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的“美国优先”并非让美国脱离世界，而是以更加强硬的姿态，主导世界秩序，重现“让美国再次伟大”的愿景。虽然显现出强烈的单边主义倾向，但它绝非意味着孤立主义的复兴，而是通过更强硬的全球领导力，塑造符合美国利益的国际秩序。
美国大选尘埃落定，特朗普的意外胜选震动全球和中国公知。《经济学人》11月7日刊发的文章《欧洲需要觉醒并照顾好自己》表达对美国“抛弃”盟友的忧虑。类似评论频繁出现，认为特朗普政府的“美国优先”政策可能意味着回归孤立主义，导致全球秩序动荡。
然而，何为“美国优先”？根据美国优先政策研究所（America First Policy Institute，AFPI）的定义，该政策旨在“优先考虑美国人民的利益”，涵盖自由、自由企业、强大国力、军事优势以及符合美国利益的外交。具体政策重点包括七个方面：主权至上、强经济、强军队、实力外交、有效同盟、远离无休止战争，以及遏制中国。
在这七大重点中，除“主权至上”和“远离无休止战争”外，鲜有孤立主义的迹象。事实上，“美国优先”以强固国力为核心，既未疏离世界，反而在经济和外交层面强调主导全球事务，只是手段有所调整。
首先，“美国优先”并不反对全球化，而是力图纠正全球化给美国带来的结构性问题。虽然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为美国带来巨大利益，但也导致产业空心化、工人阶级边缘化和军工体系的衰退等问题。因此，美国通过关税保护和贸易平衡，力求重建强大的工业体系，恢复罗斯福、杜鲁门和里根时期的压倒性军事工业优势。这一政策与美国的国家安全紧密相连。二战后，美国的安全依赖全球经济体系的稳定，而非单纯依赖自给自足。
转向经济民族主义
因此，“美国优先”政策转向经济民族主义，反对新自由主义“利润最大化”的片面主张，提出用“互惠贸易”代替“自由贸易”，并通过关税壁垒实现“均衡贸易”。尽管这种“美利坚堡垒”（Fortress America）带有孤立主义色彩，但它通过强制性“平衡市场准入”迫使贸易伙伴开放市场，显然不是孤立主义的体现。
事实上，自2017年起，美国数度与欧盟和日本就世贸规则的修正联合提出“三边改革建议”，谴责“国家资本主义”的“市场扭曲措施”。这一提议旨在重建把中国排除在外的自由化程度更高的新全球化，以巩固既有的美国主导的国际经济秩序。此“再全球化”进程既服务于“美国优先”，也契合对华“战略脱钩”的冷战态势。与此同时，美欧日之间也加强市场开放，以“零关税、零壁垒、零补贴”为目标导向，推动互惠贸易。可见，“美国优先”并非要去全球化，而是要避免全球化对美国实体经济的侵蚀，从而占尽全球化的好处。
其次，在军事和外交上，“美国优先”主张谨慎用兵，避免陷入无休止的战争泥潭。然而，若涉及美国核心利益，则毫不犹豫诉诸武力保护。为此，“美国优先”要求大规模扩张军备，将国防开支从当前不到3%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占比，提高至冷战高峰期的6%。相比之下，在二战前夕的孤立主义极盛时期（1940年），美国军队总兵力不足20万，排名全球第17至19位，国防开支占比仅1.7%。
显然，庞大的军费投入并非只为本土防御，而是为了维持美国全球领导地位。因此，重整军备是“美国优先”的首要任务——重点是加强海军和核威慑，且具有明确战略侧重——遏制中国。这意味着美国在其他战略方向上将有所收缩，须要盟国承担更多责任。
不同于孤立主义，特朗普的“美国优先”倡导建立强大的同盟体系：在欧洲，通过“北约欧洲化”让盟国承担对俄防御，以便集中精力应对中国；在印太地区，则鼓励日本和韩国扩大军备，以联合遏制中国。
“美国优先”主张以实力求和平，团结盟友但不受制于盟友。尽管这一单边主义倾向可能削弱同盟团结，但它也推动欧洲的战略重整。法国总统马克龙试图通过乌克兰战争，引导欧洲进入“战时体制”，以期重振欧洲，“美国优先”为此提供了更大助力。日本、韩国的军备扩张也可视为类似例证。
必须指出的是，“美国优先”背后有冷酷的现实主义逻辑——通过均势战略尽快解决俄乌战争，而非追求俄国的无条件投降。这一战略的最终目标，正如“北约欧洲化”所指向的，是加速欧洲的安定，为集中资源应对最大的战略威胁——中国，创造条件。为此目的，不排除美国适时实施“反向尼克逊战略”（reverse-Nixon strategy，即基辛格所主张的“联俄制中”）的可能。
欧美战略协作已非常明显
在这一大战略的强势主导下，战备不足的欧洲有主动配合的意愿，且出于捍卫西方主导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需求，愿意让心心念念的多极化追求隐身于后。毕竟，欧洲承平日久，制度变革迟缓，短期内难以实现真正的战略自主。事实上，欧美战略协作已经非常明显，多个欧洲国家主动派兵介入远东，加入对华遏制，回报美国的安全保障——这一举动前所未有。无论乌克兰战争结局如何，欧洲的重新武装都将是“美国优先”政策推动下的北约欧洲化的自然结果。“美国优先”所触发的西方世界军事全面动员，无疑是俄等“修正主义国家”的噩梦（如果能提高炮弹产量和财政预算的话-编者注）。
“美国优先”的丰富内涵还在于，它旨在将美国打造成能源超级大国，通过为本国、盟国及能源贫困的南方国家提供充足能源保障，进一步巩固领导地位。这与二战期间罗斯福将美国打造为“民主兵工厂”的策略异曲同工。彼时正是美国开始抛弃孤立主义，迈向世界领导中心的开端。
“美国优先”不同于孤立主义的另一例证，是倡导“大胆外交”。特朗普首个任期内的中东政策取得成功，就是明证。重返白宫后，特朗普势必进一步支持以色列，推动中东稳定，打破中俄在该地区的布局（即大力支持对巴勒斯坦和阿拉伯人的种族灭绝-编者注）。
美国前贸易代表莱特希泽一针见血地指出，“美国优先”政策的核心在于共同防御（mutual defence）和平衡贸易（balanced trade）。这两者均体现为主动出击，旨在塑造有利于美国国家利益的国际战略格局。“美国优先”强调强势领导，甚至不惜触动官僚政治，打击“深层政府”，以确保战略顺利实施。通过打造最强的军队和最强科技支持下的最强经济，最终实现打败最大的战略敌人——中国。
2017年，笔者曾请教著名国际关系学者迈克尔·考克斯（Michael Cox）教授，美国是否会回归孤立主义？考克斯的回答铿锵有力：“一个孤立主义国家是不可能领导世界的！”（You cannot lead the world being an isolationist）。
的确，特朗普的“美国优先”并非让美国脱离世界，而是以更加强硬的姿态，主导世界秩序，重现“让美国再次伟大”的愿景。虽然“美国优先”政策显现出强烈的单边主义倾向，但它绝非意味着孤立主义的复兴，而是通过更强硬的全球领导力，塑造符合美国利益的国际秩序。其长期可持续性和全球反应，将是未来国际政治的关键。
（作者是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访问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