导。陈春园在教学中强调对作品内涵及其美学价值、人文意义的挖掘与揭示。她经常教导学生： “音乐不是单单演奏音符，音乐是爱的传递，而教育的本质应该首先对人的关怀!”心中有大爱，二胡演奏才能在表达各种生命情态时释放出真挚的情感力量，感染作为审美主体的受众。
诚然，一场“二胡与交响乐对话”的音乐会，交响乐作为“对话”的主体之一，其在音乐会中的分量是不容忽视的。指挥家林大叶率领杭州爱乐乐团与陆轶文配合默契。在他麾下，乐团演奏音色干净、融合度好，声部均衡，音响张力大，爆发力强，体现出乐团演奏家们良好的演奏技能与合作意识。
结语
当音乐会的琴声最终飘落，在鲜花和掌声的祝福中，我们不仅思索：一场耗时耗力的音乐会究竟能带给我们什么?音乐是人类情感的艺术载体，是人性真善美的艺术表达，是民族文化的艺术象征，是民族精神的艺术表征。“中国旋律——二胡与交响乐对话”音乐会通过展演四首富含中国文化主体性特征的二胡协奏曲，使观众领略了当代二胡艺术的“中国气派”,在审美愉悦中达成文化认同。同时，坚守中国文化精神，书写“中国旋律”,与作曲家携手接通传统与现代，推陈出新，找准二胡艺术的时代脉搏，推动其健康发展。“中国旋律——二胡与交响乐对话”音乐会彰显了它与时俱进的艺术、文化和社会价值。
①乔建中、杨光熊主编《华乐大典·二胡卷·文论篇》,上海音乐出版社2010年版，第513页。
②刘天华《国乐改进社缘起》,载刘育和编《刘天华全集》,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97年，第18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