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著名国际战略学家劳伦斯·佛利德曼曾经说过：
“在广岛和长崎被原子弹轰炸后，没有哪个国家像中国一样如此接近核打击”。
佛利德曼说的可不仅仅是在地理上的近，因为他说这话的背景时新中国刚刚成立，正在面临美国的核威慑。
言外之意就是，新中国面对核打击的概率接近日本的长崎和广岛，美国能把原子弹扔到日本，那么自然也有能力扔到中国。
这就是建国初期美国对中国的核威慑。
早在朝鲜战争时期，美国就多次叫嚣要对志愿军使用核武器。1950年11月30日，时任美国总统杜鲁门在记者会上公然宣称：将考虑使用核武器，以应付军事局势。
此话一出，迅速引起轩然大波，有意思的是杜鲁门的讲话没有将中国人吓倒，反而让西方国家吓出一身冷汗。法国大使肖夫尔说：
“荷兰代表含着眼泪问他是否有机会避免战争。”
英国大使格拉德温·杰布说：
“西欧其他国家的人与英国人同样有巨大的担心，即美国正在一个不可思议的时间里和可能出现的最困难的战略条件下，使他们在亚洲投入战争。”
在英国伦敦，大约100名工党议员联名向首相艾德礼致信，反对在任何情况下使用核武器。英国首相艾德礼也迅速飞往华盛顿，阻止美国使用核武器。
西方国家的反对绝非善意，主要原因是担心遭到苏联的报复，因为中苏已经签署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正是这一条约的存在，让欧洲各国担心自己会成为苏联人的打击对象。
虽然杜鲁门没有按下核按钮，但是美国对中国的核威慑却贯穿了整个朝鲜战争。
甚至在1953年2月11日，朝鲜战争接近尾声时，时任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在美国国家安全会议上还在对中国进行核威慑：
“我们应在开城地区使用战术原子武器，该地为这类武器提供了极好的目标。”
今天的我们恐怕难以体会到上世纪50、60年代，我们在帝国主义的核讹诈下所面临的那种铺天盖地的恐怖和威压。陈毅元帅为什么说：“就是当了裤子也要搞原子弹”!
不就是深感美国的核威慑吗？而且是屡屡对我国进行威慑。
试想一下，如果美国人真的发了疯，向朝鲜战场或是中华大地投掷了原子弹，那对我们来说，无疑是巨大的灾难。
摆脱美国人的核威慑只有一条路，那就是快速发展自己的核武器，打破美国的核垄断。
在1956年4月的《论十大关系》中，毛主席就明确提出要研制原子弹：
“我们现在已经比过去强，以后还要比现在强，不但要有更多的飞机和大炮，而且还要有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
所以，有原子弹不用，和没有原子弹，完全是两回事。
但是研制原子弹太难了，以当时中国的国力，想在一穷二白上研制如此高尖端武器，非常不现实。我们只能寄托苏联的帮助。
因为朝鲜战争的缘故，中苏关系在朝鲜战争后达到了顶点，苏联对中国援助了大量工业设施，其中就包括原子弹工程。
但是，苏联人虽然派出专家援助，但是在关键技术上还是留了好几手，比如提供我们的图纸，就故意弄了几处错误，使得我们的专家不仅要学习理论知识，还要检验和研究苏方的图纸是否正确，无形中加大了很多工作量。
但即使如此，我们对苏方的帮助还是充满期待的。但是中苏关系却在1958年后发生了巨大变化。
1958年，是中苏关系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苏联接连提出“长波电台”“联合舰队”两个侵犯中国主权的要求，在中印边境冲突中，苏联还故意偏袒印度，中苏渐渐出现裂痕，矛盾最后公开化。
1960年，苏联正式撤走在华全部专家，同时停止供应一切技术设备和资料。不少与中国科技人员有交往的苏联专家，临走前以各种方式把有关的技术资料留了下来。有的在销毁资料时，却把碎片有意留在了地上。从这些碎片中，中国技术人员得到了许多宝贵的信息，对继续进行未完工的工程有很大帮助。
当然，苏联专家中也有不友好的，他们不但不留资料，并且还说：“这是对你们的毁灭性打击，你们只能守着一堆废铜烂铁。”“从此你们将处于技术真空状态，中国人20年也搞不出原子弹。”
虽然没有了苏联的支持，但我国更加坚定了研发核武器的决心。在我国科研人员的不懈努力下，我国核武器的研制也在稳步推进。
但是危险也随之来临。这个危险就是来自美国。
美国人对中国的核计划起初并不十分清楚，直到1959年的9月，美国才得到了兰州气体扩散厂的照片。1960年8月，美国间谍卫星才第一次得到中国的有效图像，而因为航程的关系，U-2侦察机也很难飞到罗布泊这样深远的中国内地。
1960年底，美国的情报分析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中国开采铀原料以及建立浓缩铀工厂，大约是用铀来生产钚。
随着对情报的深入，美国最终确认中国正在研制核武器，为此美国制定了军事计划，意在将中国的核武器扼杀在摇篮中。
1963年4月，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向国防部长提交了一份关于打击中国核设施的方案，包括直接打击和间接打击。直接打击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A、派国民党军队对大陆进行渗透、破坏；
B、实施海上封锁；
C、南朝鲜向北朝鲜发动进攻，对中国施加压力；
D、对中国核设施进行空中打击；
E、使用战术核武器对打击中国目标。
时任美国总统肯尼迪对打击中国核武器研制计划势在必得，他曾说过这样一句话：
“只要我活着，中国就研制不出原子弹。”
巨大得压力让我国时刻对美国保持着警惕，不仅科研人员隐姓埋名，加以保护，而且时刻对美国的侦察予以防备。
开国上将、时任第一颗原子弹基地总指挥张爱萍，于1998年在写给邓稼先妻子许鹿希的一封复信中，写了这样一句话：
“记得是1962年-1963年间，曾获悉肯尼迪以可能的手段破坏我兰州核燃料扩散工厂……在1964年8、9月间，夜间常在空中看到卫星经过试验区上空进行空间侦察。”
美国对中国会不会采取军事打击，当时谁也说不准。
再想到肯尼迪的“豪言壮语”，在他眼中，中国的核武计划仿佛不可能实现。但是让肯尼迪自己没有想到的是，自己会先于中国原子弹爆炸前离世。
1963年11月22日，时任美国总统肯尼迪在美国德克萨斯州遇刺身亡。
1964年10月16日，中国自行制造的第一颗原子弹于新疆罗布泊爆炸成功
肯尼迪的那句话语，本意只是表达自己坚决反对中国研制原子弹的决心，结果没想到却一语成谶，成了自己生命的预言。
再回头看肯尼迪的“诺言”，他确实做到了，在他生前，中国的原子弹也确实还未研发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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