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没有等到香港回归，但他生前曾在香港回归问题上作出了一系列的战略决定，为日后香港的顺利回归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46年：预言将来协商解决
从上世纪40年代开始，毛泽东就在延安的窑洞里预言了日后解决香港问题的基本思路。他提出要充分尊重地区的历史与现状，最终以协商、和平的方式解决。
1946年12月9日，毛泽东在与哈默、罗德里克、陈依范等三名西方记者会谈时，专门谈到了香港问题。
哈默问道：“在香港问题上中共的态度如何？”毛泽东回答：“我们现在不提出立即归还的要求，中国那么大，许多地方都没有管理好，先急于要这块小地方干吗？将来可按协商办法解决。”
几十年后香港的顺利回归，验证了毛泽东当年的预见。毛泽东的预言不是主观的臆测，也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毛泽东在丰富的阅历、渊博的学识和超凡的洞察力基础上，通过深入的调查研究、缜密的分析判断而得出的符合客观规律的正确结论。
1949年：保证香港地位安全
1949年10月14日广州解放后，香港门户洞开。10月1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5兵团挥师南下直抵香港北部边界后一直按兵不动，毫无继续南进解放香港之意。解放军之所以勒马深圳河畔不开进香港，正是出于党中央对当时国际局势及香港问题的正确估计。
1949年1月19日，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由周恩来起草、毛泽东修改的《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指出：“在原则上，帝国主义在华特权必须取消，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必须实现，这种立场是坚定不移的。但是，在执行的步骤上，则应按问题的性质和情况，分别处理。凡问题对于中国人民有利而又可能解决者，应提出解决。其尚不可能解决者，则应暂缓解决。凡问题对于中国人民无害或无大害者，即使易于解决，也不忙于去解决。凡问题尚未研究清楚或解决的时间尚未成熟者，更不可急于去解决。”党中央的这个指示实际上为解决香港问题提供了指导方针。
由于处理香港问题的特殊性，新中国政府对香港政策不宜公开宣布，只能以暗示的方式向港英政府传达“暂时不动香港”的意向。香港两家与中国共产党联系比较密切的报纸承担了这一特殊任务。1949年2月9日，香港《文汇报》在《新中国与香港》的社论中指出：“中国正在进行轰轰烈烈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一革命迄目前为止，从没有一言一动牵涉到香港，可见假想中的安全威胁决不来自中国人民的胜利……”2月17日，香港《大公报》又以《乐观香港前途》为题发表社论说：“事实上，香港的地位并无什么危险，它的前途不如一些人所想像那样悲观。第一，中英关系一向不错……”；“第二，中国新政权并无盲目排外的征像……”
这两篇社论以一种非正式的途径道出了中国共产党人维持香港现状、保持其稳定的意图。中共中央还通过秘密途径向港英政府提出3项条件：第一，香港不能用作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军事基地；第二，不许进行旨在破坏中华人民共和国威信的活动；第三，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港人员必须得到保护。只要港英政府能很好地遵守这3项条件，香港就可以长期维持现状。
这三条要求合情合理，港英政府欣喜地感到不能错过这一良机，所以英国政府决定在西方国家中“率先承认”新中国，并在《华侨日报》上刊登了“毛泽东已保证香港地位安全，英国年内承认中共”的消息。
这充分说明新中国成立初期暂不收回香港的思路，是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出于全面考虑后做出的一项原则性和灵活性高度结合的战略决策。
1974年：一锤定音1997年回归
1974年5月25日，在周恩来、邓小平的陪同下，毛泽东会见了来访的英国前首相、保守党领袖希思。毛泽东说：“很久以前中国害怕欧洲，但这些现在都成为历史了。”接着，他对希思说：“你们剩下一个香港问题。我们现在也不谈。”说到这里，毛泽东问周恩来：“还有多少时间？”周恩来不假思索地回答：“是1898年租给他们的，租期99年，到1997年期满，距现在还有23年挂零。”毛泽东对希思说：“到时候怎么办，我们再商量吧。”他又望着邓小平说：“是年轻人的事情了。”明确将解决香港问题的任务交给了下一代中央领导集体。
毛泽东在这次谈话中指出：香港作为英国管理下的亚洲贸易及金融中心，其地位是安全的，至少目前如此；另一方面又表示，香港在1997年应该有一个平稳的交接。当天晚上，邓小平在欢迎希思的宴会上发表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声明：香港问题作为中英之间的历史遗留问题将“在适当时候予以解决”。
毛泽东与希思共同设计的“香港在1997年应该有一个平稳的交接”顺利实现，两国关系史上的这一历史遗留问题最终得到圆满解决。
1，毛泽东为改革开放做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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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读者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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