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平型关大捷的捷报传遍祖国大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迎风飘扬，就在这全国人民万众一心抵抗侵略者的时刻，却有着这样一支特殊的红军队伍。他们的命运轨迹，与这波澜壮阔的时代潮流，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最终走向了一个令人唏嘘的结局。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黄麻起义后，吴兰陔先生自撰一联：“痛恨绿林兵，假称青天白日，黑暗沉沉埋赤子；光复黄安县，试看碧云紫气，苍生济济拥红军”。正是这副对联，首次将我党领导的武装部队称之为 “红军”，自此，“红军” 这一伟大名词登上历史舞台，书写了一段段波澜壮阔、可歌可泣的不朽传奇。
随后的广州起义进一步强调了组成红军的主体为 “工农”，“工农红军” 的称呼迅速传播开来。1928 年 5 月 25 日，中共中央正式将军队定名为红军，此前的工农革命军称谓就此取消，两年后又改称中国工农红军。
然而，抗战爆发后，为顺应全国抗日的大局以及遵循第二次国共合作的要求，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简称八路军）与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红军” 的称号退出历史舞台。
由于国内局势错综复杂，在红军治下相对独立的游击队并未消失。其中有一支队伍仍以 “红军” 自称，并始终遵循红军条例要求自身，直到战斗至最后一人。
这支被中共南方局命名为 “赣东北工农红军游击大队” 的队伍，其经历可谓毁誉参半，甚至曾被打入另册，受中央严肃批评，却始终坚守斗争，成为 “红军” 队伍中的最后一支，在中国革命史上留下了一段极为独特且充满传奇色彩的印记。
1935 年，方志敏牺牲后，由他一手创建的闽浙赣根据地陷入孤立无援之境，被迫转移至皖浙赣边境的鄣公山。依上级指示，原乐西中心区区委书记杨文翰与长期从事游击队工作的裴月山留守根据地，并于次年成立弋（阳）横（峰）上（饶）德（兴）中心县委，杨文翰出任县委书记兼赣东北省省委宣传部长，所辖部队命名为 “赣东北工农红军游击大队”，裴月山任司令，杨文翰任政委，总兵力近五百人。
在四面受敌、脱离组织直接领导的险恶处境下，上级党委的各项命令方针难以顺利传达。游击队隐匿于大山密林深处，反动势力难以围剿，党组织也难以与之取得联系。这支刺一般扎在反动派腹地的武装力量像一点不灭的星星之火苦苦坚持，凭借擅长的游击战灵活机动打击敌人，极大地消耗着敌人的有生力量。
也正因如此，他们难以深入了解瞬息万变的局势，甚至对震惊世界的大事件全然不知。在 1937 年下半年党组织与杨文翰取得联络之前，他竟对半年前发生的西安事变以及 “卢沟桥事变” 毫不知晓。
国共历经十余年的生死较量，尤其是方志敏的忠实追随者杨文翰，对方志敏之死耿耿于怀，对 “国共合作，共同抗日” 的新形势缺乏基本认知。当听到组织要建立抗日统一战线时，他言辞坚定地反驳：“既然国共合作，他们为什么杀害方志敏？为什么残害我们那么多同志？你不要信他（国民政府），这么多年刺刀见红，他怎么会跟你合作呢？” 他始终坚信这不过是国民党吞并红军的幌子。
这支队伍像一根深扎在国民军腹地的钉子，让国民党如鲠在喉，却又顾忌破坏国共合作之名，于是多次派人联络，希望这支队伍能以大局为重，共商合作细节。
1937 年 2 月，国民政府专员派人向杨文翰传达合作抗日文件，承诺接受改编后，将游击队纳入国民政府军战斗序列，提供路费、交通工具、军火及装备，并送游击队前往北方抗日。
杨文翰半信半疑，既怀疑国民政府的诚意，又不愿错失与组织取得联系的机会。经研究，决定先派遣一个小队下山探路。怎料双方积怨太深，一言不合就发生了枪战，游击队损失十余人。此事致使杨文翰对国民党的厌恶与日俱增。加上当时艰苦的斗争让手下很多人叛变，杨文翰处于高度紧张状态，甚至对后来党组织派来的联络员也产生怀疑，在 1937 年秋至 1938 年春期间，以 “叛徒” 或 “奸细” 之名接连处决四批联络员。
当时，日本军队在中原地区大肆进犯，国共两党合作关系初建，局势混乱不堪。国共第二次合作开始时，国民政府对中共的总体方针为 “北方合作，南方围剿”，多次对活跃于长江以南的我党队伍痛下杀手，且多采用以叛变的我党人员进行劝说游说为主，麻痹游击队指挥员，使其放松警惕答应接受改编，一旦放下武器便惨遭屠杀。
当时在敌后坚持游击作战的队伍仅皖浙地区就多达二十余支，其中不少游击队因轻信已叛变的旧日战友游说而中计被击溃。种种情形迫使杨文翰不得不提高警惕，警惕程度达到草木皆兵、风声鹤唳之境，由此可见当时形势的严峻复杂。
1937 年 9 月，皖赣特委派书记李春望奉中共南方局命令前往磨盘山与杨文翰联络商谈改编事宜，一行四人均被害。三个月后区委邹书记一行五人的改编小组和另一位区委书记余明兴等人两次上山，均被以叛徒罪名枪杀牺牲。1938 年 5 月，杨文翰的老上级、年仅 32 岁的关英奉命前来寻找杨文翰规劝其改编。
一路上，关英不断宣传国共两党的政策，并组织途经的县乡政府官员和群众，多次当众宣讲时局，然而这却被杨文翰认定是国民政府派来的奸细，亲手枪杀了自己曾经的老领导、赣东北区省委书记关英。此后，杨文翰拒不接受任何改编联络人员，并宣称 “非见到红军大部队，决不下山”。当时几乎全部红军将士都已接受改编，“红军” 称谓都取消了，只剩他这一支队伍还保留红军称号，又何处去寻他所说的 “红军大部队” 呢？
敌后战争的凶险和多支友邻游击队的前车之鉴，让时刻处于极度紧张状态的杨文翰杯弓蛇影，对游击队内部实施严格管控。但凡有人在队伍内部讨论国共合作话题，都会被以叛徒罪论处，连 “想家” 这样的话题都成为动摇军心的敏感词。
女战士林三姩只是在临睡前和战友提及想回家看看父母，就被当作动摇分子执行枪决，内部类似缘由被处决的战士多达十余人。杨文翰的妻子王荣真上山探望，他也怀疑妻子被敌人策反前来劝降，下令枪毙，司令部参谋们极力劝阻，才饶了妻子一命。
尽管杨文翰行事固执，甚至错杀了自己的同志，但他始终以红军时期的服装、番号、口号和制度约束部下，吃草根、嚼树皮、穿草鞋，率领部队和周边村屯的乡亲们打地主富户、捣毁区乡公所，还组织百姓抗租、抗税、抗丁。不仅印发《告白区民团士兵书》，向周边民团劝降，还号召 “工农群众大胆起来向豪绅、地主、资产阶级国民党作斗争”，“大胆起来推翻国民党统治”，矛头直指地主恶霸和国民党。
杨文翰的一意孤行也让组织很是头疼，这无疑给了国民政府 “破坏国共合作” 的口实。国民当局也极为恼怒，称杨文翰所部 “昧于大义，不知幡然，改图执戈卫国，反而乘机思逞扰乱后方之举”，并派大部队对其进行武装围剿。
1939 年 3 月，游击队在贵溪畈遭遇伏击，激战两昼夜，伤亡三百余人，被迫转移至赣皖边界山区。借助熟悉的地形、良好的群众基础以及茂密的丛林，与民团及国民党军队顽强周旋至 1943 年春。此时，形势对游击队愈发不利，队伍粮草短缺、军火匮乏，人心渐散，逃兵和变节者不断出现。3 月 19 日，因队员邵恒竹告密致使行踪暴露，杨文翰所部遭突然袭击，突围后身边仅剩二十余人。
经研究决定，由司令员裴月山带领十几人前出探路侦察路线，杨文翰则率贴身警卫等六人随后跟进。但两支小队在德兴与上饶交界的黄土岭再次遭遇伏击，逃出包围圈后两队走散。两天后，杨文翰等六人又遇敌军，四人牺牲被捕，仅杨文翰和炊事班长刘福喜二人跳下山崖，侥幸重伤逃脱。
裴月山率领的十余人队伍坚持到当年 7 月，行踪被富户裴礼臣探听并告密。裴礼臣谎称给游击队员们打了些鱼改善伙食，让游击队员到指定地点取鱼，并再三强调 “鱼很多，多派些人来”。当时裴月山因缺乏蔬菜补充患上严重夜盲症，便和一名警卫员留守，其余人前往取鱼，结果一去不返全部被俘。
裴月山二人带着一枝枪和三十余发子弹隐藏在贵溪北乡山区，一直坚持到 1944 年 9 月。由于没有蔬菜，严重的维生素缺乏让裴月山几乎完全失明。无奈之下，只好伪装成渔民前往余江县求医，不幸被捕。在多次审讯中，他始终自称 “红十军团赣东北工农红军游击大队司令员”，于当年冬天英勇牺牲，年仅 29 岁。
政委杨文翰伤愈后，依旧不忘招兵买马重振赣东北工农红军游击大队。他频繁改换姓名和身份，往来于弋阳、铅山等地召集旧部、寻买枪支。在弋阳杨泥湾他有个姨娘，其女婿鲁冬声称有门路搞到枪，也真为杨文翰弄到几支。于是当姨娘再次说又搞到几支枪时，杨文翰毫无戒备，带着刘福喜去姨娘家取枪，被民团堵在家中，随即被押送到县城关押。原来，鲁冬和他搞到的枪不过是诱饵。
1943 年临近年关，杨文翰于弋阳城外牺牲。刑场上杨文翰向围观群众发表了简短演说：“乡亲们，革命嘛，难免有牺牲。他们今天杀了我，但共产党还在，红军还在，革命终会胜利的。”
以历史的眼光重新审视杨文翰及其领导的赣东北工农红军游击大队，由于深入敌后消息闭塞，导致错杀多位我党代表，最终没能回归党组织的战斗序列，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对大势所趋的国共合作造成破坏，产生了负面作用。
但这支至死仍以 “红军” 自称的队伍，始终忠心耿耿，在险恶环境中坚守信念，不投降、不扰民，在某种程度上牵制了敌军，稳固了民心，为我党在江西地区树立了威望与良好口碑，起到了一定积极作用。
他们战斗到最后一刻，矢志不渝，成为中国历史上坚持到最后的一支 “红军队伍”，在中国现代战史中留下了独特而传奇的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