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巴（西）关系历经波折 迅猛前进

然而，好景不长，巴西政坛风云突变。1964年4月爆发军事政变，推翻了古拉特政府，其间还发生了九名中国在巴西工作人员遭捕的严重事件，两国间刚建立的联系全面中断。此后很长一段时期，两国的关系处于十分冷淡的状况。

60年代后期，两国仅有一点微不足道的间接贸易，人员交流甚少。直到1972年，中巴两国才恢复直接贸易，人员往来也逐渐有所增加。

1971年，美国乒乓球队与中方人员合照。

进入70年代，毛主席、周总理以“小球”推动“大球”，中美关系打开了，世界局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到1974年，已有10个拉美国家同新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拉丁美洲的第一大国——巴西再也不能按兵不动了。

新上任的总统盖泽尔虽然也是位将军，但属三军中温和派，思想比较开明。他上任不到一个月，就同他的外交部长西尔维拉做出了要“在国际上大步跃进”的决策，而这一“跃进”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发展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

巴西新政府认识到，人口众多的中国已经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国际地位进一步提高，巴西再也不能忽视中国的影响和中国的大市场。总统和外长都意识到巴西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有利于改善自身形象，摆脱在国际上的孤立。

以往巴西在国际事务中一向追随美国，在包括与社会主义国家发展关系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上都要看美国的眼色行事。进入70年代后，加拿大、意大利、日本、联邦德国等主要西方国家相继与中国建交，尼克松访华为中美关系正常化奠定了基础，这在客观上消除了巴西因接近“共产党中国”而得罪美国的后顾之忧。

再者，当时巴西在知识产权和200海里海洋权等诸多问题上常与美国发生摩擦，与中国接近在政治上可得到支持。同时，巴西在经贸合作上也开始对中国寄予厚望。巴急需开拓新的出口市场，希望中国能长期向其供应石油和煤炭，缓解其能源危机，此外在科技合作领域也对中国表现出极大兴趣。

受上述因素驱动，巴西盖泽尔政府决心尽快摆脱被动，设法与中国接近，谈判解决两国关系正常化问题。

埃内斯托·盖泽尔（1908-1986年），巴西总统（1974-1979年）、陆军四星上将。

1974年早春季节，莫斯科覆盖在建筑物上的冰雪已经消融。在一次外交场合，巴西驻苏联大使马里尼奥主动走近中国驻苏联大使刘新权身边，与刘大使攀谈说他在国内休假期间曾多次见到刚上任的盖泽尔总统，向新总统建议发展与中国的关系。他还说，巴西外长西尔维拉也对此持积极态度，支持发展两国关系。

四天后，马里尼奥正式约见刘新权大使，就发展两国关系问题进一步商谈，并向刘大使转交了一些资料和一个“非正式”文件，主要内容是：

最后，巴西大使告，巴西政府对建立两国关系的设想是：首先派有外交官员参加的贸易代表团互访，然后互设常驻商务代表处，最后建立外交关系。

中国外交部美大司对巴方提出的方案进行了认真讨论，提出了对策。

这年4月3日，刘新权大使拜会马里尼奥大使，转达了中国政府对巴西总统和外长对我国人民和领导人表示良好祝愿的感谢，并受命表示：中国政府赞赏巴西政府关于建立两国关系的积极姿态，中方对发展两国关系同样持积极态度，相信中巴建立友好关系符合两国人民的利益，欢迎巴方提出具体方案。

刘大使还向对方阐明了中国对台湾问题的原则立场，表示中国在建交问题上一般不再搞过渡性机构的做法。

马里尼奥表示，巴西政府了解中国对台湾问题的立场和建交原则。他还询问，由于巴西与台湾经济、贸易联系较多，在与中国建交后能否保留与台湾的贸易关系。

刘大使表示，这些问题可由两国政府委派的代表商谈。

4月9日，巴方派出口商协会主席科蒂尼奥率代表团访华，巴外交部亚非大司亚大处处长布埃诺参赞作为该代表团成员，同我外交部美大司司长林平进行了接触，提出要同我政府对话，并邀请中国政府尽快派官方代表团访问巴西。

李先念副总理接见了代表团全体人员。谈话中，李副总理有意识地说：“过去中巴两国间发生一些不愉快的事，在两国建交前，应该采取措施，消除这一问题。”

1974年8月7日，中国派出以外贸部副部长陈洁为首的政府代表团抵巴西。这是“九人事件”后第一个访巴的中国代表团。巴西政府十分重视此次访问，给予破格的礼遇，派专机把中国代表团从里约热内卢接到巴西利亚，在首都机场铺了红地毯，安排了仪仗队。

中国代表团成员中包括外交部美大司主管拉美事务的副司长陈德和。陈德和后来回忆当时情况时告诉我，他按照司领导指示，这次去只准备就两国建交问题与巴方接触，进行一般性探讨而已，谁也没有料到巴西政府会利用代表团到访之机，立即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

代表团抵巴当天，巴外长西尔维拉会见代表团全体成员时明确表示，这次代表团来访主要解决两国建交问题，为此需要多少时间就保证多少时间，并指定外长特别助理卡瓦尔蒂当晚就同陈德和副司长进行谈判。这下难为了陈德和，他只得实言相告，谈判两国建交问题尚需请示国内。

于是，第二天，陈德和与翻译陈笃庆在巴方两名保卫人员护送下飞往邻国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陈德和在我驻阿根廷大使馆与国内取得联系。四天后，他得到了国内具体指示和授权，立即飞回巴西利亚，接着与巴方谈判。

谈判中，一开始巴方提出在建交公报中不提及台湾问题，陈德和就此问题表示了我原则立场，强调台湾问题必须写入建交公报。陈洁副部长和西尔维拉外长经过几次会谈后，双方达成协议，建交公报按“加拿大方式”处理。

中方进而提出台湾“使馆”馆舍属中国国家财产，应归还中方的要求，巴方保证将此馆舍归还给中方。

1961年8月，毛泽东主席会见来访的巴西副总统古拉特。

对“九人事件”一案，巴西方面开始时表示双方宜向前看，不提旧事，后经中方争取要巴方有个交代，巴方痛快地承认：1964年对九个中国公民一案“政治上是错误的”，关于这一案件中的司法诉讼未了问题，巴西政府保证将采取措施予以撤销。至此，中巴建交谈判的一切问题都得到了圆满解决。

建交谈判如此顺利地达成协议，虽说符合当时的历史潮流，但多少也有点快得出人意料。

关于贸易问题，巴方指派亚非大司司长扎巴和贸促司司长利马同中国外贸部三局局长郑拓彬和贸促会副主任李川具体商谈，也很快地达成协议。双方同意签署一项3-5年巴向我供糖的长期协议（每年最多达20万吨），并同意签订政府间贸易、海运协定，建立混合委员会，以便商定贸易和举办展览等。

1974年8月15日，陈洁副部长代表中国政府同巴西政府代表西尔维拉外长正式签署了两国建交公报。公报全文如下：

根据巴方建议，巴西外长和中国贸易代表团团长于16日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巴西联邦共和国贸易会谈纪要》。当日下午，巴西总统盖泽尔单独接见了陈洁副部长，双方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中巴建交时，双方还就台湾问题达成口头协议和谅解：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巴西联邦共和国建交之日起，巴西联邦共和国即同台湾终止关系，并采取有效措施使台使馆人员及其他官方、半官方人员一律在一个月内撤离巴西。今后，巴方不得同台湾发生任何官方和半官方的往来。不言而喻，巴西政府也不得同台湾搞任何变相的官方或半官方的机构。

建交公报发表3个月后，巴西政府派其驻香港总领事莫尔和一秘萨登贝克到北京同美大司谈判建馆事宜，11月28日达成协议，由两国外长换函确认。

协议规定根据对等原则，各自对对方建馆提供协助和方便；确定使馆人员最大限度为45人（不包括家属）；遵守驻在国政府对外交代表团的非歧视性措施的一切规定。

1974年12月18日，中国派驻巴西的临时代办王本祚参赞等12人抵达巴西利亚建馆，住国家饭店，第二天拜会了外长、递交了代办介绍信。当晚，盖泽尔总统便接见了王代办。巴方很快将台湾“使馆”馆舍和大使别墅及五辆汽车交给使馆。同月，巴西驻中国大使馆临时代办普鲁恩萨抵北京建馆。

中国政府任命当时在哈瓦那任驻古巴大使的张德群为中国驻巴西首任大使。巴西政府任命资深外交官纳波莱昂为首任驻华大使。1975年4月1日，纳波莱昂大使到任，十天后向朱德委员长递交了国书。

张德群大使与随行人员共7人，于5月2日抵巴西，5月16日向巴西外长西尔维拉交了国书副本，并进行了友好的谈话。这位外长对他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我们两个大国建交很重要，但两国关系的发展得慢慢来，像大象走路，稳步前进，有时可能坐下来，但倒退是不可能的。”这句话以后就成为两国关系发展的名言。

1975年5月，中国首任驻巴西大使张德群（手执文件者）向盖达尔总统递交国书。

19日，张大使向盖泽尔总统递呈国书并进行了友好谈话。盖泽尔总统表示：“我对两国建交很高兴。我们不能忽视八亿人民的中国。欢迎中国首任大使，在发展两国关系中，有什么问题可随时找我，希望你在这里工作愉快。”

中巴建交，为进一步发展两国关系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建交初期，两国合作关系取得一些进展，但由于长期以来，巴西对“共产党国家”抱有偏见，政治上仍对我存有疑虑，担心我主张武装革命会影响巴西国内安全，加上受内部极右势力的牵制，巴西政府在处理两国关系问题上态度谨慎。一段时间里，巴西政府对我限制较多，经贸方面也因受双方主客观原因制约，未取得实质性进展。

1974年，中国与巴西建交。在巴西外交部举行的建交仪式中，两国政府共同发布联合公报，根据两国人民的意愿和利益出发建立外交关系。时任巴西外长西尔韦拉与时任中国外贸部副部长陈洁以咖啡代酒，举杯庆祝这一历史时刻。 

正如西尔维拉外长所言，两国关系的发展得慢慢来，巴西外交部其他官员也曾明确告诉中方，巴中关系不会有“惊人的、突如其来的成果”。巴方对中巴关系的评估，大体反映了当时双边关系的状况。这种情况持续到1977年才开始有所改观。

中巴关系经历了两年徘徊后，于1977年开始出现转机。在1976年，我国内粉碎“四人帮”后，巴方观察到中国国内出现安定团结，大力推行“四化”、对外开放的局面；同时，巴西国内也开始政治松动。

1977年10月，一直坚持反对与中国建交，并竭力阻挠发展对华关系的陆军部长弗罗塔被解除职务，并由此在巴西新闻界引发了一场关于“如何评估巴中关系”的大讨论。这场讨论对推动中巴关系的健康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这一年，双方人员往来增多。12月，中巴双方还草签了两国政府间的贸易协定，为促进中巴两国贸易往来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进入80年代后，两国关系得到了全面发展，高层互访增多，相互了解加深，政治关系改善，经贸、科技合作，尤其是在高科技领域的合作有了可喜的发展，硕果累累，文化交流不断扩大。

1988年7月，在中国国家主席杨尚昆和巴西总统萨尔内的见证下，中国外长钱其琛和巴西外长索雷德代表两国政府在北京正式签署协议，合作研制地球资源卫星。（图源：国家航天局）

雨过天晴，中巴关系的发展前景露出一片灿烂的阳光。事实证明，中巴两国在重大国际问题上，共同点很多，利害一致；在经济贸易方面，互补性很强，合作领域十分广阔。

2024年8月15日，北京居庸关长城点亮灯光，庆祝中国与巴西建交50周年。

两只已经走到了一起的“大象”，起步时虽然步伐缓慢，一经奔跑起来，便显示出巨大的威力和迅猛的势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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