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冰 | 淡妆浓抹总相宜——明代套印书籍杂谈
文摘
2024-11-07 07:00
天津
来源：《收藏家》2018年第6期，感谢作者授权发布！淡妆浓抹总相宜
——明代套印书籍杂谈
印刷术是中华民族创造的，对世界产生深远影响的伟大发明。雕版印刷术创始于隋唐时期甚至更早，虽然宋代人毕昇在雕版印刷的基础上又发明了活字印刷，但雕版印刷仍作为中国古代印制书籍的最主流的技术方法长期应用于书籍印制过程中。雕版印刷在经历宋、元、明时期的蓬勃发展，至明代中后期，雕版印刷技术已经完全成熟。在此期间，又在单版单色印刷的基础上，逐渐衍生出一些刷印新技术，如单版套色、多版套色、饾版、拱花等版印新技术的应用，极大地丰富了书籍的品种。清代，在套版印刷技术上也深受明代影响，并在承继之下有一定的发展。套版印刷作为一项依托于雕版的独特实用新型印刷技术，在中国古代书籍印刷史上开创了光辉的一页。明代陈继儒泰昌元年（1620年）序闵振业朱墨套印本《史记钞》曰：“自冯道、毋昭裔为宰相，一变而为雕板，布衣毕昇再变为活板，闵氏三变而为朱评。”准确概括出套版印刷在中国印刷史上的地位。明凌瀛初刻四色套印本《世说新语》 原本藏辽宁省图书馆明闵绳初刻五色套印本《刘子文心雕龙》 原本藏辽宁省图书馆一、套印书籍的产生
在雕版印刷产生之前，就已有套色抄写的书籍出现。东汉建初元年（76年）汉章帝刘炟命博士贾逵讲授《春秋左氏传》，赐其“简、纸经传各一通”，贾逵为了授讲过程中经、传对照方便，将经、传合于一书，朱色写经，墨色为传。《隋书·经籍志》中著录贾逵撰《春秋左氏经传朱墨例》，是最早记载套色抄写书籍的资料。这也不是孤例，其后还有一些套色抄写的书籍和相关资料的发现。在雕版印刷发明以后，这种行文便于阅览、赏心悦目的书籍形式，必然使人联想到用雕版技术来实现，这也成为推动套版印刷技术发明的动力之一。关于套色印刷何时出现的问题,世上存在多种说法，但若删繁就简定义到套版印刷，或者是套版书籍问世的时间，问题就相对简单明了一些了。1973年，陕西文管会整修《石台孝经》时，在碑身背面与中心石柱间发现了一幅宋金时期山西平水印版风格的套色版画《东方朔盗桃图》，虽为版印，浓墨、淡墨、淡绿套色，但内容、形制应属版画，可作为中国早期的木版年画的实物存在。而现存最早的套版印制书籍实物, 则是台湾“国家图书馆”藏元至正元年(1341年)中兴路(今湖北江陵)资福寺刻朱墨套印无闻和尚注《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整卷以37块雕版刊印而成，经文大字朱色,注文小字双行墨色，卷末有写经图一幅，松枝墨色，书案、方桌、云朵、灵芝、人物等均为朱色。采用经折书籍形制装帧。关于此书印制方式说法不一，一种观点认为是单版以朱、墨两次印成；一种观点认为是朱、墨二版套印而成。不论哪种观点正确，套版印制书籍始于元代，是个不争的事实。明天启元年凌弘宪刻三色套印本《大佛顶如来密因修证了义诸菩萨万行首楞严经》插图明末茅震东刻朱墨套印本《新镌武经七书》原本藏辽宁省图书馆二、明代套印书籍的兴起
雕版套印书籍自元代出现后，由于印刷难度较大，成本较高，并没有像雕版印刷发明之后就迅速发展流行开来，而是大约经过了250多年，直到明万历年间才又有套印书籍出现。现存明代最早套印书籍是一部花卉图谱，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套印的《花史》。书中每种花卉以图文相配，文字印以墨色，图为彩色套印。郑振铎认为其印制工艺为单版敷色，是用几种颜色涂在一块雕版上，如用红色涂在花上，绿色涂在叶上，棕色涂在树干上，然后覆在纸张上刷印出来的”。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又出现了一部雕版套印的墨谱——《程氏墨苑》，每种墨以图配文，有彩图55图幅，多为四色、五色套印，工艺上采用单版敷色和套版相结合。大约在万历三十年至三十五年（1602～1607年）间，有一部套印文字的书籍出现，《闺范》十集六卷。原书系徽州人黄尚文增辑《女范编》（一名《闺鉴图集》）而成，初为四卷,以墨色印行，后将书版转售给程涓，程氏又增补五、六两卷再印，正文以墨色，朱色套评语、圈点。另外还有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新安名刻工黄一明镌刻，套色印制的《风流艳畅图》,收图24幅。以上明代早期的四种套印本，《花史》《程氏墨苑》和《风流艳畅图》是套印的版画书籍，《程氏墨苑》《闺范》《风流艳畅图》为徽州地区所刻。明代早期套印书籍能够产生在徽州，套印的内容又为图画，一定是受到明代徽州版画的影响发展而来的。其中《闺范》《程氏墨苑》最初都不是按套印雕刻的书板，而是在墨印出版之后，又改进增加了彩色套印，这种现象可解释为明代套印书籍产生之初的临时起意，偶然为之。《闺范》的出现更是对明代套印书籍文字产生了积极深远的影响,成为其后风行一时的吴兴“闵版书”的引领之作。纵观明代套印书籍大体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套印文字，包括眉批评语、句读间注，目的是方便世人进行阅读；一类是套印图像，多为图谱画录，作用是供文人雅士收藏欣赏，即胡正言所谓“原版珍藏，素遐真赏”。前者追求实用性，后者追求艺术性，不同的归属感形成了不同的套印工艺。前者的代表为吴兴闵、凌二家。闵齐伋在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第一次采用套版印制的《春秋左传》凡例中云：“旧刻凡有批评圈点者，俱就原板墨印，艺林厌之。今另刻一板，经传用墨，批评以朱，校雠不啻三五，而钱刀之靡，非所计矣。”可见当时社会对套印书籍的迫切需求。后者以金陵胡正言、吴发祥为代表。三、“闵凌刻”
从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至明末20余年，吴兴（今浙江湖州）地区印刷业异军突起，大兴雕版套印技术，社会上一时出现了大量前所未有的纸张莹洁、朱墨灿然、展卷赏心悦目的书籍，大受时人的追捧。明陈继儒曾有过形象的描述：“吴兴朱评书籍出，无问贫富，垂涎购之，然不过一卷或数卷而止。”吴兴及周边地区产生的套版印刷的书籍，世人习惯称之为“闵凌刻”。因为套版印刷的代表人物为吴兴的闵齐伋与凌濛初二人，从业人员也多出自吴兴闵、凌两大家族，两家套印书籍的数量也最多，因以闵、凌二姓冠之。也有因闵齐伋于套版印刷技术有创兴之功，称之为“闵板”的，如陶湘所编的套印版书目称为《闵板书目》。闵齐伋（1575～1656年以后）字及武，号寓五，又作遇五，号三山𫍲客。生于明万历三年(1575年)，清顺治十三年(1656年)还在世(见《六书通》自序)。诸生出身，志趣博雅，耽于著述，所著《六书通》盛行于世。另一位代表人物为凌濛初。凌濛初(1580～1644年)字元房，号初成。别号即空观主人。明崇祯中以副贡授上海丞，官至徐州通判。编有《初刻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广为流传。闵、凌二家为吴兴望族，参与套版印刷的人口众多。闵氏除闵齐伋外，尚有闵振业、闵振声、闵于忱、闵尔容、闵一拭、闵元衢、闵迈德、闵洪德、闵齐华、闵暎璧、闵光瑜、闵暎张、闵绳初、闵燧等30余人。凌氏除凌濛初外，尚有凌稚隆、凌瀛初、凌杜若、凌汝亨、凌毓相、凌毓机、凌性德、凌迪知、凌启康、凌稚德、凌延喜、凌弘宪、凌登流、凌云、凌氏凤笙阁、凌氏盟鸥馆等。闵、凌二家是明代套色印书籍的主要出版者，从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到明末，刊印了大量书籍，如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闵齐伋、闵齐华、闵象泰刻朱墨套印本《春秋左传》、明闵绳初刻五色套印本《刘子文心雕龙》、明凌瀛初刻四色套印本《世说新语》、明闵齐伋刻三色套印本《楚辞》、明天启元年（1621年）凌弘宪刻三色套印本《大佛顶如来密因修证了义诸菩萨万行首楞严经》、明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凌汝亨刻朱墨套印本《管子》、明天启元年（1621年）凌性德刻朱墨套印本《曹子建集》、明凌濛初刻朱墨套色印本《琵琶记》（插图20幅）、明末刻朱墨套色印本《明珠记》（插图16幅）等。据蒋文仙女士在《明代套色印本研究》一书中统计，存世的闵、凌二家的套印书籍共有80种，加上疑似闵、凌氏套印本，可达92种, 约占全部存世套印书籍的三分之二。闵氏所刊印的书，多以经、史为主。而凌氏所刻书则多为子、集，其中的戏曲小说大都附刻插图，精美绝伦，受人称誉。明代套印书籍都是民间自发刊印的，没有官府参与,多为私家刊行，也有少量的书坊参与。除闵、凌二家外，归安茅氏家族也有较多人口参与到套版印刷，如茅坤、茅元仪、茅兆河、茅暎等。所刻套印书籍有：明末茅震东刻朱墨套印本《新镌武经七书》、明天启元年（1621年）茅兆河刻朱墨套印本《解庄》、明末茅兆河刻朱墨套印本《绝祖》、明万历茅暎刻朱墨套印本《牡丹亭》、明末茅暎刻朱墨套印本《词的》、明天启元年（1621年）茅氏刻朱墨套印本《武备全书》。其他还有明天启二年（1622年）程明宗刻朱墨套印本《奕薮》、明天启二年（1622年）邹思明刻三色套印本《文选尤》、明天启四年（1624年）吴京刻朱墨套印本《苏长公密语》、明崇祯十六年（1643年）吴国辅刻朱墨套印本《今古舆地图》等。私家套印之外，尚有一些书坊参与套印书籍，如秀水傅氏版筑居明天启间刻朱墨套印本《毛诗振雅》《诗经金丹汇考》，庆云馆明末刻朱墨套印本《左传文苑》，金陵唐建元书坊明末刻朱墨套印本《钟伯敬先生朱评词府灵蛇》《新镌诸子拔萃》，金陵聚奎楼明末刻朱墨套印本《诸子纲目类编》，金陵王凤翔光启堂明天启间刻朱墨套印本《新刻顾鄰初先生批点四书大文》，金陵王尚果一贯斋明天启元年（1621年）刻朱墨套印本《一贯斋辑刻三元选择丹书》，秣陵周文德万卷楼明末刻三色套印本《四朋居朱订四书圣心诀》，秣陵李一公种文堂明天启元年（1621年）刻朱墨套印本《苏长公密语》等。私人及书坊采用套版印制书籍，数量有限，大多是趋于风尚，抑或射利而已。明天启二年程明宗刻朱墨套印本《奕薮》 原本藏辽宁省图书馆四、“闵凌刻”的版式风格
“闵凌刻”版式独特，多为半叶8行或9行，行18字或19字，单边板框，无界行。正文采用仿宋匠体大字，评注则用行楷体小字加以区别。正文字体颜色为墨色，评注字体为彩色，并视评注者多寡采用不同颜色加以区别。自从闵齐伋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开始朱墨套印《春秋左传》，其后相继产生了三色、四色、五色套印，套印技术日趋成熟和完善。二色以朱、墨为别，三色以朱、墨、蓝或朱、墨、绿为分，四色套印以朱、墨、蓝、紫或朱、墨、蓝、黄区别，五色则为深红、浅红、墨、蓝、黄。五色套印本《文心雕龙》刊印者凌云在《凡例》中云：“杨用修批点，元用五色，刻本一以墨别，则阅之易溷，宁能味其之旨趣？今复存五色，非曰炫华，实有益于观者……五色，今红、绿、青依旧，独黄者太多，易以紫，白者乏采，易以古色。改之，特便观览耳。若用修下笔，每色各有意，幸味原旨可也。”从以上可以了解“闵凌刻”采用彩色套版的创制初衷。一为以颜色区分正文、评语及评语人，阅读方便，二为以颜色区分同一人评语不同语意，以体味评点者的旨趣，三为色泽鲜丽，美观大方。明天启元年凌弘宪刻三色套印本《大佛顶如来密因修证了义诸菩萨万行首楞严经》原本藏辽宁省图书馆明万历二十八年刻彩色套印本《花史》 原本藏中国国家图书馆五、饾版、拱花工艺
饾版，是将画稿按不同颜色分别勾摹下来，刻成大小不等的小木版，然后逐色依次套印或迭印，最后形成一幅完整的彩色画面。其名源自一种五色小食饼，名曰饾饤，因印版与之形近，且各自为色，以名代之。拱花，则是采用凸版压印而成，使画面凸显立体效果。明天启六年（1626年），吴发祥采用饾版拱花工艺印制《萝轩变古笺谱》，上下二册，收录16类笺样178幅,上册包括画诗20幅、筠蓝12幅、飞白8幅、博物8幅、折赠12幅、琱玉12幅、斗草16幅、杂稿2幅，下册选石12幅、遗赠8幅、仙灵8幅、代步8幅、搜奇24幅、龙种9幅、择栖11幅、杂稿8幅。吴发祥，江宁人，生于明万历七年（1579年），雕印笺谱时48岁。《萝轩变古笺谱》是现存最早采用饾版拱花工艺印制的书籍。明天启七年(1627年),《萝轩变古笺谱》印成的第二年,胡正言用饾版印行了《十竹斋书画谱》，全书分书画谱、墨华谱、果谱、翎毛谱、兰谱、竹谱、梅谱、石谱八卷，每卷收图20幅，共160幅。是书影摹赵孟頫、唐寅、文徵明、沈周、吴彬、倪瑛、文震亨等名家书画题字，精雕巧印，几与原画旧书无异。书中小引云“淡淡浓浓，篇篇神采；疏疏密密，幅幅乱真”。杨文骢在《翎毛谱小序》中云：“其中皴染之法及着色之轻重、浅深、远近、离合，无不呈妍曲致，穷巧极工，即当行作手观之，定以为写生妙品，不敢作刻画观。”一经问世，即受到时人追捧，后人竞相摹仿。其后胡正言又于明崇祯十七年（1644年）开始刊印《十竹斋笺谱》，共4卷33类，收图279幅。在刻印《十竹斋笺谱》时，不仅使用了饾版技术，同时还使用了拱花技术，使天边流云、江河湍流、禽鸟翎羽、昆虫须腿、花卉轮廓、器物纹饰凸显立体效果，有跃然欲出之势，雕印精美程度更在《萝轩变古笺谱》之上，郑振铎评曰“殆集当世文士清玩之大成，亦臻往古美术图案之绝诣”， 堪称中国古代套版书籍的冠冕之作。明崇祯十三年（1640年），闵齐伋刊印了一部《会真六幻西厢》，附图21幅，卷首为崔莺莺像，正文20折各配图一幅，采用饾版套印，色彩清新素雅，刻印精巧工致，成为明代套印版画书籍的代表作。明万历三十三年刻彩色套印本《程氏墨苑》原本藏中国国家图书馆明天启二年邹思明刻三色套印本《文选尤》原本藏辽宁省图书馆六、明代套印书籍有多少
“闵凌刻”在当时究竟印了多少种书？至今也没有一个明确的数字。民国江阴缪荃孙曾有过一个估算：“闵版上起周易，下迄传奇，约百三四十部。”藏园老人傅增湘也认为可以确认的“闵凌刻”数量在一百三四十部。武进陶湘经多年潜心搜求及研究，得到了一个相对准确的数字，“总计得一百十七部，有一百四十五种，尚未尽也”。也自认为145种绝不是“闵凌刻”的全部。近些年新修的《湖州市志》记载闵、凌二家共套印书籍144种。2005年，蒋文仙女士在《明代套色印本研究》一文中有过更为详尽的统计，确定明代套色印本147种，待查者44种，散佚不可查者5种。这个统计是比较接近真实数字的。七、陶湘与“闵凌刻”
“闵凌刻”从其产生之初，以阅读方便，受到世人的关注与赞誉。然也因校勘不精，错讹脱落不少，多受学者的批评。历来毁誉参半，褒贬不一。“昔年藏书家鲜有注意闵、凌二氏之套印书者，盖视为普通读物，犹民国八九年间，银币一枚至少可购套印书之原订一册。”民国藏书家周越然一番话可以看出“闵凌刻”几百年来未受到藏家应有的重视。直到民国年间，“闵凌刻”才开始受到少数藏书家的关注。其中最为倾心“闵凌刻”的是陶湘。陶湘（1871～1940年），民国著名藏书家、刻书家。江苏武进人。字兰泉，号涉园。清末以县学生保送鸿胪寺序班，后累擢至道员。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经铁路大臣盛宣怀、直隶总督袁世凯保荐，任京汉路养路处机器厂总办、上海三新纱厂总办。辛亥革命后，曾出任中国银行驻沪监理官，重庆、天津等中国银行分行行长，北京交通银行总经理等职。民国十五年（1926年），陶湘在北京开办修绠堂书店，经营古旧书，便利其收藏。其收藏的一大专藏就是“闵凌刻”，并于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编制了所藏《闵板书目》，著录其收藏的“闵凌刻”套印本137种及知见者8种。陶氏所藏“闵凌刻”的一大特色是入藏者皆为书品上乘或初刻初印，并经重新装帧，统一将原有普通线装重新以金镶玉形式装订，换以同色瓷青纸书衣，前后加衬白棉纸护页，再配以青色六合书套，函套上粘题签。经过重新装帧，这批“闵凌刻”典雅大方、整齐划一，为书林所羡艳。陶氏“闵凌刻”在《闵板书目》成编后开始陆续散出，先是将70余部所藏“闵凌刻”复本出售给荣厚。荣厚（1874～？年）字淑章，满洲正白旗人，民国任吉林财政厅长，伪满洲国任满洲中央银行总裁。荣厚因购入这批闵凌刻，藏书室名之曰“萃闵堂”。后又将117种，售于溥仪。另有戏曲类“闵凌刻”零散出售。荣厚藏闵凌刻在日本投降后，几经辗转，1949年由东北文物管理委员会转交东北图书馆（现辽宁省图书馆）收藏。伪满洲国皇帝溥仪所藏“闵凌刻”，1948年先于荣厚所藏为东北图书馆接收。明天启七年胡正言刻彩色套印本《十竹斋书画谱》原本藏中国国家图书馆
赵前、魏立中《饾版风华:中国十竹斋木板水印技艺》,浙江摄影出版，2016年。郑振铎《中国木刻版画史略》，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蒋文仙《明代套色印本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5年。李致忠《中国古代版印通论》，紫禁城出版社，2000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