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本研究提出了净零创业这一新概念，探讨其在碳中和背景下对去碳化经济增长的潜在推动作用。通过构建低碳内生经济增长模型，分析了净零创业与去碳化增长之间的复杂关系。研究表明，净零创业能够通过推动绿色技术创新与商业模式变革，加速全球去碳化进程。此外，净零创业还与环境规制及产业结构优化相互作用，共同促进可持续经济发展。本研究丰富了创业领域的讨论，强调更多创业者应投身于绿色技术和商业创新，以应对全球气候挑战。
通过净零创业加速脱碳经济增长:
低碳经济发展视角
文献来源：Gao F, Xin B, Peng W, et al. Accelerating decarbonized economic growth through net-zero entrepreneurship: Low-carbon economic development perspective[J].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2024, 370: 122684.
1. 引言
本文研究探讨了净零时代下经济增长与去碳化措施的紧迫性，旨在回答净零创业是否能够推动去碳化并重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路径。作为绿色生产、节能与环保的重要推动者，企业家在引领经济转型、推动净零经济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然而，尽管已有研究表明创业是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但其对低碳发展的复杂影响仍未得到充分揭示。现有研究大多停留在定性层面，缺乏定量实证数据支持。
为填补这一空白，本文构建了低碳内生经济增长模型，实证分析了净零创业与去碳化经济增长的关系。通过动态优化方法，揭示了净零创业在去碳化中的催化作用，并发现绿色技术进步具有中介功能，产业结构优化与环境规制起到调节作用。这为推动低碳转型提供了独特的视角，并为政策制定提供了实证依据。
本文的贡献在于拓宽了创业与环境可持续性的研究范畴，构建了减缓气候变化的新路径，并为净零发展提供了理论和实证支持。
2.文献综述
本部分回顾了关于创业、可持续转型和气候变化缓解的文献，旨在为进一步探讨净零创业如何促进去碳化经济增长奠定坚实基础。
2.1 净零创业的发展
创业涉及冒险、创新和市场机会的识别。随着背景的不同，创业形式各异。可持续创业在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框架下提出，强调经济、生态与社会维度的平衡。绿色创业被视为推动绿色生产和减少污染的重要方式。然而，过去的研究往往缺乏对净零排放和能源转型的综合考量。为了填补这一空白，学者们提出了净零创业的概念，伴随复合测量体系和多维评价框架。同时，研究表明欧洲和美国的创新型创业对低碳经济转型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进一步拓宽了净零创业的全球视角。
2.2 创业的影响
创业一直是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在全球范围内，创业能够带来技术创新、知识外溢和社会责任感的提升。学者们普遍认为，创业不仅通过创新和资源配置提高了经济效率，还可以促进绿色技术发展与外资投资，推动环境改善。然而，现有研究尚未充分揭示净零创业在碳中和背景下对经济增长与碳减排的双重影响。
2.3 低碳转型的去碳化路径
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费特别是化石燃料的依赖密切相关，导致碳排放急剧上升。相反，可再生能源在推动低碳转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此外，收入、能源价格和政治风险等外部因素也能缓解环境退化的负面影响，推动向清洁能源的转变。碳市场、绿色金融、碳税和绿色研发投资等措施被认为是实现低碳转型的重要路径。现有研究更多集中于外部变量对低碳转型的影响，忽视了企业作为碳排放主源的作用，因此本研究通过净零创业的视角探讨去碳化路径，填补了这一研究空白。
2.4 净零转型的国际背景
各国都在积极推动去碳化增长与净零目标，尽管方式不同。美国的小型企业在可持续发展问题上参与较少，而英国则鼓励企业优先考虑净零排放目标。德国和法国也在积极推进碳中和转型，但面临不同的挑战。与此同时，印度依靠可再生能源和地下氢储存来推动经济增长。这些国家不同的净零创业模式为未来研究和改进提供了丰富的比较视角。本研究则主要探讨了中国的净零创业与去碳化经济增长之间的复杂关系。
3. 研究方法
3.1. 理论模型设定
本研究构建了一个多部门内生经济增长模型，以整合企业家在促进低碳创新和实现碳中和目标中的关键角色。企业家在资本配置、要素组合和创新方面起到核心作用，因此需要将净零企业家精神与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相结合。模型涵盖了家庭效用、企业家决策、知识生产、产品生产、碳排放约束等因素。知识生产部门对于研发投资和绿色技术进步至关重要，其生产的知识能推动企业低碳产品的生产，降低碳排放强度。模型还强调政府作为社会规划者，通过一系列政策来减少碳排放和提升社会福利。各部门之间的内在关系，如图1所示。
3.1.1. 家庭
假设代表性消费者在无限时间内感知消费（C）和碳排放（Z）的效用，并使用标准的固定弹性和加性可分离效用函数。消费者的效用函数考虑了消费和碳排放的影响，反映出消费者对环保的偏好以及相应的风险厌恶程度。
3.1.2. 企业家
企业家被视为推动低碳创新的关键驱动力。研究表明，企业家通过整合现有资源和知识溢出，促进组织创新。个体在不同时间段内的职业选择受预期效用的影响，具有净零意识的个体可能选择成为净零企业家。研究设定了影响个体成为企业家的决策方程，强调资源转化效率的重要性。
3.1.3. 知识生产部门
内生增长理论早期将知识作为独立因素纳入经济增长模型，推动知识生产。员工通过从事研发和创业活动共同促进知识的创造。研究假设知识生产水平越高，绿色技术进步越显著。
3.1.4. 最终产品生产部门
最终产品生产包括劳动、自然资源和中间产品，其生产函数采用Cobb-Douglas形式。假设中间产品的物理单位可以统一测量，研究通过这一模型形式描述经济总产出与劳动和资源的关系。
3.1.5. 中间产品生产部门
假设中间产品生产与最终产品生产具有相同的技术水平，单位资本可生产一个单位的中间产品。通过替换中间产品生产方程与最终产品生产方程，得出劳动市场均衡的方程，分析劳动分配对经济总产出的影响。
3.1.6. 碳排放
假设碳排放与自然资源输入呈正相关，与绿色技术进步呈负相关。绿色技术进步能降低单位产出的能耗和碳排放，形成相应的碳排放方程。
3.1.7. 资本存量方程
研究将政府部门引入模型，环境治理投入来源于总产出。通过引入治理投入的方程，分析资本存量的动态变化。
3.1.8. 碳排放演变方程
本研究建立了碳排放的演变方程，并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1 改善净零创业可以促进经济增长和减少碳排放，推进脱碳经济增长。
假设2 绿色技术进步对净零创业促进脱碳经济增长具有中介作用。
根据以上分析，经济将在一般均衡框架下收敛于最佳增长路径，变量将呈现相同的增长率。研究结果表明，改善净零企业家精神能够促进经济增长并减少碳排放，进而推动经济的脱碳增长，同时绿色技术的进步在其中发挥中介作用。
3.2. 实证研究设计
本研究提出假设1和假设2，以探讨净零企业家精神对低碳转型的内在机制。同时，考虑到外部因素是否影响这一关系，本文从环境监管和产业结构优化的角度提出假设3和假设4进行实证检验。此外，研究将净零企业家精神在区域层面进行分析，因地区市场环境、研发投入和能源消费的差异，需要研究区域异质性。最后，通过内生性和稳健性检验验证基线回归结果。图2展示了实证研究过程。
3.2.1. 净零企业家精神的测量
参考Xin和Gao（2023）的研究，净零企业家精神作为碳中和领域的新范式，其测量不仅包括创新和风险，还应包括与净零排放相关的其他维度。研究构建了一个多维指标体系，如图3所示。遵循这些指标，通过熵值法进行计算，具体计算过程可以联系作者获取。
3.2.2. 脱碳经济增长的测量
根据假设1，提高净零企业家精神可以促进经济增长并减少碳排放，从而推进脱碳经济增长。本研究采用碳排放强度指数量化脱碳经济增长，能够同时反映经济增长和碳排放，如公式（47）所示。由于二氧化碳数据不能直接从统计年鉴中获取，需要从中国碳排放会计数据库（CCEAD）获取省级二氧化碳排放清单，并通过IPCC发布的排放因子法估算实际碳排放。具体计算公式为：
构建公式（47）以获取碳排放强度（CI）：
3.2.3. 数据
本研究聚焦于中国大陆，因数据不一致和可用性有限，排除了西藏、台湾、香港和澳门。尽管此排除可能影响分析的全面性，但确保了数据的可靠性和一致性。选择中国作为研究对象有几个原因：
(i) 雄心勃勃的气候目标：中国设定了到2030年达到碳峰值、2060年实现碳中和的目标，这对全球气候行动具有重要意义。
(ii) 快速能源转型：从2005到2020年，中国煤炭在总能源消费中的比例显著下降，从72.4%降至56.8%，非化石能源的比例从7.4%上升至15.9%。
(iii) 可再生能源的全球领导地位：中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可再生能源投资者，领先于太阳能电池板、风力涡轮机和电动车的生产和安装。
(iv) 积极的国际参与：自IPCC发布净零战略以来，中国积极参与全球减排活动，包括批准《巴黎协定》和参与国际气候谈判。
(v) 经济与环境平衡：作为快速发展的经济体，中国在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平衡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有价值的经验。
通过关注中国，本研究旨在提供实施净零政策的挑战和策略的见解，从而为全球碳中和努力提供参考。
接下来，本文详细阐述相关变量的数据来源。首先，独立变量为净零企业家精神，采用熵值法测量。每个维度的数据来源如图3所示。具体而言，获取绿色专利需经过两个阶段：（i）确定与绿色清单一致的国际专利分类（IPC）代码；（ii）利用这些IPC代码检索绿色专利的年和地区数量。其次，脱碳经济增长的代理变量为碳排放强度，即单位GDP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由于如前所述，二氧化碳数据无法直接获取，本研究通过中国碳排放会计数据库的CO2清单获取数据，并通过排放因子法估算实际碳排放。第三，绝大多数控制变量的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CSY）。第四，调解变量的数据处理方法详见下面的3.2.4节，调节变量的数据来自CSY。
3.2.4. 变量
(1) 独立变量为净零企业家精神。
(2) 因变量：碳排放强度同时反映经济增长与碳排放减少，因此作为因变量代表脱碳经济增长。
(3) 控制变量：除了净零企业家精神，还有各种可能影响低碳转型的因素。因此，有必要控制这些变量以减轻潜在的内生性问题。本研究尝试从现有文献中选择适当的控制变量，并解释其选择依据。此外，逐步增加控制变量以提高估计精度并减少内生性担忧。具体控制变量如下：
(i) 外商直接投资（fdi）：通过实际外资流入占GDP的比例量化。污染避难所假说认为，FDI流入劳动和资源密集型部门可能会阻碍产业结构优化，导致污染加剧。反之，另一种观点认为，FDI可以促进先进技术的应用，从而提升可持续发展的质量。
(ii) 区域创新（innov）：通过区域科研机构数量来衡量。较高的创新水平有利于培养企业家精神。
(iii) 市场化（market）：市场化在促进资源合理配置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影响企业家的生产决策和低碳转型策略。
(iv) 工业化水平（industry）：参考之前研究（Lin和Zhang，2023），使用工业增加值占GDP的比例来衡量工业化，从CSY获取数据。
(v) 绿色信贷（gc）：参考之前研究（Lv等，2023），将绿色信贷测量为能源密集型行业利息支出占总行业的比例，从《中国工业统计年鉴》获取所需数据。
(vi) 经济发展水平（edl）：通过GDP增长率来衡量。当前研究强调企业家活动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显著的统计相关性。
(4) 调解变量
本研究探讨绿色技术进步的调解作用。先前研究主要使用专利数据来衡量区域绿色技术进步（Brunel，2019；Chen等，2021）。然而，考虑到城市员工是创新活动的主要人力资本来源，本研究参考了Zhang等（2022b），使用绿色专利申请数量与城市员工数量的比率来衡量绿色技术进步。
(5) 调节变量
研究的调节变量包括环境监管和产业结构优化。参考之前的研究（Wang等，2019），将环境支出占总财政支出的比例作为环境监管的量化指标。产业结构优化（ISO）指各行业通过产业调整的协调发展。参考现有文献（Zhang等，2020），使用泰尔指数来衡量产业结构优化。泰尔指数反映了三大产业（初级、次级和三级）的就业结构协调发展：
为了方便，本研究总结了实证研究所需的变量，如表3所示。
3.2.5. 基准回归模型
为了验证假设1，本研究将净零创业作为自变量，碳排放强度作为因变量，构建以下基准模型：
3.2.6. 中介效应模型
根据假设2，绿色技术进步在净零创业促进脱碳经济增长中具有中介作用。参考之前的研究（Irfan等，2022），本文构建以下中介效应模型：
3.2.7. 调节效应模型
假设1和假设2旨在探索净零创业对脱碳经济增长的内部影响。此外，外部因素是否会影响其关系？针对这个问题，本研究回顾相关文献并进行了一些扩展分析。根据以往研究，波特假说认为适当的环境法规可作为促进企业家绿色意识、推动技术进步和提升企业竞争力的催化剂。除了环境法规外，优化产业结构可以改善资源利用，鼓励企业家合理配置要素，促进环境可持续性。因此，本文深入探讨了环境法规（ER）和产业结构优化（ISO）所施加的调节影响。
具体而言，选择依据和分析如下。首先，环境法规可能会给企业带来压力和限制，同时创造市场机会。净零创业的核心在于识别市场机会，激发企业家的创新节能和利用潜力，从而降低碳排放强度。其次，产业结构优化可以促进资源配置，创造新的市场机会，为培养净零创业提供良好的环境，从而加速向低碳经济的转型。本研究从环境法规和产业结构的角度提出了以下假设：
假设3 环境法规对净零创业与脱碳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具有负向调节作用。
假设4 产业结构优化对净零创业与脱碳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具有负向调节作用。
为了验证上述假设，本研究构建以下调节效应模型：
总之，本研究提出假设1-4，并构建逻辑结构图，如图4所示，以澄清假设中包含的变量之间的内在关系。具体而言，路径1代表净零创业与脱碳经济增长的直接影响，路径2表示绿色技术进步的间接影响，路径3表示环境法规和产业结构优化的调节效应。上述三条路径构成了本研究的实证研究框架。
4.结果与讨论
4.1 实证结果
4.1.1. 描述性统计
在进行多元回归分析之前，本研究对变量应用了1%的上下尾削减处理，结果显示绿色技术进步、市场化和碳排放强度的数据波动显著，反映了各地区低碳转型过程中的差异。样本没有异常波动，数据分布相对均匀，无离群值，因此适合进行统计回归分析。此外，通过Jarque-Bera检验确认数据符合正态分布，适用于多元线性回归。
4.1.2. 基准回归分析
本研究采用固定效应（FE）模型来分析净零创业与碳排放强度的关系。结果显示，未控制变量的NZE系数为负，表明净零创业有助于降低碳强度。在逐步添加控制变量后，NZE系数始终显著为负。市场、FDI、创新和产业等变量与碳排放显著正相关，强调了工业生产对CO2增加的影响。同时，绿色信贷与碳排放负相关，证实了假设1。
4.1.3. 稳健性检验
为验证基准结果，本研究采用替代因变量和滞后一期回归方法。将碳排放绩效（CEP）作为替代指标后，发现净零创业显著提高CEP，验证了假设1。引入滞后一期的因变量后，回归结果仍显著为负，保持了负效应。稳健性检验结果增强了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定性与可信度，表明系数及其统计显著性的一致性。
4.1.4. 区域异质性分析
本研究将样本分为西部、中部和东部区域，分析净零创业的区域异质性。结果显示，各地区NZE系数均为负，但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影响更显著。这可能是由于不同区域在产业结构和能源消费上的差异，西部和中部地区的重污染行业比例较高，净零创业在这些地区的碳排放强度下降潜力更大，显示了其实现净零目标的优势。
4.1.5. 中介效应分析
研究假设绿色技术进步在净零创业促进脱碳增长中起中介作用。结果显示，NZE与绿色技术进步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验证了假设2。引入绿色技术变量后，NZE的系数绝对值减小，表明绿色技术进步确实在促进脱碳增长中发挥了中介效应，强调了企业在低碳转型中的重要作用。
4.1.6. 调节效应分析
通过对方程（52）的实证估计，研究分析了环境法规与产业结构优化的调节效应。结果显示，产业结构优化和环境监管均对净零创业与碳排放强度之间的关系产生显著影响，验证了假设3和假设4。这表明，通过绿色技术进步，政策调控能够有效提高能源效率，进一步促进低碳经济发展。
4.2 讨论与启示
4.2.1. 扩展分析
本研究表明，净零创业显著降低碳排放强度，绿色技术进步充当重要中介。此外，加强环境法规和优化产业结构进一步提升了净零创业的减排效果。这些机制为推动脱碳经济增长创造了良好环境，研究结果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密切相关，对政策制定者具有重要启示。本研究开创性地探讨了净零创业对脱碳和可持续发展的影响，为学术界提供了新的视角。
4.2.2. 研究结果的独特性
本研究在几个重要方面区别于以往研究。首先，扩展了创业研究的范围，以往研究多侧重于创业对技术创新和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而本研究构建了低碳内生增长模型，实证验证净零创业与脱碳增长的关系，结果表明净零创业能刺激经济增长并推动脱碳。其次，本研究探索了推进碳中和的新路径，关注碳排放源，研究净零创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提供了更多的实证证据。最后，尽管本研究基于中国数据，气候变化是全球性挑战，研究结果具有跨文化的相关性，为其他地区提供了宝贵的借鉴。
4.2.3. 研究启示
本研究的理论与实证洞察为制定实现碳中和的政策提供了重要指导。首先，基准回归结果显示，净零创业显著促进脱碳增长，企业家应将碳减排目标纳入全球战略规划，并积极培育净零创业。其次，绿色技术进步对实现脱碳增长至关重要，因此需要大力投资绿色技术研究与商业化。最后，强化环境法规与优化产业结构可以增强净零创业的减排效果，政府应通过严格法律政策规范企业行为，同时发展绿色低碳产业，通过绿色金融政策有效配置高污染与低污染企业的资金。
5.结论
5.1. 主要发现
在追求净零经济的时代，本研究强调了净零创业在实现碳中和过程中的关键作用。研究的主要目标是探讨净零创业是否能促进脱碳经济增长。通过构建包含企业家、产品生产、碳排放和家庭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研究揭示了净零创业、经济增长与碳排放之间的复杂机制。动态优化分析显示，净零创业积极促进脱碳经济增长，绿色技术进步是其重要驱动机制，为研究提供了科学理论基础。
5.2. 限制与未来研究
尽管本研究探讨了净零创业及其减排效果的复杂性，但仍存在一些限制，为未来研究指明了方向。首先，碳中和的转变与金融基础密不可分。未来研究应将净零创业、金融动态和低碳要求融合为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以探讨绿色金融政策对净零创业驱动的脱碳增长的影响机制。此外，研究可基于理论模型构建多重回归模型，检验绿色信贷对净零创业减排的调节效应。
5.3. 未来研究方向
此外，COVID-19大流行的影响和数据的时间限制限制了本研究的时间范围。未来研究应使用更近期的数据，探讨净零创业在全球环境变化中的动态演变。具体而言，未来研究可以考虑将COVID-19视为准自然实验，比较公共卫生危机前后净零创业对脱碳经济增长的影响。最后，本研究证明了企业愿景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共生关系，其发现应在学术界、政策制定和企业实践中产生广泛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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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施沐曦 | 审核：张宇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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