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王安石对联:
一
虽千万人吾往矣，国之有是，众之所恶，亦不足畏，不足法，不足恤，且任我霁月光风，长留天地；
至数百代复何求？奇哉一书，大哉八家，更文如峰，诗如江，词如溪，莫辜负高山流水，共仰荆公。（作者:王影子）
二
守旧易，维新难，半山但为勋业 ，何奈无他之心，而蒙天下垢；
收五州，安四海，荆公岂独文章，如斯不世之杰，应传万载名。（作者:轻语轻言）
三
与范公不俗，皆谥文，皆变法，皆与诗书满腹，政事劳心，难得先忧后乐；
乃东山有缘，同名字，同寿龄，同乃翰墨才华，簪缨门第，偶然王宅谢墩。（作者:天高云淡）
有关王安石名言:
1 人言不足恤，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
2 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而人之所罕见至焉，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
3 读书谓已多，抚事知不足。
4 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
5 善理财者，不加赋而国用足。
6 自古驱民在诚信，一言为重百金轻。
7 人怜直节生来瘦，自许高材老更刚
8 浓绿万枝红一点，动人春色不须多。
9 若不为制，所谓积之涓涓而泄之浩浩，如之何使斯民不贫且滥也？
10 不以不善而废其善。
11 不以死生祸福累其心。
有关王安石评价:
黄庭坚：余尝熟观其（王安石）风度，真视富贵如浮云，不溺于财利酒色，一世之伟人也。
颜习斋：荆公廉洁高尚，浩然有古人正己以正天下之意。及既出也，慨然欲尧舜三代其君。
唐介：安石好学而泥古，故论议迂阔，若使为政，必多所变更。安石果用，天下必困扰。
罗大经：国家一统之业，其合而遂裂者，王安石之罪也。
蔡上翔: 荆公之时，国家全盛，熙河之捷，扩地数千里，开国百年以来所未有者。南渡以后，元祐诸贤之子孙，及苏程之门人故吏，发愤于党禁之祸，以攻蔡京为未足，乃以败乱之由，推原于荆公，皆妄说也。
梁启超: 若乃于三代下求完人，惟公庶足以当之矣。悠悠千禩，间生伟人，此国史之光，而国民所当买丝以绣，铸金以祀也。距公之后，垂千年矣，此千年中，国民之视公何如，吾每读宋史，未尝不废书而恸也。
苏轼: 朕式观古初，灼见天命。将有非常之大事，必生希世之异人。使其名高一时，学贯千载; 智足以达其道，辩足以行其言; 瑰玮之文，足以藻饰万物;卓绝之行，足以风动四方。用能于期岁之间，靡然变天下之俗。（其代皇帝草诏）
有关王安石生平:
王安石，字介甫，号半山，北宋政治家、文学家、思想家，“唐宋八大家”之一，世称王荆公、临川先生、王文公。
籍贯江西临川，出生于江西临江府其父任上，父亲王益，真宗时进士，一直地方任职，其少时曾随父亲宦游四方，因此有机会体察民生疾苦。
仁宗景祐四年，随父入京，结识曾巩，曾巩以其文荐于欧阳修，为欧阳修激赏。庆历二年，进士及第，任淮南节度判官。任满，却放弃进入馆阁的大好升迁机会，继续地方任职。曾任鄞县知县、舒州通判、群牧司判官、常州知州等职。每到一处，皆勤政爱民，政绩斐然。这些基层经历，让他深入了解了北宋沉疾，也为他将来执政变法积累了经验。
地方任职近二十年，这中间朝廷多次征召，文彦博、欧阳修等执政大臣也多次举荐，但都被他以家事繁重为由拒绝。直至神宗即位，在想着有所作为的少年皇帝支持下，开始变法。
熙宁二年（1069年），时49岁，升任参知政事，针对朝廷“三冗”，陆续出台各项新法。
有关“冗费”，他出台青苗法、农田水利法、免役法、市易法……
有关“冗兵”，他制订了保甲法、保马法、将兵法，以提高军队的战斗力……
有关“冗官”，他改革科举，整顿太学，培养对社会真正有用的人才……
这些法令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军队…社会的方方面面。改革收到了一定成效，但也衍生了很多新的问题，士大夫阶层里，以司马光为首的旧党人士群起而攻之，反对新法。北宋党争开始逐渐白热化。曾经举荐他的文彦博，甚至这样对神宗皇帝说:
“君王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也。”
旧党子弹乱飞，而新党内部吕惠卿之流也为争权夺利背刺，皇帝面对各种掣肘也开始犹疑，王安石心力交瘁，两次请辞相位。熙宁九年（1076年）罢相，出判江宁，闲居江南。累封荆国公。元丰八年（1085年）神宗病逝，哲宗登基，高太后听政，重用旧党人物司马光，随后新法悉数被废。元祐元年，王安石郁郁病终，终年66岁。谥号“文”，世称王文公。
轰轰烈烈的熙宁变法最终以失败告终。
有关王安石与司马光的友情
“王荆公、司马温公、吕申公、黄门韩公维，仁宗时同在从班，特相友善。暇日多会于僧坊，往往谈终日，他人罕得预，时目为嘉祐四友。”
这段文字见于《宋人逸事汇编》。
说王安石、司马光、吕公著以及韩维，四人在仁宗朝，同在朝里为官，关系特别亲密友善，一有闲暇多终日同游，会于僧舍坊间，其他人很少能参与其中，人称“嘉佑四友”。
而其中的司马光与王安石，两个人其实性格极其相似:都品德高尚，才华横溢，朴素节俭，不贪酒色，不追求个人享受，在最会生活的风雅大宋里一点也不讲究风花雪月。因此两个人很是相投，据南宋王铚《默记》里记载:
……问荆公出处，曰：“舍人何久召不赴？”答曰：“大人久病，非有他也。近以朝廷恩数至重，不晚且来。雱不惟赴省试，盖大人先遣来京寻宅子尔。”询仁云：“舍人既来，谁不愿赁宅，何必预寻？”元泽答曰：“大人之意不然，须与司马君实相近者。每在家中云：‘择邻必须司马十二，此人居家事事可法，欲令儿曹有所观效焉。’”
选房子也愿意与司马光为邻。可见王安石对司马光的推重。而司马光也是如此，在他的《与王介甫书》里他这样说:
窃见介甫独负天下大名三十余年，才高而学富，难进而易退，远近之士，识与不识，咸谓介甫不起则已，起则太平可立致，生民成被其泽矣。
这样的两个好朋友却因为政见不同而日渐疏远，后来竟水火不容。司马光在向神宗进《弹奏王安石表》中怒言：“臣之于王安石，犹冰炭之不可共器，若寒暑之不可同时。”
当司马光主持了朝政，新法全部被推翻，同样也引起了极大争议，譬如免役法，老百姓已经适应，并且确实受益。一些旧党人物如范纯仁苏辙等人也为新法发声，但此时的司马光已经开始为了反对而反对，表现出来的执拗比从前的“拗相公”尤甚，被苏轼直呼“司马牛”。
当年三月，远在江南已经病重的王安石听说如此，忍不住叹息道:“这个也罢了吗？此法我和先帝讨论了两年之久，然后才开始推行，实在是已经考虑得很完善了呀！”
四月，王安石忧病而死。
听闻这个消息，也在病中的司马光挣扎着起身，给吕公著写了一封信，在信中向朝廷建议:
“介甫文章节义，过人处甚多……不幸介甫谢世，反复之徒必诋毁百端。光意以为朝廷宜优加厚礼，以振起浮薄之风！”
以司马光之威望，有了他定的基调，王安石死后，没有谁敢行诋毁。朝廷追封他为太傅，赐以谥号“文”，史称王文公，备极哀荣。
所谓“君子和而不同”，即使势同水火，政见截然，两个人相争，也从不涉私，肯仗义发声。
有关王安石轶事:
一
司马温公尝曰：“昔与王介甫同为群牧司判官，包孝肃公为使，时号清严。一日，群牧司牡丹盛开，包公置酒赏之；公举酒相劝，某素不喜酒，亦强饮，介甫终席不饮，包公不能强也。某以此知其不屈。”
——邵伯温《邵氏闻见录·卷十》
译文：司马温公（司马光）曾说：“昔日我和王介甫（王安石）一起做群牧司（主管国家马匹的机构）判官，包公（包拯）是群牧司使（两个人的直接领导），时包公以清廉严肃闻名。有一天群牧司里的牡丹盛开，包公摆下酒宴来与人们一起赏花，举起酒杯劝饮，我平时不喜欢喝酒也勉强喝了，而介甫从酒席开始到结束都没有喝，连包公都不能强迫。我因此知道他的不屈从的个性。”
二
王安石在相位，子妇之亲萧氏子至京师，因谒公，公约之饭。翌日，萧氏子盛服而往，意为公必盛馔。日过午，觉饥甚而不敢去。又久之，方命坐，果蔬皆不具，其人已心怪之。酒三行，初供胡饼两枚，次供猪脔数四，顷即供饭，旁置菜羹而已。萧氏子颇骄纵，不复下箸，惟啖胡饼中间少许，留其四傍。公取自食之，其人愧甚而退。
译文:王安石做宰相的时候，儿媳妇家的亲戚萧公子到了京城，就去拜访了王安石，王安石邀请他吃饭。第二天，萧公子穿着盛装前往，料想王安石一定会用盛宴招待他。过了中午，他觉得很饿，可是又不敢就这样离开。又过了很久，王安石才让他入座吃饭。菜肴都没准备，萧公子心里已经觉得很奇怪。喝了几杯酒，才上了两块胡饼，再上了四份切成块的猪肉。一会儿就上饭了，旁边只安置了一碗菜汤罢了。萧公子（平时）很是骄横放纵，就放下筷子，只吃了胡饼中间的一小部分，把四边都留下。王安石把剩下的饼拿过来自己吃了，萧公子见状很惭愧地告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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