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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曾说：“我爱好挺多，最大的爱好是读书，读书已成为我的一种生活方式。”在总书记的“推荐书单”里，《资本论》经常被提及。比如在2016年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他批评了“《资本论》过时”的错误观点；2018年，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他指出：“1867年问世的《资本论》是马克思主义最厚重、最丰富的著作”。
作为《资本论》的“粉丝”，早在陕北梁家河插队的时候，青年习近平就开始阅读《资本论》。1985年，时任厦门市委常委、副市长的习近平同志还与厦门大学的同学分享了自己读《资本论》的往事：“我在下乡的时候就通读过三遍《资本论》，也记了很多本笔记。我读过几个译本的《资本论》，最喜欢的是郭大力、王亚南的译本。”
习近平同志提到的郭大力、王亚南的译本，正是90多年前，这两位20多岁的年轻人自西湖边开始着手翻译的。翻开历史，《资本论》与浙江、与西湖有着割舍不断的联系。
郭大力、王亚南翻译的《资本论》 图源：“央视财经”微信公众号
一
20世纪初，以《资本论》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著作在中国逐渐传播开来，1906年原籍浙江绍兴府萧山县的朱执信在《民报》上用近3000字介绍《资本论》，这是国内最早关于《资本论》较为详尽的介绍。此后，一些有识之士开始尝试翻译《资本论》，各种译著相继出版，但要么是部分节译，要么译文晦涩难懂，完整、准确的中文全译本一直未能问世。
翻译《资本论》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马克思撰写这部百万级字数的巨著耗费了毕生的心血。在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上，翻译推介这部“工人阶级的圣经”，被不少革命志士和知识分子视为人生追求。日本的高畠素之花了十年时间把《资本论》翻译成日文，最后积劳成疾、英年早逝。当年郭沫若从日本留学归来也准备投身《资本论》翻译工作，有人就劝他，这项工作会耗费一个人的全部青春，郭沫若说：“如果能为译《资本论》而死，要算是一种光荣的死。”
《资本论》全译本的开篇，起源于两个年轻人在西子湖畔的“邂逅”。
1927年，22岁的郭大力从上海大夏大学（今华东师范大学）毕业后就职于上海的一所中学，但仅仅半年就因涉嫌向学生进行“赤化宣传”而被学校辞退。求职处处碰壁的郭大力来到杭州，选择在西湖边既僻静、房租又便宜的大佛寺暂住，怀着对中国革命的憧憬，他萌生了翻译《资本论》的念头。
彼时，26岁的王亚南也来到这里，他曾是国民革命军的政治教员，大革命失败后便愤然离开了北伐军，受生计所困也寄居大佛寺，他打算在这里写小说谋生。
两个素不相识的年轻人一见如故，在一次次畅谈后，两人一拍即合，决定合作翻译《资本论》。伴随着断桥残雪、青灯古佛，这部科学巨著在中国的翻译传播从两个热血青年的笔端流淌开来。
王亚南（左）郭大力（右） 图源：“厦门大学出版社”微信公众号
二
宏愿达成一致，过程却异常艰辛。在大佛寺合译完部分书稿后，为了解决生计问题，两人不得不各奔东西。他们经历了反动势力的一次次压迫，忍受了贫困疾病、家庭变故的一番番折磨，翻译完成的整卷手稿还被烧毁在日寇的炮火之中。
尽管几经周折，但二人始终没有放弃约定好的“大佛寺计划”。直到十年之后的1938年，两人才将200多万字的翻译稿正式交由上海读书生活出版社出版，这部巨著也终于能够以完整的面貌出现在中国读者面前。
这版饱经磨难的译本一直被称为中国最权威、最完备的版本。在很多学者看来，这是马克思主义中文译著中的经典之作。可以说，它的出现为在黑暗中追寻救国救民真理的国人点亮了前行之路，激荡起了无数仁人志士的革命热情。当时，在延安的毛泽东拿到译本后认真研读，并细致地作了很多圈注和笔记。
作为《资本论》中文全译本的首译地，西湖赋予了《资本论》传奇色彩，而大佛寺也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传播中标注出一个注脚。今天，西子湖畔的大佛寺早已荡然无存，唯有半身的佛像轮廓依稀可辨，站在崖壁上凝望西湖，此湖便又多了几分精神和气韵。
西湖不只有温柔缱绻的泼墨山水，也不只有文人骚客的烂漫诗词，西湖是自然的、人文的，也是革命的、红色的。从鉴湖女侠秋瑾的魂归之处到开启国共合作先河的“西湖会议”，从新中国第一部宪法“西湖稿”的起草到老一辈革命家在西湖边留下的无数红色印记，西湖的湖光山色与中国的革命事业紧紧交织在一起。
《资本论》的中文全译本，起笔于西湖山水之间，西湖见证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何以中国化”“何以化中国”的历程，写下了西湖文化独具特色的一笔，西湖“美”的内涵也更加丰富、更加立体了。
杭州西湖 图源：视觉中国
三
从《资本论》第一卷在德国出版以来，已经过去了将近160年，距离第一部全译本在中国问世，也有近90年。有人觉得21世纪的世界早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资本论》还能回答今天人类社会面临的现实问题吗？《资本论》对于中国来说有没有过时？
《资本论》在时间和实践的双重考验下依然屹立不倒。每次经济危机，《资本论》都会在世界各国图书销售榜单中“霸榜”，201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还将《资本论》第一卷列入《世界记忆名录》。正如有学者说：只要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存在，揭示其神秘性和规律的《资本论》就不可能“退场”。
《资本论》中可以找到“世界怎么看”“未来怎么办”的答案。比如，“为什么全球性经济危机消除不了，愈发频繁？”正是因为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这一对矛盾依然存在，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没有消除，周期性的危机也就不会消除。比如，“如何解决产能过剩和结构失衡的问题？”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时就曾引述《资本论》中的内容指出，居民消费规模决定投资规模，投资规模决定生产规模，居民的最终消费是经济增长的原动力。
此外，《资本论》中关于平均利润率规律、虚拟资本与实体资本协调发展规律、收入分配规律等的论述，对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都具有现实指导意义。
《资本论》不是只给出一个一成不变的结论，它在揭示资本主义本质过程中所运用的唯物辩证法同样具有穿越时空的生命力。有学者指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最大的不同，就在于西方经济学把经济运行放在一个静态、平衡的数学模型中，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则还原了经济学本该有的历史、社会、政治上的细节，分析的是辩证的、动态的经济关系。
在《资本论》的语境里，参与经济活动的主体是人，是历史的、感性的、实践的，具有自我意识的个人，是创造社会历史的个体。西方经济学忽略了“人”的存在，把社会运行抽象为“公式”，这就导致在解决两极分化、金融危机、生态破坏等“意外事件”中无法拿出行之有效的办法。
1920年青年陈望道在义乌翻译了《共产党宣言》，1928年青年郭大力、王亚南在西湖边开启了《资本论》的翻译，真理的甜味浸润了之江大地，在一帧帧历史的画面中，我们看到，年轻人追随真理的脚步从未停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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