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末由斯坦因开始的所谓在中国西域的探险活动，取得巨大成功与轰动，其掠夺的海量文物、埋藏在千年沙漠中的佛教寺院和古城遗迹的发现也刺激了日本佛教界对西域探险和掠夺的欲望。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发生了著名的“大谷光瑞三次西域(中亚)探险”事件。

日本明治维新后，试图「脱亚入欧」，努力向西方学习。日本佛教最大宗派净土真宗的大谷派总本山东本愿寺和本愿寺派总本山西本愿寺，也派出大量僧徒赴欧洲各国留学，其中包括西本愿寺第21世法主大谷光尊的长男大谷光瑞。

大谷光瑞    浄土真宗本願寺派西本願寺第22世法主

大谷光瑞于1892年与京都贵族九条道孝公爵之三女九条筹子订婚，而九条道孝之四女九条节子已于1889年许配给明治天皇的太子嘉仁（嘉仁即后来的大正天皇，节子即后来的贞明皇后）。大谷家与皇室连襟，西本愿寺又在甲午战争中为日军服务有功，大谷光尊遂于1896年被明治天皇封为伯爵。大谷光瑞于1898年和筹子完婚后，奉父命要赴欧洲留学，于1899年12月离开日本，于1900年春到达英国伦敦。

大谷光瑞留学英国期间，被选为伦敦皇家地理学会、英国皇家亚细亚学会的会员，密切关注着斯坦因的第一次中亚考察，并筹划加入对中国新疆文物的争夺战。为此目的，大谷光瑞常去大英博物院阅读相关数据。其随员藤井宣正后来回忆说：「有一段时间，我跟随着大谷光瑞阁下，天天都去大英博物院查阅东洋的古文书。还有一段时间，我在大谷光瑞阁下的指导下，花费了好几个月的时间，去调查中亚古今的教况、地理、历史等。」

斯坦因于1902年6月16日，在伦敦皇家地理学会讲演，演题为：《在中国南疆进行的一次地理学和考古学考察旅行》。当时正在伦敦的大谷光瑞，专门拜访了斯坦因，求教有关赴新疆考察的各种问题。

1902年夏，大谷光瑞决定从英国返回日本，计划在东行途中顺便进行西域考古，调查新疆境内的古代佛寺遗迹。大谷光瑞在伦敦组建的第一次大谷西域探险队，主要成员均为在欧洲留学过的西本愿寺弟子，包括渡边哲信、堀贤雄、井上弘圆、藤井宣正等人。渡边哲信先后在俄国圣彼得堡和英国伦敦学习宗教史，堀贤雄于1901—1902年在牛津大学地理学院学习地形测量学，是探险队的主力。

大谷西域探险队起程前夕，大谷光瑞于1902年8月在伦敦拍摄了一张纪念照片，其解说词如下：「明治35年（1902年）的8月，在英国首都伦敦的大谷光瑞法师即将踏上西域探险的征途时，为了纪念而拍摄的照片。时年27岁。」

大谷光瑞    浄土真宗本願寺派西本願寺第22世法主

1902年8月16日，大谷光瑞率堀贤雄等8人离开伦敦，经圣彼得堡前往中国新疆。8月20日，渡边哲信也从伦敦出发，前往圣彼得堡与大谷光瑞等会合。大谷光瑞和渡边哲信两路人马于8月22日在圣彼得堡会合后，继续东进，于9月21日到达新疆喀什噶尔，由英国驻喀什噶尔代理政治代表菲利普·约翰·迈尔斯上尉接待。在喀什噶尔，大谷光瑞决定，他本人率大队人马在降雪期之前要翻越帕米尔高原，赶往印度巡礼，而渡边哲信和堀贤雄两人则继续留在新疆探索。

1902年10月4日，大谷探险队在叶尔羌正式分为两队。大谷光瑞一行南下印度，渡边哲信、堀贤雄一行先考察塔什库尔干，再转往库车方向。1903年1月18日，大谷光尊在京都圆寂。大谷光瑞在印度加尔各答收到消息后，赶回日本，继位为西本愿寺第22世法主。留在新疆的渡边哲信和堀贤雄，先考察了塔什库尔干、叶尔羌、和阗、阿克苏等地，于1903年3月到达库车、拜城一带考察，搜寻了克孜尔千佛洞等7座石窟寺，获取大量佛教文物。5月，两人带着搜集品，经迪化（乌鲁木齐）、兰州、汉口等地返回日本。两人在新疆的经历，分别记录在自己的日记中，名字都叫《西域旅行日记》。

1908年，在光绪和慈禧离世前一个月，大谷光瑞派遣的大谷光瑞探险队第二批人员到达乌鲁木齐。这次来的人中，队长是年轻的僧人橘瑞超，他是西本愿寺派所属真广寺住持的孩子，幼名曜弘，「橘瑞超」一名，是他被大谷光瑞看中后改名的，嵌了一个「瑞」字。另一个人叫野村荣三郎，是名退伍军人，从小在西本愿寺长大。

他们先到达乌鲁木齐，然后到吐鲁番、焉耆等地发掘，最后到库尔勒。橘瑞超和野村荣三郎在此兵分两路，橘瑞超直扑楼兰遗迹，沿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到和田、莎车，发现了著名的《李柏文书》等一系列珍贵文物；而野村荣三郎去库车，沿大沙漠北路，到阿克苏、巴楚等地发掘，一路搜刮文物古董，并根据经历写了《蒙古新疆旅行日记》一书。五个月之后，南北两路于1909年7月在喀什噶尔汇合成一队，两人再次搜刮了叶城和莎车后，取道印度和在克什米尔访问的大谷光瑞一起回了日本京都西本愿寺。

这次所谓探险几乎涉及新疆塔里木盆地各绿洲和沙漠中的古代城堡、佛教寺庙遗迹，包括大量的佛经、壁画、塑像以及有关古代各种语言的写本，都“被装在柳条筐内运回日本”。

大谷探险队满载盗获中国宝物离开西域

橘瑞超在二次探险后，所取得成绩让大谷光瑞很满意，但不满足。欲望就像海水，越喝越渴。无论两次探险带回来多少文物，大谷光瑞都感觉西本愿寺应该放得下更多。

1911年初，又派橘瑞超和吉川小一郎再次进入新疆，他们来到吐鲁番、库车、喀什噶尔、和田等地考古、发掘之后，于1911年12月沿着塔里木盆地南道，到达敦煌。用两个月的时间，他们在敦煌拿走了六百余件文献(佛教经卷)和古写本返回乌鲁木齐。然后，又兵分两路由橘瑞超带着“装满文献、写本和经卷的箱子”的队伍由乌鲁木齐往东北，经西伯利亚回日本；而吉川小一郎留下来，返回吐鲁番、库车等地的佛教寺院遗迹和千佛洞里发掘、收集文物，最后又到喀什噶尔、和田等进行发掘，于1914年返回日本东京。到此，结束了历时四年的“第三次西域探险”活动。

大谷光瑞探险队三次路线图 

（图源 ：东京国立博物馆东洋馆）    

事后橘瑞超也写了《橘瑞超西行记》，用来记录自己的新疆之行。大获丰收的大谷光瑞，将掠夺来的文物，进行挑选，并将其中的精品，编入《西域考古图谱》中。

大谷光瑞一直主张，对中国要采取强硬手段，并在中日战争前期，一直积极配合日军的侵华部署。在日本全面侵华的过程中，大谷光瑞身居要职，常在报端辱骂中国人为「贼」。1935—1936年留学日本的中国学者常任侠，在1936年10月17日日记中愤怒地回击说，京都博物馆藏大谷搜集品「多半由大谷光瑞自中土盗来。大谷善骂中国人为贼，此真贼也！」

大谷光瑞手迹

1909年第二次大谷探险队的橘瑞超和野村荣三郎来到柏孜克里克时，听当地人说前来发掘的欧洲人割取了最好的壁画，义愤填膺地说：“如果这话是真的话，以文明国家学者自命的欧洲人要独霸世界珍宝的意图，可以说比盗贼还卑鄙。”

随即他们在一个洞窟中，发现“绘满色彩的壁画”，有诸佛和各种姿势的菩萨，有的合十、有的散花、有的奏乐。天人的舞姿、魔鬼的凶相，“色彩、用笔都有很高的造诣。”还有泥翅佛像，“也充满生气，极精彩、华美壮观”。对欧洲人盗取壁画深感气愤的日本人也取出了特制的“狐尾锯”，盗取“切割了足以欣赏的壁画7块，获得泥塑佛像7身。”

壁画持幡菩薩跪像  柏孜克里克石窟

壁画二菩薩像  柏孜克里克石窟

壁画释迦像 新疆克孜尔千佛洞

壁画衆人奏楽図  柏孜克里克石窟

持幢菩薩立像  柏孜克里克石窟

佛说法图 柏孜克里克石窟

佛陀像局部  龟兹石窟

菩萨头像  龟兹石窟

如来头像  龟兹石窟

新疆柏孜克里克千佛洞   千体佛壁画断片

新疆柏孜克里克千佛洞  菩薩神将像壁画

新疆克孜尔千佛洞出土 釈迦像壁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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