悦读住建 | 开封：大河激荡下的京华烟云

“公元960年宋代兴起，中国好像进入了现代，一种物质文化由此展开。货币之流通，较前普及。火药之发明，火焰器之使用，航海用之指南针、天文时钟、鼓风炉、水力纺织机、船只使用不漏水舱壁等，都于宋代出现。在11-12世纪内，中国大城市里的生活程度可以与世界上任何其他城市比较而无逊色。”历史学家黄仁宇在《中国大历史》中如是说。

放在大历史观视域里审视，步入“现代”的宋朝亦呈现出看似矛盾的两面：一面，“生于忧患，长于忧患”，奉行“重文抑武”国策，以至于在史书中留下“积贫积弱”的一笔；另一面，放松“重农抑商”政策，造就了盛极一时的“富宋”,前所未见的文化、艺术、社会与科技繁荣，孕育出超凡脱俗、大道至简、丰盈精致的人文风雅。这些，点亮了开封这座古都的文化坐标，更形成了属于宋代的独特韵味。

如果把古代开封视为一本书，那它的情节注定跌宕起伏——收笔惊鸿，中篇浩阔，而起笔却神秘缥缈。

上古时代，黄河冲积大平原西部边缘，平坦的地势、温和的气候、密布的水网，让这里成为适宜农业耕作的理想家园。在开封市祥符区万隆乡万隆岗遗址和尉氏县洧川镇断头岗遗址，发现了多处新石器时代早期裴李岗文化遗址，出土的大量陶器、骨器、石器等也曾见证，约8000年前华夏大地的先民们在开封附近聚居，并萌发出灿烂的远古文明。

在今天开封市东北、黄河大堤外，安眠着传说中的“文字始祖”仓颉。相传上古时代人们用绳结记事，遇到大事就打一大结，小事则打一小结，相连的事打一连环结，后来又发展到用石刀在木竹上刻符号记事。随着文明演进，人们遇到的事情越来越复杂，比如在黄帝时代，舟、车、弓箭等生产和军事技术被发明出来，也出现了养蚕等新兴产业。在此影响下，作为黄帝史官的仓颉通过观察鸟兽足迹、器物形状，创造出一种可以承载更多信息的复杂符号，并命名为“字”。

据南宋诗人罗泌所撰的《路史》记载，仓颉居住在阳武，死后葬于利乡。两地均在今开封附近。虽然仓颉造字和埋葬之地有诸多争议，但不可否认，文字的出现让中华文明有据可查。

明确的文献记载，也将开封的“前世今生”完整呈现于世人眼前。第一个在开封建都的是夏朝。夏君主杼曾迁都至今开封市祥符区黄河大堤南岸的国都里村附近，史称“老丘”。

春秋时期，为了争霸中原、开疆拓土，郑国君主郑庄公在位于国土边陲之地的今开封市祥符区朱仙镇附近，修筑了一座规模超过国都的储粮仓城，取“启拓封疆”之意，将这里定名为“启封”。

其后，“战国七雄”之一魏国的君主魏惠王将都城从安邑迁往启封，并更名“大梁”。随之，大梁城得到了快速发展——引黄河水灌溉周边的田地，促进了农业发展；疏通了黄河与淮河间的主要水道，便利了水运交通。而“孟子游梁”“窃符救赵”“孙庞斗智”等脍炙人口的历史故事，也发生于这一时期的大梁。

公元前225年，秦王赢政派将军王贲攻打魏国，包围了大梁。此时，魏军坚守城池，秦军多次攻城都无功而返。王贲观察城外地形，发现大梁建在一片洼地上，就挖掘人工渠，引黄河、鸿沟之水灌城。奔腾的河水在城外泛滥数月，夯土制成的城墙被浸泡后坍塌，秦军涌入城中，魏国灭亡。

西汉景帝刘启即位后，因避其名讳，改“启”为“开”，易名“开封”，这就是其名的由来。

南北朝时期，昔日临城的鸿沟已更名为“汴水”,开封城因此得名“汴州”。到了隋朝，汴水成为贯通中国南北的大运河主干之一，即“通济渠”。由于开封位于运河要冲、毗邻东都洛阳，遂成水运交通枢纽。唐天祐四年（907年）,朱温废除唐哀帝建立梁朝，建都开封。随后，后晋、后汉、后周相继在此设都。由此，开封取代洛阳，成为当时中国的政治和文化中心，并多了一个名字——“东京”。

从老丘、启封到大梁，再到汴州、东京，王朝的更迭，一次次将不同的名字叠加在同一个开封之上，而古老的民谣“开封城，城摞城；地上城一座，地下城几层？”似是历史留给这座城市的“幽默”，道出城名变迁的往事；悄然把悲怆藏进只言片语——奔流不息的大河润泽两岸，也无数次因决口改道，把繁华都市变成一片汪洋。自1981年开始，考古工作者对开封城市地下进行发掘，考察土层年代和遗迹后，发现地下共埋有6座古代城池，从下到上分别是战国时期大梁城、唐代汴州城、五代及北宋东京城、金代汴京城，以及明清两代开封城，以至于出现了考古学界的一个术语——“古今重叠型城市”。

墙摞墙、路摞路，一层泥沙一层城，新城建在老城上。然而，无论开封多少次被掩埋在泥沙之下，南北中轴线也从未改变，它看遍花光满路、节物风流，也见证刀光剑影、城头变幻大王旗。文明熔炼，安土重迁，既是古城引以为傲的“千年未变中轴线”含义，也是贯穿古今的“城市文化坐标”。

东京城的繁华肇始，要从一条街巷说起。公元937年，一个乳名唤作“香孩儿”的10岁男孩随父亲举家迁至此地，居住在新曹门里的鸡儿巷内（今开封市老城区东偏北区域）。两年后，他的弟弟在此出生。“香孩儿”或许不会想到，多年后，他的大名赵匡胤会以“北宋开国皇帝”之名载入史册，而他的弟弟就是宋太宗赵光义。一条小巷，两位皇帝，名声大噪的“鸡儿巷”遂得名“双龙巷”。

后周显德七年（960年）正月初四，殿前都点检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这位后周“禁卫军司令”授意手下为他披上黄袍，兵临国都东京城下。守城将领石守信、王审琦开城迎接，胁迫后周恭帝禅位。赵匡胤登基，建立宋朝，史称“宋太祖”。

定都，是一个王朝建立后的头等大事。作为国家的“神经中枢”，都城兹事体大，事关命脉。从我国封建王朝建都传统看，之前的许多开国君主往往有两个选项，首选自然是长安。长安的地位不言而喻——“四塞之国，被山带渭”大都邑，地势险要、易守难攻，且有汉、唐等繁盛王朝建都史，具有强烈“正统”意味。然而，此时的长安城经历唐末战乱，宫室城池凋敝，从经济角度看不具备建都价值。

第二个选项是洛阳。自古洛阳就有“天下之中”的美称，在战略上，此地“河山拱戴，形胜甲于天下”“被昆仑之洪流，据伊洛之双川，挟成皋之岩阻，扶二崤之崇山”。环绕的高山大河形成天然屏障，让其军事防御甚或优于长安，但同样经历战乱，已形同废墟，且昔日雄关虎牢关也随着黄河泥沙堆积、滩涂面积增大，无法发挥“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作用。

留给赵匡胤的选择，似乎只剩下了后周故都东京。无奈的选择，恰恰是上天安排的最优选择。就像人生，面对山重水复的困惑，有时默认现实、坚守本心，即可拥抱用最简单的排除法带来的柳暗花明。从地理位置看，丰富的水脉和黄河冲积平原营造了广袤的产粮区，粮食稳定是社会稳定的必要前提；从交通运输看，兵马、信息、粮草，对于还处于战争状态的新生王朝尤为紧要。据《宋史·河渠志》记载：“以大梁(东京)四方所凑，天下之枢，可以临制四海。”水运，让东京成为王朝版图的中心，战备物资从这里出发，无论前往江南吴越，还是西南巴蜀，抑或与辽对峙的北方边境，运输时间都相对均等。

从经济社会发展看，宋初的东京城俨然是“一线城市”——数个王朝的建都史，让它的规模足够庞大，而早在后周显德三年（956年），朝廷曾动员数十万百姓扩建城区，形成了完备的内外城体系。前朝大兴土木，留给了新朝一座规划严整、经济繁荣、物产丰厚的“坐享其成”之地。

北宋一朝战事频繁，东京城既无山峦天堑可守，又面临黄河泛滥威胁，就修建了复杂的城防体系。第一道防线，是在城外开凿有10余丈宽的壕沟，从河流引水，既阻挡敌军，也把水引向城内，并设置了特殊的城防设施“水门”。第二道防线，是一道5尺高的矮墙“羊马墙”，据宋人陈规《守城机要》记载，羊马墙的用途是在其内部设下伏兵，用长枪攻击渡过壕沟的敌军。第三道防线，是周长四五十余里的主城墙，主城墙围起的外城内，还有“内城”和最内部的“皇城”，形成“三重城”格局，不仅让城市“固若金汤”，也体现了“天地人归中”“抱一守中”等思想。

城内纵横交错的河道，既满足了城内居民用水需要，又与运河相连，水运交通便利，漕运中枢完善，让商业运转成本得到控制，各类物资得以高效流通。城与池、水与陆的综合建设，铺开了东京城的防御网，也织就了交通运输网和商品流通的财富网，北宋翰林学士李清臣在《重修都城记》中就有这样的描述：“惟我汴京，气象宏伟，平广四达。”

“四方所凑”的沃土上，“平广四达”的东京城灯火璀璨，点亮了曾经的“双龙巷”，也开启了一个时代的万千气象。

......

北宋政和二年（1112年）元宵节次日，东京城正在举办为期五天五夜的灯火盛会。忽然彩云飘浮，一群仙鹤盘旋在宣德门上，有两只落在宫殿屋顶的鸱吻上。

宋徽宗看到此般情景，以为是国运昌盛的吉兆，便执笔作画，用其独创的“瘦金体”记录下事情的原委，并赋诗一首，以“天下一人”花押，留下传世名作《题瑞鹤图》:

清晓觚棱拂彩霓，仙禽告瑞忽来仪。

飘飘元是三山侣，两两还呈千岁姿。

似拟碧鸾栖宝阁，岂同赤雁集天池。

徘徊嘹唳当丹阙，故使憧憧庶俗知。

《诗经·鹤鸣》述：“鹤鸣于九皋，声闻于天。”从古至今，鹤都以俊逸优雅的外形、洁白如雪的羽毛，赢得文人墨客青睐，还以高洁品性、忠贞性情，成为祯祥象征。《礼记正义》将异象解释为祯祥：“国本有今异曰祯，本无今有曰祥。”何为本有今异者?何胤云：“国本有雀，今有赤雀来，是祯也；国本无凤，今有凤来，是祥也。”望着不曾来过的“瑞鹤”，宋徽宗坚定了“天下一人”的自信，也抒发了对国泰民安的向往。

这一时期，历史前进的车轮在华夏大地留下深刻印痕——底蕴深厚的农耕文明、疾驰铁血的游牧文明、茁壮成长的商业文明，不断激烈博弈又彼此融合；北宋经济、文化、科技繁荣发展，让各行各业展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庞大王朝正在开足马力前进，也留给统治者以无限施展空间。

今天，我们在很多宋徽宗绘制或收藏的书画作品上都能见到其“天下一人”的花押，其结构似“天”字，但松散又似“开”字，实际上则是取“天下一人”四字的四笔，颇有“天人合一”意味。小小的花押，隐含着这位皇帝的人生态度。倘若历史就此暂停，从封建王朝统治者标准看，宋徽宗或许还算合格——其化解了尖锐对立的改革派与保守派之间的矛盾，在中枢任用温和的保守派韩忠彦和温和的改革派曾布，试图建立调和两派的“联合政府”，但随后又驱逐了大部分保守派，任用激进改革派官员，体现了他迫切想改变时局的一面；常常绕开庞杂的官僚机构，通过御笔手诏，直接将命令下达给各部门，强化中央集权，也让政令执行更加高效；在与北宋长期对峙的辽衰落之际，加强与新崛起的金的外交关系，促成宋金“海上之盟”，并伺机夺回被辽占据的燕云十六州。

宋徽宗心中，或有“一束光”：作为王朝统治者，在一系列内政外交手段“操控”下，北宋坐拥立国以来最大版图，国势如烈火烹油；作为受万民敬仰的“官家”，大力拓展慈善事业，建立“官学”、医疗机构、孤儿院甚至乞丐墓地；作为杰出艺术家，引领了绘画、文学、音乐、书法等各种艺术发展，让瑰丽的宋文化成为传之不朽的“宋韵”名片。然而，“一束光”能照多远，取决于光源功率的大小，也与传播介质相关——面对强势的金，送“岁贡”，以求安逸；面对饥谨流民和起义烽火，无视、镇压，以求安逸；面对日益危急的被动军事局面，传位儿子宋钦宗，抛却“烂摊子”，以求安逸。混乱的时局，是这光的传播介质，至于光源功率，则要反观宋徽宗本人。

靖康之变后，被囚禁于荒芜五国城的宋徽宗再一次提笔，把晚年的凄惨遭遇付诸七言绝句《在北题壁》:

彻夜西风撼破扉，萧条孤馆一灯微。

家山回首三千里，目断天南无雁飞。

何以国政荒芜？何以武备废弛？何以纵情声色？何以身死国灭？五国城的风雪给了“天下一人”漫长的反思时间，时代却没有留给亡国之君一瞬反转机会。多年后，胸怀故国河山的英雄志士几近将南来宋旗再次立于东京城上，而那“一束光”也穿透个人命运叠嶂，让一座城、一个时代、一个民族熠熠生辉。

今天的开封，依然保留着宋城东京的基本格局：高楼大厦与千年古塔相望，古老文脉在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和活化利用中传承，古今城市理想之光交融凝聚。在开封市鼓楼区生产后街，恰有家名为“一束光”的书店，仍致力于历史文化的传承。

书店开在朴素无华的民居里，门外种植数竿修竹。营业区域只有10多平方米，以文史类书籍为主，诸如中华书局的《二十四史》《资治通鉴》《历代史料笔记丛刊》等史籍，还有古城镇村、古建筑、宋画、宋瓷等研究资料。书房里陈设一张明式书桌，墙上挂着摩崖石刻拓片，处处流露出书店主人不同流俗的品位。店主表示，开书店不只为了赚钱，而是为了有个安身之所，当然更是为了满足自己平生爱书的心愿。近年来，开封的书店越来越多，政府适时推出了“城市书房”计划，加大政策引导和支持，让人感觉到这座城的振兴和繁荣。在背街小巷里开一家小书店，方便群众随时进店翻翻书，就是开卷有益，就能起到潜移默化的引导作用。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中国城市出版社)还给书店捐赠了100多种书籍，这更坚定了店主继续办好书店的信心。

“因为‘一束光’，开封这座城市在我的记忆里，便有了不一样的意味。为传播书香留一盏灯、点一束光，这便是书店之于城市的意义吧。”这是一名游客造访“一束光”书店后写的感想。留言中还引用了一首诗：“把自己活成一束光，因为你不知道谁会借着你的光走出了黑暗。请保持你心中的信仰，因为你不知道谁会借着你的信仰走出了迷茫。”

书，安顿辗转于过往的灵魂；光，照亮前进的路。光在何处？《礼记·少仪》中述：“其未有烛而有后至者，则以在者告。”这揭示了“光”的另一重含义——如果房间中没有烛光，当后来者进入房间时，在房间内的人要告诉他应该怎么走。于“无光”中成为“光”，是“光”的意义，也为夜路人照亮了前程。

（摘自《天下宋城——千年文脉溯源及嬗变》，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中国城市出版社202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