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的“宝藏老人”

宋平和爷爷观看展板，听爷爷讲述艰苦创业的故事。

在别人眼里，爷爷是一位德高望重的长者；在我眼里，他不仅是和蔼可亲的爷爷，更是我从检路上的指路明灯。我2007年考入辉县市检察院，不久就被安排在12309检察服务中心工作。“爷爷，今天一个男的一进门就对着我好一顿吵……”有一次，我在接访中受了委屈，就去找爷爷诉苦。

爷爷见我眼里噙着泪，便给我讲起他当年做群众工作时受过的种种委屈以及解决问题的办法，而后微笑着对我说：“娃，群众去信访都是有难事，带点情绪很正常。你代表的是国家司法机关，要学会耐心给人家释法说理……”听了爷爷的话，委屈没有了，从那一刻起，我下决心要把工作做好。

我的爷爷叫范清荣，1932年出生在河南省辉县市南李庄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他15岁参加民兵组织，1955年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获得过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和全国劳动模范荣誉称号。

1957年起担任村党支部书记后，爷爷带领群众开荒造田、创办工厂，带领全村群众走上了富裕路。1987年，他听从组织安排创办孟庄电厂。2012年，爷爷已经80岁了，但他退而不休，在家乡承包了280亩荒山坡地，创办了“清荣农林开发专业合作社”，把这片荒山变成了“花果山”。爷爷还筹建了“辉县人民干得好”展览馆和“穆青精神实践教育基地”，吸引着全国各地各行各业的人前来学习交流。

爷爷口中没什么高深的大道理，但正是他这种现身说法的教育，让我深受触动。从那以后，每当工作不顺利时，我总会想起爷爷说的那些话，还会从他那里学习工作经验。

后来，我把爷爷的故事讲给同事，他们也深受启发。渐渐地，我们的群众观念越来越强，工作成效也越来越显著，我院的12309检察服务中心先后获得了全省、全国文明接待示范窗口荣誉称号。

孙小年听父亲讲当兵时的故事。

结婚后，我的生命里又多了一位“宝藏父亲”——我的公公。

父亲曾经是一名巡特警。工作时，他守护群众平安；退休后，他因群众工作经验丰富，主动申请到市政府信访大厅接待来访群众。辖区里发生突发事件、出现上访纠纷，都能看到这位老巡特警的身影，年过六旬的他经常累得身心俱疲，实在困了就在路上眯一会儿，但下车后又神采奕奕。

记得结婚第一年的除夕夜，新年钟声敲响的那一刻，父亲突然接到任务，便匆匆出发，直到凌晨4点才回家。那是我第一次切身感受到，我们的岁月静好，其实是很多人在负重前行、奋力托举。

有一次，父亲在外地执勤，在处理纠纷时，手指被一名情绪激动的群众死死咬住，他忍着疼痛，安抚好群众情绪，控制好现场后才返回。谁知消炎药水根本无法到达神经末梢，回来后手指里面已经全部化脓溃烂。在没有打麻药的情况下开皮削腐肉，他没有哼一声。因在南京青年奥林匹克运动会安保和社会综合治理工作中表现突出，父亲两次获得市级二等功荣誉。更多时候，他带着队伍处理各种事件，把荣誉给了年轻人。

从事公安工作28年，父亲有命悬一线的时刻，有数日不合眼的辛劳，他身上印刻的忠诚担当、勤勉奉献的精神，在关键时刻不怕困难和危险，挺身而出的无畏品质，深深感染着我。在他的影响下，我不断提升业务能力，用法律武器解决群众困难，让群众感受到公平正义就在身边，办理的2件案（事）例被最高检发布，还成为一名红色故事宣讲人，让革命故事“声”入人心，让更多人坚定信仰、奉献赤诚。

孟宪河与父亲一起学党史。

“这是我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纪念章，这是‘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不久前的一次家庭聚会，父亲从箱子里拿出这些“珍藏品”，深情地向我们诉说每一个荣光时刻。

父亲已90岁高龄，依然坚持每天至少一个小时的骑车或走路锻炼，坚持每天收听、收看新闻联播，关心国家大事，并将自己听到的、看到的充满正能量的家事、国事，以及自己的所感、所思分享给我们。

这样的坚持源于父亲褪不去的军人本色。上世纪五十年代，父亲和战友到达朝鲜，负责挖掘隧道。因工作表现突出，他在朝鲜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并荣立个人三等功。父亲回国后参加北京市重大国防工程建设，并受到毛主席的亲自接见。复员回到家乡，父亲投身到新中国农村建设事业中。担任生产队队长后，最让他头疼的是每天晚上的评分工作，大家常常因为干活多少、轻重不同，或多一分、少一分而争论不休。为此，父亲大胆尝试农活承包制。结果，大家干劲十足，保质保量提前完成任务。同样的方法他还运用到生产队的方方面面，充分调动了每个人的积极性。

对父亲来说，最自豪的是从他开始，祖孙三代有8人参军入伍。深受父亲爱党、爱国、爱军思想影响，我和弟弟先后应征入伍，并双双在部队提干深造。到检察院工作20年来，我始终奋斗在办案一线，荣获了山东省检察机关优秀检察官等多项荣誉，主持办理的4起案件入选最高检典型案例，为检察事业的传承与创新贡献了力量。

李岱岷和父亲照料花草，父子二人畅聊人生与工作感悟。

“以文化人”是父亲退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他是位热心肠，社区、文化部门举办活动也常常向他征集好点子。

父亲7岁那年就跟随支援林区建设的爷爷来到内蒙古自治区牙克石市生活，18岁那年被爷爷送去部队锻炼，因在施工中受伤致残，养伤期间，他自学文化知识，提升写作技能，后来被分配到民政系统工作。父亲做群众工作很有方法，老百姓念他的好，即使后来调到市里工作，还有老乡拿着地里种的菜去看望他，但父亲每次都婉拒。

父亲对生活和工作的态度、准则，也深深影响着我。记得我在信访局工作期间，父亲当时还在政协。一位老人上访，我告诉老人：“请您相信我，我一定能帮您。”老人笃定地说：“我不管，我就信他，他给老百姓做实事儿。”我顿感自豪，因为这位老百姓嘴里坚信的这个人，恰恰是我的父亲。

在父亲的影响下，我也在生活和事业中努力耕耘。鄂伦春野生动植物资源丰富，破坏生态环境的案件时有发生。我们检察机关牵头组建了多机关联合发力的无人机编队“鸿鹄绿卫队”，巡护生态；建立“生态检察快检实验室”，让取证初步鉴定更加快捷。

安之若素自兼程，行远任平生。我时刻不敢忘记父亲的言传身教，为百姓做实事，我要像他一样，坚守岗位、勇于担当，对生活、对事业、对家人，永远保持那份热爱和责任。

胡天霞听爷爷讲述“双胞胎”樟树形成的原因。

在我记忆的长河中，爷爷总是手持卷尺、脚踏山林。他的故事，让我深切感受到一位共和国林业建设者的坚韧。

爷爷是一名普通的林业工人，也是绿水青山的守护者。退休后，他所在的老年协会成立了“青山工作室”，定期开展生态保护宣传，寓意仍将“咬定青山不放松”，继续为绿水青山事业贡献力量。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由于乱砍滥伐林木，生态破坏严重。爷爷去村里推广林业技术，村民却对他说：“你们读书人连锄头都没拿过，凭什么来指导我们？”面对村民的质疑，爷爷没有退缩。他告诉村民，通过合理的种植密度和抚育管理，可以大大提高林木的成活率。在爷爷的坚持下，村民们开始尝试科学育林。渐渐地，山林恢复了生机，产量也大幅提高。爷爷用实际行动证明了科学育林的价值，也赢得了村民们的尊重。

有一次搬家，我发现爷爷的证书叠起来比我个子还要高。这些荣誉的背后，是爷爷无数次实地调研、数据分析、规划制定。从爷爷身上，我学到了坚韧不拔的毅力和对事业的无限热爱，更体会到了个人命运与国家兴衰之间的紧密联系。在我成长的道路上，每当遇到挫折时，我都会想起爷爷那坚定的眼神和不屈的身影。

2023年，我随公益诉讼检察部门的同事对一株千年古树保护工作进行“回头看”。古树名木是保护生态环境的重要载体，为展现检察机关依法保护古树名木的履职情况，我跟随检察官了解办案情况，并采访县人大代表，通过宣传报道让更多人看到检察机关的努力。

爷爷听闻后，眼中闪烁着别样的光芒。他缓言道，自己曾为这棵晋榧撰写过介绍词，并收录到《中华古树名木》。那一刻，我仿佛穿越了时空长廊，看见了年轻时的爷爷，手持测量工具在古树下细心记录。这份跨时代的共鸣，不仅是血脉相连的传承，更是对大自然爱护之心的接力。爷爷退休后发挥余热作贡献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深深感染着我，也让我更加明白自己的职责所在，激励我努力奋斗。

周汉峰与父亲观看荣誉榜。

父亲从检25年，我从检14年，我们虽然身处不同的时代，但我们的检察初心是相通的，而且从未改变。

退休前，父亲一直从事刑事检察工作，办案中总有一股钉钉子精神，严谨细致，坚守立检为民初心，维护法律公平正义。退休后，父亲也没闲着，学习写格律诗，他的作品在中国检察官文学艺术联合会第六届“迎新春、颂检察”春联征集活动中荣获一等奖。

1990年，父亲从小学教师转岗到藤县检察院工作。此后，家里就多了各类法律书籍。父亲不断在检察实践中积淀法理功底，专注检察事业发展，很快从“外行人”变成检察办案的“行家里手”。记得小时候的一个除夕夜，父亲接完电话后说有紧急任务，丢下饭碗便匆忙出去，直到深夜才回来。大年初一，父亲一大早又匆匆离家外出继续工作。后来我才知道，当晚是有地方出了命案，父亲赶到案发现场提前介入引导侦查取证。

追随父亲的足迹，2010年，我也成为一名检察干警。从检后，我领悟了父亲经常说的“严谨”与“细致”。2020年，我被上级检察院抽调去办理一起社会影响较大的涉黑案件。父亲看出我的压力，对我说：“特别是办理重大疑难复杂案件，一定要沉着冷静，思路清晰，认真细致，钻研到案件的事实与证据里面，感同身受，才能从中破题，达到出庭起诉的最好效果。”父亲的话让我坚定信心，我调整状态再次投入办案。终于，我在堆积如山的案卷材料中梳理出完整的证据链条，明确争议焦点，确保案件成功提起公诉。最终，该案被依法判决。

我秉承从检初心，坚持高质效办好每一个案件，2022年荣获广西检察机关公益诉讼检察业务竞赛标兵称号。有父亲的言传身教，有良好家风的传承熏陶，我的小家也获评“广西最美家庭”。

韩兵说，母亲常叮嘱她“听组织的话，走正路”。

1983年冬天的一个早晨，公出几天的母亲回来了，她带回一个半导体和一个鲜红的小本。“齐齐哈尔市首届饮食服务行业劳动模范”几个字映入我的眼帘，“啊，妈妈是劳模了！”我至今记得当时的情景，那年母亲39岁。

家里自从有了那个小红本，母亲不仅对自己的要求更严格了，我也深受鼓舞，严格要求自己，希望像母亲那样优秀。

研究生毕业后，我到检察院工作。不久，我父母当年的媒人张大爷找到我家，想让我和基层检察院通融一下，他家的二小子打架斗殴故意伤害，还不想赔偿。我母亲当面就拒绝了：“二小子把别人打伤了还不想管，你们家讲不讲道理啊！到哪里都行不通啊！”我休假回家看望父母，父亲偷偷向我讲述原委。“你妈太死性，有话不会好好说，把你张大爷得罪了，都不说话了。”“得罪就得罪！”这时，外屋的母亲冲过来一副要去战斗的架势。“好好写字，听组织的话，走正路，不扯那些乱七八糟的人。”这是母亲当年嘱咐我的原话。她没有念过几年书，但说的每一个字都是那么有力度，就像英雄胸前的勋章，非金非银，但价值千金。

无数个年节，我坐在空荡荡的绿皮火车上，冒着风雪下乡采访，漆黑的车窗外有站台灯影闪过，我仿佛看见母亲赞许的微笑。1998年抗洪，我陪着报社记者逆行而上，到最危险的地段采访抗洪一线的检察官们，被黑龙江省检察院荣记个人二等功。那年，我把二等功奖章和妈妈的小红本摆在一起，电话里向母亲分享工作里的惊险和喜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