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我们满族文化网发文章《日本人记录的溥仪在建国典礼上》，今天刊登的应该就是在昨天讲的之前的事情。
1932年2月18日是溥仪的26岁生日。（满族文化网注：就在这天，东北行政委员会已经发布《满蒙新国家独立宣言》，具体可以看我们满族文化网的文章《满洲国的建国节》）居住在旧肃亲王府的溥仪只受到了身边寥寥几名旧臣的祝贺，而他对满州的独立宣言还一无所知。几名旧臣虽然从报纸上得知了此事，但他们和工藤铁三郎一样，决定等正式通知后再禀告溥仪。（满族文化网注：工藤铁三郎被溥仪改名为工藤忠，和吉冈安直一样是溥仪身边两位日本忠臣，具体见我们满族文化网文章《颠覆认知，帝室御用挂吉冈安直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2月19日，溥仪获悉东北行政委员会宣布建设共和制的新国家，深受打击。
逃离天津时，溥仪认为复辟是可以实现的，而且也得到了土肥原的“保证”，虽然来到满州后一直是“软禁”状态，但并没有影响他对复辟的憧憬，郑孝胥、罗振玉也一直在奉他的指示到奉天与关东军司令部和相关要人协商复辟一事。然而最终的结果却不是复辟而是共和。
溥仪对着罗振玉等人大骂“骗子”，在《自传》中溥仪记述道，遣走旧臣后，他独自在屋内转来转去，捏碎了一根又一根香烟，脑中尽是“若非复位何以正统系、何以对待列祖列宗在天之灵”、“何必千里迢迢跑来这里呢”、“我如果不当皇帝，我存在于世上还有什么意义呢”、“把土肥原、坂垣恨得要死”之类的思绪。
心境渐渐平复之后，溥仪召来郑、罗二人，让两人向关东军传达“复辟”的要求，“如果不接受我的要求，我就回天津去！”
工藤铁三浪也对共和制感到震惊，他将此事急电了老师小川平吉。小川已经从右翼浪人长冈重夫那儿获悉了相关情报，情报称日侨和溥仪阵营都反对这样的“无视王道的变态国体”，溥仪不应就任大总统而应“等待天命”。小川也是反对共和制的，他认为为防止民众赤化，除了帝制，其它政体都不合适，新国家如不能直接采取帝制，在不远的将来也要施行，国家元首决不能用象征“共和制”的总统，“摄政”或“执政”是向帝制过度的适当称呼。（满族文化网注：实行共和，主要是因为四巨头开会，臧式毅坚决主张共和，而选择折中的方案，先按共和制实行。具体可以看我们满族文化网的文章《满洲国是怎么建立起来的？》）
20日是大选日，小川仍然拜访了荒木贞夫和芳泽谦吉，提出了他的意见。芳泽表示国际联盟派团在即，总统这个称呼更容易得到民众的认可，帝制之事等他一月份从日内瓦回来途径奉天时再和关东军商议。根据小川的观察，芳泽和荒木实际上应该是不排斥帝制的，那么帝制的实现还是大有希望的，小川因此拜托荒木将上述意向转告给20日进京汇报工作的石原。
2月21日，小川致电罗振玉：“建议宣统帝不要接受总统称号，一定要掌握帝王的实权才可出面。”
下午三点电报到达旅顺，罗振玉、郑孝胥带着各自的儿子立即赶往奉天沈阳旅馆，坂垣、和知、片仓和甘粕接待了他们。
坂垣等人很清楚他们的意向，因为溥仪这边“复辟派”最近的活动相当频繁，东北行政委员会也受到了影响。在马占山、熙洽归任后，委员会18日继续商议建国相关事宜，在复辟派的干预下，20日拿出一个提案：国体为君主制或非民主制，国号为大中国或大同国，国家首脑称监国……这个提案显然违背关东军的方针，根据和知的报告，张景惠因为曾经是清廷旧臣，所以也是主张施行帝制的。
郑、罗二人携带有溥仪交待的十二条复辟理由：“一、尊重东亚五千年道德，不得不正统系；二、实行王道，首重伦常纲纪，不得不正统系……”这些理由强调统驭国家、促进中日两国共存共荣、信服满蒙人民、争取蒙古、保证东亚安宁都需要有与日本一致的“正统”国体。前八条是溥仪罗列的，后四条是陈曾寿添补的，每一条的结尾都是“不得不正统系”，以此显示其强硬态度。
坂垣则表示已经用“执政”取代了“大总统”，“执政”也是暂时的，等新国家成为帝国，就自然转为“皇帝”，如果一开始便复辟，容易引发民族间的分裂，目前必须顾及国际情势，建立一个全新的国家。
不知出于何种考虑，两人并没有向坂垣出示十二条理由，只是一味坚持复辟并称这是清朝遗臣们的“夙愿”，如果不能复辟，溥仪准备返回天津。
无论是关东军还是东京方面，都认为不管国体如何选择，这个新国家的元首一定是溥仪，因为在三千万满州人中，汉族占了近八成，汉人官员中缺乏拔群才干的领袖，最多只是一方枭雄，其他民族中也没有这样的、能够得到全体认可的人物，只有溥仪是最合适的人选，如果溥仪不肯出面，新国家成立的基础将出现动摇，从而引发国际社会的干涉，最终导致流产。东北行政委员会中支持帝制的也大有人在，如熙洽、谢介石、邵麟（凌升的代表）等，溥仪的离去肯定也会导致委员会的分裂。
坂垣望着郑、罗和他们的儿子郑垂、罗福葆，感觉这些人是在担心将来的官位，近期奉天来了许多遗臣遗老向委员会活动，寻求一官半职。坂垣于是表示他将亲自拜谒溥仪。
2月23日上午八点，坂垣和郑罗二人飞赴旅顺。
郑罗二人先会见了工藤，然后向溥仪复命，他们决定先劝说溥仪同意就任“执政”。
面对溥仪的咆哮，两人痛陈此事已成定局，军方表示执政即元首，缺少日本的援助，复辟绝无可能，眼下不宜与日本反目。
下午两点，坂垣带着翻译中岛比多吉见到了溥仪，坂垣首先说明了建立新国家的经过，介绍了“满州国”国名、五族平等原则、国旗样式等情况。
溥仪质问：“这是什么国家？难道这是大清帝国么？”
坂垣表示“满州国”不是大清帝国的复辟，东北行政委员会一致推戴“阁下”出任新国家的元首，即担任“执政”。
“阁下”这个称呼令溥仪激动起来，连“陛下”都不叫了，显然关东军没把他当“皇帝”看待，溥仪抗辩道，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东北行政委员会代表满州人民请的不是我溥仪个人，而是大清朝皇位的继承者！若无此称谓，满州人心必失！日本是天皇制，为什么关东军会同意搞共和制？坂垣则解释执政是过渡性质的，等议会成立可以通过恢复帝制的宪法。
争辩了约三个多钟头，双方未能达成一致。送走坂垣后，郑孝胥不安地提醒溥仪，伤害日军感情是为不智之举，张作霖的下场就是殷鉴。结合“阁下”的称呼，溥仪突然感到害怕起来，他意识到在日军的眼下，他这个“龙种”和土匪出身的张作霖是“平等”的！
当晚，在大和饭店，溥仪怀着复杂的心情设宴招待了坂垣。
翌日上午，坂垣通知郑孝胥，关东军不会就帝制问题重新考虑。原来，经过两次与本庄的电话沟通，本庄指示“满州国”、“执政”、“民主主义执政制”不得更改。
听到郑孝胥等人带来的“最后通告”，溥仪“腿一软，跌坐在沙发上，半晌说不出话来”，最后还是罗振玉拿出了一个对策：如一年内不能实现帝制即行退位。
晚上六点，坂垣回到奉天向本庄报告了溥仪同意出面的结果。
2月25日下午五点，东北行政委员会正式发表了新国家的形式：国号“满州国”、元首“执政”、政体“民主主义共和制”、国旗“新五色旗”、年号“大同”、首都“长春”。
“满州国”一名出自乾隆上谕“我朝肇兴时旧称满珠，而汉字相沿为满州”，“大同”则出自《易经》的“天下大同”一语。“五色旗”象征五族和谐，红蓝白黑黄五色分别代表热情赤诚、青春活泼、博爱平等、坚韧不拔、沃土庆福。
建国日定于3月1日，以纪念爱新觉罗氏占领抚顺、奠定清王朝基础之日。新国家的组织机构也已审定，只是人事问题尚未完全确定，因为各派系及溥仪旧臣都得照顾到，2月29日，坂垣再度飞到旅顺与溥仪旧臣们商议人事问题。
奉天市内从27日开始，张灯结彩、装饰电车、汽车，举行了庆祝建国的游行，各地也举办了各种庆贺仪式，建国热潮席卷全满。
日本的报纸也是连日登载“满蒙景气”的新闻，满载大小建筑社团的客轮涌向大连港，满铁调查部挤满了商谈开设各色商店的人们。东京市职业介绍所挂出了“移民新娘”的广告，其策划者是“日本妇女海外协会”（会长松平俊子）。外务省公开招募领事馆巡查，东京市社会局研究起将“失业知识分子”送往满州的计划并设立了面向大学和高专的“东京市知识阶级职业介绍委员会”。很有些要将日本的“贫困”移往满州的氛围，总之，满州的“新发展”、“新机会”给日本国内注入了“活力”，“到满州去”、“到满蒙去”的声音与日俱增。
建国日程表快速地推进着，3月1日，满州国政府发表了建国宣言，并派出张燕卿、赵仲仁等八人前往旅顺邀请溥仪“出山”。这个仪式被安排为“三顾茅庐”的方式，所有的言辞都是事先拟定好的，溥仪按约定以“非薄德所能胜任”为由“婉拒”了第一次“请愿”。3月4日，请愿团人数增至29日，溥仪表示可以以一年为期出面主持政务。3月5日，张景惠等十人再次“请愿”，溥仪最终同意“出山”，执政就任式定于3月9日在长春举行。
3月6日上午七点半，郑孝胥、罗振玉父子、工藤、上角、甘粕等30多人陪同溥仪乘汽车前往大连，九点多在沙河口站登上火车。
中午，火车抵达汤岗子，车站顶上交叉着日章旗和五色旗，站台上对翠阁旅馆的服务员们站列整齐迎接一行人，前往旅馆的道路两旁，杨树和柳树刚刚吐出新绿，拄着文明棍的溥仪在春光下步履矫健……
本文首发于儿岛襄《满洲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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