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策划】外国未成年人犯罪的惩戒与治理 | 日本未成年人犯罪刑责之变

当代日本未成年犯罪治理，主要是依托四个未成年杀人案件来推动的。 

案例一：1988年“绫濑水泥杀人案” 

这是直接导致日本延长未成年刑期的未成年人杀人案件。1988年11月25日晚上，未成年人宫野裕史、凑伸治、渡边恭史、小仓让绑架了独自骑自行车回家的17岁女高中生古田顺子，并对她实施了长达41天，数量多达500次的虐待、蹂躏和践踏。期间，这4名未成年人残害古田顺子的手段极其变态、残忍，以至于无法用书面语表达。为了炫耀，这4名未成年人还找来另外2名未成年人中村哲夫、井原浩，6人共同折磨古田顺子。1989年1月4日，古田顺子最终因残酷的折磨致死。由于害怕事情败露，这4个未成年人将古田顺子尸体分解并装入空油桶当中，用水泥封住，将其扔进了大海。1989年3月因参与“分享”的一个少年犯事，在警局供出了折磨古田顺子的案情。警方也依据线索在东京都江东区若洲内找到了封尸的油桶。至此，宫野裕史等4名未成年人实施的绑架强奸虐待等犯罪行为被发现。 

该案件因为手段极为恶劣而在日本引起了极大震动。另据警方调查，1988年11月8日，宫野裕史、小仓让、渡边恭史就已经轮奸了一位未披露姓名的19岁少女，并对她进行了多次威胁。由于日本《少年法》对犯事的未成年保护有加，不仅没有死刑，也很少有长期的徒刑，通常是象征性地在少年院待几年就出来了。此事件推动了日本《少年法》的修改，增加了长刑期的规定。经过多方激烈博弈，1991年7月12日，东京高等法院最终分别判处宫野裕史有期徒刑20年，渡边恭史、小仓让有期徒刑5年以上10年以下，凑伸治有期徒刑5年以上9年以下。值得一提的是，小仓让实际上只服刑2年便被家人保释，并改了姓。但2004年他再次寻找目标，实施第二个“顺子”囚禁计划，幸亏被警方及时发现并逮捕，判处有期徒刑4年。宫野裕史因在狱中表现良好被提前释放，但2013年1月，因为汇款诈骗被警方逮捕。2018年8月，凑伸治也因杀人未遂再度被捕入狱。

案例二：“酒鬼蔷薇圣斗”事件 

这是直接导致日本降低未成年刑事责任年龄的未成年人杀人案件，又称“神户连续儿童杀伤事件”。该事件于1997年发生在日本兵库县神户市须磨区，当时14岁的中学生少年A（东真一郎）杀害两名、重伤三名小学生。案发后，少年A在神户市内的一所中学校门口，留下一封自称“酒鬼蔷薇圣斗”的挑衅警方的信。6月4日，神户新闻社又收到由“酒鬼蔷薇圣斗”寄出的“犯行声明文”，内容为凶手的犯案自白。 

在案件侦查的过程中，警方曾一度怀疑凶手为20岁至40岁的男子，最终警方锁定少年A，并对他做秘密调查。6月28日，警方在少年A住处找到凶器，以及上千本充满暴力元素的色情漫画、色情影片，最终将其缉拿归案。 

1997年10月13日，神户家庭裁判所判定将少年A送到少年感化院进行诊断。2004年，已经成年的东真一郎（少年A）从少年院退院，踏上重回社会的道路。不过，2000年，日本国会因为这次的事件，将犯罪刑责的最低适用年龄从16岁降至14岁。 

案例三：1999年福田孝行杀人案

这是日本第一起判处未成年人凶手死刑的杀人案。1999年4月14日，刚满18周岁的福田孝行觉得自己应该来一场“性爱仪式”，于是伪装成一名排水管检查工人，骗取独自在家带幼儿的家庭主妇本村弥生开门，然后直接扑倒本村弥生意欲强奸。本村弥生进行了激烈的反抗，福田孝行遂用手扼住本村弥生脖子，将本村弥生勒死，然后用绳子勒死了孩子。待到下班时间，本村弥生的丈夫木村洋回到家，发现妻女被奸杀，于是报警。据警方调查，案发前福田孝行曾多次到木村洋家踩点，发现木村洋是一个上班族，家里常常只有本村弥生和年幼的女儿，所以他就动了强奸本村弥生的念头。 

案件促使镇子里的居民自发聚集到广场，强烈谴责福田孝行的罪行，要求立即对凶手判处死刑。因为福田孝行不足20岁，当时在日本还是未成年人，很大概率上无法判处死刑。同时，日本有一个“废除死刑”的人权主义激进团体，派出多位资深律师，组成“世纪律师辩护团”，集体来为福田孝行辩护。在三审，即2008年4月22日，日本高级法院开庭之际，“世纪律师辩护团”成员甚至多达21名律师集体为福田孝行辩护。木村洋没有那么多律师帮助，三审当日却有4000名日本民众聚集在高级法院门前支持木村洋。福田孝行自恃熟知日本法律，觉得未成年人犯罪不会适用死刑，即使判定无期徒刑，几年之后就能出狱。为此，福田孝行在一审、二审时态度傲慢，甚至在三审维持一审、二审的无期徒刑时，他还微笑着向参加庭审的听众做了一个“V”手势表示胜利。

案件继四审之后到第五审出现了转折性的变化，原因是木村洋获得了新的证据。2012年2月20日，最高法院据此判定凶手并无真正悔过之心，遂判处凶手死刑。闻讯的福田孝行顿时慌张了。在“世纪律师辩护团”律师的指导下，福田孝行赶忙写悔过书，又通过监狱采访向木村洋道歉，希望求得谅解。尽管福田孝行成为日本历史上最年轻的死刑犯，但在“世纪律师辩护团”律师的帮助下，他至今并没有被执行死刑，而是安然关在广岛监狱中。不过，正是由于福田孝行杀人案，日本社会开始推动《犯罪被害者保护法》《改正刑事诉讼法》以及《改正检察审查会法》等新法案。 

案例四：2021年远藤裕喜杀人案

2021年10月12日凌晨3时30分左右，日本甲府市发生了一起恶性罪案。当时年仅19岁的远藤裕喜从窗户潜入井上盛司（时年55岁）家，将井上盛司及其妻子井上章惠（时年50岁）杀死，死者身上有十多处刀痕。远藤裕喜还用砍刀袭击了井上盛司的二女儿，致其重伤，后被大女儿美代子冒死救走并报警。远藤裕喜遂放火烧毁了井上盛司家的房子。事后远藤裕喜向警方自首。据远藤裕喜供述，他杀人的原因是前不久向美代子求爱被拒，怀恨在心，决定“杀美代子全家、侵犯美代子、放火烧了美代子的家以销毁证据”。 

因为求爱被拒就杀死女方全家，这样的犯罪行为在日本社会引起恐慌。不过，该案件特殊之处在于凶手犯罪时，年仅19岁。根据以往日本《少年法》规定，当嫌疑人未满20岁时，案件审理不公布嫌疑人姓名。不过，2022年4月1日起，日本《民法》规定的成年年龄从20岁降到了18岁。不久，日本未成年人法《少年法》也得到修订，将18岁至19岁犯罪者列为“特定未成年人”。远藤裕喜因此作为“特定未成年人”接受审判。检察机关以“特定未成年人”起诉后公开了他的真实姓名，这在日本是首例。2024年1月18日，日本法院认为远藤裕喜犯罪时虽为未成年人，但法官认为他改过自新的可能性不大，且因触犯了“以特别残忍的手段杀害两人以上”的条款，最终被法院判处死刑。

日本少年司法的基本法是《少年法》。该法自1922年颁布至今，已逾百年。《少年法》的沿革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旧法阶段（1922-1946年），第二阶段是新法普及阶段（1947-1999年），第三阶段是新法改革阶段（2000年至今）。《少年法》最大的特色是将未成年人作为特殊的适用主体，从而与成年人区别对待，引入科学主义，开创了少年司法的体系，以及保护未成年人隐私（禁止公开未成年罪犯的姓名等信息）；最大的争议是关于成年人年龄的认定，自1876年以来，均以20周岁以下作为未成年的标准。《少年法》共修正了38次，最近一次是2022年4月。根据日本《民法》修正案，2022年4月1日起，日本成年年龄从20岁下调至18岁，即18岁为成人（此外，女性结婚年龄也从之前的16岁上调至与男性相同的18岁）。为配合成年年龄的下调，《少年法》也进行了修改，即年龄在18岁和19岁的人士被定位为“特定未成年人”，将继续受到保护，但原则上从家庭法院送回检察机关的案件对象范围扩大，与17岁以下人士的处理方式有部分不同，并且满18岁之后，一旦被起诉，媒体就可以报道真实姓名和照片。

20世纪80年代以来，日本青少年犯罪数量飙升，而且性质恶劣。不过，日本一些媒体表示，近年来随着日本成人年龄下调到18周岁，尤其是近年来刑事责任年龄下调到14周岁，日本民众普遍认为少年罪犯的罪责和权利保障也相应改变。通过2017-2021年日本刑法罪犯数汇总表数据的比较不难看到，自2017年以来，在日本犯罪数量总数下降的同时，少年犯罪数量也呈现下降趋势。具体而言，日本少年犯罪单个数量，2017年为26797件，2018年为23489件，2019年为19914件，2020年为17466件，2021年为14818件。日本少年犯罪数量占日本犯罪数量的占比也由2017年的29.3%降到2021年的26.1%。

【作者简介】黄悦波，博士，法学副教授，北京市公安交通管理局民警，首都法律法学人才库专家、教育部国别研究备案中心“湘潭大学南亚研究中心”研究员。历任北京警察学院“国别与区域警务研究中心”主任、公安部国际合作局“国别和区域研究专家”。研究方向为行政法、国别警务、希伯来法。出版专著编著6部，相关书籍获得省级二等奖；发表论文50余篇，相关文章被“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全文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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