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落在史卷中的芬芳——榜眼喻长霖轶事钩沉与随想（一）

“而见其女镜芙，前余长京师女师范时所得高才生也。校生数百人，而镜芙文最杰，毕业冠军，后在申江创办博文女校，成绩斐然，家学渊源，有自来也。”

新入手《钟天纬集》。清朝榜眼喻长霖(1857～1940)所撰的《钟征君传》中，有这么一段文字。原文，收入钟天纬(1840～1900)《刖足集》，封面和扉页均由长霖公署签。

征君者，古代对朝廷或官府征辟不就的隐士的尊称也。

钟征君，指钟天纬，字鹤笙，松江府华亭县亭林镇（今属上海金山区）人。晚清名家。政治上主张改良，曾留洋两年，是近代中国最早“开眼看世界”的人物之一。除了大量译作，撰写的时务论文，见解独到，为当世所重。与李鸿章、张之洞、梁启超、徐建寅、经元善等多有交往，尤其与著名洋务派代表人物盛宣怀过从甚密，襄助其兴办实业、新式教育等。热心培养经世致用人才，创办了颇具影响的上海三等公学，协助盛宣怀创办了南洋公学（今上海交通大学前身）、烟台矿务学堂等，泽被后世。

镜芙，即钟镜芙（1885～1960？），钟天纬长女。生于光绪十一年。“以其重九日诞也，故字‘佩萸’”。

其实，长霖公本尊亦是征君。当然那是后话。

在风起云涌、国事艰危的多事之秋，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甲午战败，清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他与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一道，参加了维新派登上历史舞台的标志性事件——“公车上书”。10天后的5月12日，过关斩将，终于步入梦寐以求的殿试，高中榜眼。先后被授翰林院编修、国史馆协修、武英殿和功臣馆纂修、钦选博学通儒议员、资政院宪政会咨询等职，参与商议国是制定法规，经历了并不太长的仕途。

戊戌变法后，他的重心逐步切换到教育“赛道”，并主要以教育、著述和诗文书法等成就，终其一生。光绪三十三年（1907），任京师大学堂（今北京大学等前身）庶务提调，有《京师大学堂沿革略》等传世，是研究北京大学和近代中国高等教育发轫的重要史料。宣统二年（1910），任京师女子师范学堂总理（校长）。

钟镜芙，还有后面将要提及的黄绍兰(1891—1947)，此二人，就是他“长京师女师范”时期的得意门生、博文女校的创校校长。

重点在博文女校。

上海太仓路127号。一幢坐北朝南、砖木结构的石库门二层建筑。历史上也有称“博文女学校”“博文女学”等。

如今，修缮后的旧址，庄重典雅，沉浸在夏暑的骄阳里。楼前的法国梧桐叶稠枝翠，婆娑多姿。

一百多年前的1921年7月23日，也值盛夏时节，万物蓬勃。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石库门开幕，宣告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

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从此，有了“从石库门到天安门，从兴业路到复兴路”。

作为中共一大代表驻地，博文女校与中共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这三个永载史册的纪念地，共同见证了一个伟大政党的诞生，为近现代中国伟大事变提供了重要的历史场域。

2019年10月，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中共一大代表宿舍旧址（博文女校），被国务院列为第八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合并入第一批“国保”中共一大会址，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产床’”“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必巨。”

博文女校，因为一系列的机缘，闪亮登场。她对中共一大的重大历史贡献，主要有两方面。

第一大贡献，博文女校是中共一大代表住宿地。

1921年6、7月间，夏花绚烂。中共发起组织成员李达、李汉俊，遵循“南陈（陈独秀）北李（李大钊）、相约建党”擘画的愿景，在上海筹备中共一大，商定望志路李汉俊胞兄、同盟会发起人之一李书城寓所为会议地点，博文女校为代表住宿地。

国内现存史料里关于一大的最早历史文献，是一大代表陈潭秋1936年的《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回忆》：“一九二一年夏天，上海法租界蒲柏路，私立博文女校的楼上，在七月下半月，忽然来了九个临时寓客……”

1936年出版的中文版《共产国际》月刊和陈潭秋回忆文章。

这九个“临时寓客”，正是毛泽东、何叔衡、陈潭秋、董必武、王尽美、邓恩铭、刘仁静、包惠僧、周佛海等9位一大代表。

他们都住在博文女校二楼。毛泽东、何叔衡住西厢房，王尽美、邓恩铭住沿街西小间，董必武、陈潭秋住东厢房，包惠僧、周佛海、刘仁静住沿马路的东边后半间和中间。其他4位代表，张国焘另有住处，开会晚了，偶尔也会在此留宿。李汉俊、李达则住在上海各自住处。陈公博另外住在大东旅社。

何以是博文？史学界有多种说法。唐振常主编的《上海史》认为：“这个住所是由李达夫人王会悟联系的，她与博文女校校长相识，博文女校离开会地点较近，又值暑假，师生多不在校，比较清静。”王庆元的《黄季刚先生年表》则云：“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董必武同志与先生（注：黄侃，字季刚，黄绍兰丈夫）有旧交，特托筹觅会址，先生即函商于博文女中校长黄绍兰女士，届时会议代表即以北京大学旅行团名义寓居上海博文女中。”

因缘际会。黄绍兰与一大代表中的董必武、李汉俊、李达及其夫人、有“一大卫士”美誉的王会悟女士，都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各种“量子纠缠”，让博文女校成为了不二选择。代表们以“北京大学暑期旅行团”的名义租住，下榻于此，参加中共一大这一历史性盛会。

第二大贡献，博文女校是中共一大会议期间的重要议事场所。

据陈潭秋回忆：“七月底大会开幕了，大会组织非常简单，只推选张国焘同志为大会主席，毛泽东同志与周佛海任记录。就在博文女校楼上举行开幕式，正式会议是在李汉俊家中开的。”包惠僧《勘察上海革命历史博物馆的几点意见和几点回忆（摘抄）》记载：“在大会开会的前一天，在我住的那一间房子内商量过一次（算是预备会）……”

从多位一大代表的回忆中可知，博文女校是中共一大的重要会场之一，甚至可以说，是中共一大的开幕地。

后来考据的一大议程和日程安排印证，在长达数天的大会期间，除去在李书城寓所举行正式会议、最后一天在嘉兴南湖红船上举行闭幕会，代表们绝大多数时间都在博文女校度过。包括一大的第一天聚会（也有称作开幕式）、7月22日夜的预备会，以及休会期间，草拟会议文件，共同交流探讨对中国革命的认识。可见，博文女校对中共一大的顺利召开，对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有着极为重要的历史贡献和意义。

此外，博文女校也从未缺席近代中国历次重大的革命活动，对于上海乃至中国妇女教育、妇女运动和学生爱国运动等，都作出重要贡献，深度融入了缔造新政党新中国的宏大叙事。

历史的巨笔，常在关键处落墨。博文女校，钟镜芙、黄学梅于1914年间创办。

1915年6月16日，《教育公报》刊登一则《咨江苏巡按使博文女校立案及款补助各节应咨贵使酌核办理文》（1614号）：“为咨行事，据博文女学校职员钟镜芙、黄学梅等禀，为遵批易名恳求立案并饬补助事，窃芙（注：钟镜芙）等创办博文女校，注重国学 。”1916年3月5日，上海《民国日报》《博文女学校之进步》报道：“本埠法租界博文女学校为云间钟佩萸女士所创办，以提倡国学注重民生之故，颇为舆论推重……”1918年《来件》载：“博文女学为北京女师范毕业钟镜芙、黄学梅两女士所创设，创设之初即由教育部立案。”

遗憾的是，1920年1月，博文女校宣告停办：“法租界贝勒路道德里口博文女学校，开办五载，成绩尚佳，近因校中经费支绌，不能维持，已由该校校长钟镜芙女士宣告停办。”钟镜芙与博文女校的关联，由此告一段落。

1920年8月，黄绍兰在著名实业家、政治家、教育家张謇之三兄张詧的资助，校董们和旧日生徒的支持下，得以复校。几易校址，先租蒲石路（今长乐路），最终搬到白尔路（蒲柏路、太仓路）。此后，黄绍兰一直担任博文女校校长一职。

黄绍兰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

她是湖北蕲春人，原名学梅，字梅生，少有行侠救国之志，为勉励自己像花木兰那样坚毅果敢，遂改名“绍兰”。

黄绍兰15岁即考入京师女子师范学堂，因成绩优异，深受学堂总理喻长霖，教习高潜、章梫等欣赏，称之“高才生”。

1908年冬，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相继猝然离世，举国哀悼。学堂也不例外，分设祭奠灵堂，让师生们跪拜“哭灵”。唯独以女侠自励的黄绍兰，拒不循规蹈矩，背对灵牌，席地而坐。此举震惊全场，学监为之嗔怒，视其“大逆不道”，拟开除学籍。后经喻长霖、高潜等人竭力开脱，才赦免其责。

自此事件后，她愈加勤奋笃学。不仅课业全优，各项体育运动也出类拔萃，驰马试剑自然不在话下，妥妥的“上马击狂胡，下马草军书”，简直不要太飒。

1911年，农历辛亥年，武昌起义爆发。年仅廿岁的黄绍兰，毅然投笔从戎，星夜奔赴前线。在陈其美、黄郛主持的沪军都督府支持下，她组建了上海女子军事团（北伐敢死队），奉命随黄兴赴南京。为教养辛亥革命烈士遗孤，还倡议成立忠裔院。

后返沪，与钟镜芙共同创办了博文女校。走过山一程、水一程，她立定“脚根”，又一人扛起复校的使命担当。

1920年8月19日，《民国日报》“本埠新闻”《博文女学卷土重来》称：“本埠法租界博文女学校，前以经费支绌，停办一学期。兹闻原创办人黄绍兰女士来沪，校董瞿鸿禨夫人、赵君坚夫人、章太炎夫人及旧日生徒，深以停办为可惜，筹商恢复。”

博文女校虽然得以复办，但也不是一帆风顺。由于时常入不敷出，为了维持运行，黄绍兰千方百计筹措经费。因写得一手好书法，几可与翁同龢书法乱真，黄绍兰有时还靠鬻书筹款。

就在中共一大召开前夕——1921年7月13日《时报》、7月19日《民国日报》，刊发了一则《博文女学招生 黄朴君鬻书启》。摘录如下：

文艺专修科，注重中西文学，算术附属高小，国民各班均有余额插班，亦可寄宿，八月廿四号开学。名誉校长张詧，校长黄朴君女士。绍兰毕业北京女师范，学术湛深，文章、尔稚、六书、音均(韵)之学，深窥堂奥，性喜临池，楷法出入晋唐，于率更书体致力尤深，效北平翁学士书，几可乱真，造门求书者跃趾相接。创办博文女校，先后数载，家之为毁。此来学款不继，筹措益艰，君锐志进行，再接再厉，同人佩其毅力，热心劝仿海上名人鬻书助赈之例，酌收润金，以资苴补。君谦让未逮，强而后可。兹由同人公凝润格，口口代留心翰墨者忽贵远忽近，交臂失之。宗舜年、张謇、高野候、宗书年、黄炎培、黄厚成、张志潜、章炳麟、王承谊、张美翔、章梫同启。收件处，上海法租界白尔路博文女校。

黄绍兰还是章炳麟太炎先生唯一的女弟子。

1923年，章太炎曾在自己创办的《华国月刊》创刊号上，刊登长达11页的《上海博文女学校学则》，后面还特意附上一篇亲撰的推文：“博文女学校校长黄绍兰，余弟子也，其通明国故，兼善文辞，在今世士夫中所不多觏，勤心校事，久而不倦，观其《学则》之缜密，则知其成绩之优矣。女子求学，当知所从，附识数言，以为绍介。太炎记。”章太炎还为该校书校牌，撰校歌。

登堂入室的黄绍兰，深受太炎先生影响，亦由激进渐入宁静。先生黄侃、恩师章太炎辞世后，自兹，以清淡自约，“见素抱朴”，再更名为“朴”，更字为“君素”。她惟于学术不稍懈，“尤以邃于治《易》为时所称”，“每讲授，座无虚席”。

1933年，国民党上海市党部教育主管以博文女校“设备简陋”为由，最终取消立案，至此关闭。

1947年11月13日，黄绍兰，历经绚烂与平淡的人生，画上了休止符。

解锁博文女校，极其平凡而又极其不凡的存在。

在波澜壮阔的近代历史长卷里，她，原本只是一颗瞬息而灭的流星，却在复学招生后这短短的时间里，为中国共产党诞生提供了一个遮风挡雨的温暖港湾，为英雄上海增添了一缕永不褪色的鲜红底色，而烛照千古、名垂青史。

入藏中共一大纪念馆的油画作品《黎明即起》，一大代表毛泽东、董必武正在博文女校畅谈。

草蛇灰线，伏脉千里。一则看似寻常的招生鬻书启事，颇有“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即视感”，传递的信息量超大，加上前述《钟征君传》和沪上纸媒等各种实证资料，从中总结凝炼归纳，至少可作出如下判断：

其一，从证据逻辑看，中共一大期间，时任博文女校校长系黄绍兰。她悉心提供一大代表“专用招待所”，帮助落实后勤保障，成就了一个伟大创举，为建党大业居功厥伟。她与大七岁的钟镜芙，志同道合，为创办博文女校，一路栉风沐雨，披荆斩棘。二人又同出自长霖公门下，深得赏识。为师者，长霖公“与有荣焉”。

其二，从因果逻辑看，从京师女师到博文女校，京师是因，博文是果，而绝不止是简单的师承关系。“桃李不言，下自成蹊”。长霖公致力于传道授业解惑，他的教育思想、革新思想等，都给予黄绍兰、钟镜芙诸师生以莫大启迪和深刻影响。二人也不负所望，“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男女平等的新妇女观，始自晚清时期的维新思潮兴起。长霖公师生两代人身体力行，兴办女校，担纲一校之长，一批批时代女性也由此脱颖而出。钟镜芙、黄绍兰……这些知识女性翘楚引领着博文女校，引领着家国动荡中一批批女性的成长——觉悟、自醒、解放，为中国的新生作出自己的努力。她们是时代的映像，代表着那个时代的进步力量。

中体西用，即“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19世纪以降，洋务派向西方学习的指导思想。长霖公在履职京师大学堂、京师女子师范学堂之前，受翰林院派遣，去日本考察学务，倡导中西兼融、文理兼修、古今贯通。博文女校的办学理念和课程设置等，都承继这一范式，展开新应用场景。

长霖公主张“变法求强”，思想和行动上是维新、进步、支持革命的。耳濡目染下，钟、黄二人自觉将女性解放和家国命运维系在一起。兴办的博文女校，更是一所具有先进性的学校，传播先进思想、先进文化，有教无类，文化、科技、劳动、革命实践并重。正是这些特质，才使得博文女校在作为中共一大代表驻地上，具备了“政治正确”“政治安全”。并与红色上海“双向奔赴”，厚植红色基因、红色根脉和伟大建党精神。这，也正是中国共产党诞生于上海的重要现实和历史原因。

其三，从道义逻辑看，黄绍兰的道德文章令人感佩，张謇、黄炎培、章太炎、章梫等一众名流鬻书助赈。在博文女校招生鬻书启事中，长霖公虽未挂名，但他晚年客寓沪上，卖文鬻字，与他们中的大多数同为“海上画派”（海派）和“淞滨吟社”（淞社）成员，面对得意弟子黄绍兰办学之困蹇，向来乐于奖掖提携后学的他，在力所能及范围内，或捐赠字画，或鼓劲帮忙，想必不会袖手旁观的。

漆黑的长夜，博文女校的熹光，是民族先行者的觉醒之光。博文女校之于中共一大，是历史选择，有偶然性，更有其必然性。

编辑：张炜怡、戴晨依

责编：陈珍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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