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先生的近代中国人物论，与他对近百年中国史的研究，始终抓住“新陈代谢”这个关键词，并以此作为切入点来观察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火花亮点，层出不穷，常发人所未发之音。他笔下写出的历史人物，至少有如下与众不同的特点：
有理有节、有根有据地给人物以精准的分析，是陈先生研究历史人物的第一个特点。如他对为共和国宪政牺牲的第一人宋教仁的研究，就是一例。他在分析宋为什么一定要坚持责任内阁制时，是这样予以描述的：“根据他自己的解释，是因为‘内阁不善而可以更迭之，总统不善则无术更易之，如必欲更之，必致动摇国本。此吾人不取总统制而取内阁制也’。”陈先生认为宋教仁作为一个资产阶级政治家，其要在中国建立责任内阁制的抱负当然是无可非议的。但陈先生比一般学者更为思辨地认为：“他之所以一定要坚持责任内阁制，还有一层用意他没有说出来，也一直未被人们注意，那就是为了排除封建旧官僚在革命队伍内部的势力，使中央政府的实际权力掌握在资产阶级革命派手里。他为他未能领导武昌起义，致使大权落入黎元洪之手而悔恨不已，后来他极力劝黄兴在南京开辟新天地，在组织临时中央政府的初期又积极策动推举黄兴为大元帅，他自己担任执政，其目的都是为削弱黎元洪的影响，挽回资产阶级革命派已经失去的权力。至于孙中山回国以后他依然坚持前议，固然是由于他对孙中山有意见，有看法，就像他怂恿章太炎发表宣言中所说的那样：‘孙君长于议论，此盖元老之才，不应屈之以任职事。’”陈先生接着又进一步分析道，宋教仁之所以对孙中山持上述政见，还有一层原因，“……主要是因为那时候已经内定，如果袁世凯赞成共和，临时大总统的位置就要送给袁世凯，而在宋教仁看来，袁世凯又是一个‘不学无术，其品更恶劣可鄙’的人，限制这种人的权力，当然是完全必要的。”据此，在陈先生看来，对宋教仁的评价并没有完。因此他再次从思辨的角度强调：“……值得指出的是，宋教仁过分夸大了责任内阁制的作用，仿佛只要能够挂一块共和国的招牌，成立一个以他这样有能力而且敢于‘当此大责任’的人为总理的责任内阁，完美的民主共和制就能建成。这就充分说明，宋教仁根本就不了解，要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取得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胜利，不用‘铁’和‘血’彻底战胜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是绝对不可能的。”陈先生对宋教仁的上述论述及评价可谓是入木三分，极其精准。
他对人物评价文章的标题，往往都能平中见奇，很有吸引力。有人就曾说过“选了一个好题目就等于论文写作成功了一半”，大概就是这个道理吧。如他对李秀成研究的题目《不是谜的“谜”》，对宋教仁研究的题目《为宪法流血的第一人》，研究孙中山的文章题目《因袭—规抚—创获——孙中山的中西文化观论纲》，写廖仲恺时用的题目是《历史转折年代的光辉形象》，再有《李鸿章与中国近代化》《光绪略论》等。上述研究近代现代人物的标题都让读者耳目一新，即有迫切希望早点把文章找到读一读的意愿。做到这一步，看似简单容易，但并不是每一个研究历史的学者都能做到，实非一日之功。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
经陈先生分析研究后的历史人物，往往有一种超越时代之感。这里举两个例子。一是1979年11月16日撰写的《光绪略论》。在十一届三中全会次年，就敢于为清朝历史上倒数第二的光绪皇帝写评传，确属不易。他在文章中指出：“中国历史上有过许多皇帝，在这许多皇帝中为人称道而知名的为数不多，光绪（载湉）是这个为数不多中的一个。”光绪从4岁即位，在位34年，尤其是在亲政的1889—1898年间，受到慈禧牵制，中国发生了两件大事，一是甲午战争，二是戊戌维新运动。在这两件关系国家民族命运的大事面前，特别是在后一件大事中，他有过重要表现，这就是他有名的原因。陈先生从三个方面论证了他能够 “接受新思想”和“颇想有所作为”的过程。一是，此过程是从甲午战争开始的；二是同康有为等维新派给他的影响分不开的；三是，他是“百日维新”的实际决策者。有鉴于此，陈先生提出史学工作者不仅“要写慈禧，也要写李莲英，要从实际出发”，尤其要“大写‘比较能接受新思想’、‘颇想有作为的载湉’”。在30年前即1988年，他为冯士钵、于伯铭同志写了《道光是怎样一个皇帝——序〈道光皇帝传〉》一文。在文中陈先生对道光皇帝做了这样的评价：“他不英武，也不昏庸，是一个勤政图治而无显著政绩的皇帝。”“他又是一个颇为知名的皇帝。因为他碰上了中国划时代巨变的鸦片战争，他是这场战争的头号当事人，中国近代史是以他的年号——道光二十年为起点的，一接触近代史就得接触他。由于鸦片战争的丧权辱国，在近代史的记述中，夸大了他颟顸虚骄的一面，有点漫画化。”统而言之，“他是一个处于历史转折、事变旋涡中颇想有作为的皇帝”。
第二个例子是早在30年前，即1988年，陈先生在国内召开的一次题为“李鸿章与近代中国经济”的学术研讨会上，即席做了一个发言，一反过去对李鸿章卖国贼的评价，提出了“李鸿章有没有爱国主义之心、民族主义之情”的问题，他认为：“是有的，他毕竟是炎黄子孙。他办的许多企业，是为了抵制外国，分洋人之利的。拿军事来说，他创建的北洋水师是对外的，威海卫炮口是对准外国侵略者的，你能说这不是爱国主义之心、民族主义之情吗？”“过去说李鸿章崇洋媚外，投降卖国，铁证如山”，陈先生说：“我相信了。现在大幅度转变到说李鸿章有爱国主义思想，对中国近代化的进程起到了推动作用，这种戏剧性的变化说明什么呢？”陈先生认为：“李鸿章还是李鸿章，这种戏剧性的变化，是政治上的需要反映到我们历史研究上来，当然，也因为我们从事历史研究的同志从封闭中钻出来，走上了开放改革之路，观念不能不有所调整。”所以，陈先生提醒我们，不要重犯过去“讲一个人好，那个人简直好得是一个完人；要讲这个人坏，那就是头上生疮脚底流脓，坏透了”的毛病。
读罢陈先生上述对清朝的两个皇帝、一个顶级大臣的评价，让人有耳目一新、超越时代之感，或曰完全步入“心醉其说”之境。
他对自己在“极左”思潮泛滥下对某历史人物评价的“偏见”，勇于纠正和担当。如1987年他为马洪林著的《康有为大传》写的序中，曾这样写道：“十几年前，我写过戊戌维新的小册子，也写过康有为论文，论述康有为维新、保皇、复辟三部曲。在极左思潮泛滥下，对他变革社会政治的活动不无苛求，对他后来的行事更多微词。如康有为自诩，‘虽三周大地，游遍四洲，住三十国，日读外国之书，而所依归，在孔子之学’。我则讥之为，‘背着儒教的十字架遨游于资本主义世界，十字架下不可能有新鲜事物，只有忏悔。’”尽管，“诸如这样的触笔，在那时是随处可以见到的”，但陈先生勇于事后反思并加以纠正以及勇于担当，着实令人敬佩不已。他对马洪林同志的《康有为大传》这部专著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一洗前书的偏见，尽可能激发历史时代的潜光，对康有为研究做出了贡献。”陈先生晚年有如此这样的心态和胸怀，作为学术界共认的历史学家是极其难能可贵的。
评价历史人物不能以今天的标准要求他们。早在20世纪50年代，陈先生就撰写了多篇有关研究历史人物的文章，并将其集辑成《论历史人物评价问题》，于1955年由新知识出版社出版。他曾在书中批评那种把历史作为“百个大钱”，你爱怎样摆就怎样摆，把历史看成随意拼凑的七巧板，历史人物的是非功过也就只凭自己的好恶下笔，甚至为了标新立异可以完全抹煞甚至歪曲事实的做法。他提出我们今天应该完全不是这样，我们评论历史人物，自有一定的“理”，就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故”和“理”。 他在文章中反复强调研究历史人物应尊重史实，以史料为依据。诸如他撰写的类似对李鸿章、光绪皇帝等人物评价的文章，无不遵循这一基本原则，限于篇幅就不一一详述了。
收入本集的陈先生论述近代人物的文章，多数都已在报刊上发表过。只有少数几篇未曾刊载，如《论龚自珍思想》以及给学生讲课的记录整理稿等。其中20世纪80年代发表的文章最多，有10余篇，其中对孙中山研究的文章最多，有6篇。有研究历史人物的未被收入本集中，如《司马迁的历史观》，还有的文章限于篇幅就不得不割爱了。
写到这里，无论作为编者还是读者，都必须回答一个问题，那就是陈先生对近代中国人物的研究的文章为什么那么受读者的喜爱？除上述提到他的文章的几个特点外，可用他在评价写得比较好的人物传记时所做的评论来归纳：一是长期的积累，他认为“深耕必能摘取硕果”；二是对史料的把控是否到位，只有这样才能达到“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的境界；三是对各类人物的性格，能够做到独具慧眼，确确实实做到“知人论世”，这一点亦不是每个史学家都能真正做到的。
从复杂的历史情状中
再现人物的本来面目
作者：陈旭麓
选编：傅德华
出版社：九州出版社
出版年: 2019-3
《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
之外重要力作
本书精选陈旭麓先生有关中国近代人物研究论文23篇、书评书话8篇和人物研究方法论5篇，是其“知人论世”之功的集中体现。
从近代史的总体构架深化到具体人物研究方面，将研究对象放到近代急剧变动的时代和社会环境下加以考察和再认识，从而揭示出人物性格与思想的复杂性，真实地再现出历史人物的本来面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