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休克疗法”恶果初现：米莱执政半年后，阿根廷新增340万贫困人口

9月，米莱在阿根廷拉普拉塔市拉票时挥舞电锯，

以示要削减政府开支 | 图片来源：网络

我认为要理解阿根廷当前的局势，至关重要的是要对阿根廷右翼独裁统治的历史有所了解。

二十世纪的阿根廷曾发生过六次政变，政变之后往往没有出现真正的民主曙光，而是出现了右翼绥靖政府，吊诡的是，这些政府恰恰是由他们所取代的独裁者钦点的。

在此背景下，阿根廷和拉丁美洲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胡安·多明戈·庇隆(Juan Domingo Perón)登上了历史舞台。庇隆是一名军官，他的政治生涯始于1943年政变之后成立的军政府。这个政府由军队中的不同派系组成，其中涵盖了进步分子、天主教徒等，他们因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而团结在一起。

胡安·多明戈·庇隆 | 图片来源：搜狗百科

1943年下半年，庇隆开始与劳工运动结盟，这使他在政府中担任要职，并最终进入“劳工部”。此时，一个以庇隆为首的组织已经在政府内部获得了巨大的影响力。通过这个组织网络，庇隆确保了《庇隆法令》的通过，该法令规定了最低工资，并改善了农村和工业工人的生活以及工作条件。

1945年，美国驻阿根廷大使组织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庇隆主义运动。同年10月9日，军方发动了一场政变，庇隆被迫辞职并被捕。此次政变遭到了庇隆的支持者们(包括工人和工会成员)的强烈抗议。10月17日，支持者们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五月广场举行游行示威活动，要求释放庇隆。游行取得了胜利，庇隆获释出狱，军方同意举行选举。庇隆在1946年的选举中获胜。

1955年是阿根廷历史上的又一个转折点。一场军事政变推翻了庇隆的统治，阻止了庇隆主义者们参加此后在军事控制下举行的选举。在接下来的几年里，阿根廷又经历了两次政变，局势更加动荡不安。第一个独裁政权结束后，以绥靖主义为主导的政府占据了上风；第二个独裁政权结束后，1973年9月23日，庇隆再度当选总统。然而在短短一年内庇隆就去世了，庇隆的妻子伊莎贝尔·马丁内斯·德·庇隆(Isabel Martínez de Perón)接任总统。【编者注：庇隆第三次当选为阿根廷总统时，伊莎贝尔担任副总统。庇隆去世后她继任总统，成为阿根廷历史上第一位女性正副总统，也是当时西半球第一位女性国家元首。】她接手了一项具有挑战性的任务：调和庇隆主义集团内部左右翼之间日益增长的矛盾。

伊莎贝尔就任总统 | 图片来源：百度

阿根廷在20世纪的最后一次政变是1976年，此次政变开启了阿根廷黑暗的军事独裁时期。这个在阿根廷历史上最残酷、存在时间最长的政权给阿根廷社会造成了巨大的苦难，超过三万人被杀害或失踪。

之后，庇隆主义政治家卡洛斯·萨乌尔·梅内姆(Carlos Saúl Menem)掌权。虽然他与庇隆同属一个政党，但他的政府却主张新自由主义政策。他几乎卖掉了所有的国有企业，剥夺了工人阶级的权利。在他任期结束时，阿根廷再次面临恶性通货膨胀的问题。

费尔南多·德拉鲁阿·布鲁诺(Fernando de la Rúa Bruno)执政期间，阿根廷经历了严重的经济和社会危机。这场危机在2001年12月达到顶峰，直接导致了布鲁诺辞职。在随后的混乱日子里，阿根廷在短短11天内换了五任总统。

继2001年的动荡之后，进步的庇隆主义者内斯托尔·卡洛斯·基什内尔(Nestor Carlos Kirchner)于2003—2007年间担任阿根廷总统。在他之后，他的妻子克里斯蒂娜·费尔南德斯·基什内尔(Cristina Fernández de Kirchner)于2007—2015年间担任总统。【编者注：继伊莎贝尔之后，克里斯蒂娜是阿根廷第二位女性总统，也是阿根廷第一位由民主选举产生的女总统。】她在任期间，由于国际市场的商品价格较高，阿根廷经历了一个相对繁荣的时代。这一“黄金时代”影响到了其他以资源导向型经济为主的拉美国家，巴西、玻利维亚、厄瓜多尔、甚至委内瑞拉等都经历了经济繁荣。

克里斯蒂娜·费尔南德斯·基什内尔

图片来源：网络

然而，事实证明这种繁荣是不可持续的。这些国家的政府在很大程度上未能实现经济多元化和工业化投资。当大宗商品价格下跌时，它们面临着重大挑战。由于无法维持以前的社会生活和整合资源的水平，他们在工人阶级中的支持率下降。

随着右翼自由派政治家毛里西奥·马克里(Mauricio Macri)的上台，庇隆主义时代宣告结束。为了重振阿根廷经济，马克里实施了一系列新自由主义政策，包括削减社会福利、货币贬值、减税等，他希望这些措施能够刺激投资。

此外，马克里还试图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获得大笔贷款，以扩大阿根廷的外汇储备。然而，事实证明，这些政策基本上是失败的。在马克里担任总统的第二年，阿根廷的经济面临重大挑战，包括通货膨胀率上升、广泛的抗议活动、贫困加剧以及国家债务膨胀等问题。

最后，正如我们当今所见，在克里斯蒂娜·费尔南德斯·基什内尔的推动下，庇隆主义运动发展起来。阿尔韦托·费尔南德斯(Alberto Fernández)出现了，他是一位中右翼政治家，但他并不是典型的庇隆主义者(如果可以这样定义的话)。他上任伊始就获得了大量民众的支持，但疫情令他三分之二的任期都蒙上了阴影。他从马克里那里接手了阿根廷岌岌可危的经济形势，尤其是巨额的公共债务，使得公众削弱了对其政党的信任。

在费尔南德斯任期结束时，阿根廷面临着巨大的通货膨胀和日益严重的饥饿。2023年一场严重的气候干旱加剧了阿根廷的经济危机。与2022年相比，2023年大豆和玉米出口下降了49%。这耗尽了政府的美元储备，加剧了本已急剧上升的通货膨胀。

许多人不禁要问：阿根廷作为粮食生产大国，为何仍在饥饿中挣扎？这是因为阿根廷工人阶级实际工资的下降和通货膨胀的飙升。

阿根廷2023年12月份通膨率高达211%，

创三十年来最高 | 图片来源：yahoo

图为阿根廷国家统计与普查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 of Statistics and Census of Argentina，INDEC)发布的数据，图中显示出过去12个月内，五个不同地区报告的土豆平均价格上涨了231%。米莱上任后，据阿根廷天主教大学发布的研究报告显示，2024年1月份阿根廷贫困率飙升至57.4%，为20年来的最高水平。研究报告称，阿根廷约有2700万贫困人口，其中15%陷入“赤贫”，这意味着他们无法充分满足自己的食物需求 | 图片来源：SBS中文

在上述历史背景下，阿根廷工人阶级的购买力逐年下降。传统左派无法成功地实施经济改革，激进左派也无法对阿根廷目前的经济状况做出准确的判断。面对停滞不前的工资、有限的工作机会和政治上的不确定性，绝大多数阿根廷年轻人表示未来看不到什么希望。许多人梦想移民。

哈维尔·米莱(Javier Milei)是个极右翼政治家和经济学家，马克思可能会称他为庸俗的经济学家。同时他还是一名无政府主义资本主义者，因支持奥地利经济学派而闻名，【编者注：奥地利经济学派是一种坚持方法论的个人主义的经济学派。该学派主张的政策都要求政府减少管制、保护私人财产、并捍卫个人自由。简而言之，该学派主张自由放任的自由主义、自由意志主义。】其中包括对货币政策的强烈关注。他认为阿根廷通货膨胀的主要原因是政府过度印钞。米莱在其主持的广播节目“Demoliendo Mitos”(摧毁神话)中批评了当前的经济并提出自己的解决方案。

米莱虽然是对庇隆主义批评最严厉的政客之一，但他欣赏梅内姆和他的经济部长卡巴略。这体现了阿根廷政治的复杂性。

米莱的惯用手段是把自己描绘成一个孤独的局外人，即一个唯一能与腐败的“政治集团”作斗争的政治家。他认为，庇隆主义者和马克里的支持者是阿根廷建制派的两极，二者也是一条绳上的敌人。但只要拨开表面，就会发现米莱反建制表象下的裂痕是显而易见的。

米莱的团队里全是马克里的前官员，从鹰派的帕特丽西亚·布尔里希(Patricia Bullrich)到新自由主义者路易斯·佩特里(Luis Petri)。当初参与了马克里紧缩政策的设计师们如今都愉快地融入了米莱所谓的革命，其中就有路易斯·卡普托(Luis Caputo)。卡普托策划了马克里时期灾难性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债务协议，他现在是米莱政府的经济部长。

在上任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米莱和他的部长们采取了第一批行动，宣布了三项重大措施。2023年12月初，他们宣布了10项紧急措施来阻止恶性通货膨胀。新年前几天，政府宣布了必要和紧急法令(DNU)，修改了300多项法律。到2024年1月初，又公布了更广泛的经济一揽子改革举措，有600多项条款。

2023年12月28日，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示威者在抗议阿根廷总统米莱推动经济改革 | 图片来源：HKO1

我认为，尽管米莱政府经济部长路易斯·卡普托声称增加了50%的社会援助，并将为弱势群体提供社会和经济保障，但这一措施最终只是减少政府提供的经济支持。显而易见，如果阿根廷货币贬值了50%，那么从这个意义上看，增长的50%只是补偿了政府当下造成的通货膨胀。实际上，阿根廷的通货膨胀仍然是一个严重的问题，截止到目前，阿根廷的社会援助金比以前更少了。

更糟糕的是，比起纠正通货膨胀和掩饰社会援助政策，卡普托已经宣布，阿根廷每个月的预期通货膨胀率将在25%左右，这意味着当前的社会援助金将在几个月内被通货膨胀吞噬。因此，我们不能将这一措施视为对弱势群体的关心，而应将其视为对社会援助的大幅削减，因为目前每月的通货膨胀率并没有根据这些预期价值重新调整。

退休人员举着手写标语，谴责米莱制定的

紧缩措施 | 图片来源：半岛电视台

另外几项措施也充满了极大的风险，无需细读即可明白其中含义。这些措施旨在使货币贬值、为大公司减税、放宽环境保护法、破坏文化激励机制、将企业私有化、破坏劳工权利、改变养老金调整机制、对社会运动处以罚款和最高六年的监禁等。这些措施不仅保障了行政部门可以自由与国际组织签订债务协议，还赋予了总统更广泛的权力，使总统能够在没有国会参与的情况下立法。

2024年1月24日，阿根廷的主要工会、左翼政党和社会运动者呼吁举行大规模罢工和全国动员，反对米莱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各地成千上万的人们走上街头。这并不是第一次针对米莱政府的民众动员——米莱上台的第一个月民间就有抗议活动。但是，1月24日的总罢工是阿根廷第一次大规模的全国性动员，主要的工会组织都参与其中。社会运动者们和工人阶级团结起来走上街头，展示自己的力量，要求结束政府极端的新自由主义措施。

1月24日中午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市的抗议活动

图片来源：LA IZQUIERDA DIAERO

在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有超过十六万名抗议者参加动员活动；在科连特斯、罗萨里奥、纽奎萨蒙和科尔瓦多，也有数万人也参加了游行；在我居住的马德普拉塔，示威人数超过两万人。所有这些行动都显示出了工人阶级的力量，他们正在为米莱政府宣布的战争做准备。一些国家也举行了支持阿根廷人民反对新自由主义的游行活动。

米莱是拉丁美洲新右翼运动的一部分，我们能在巴西的博索纳罗、美国的特朗普和以色列的内塔尼亚胡等人身上找到他们之间的相似性。米莱的政治运动呼吁关注阿根廷的经济问题。我在社交媒体上看到许多年轻人支持米莱，我认为米莱之所以能够赢得年轻人选票，主要原因在于他给年轻人呈现出了看似变革的可能。年轻人没有经历过基什内尔时期的黄金时代，他们看到的是一场社会民主党无法给出合理解释的经济危机。这次投票是一次“反体制”的投票。

鉴于此，我认为左翼政党积极参与经济辩论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左翼政党关键在于改进其沟通策略并参与到经济辩论中去。马克思主义不仅为我们提供了认识资本主义矛盾的可能性，而且揭示了产生资本主义矛盾的机制。从这个意义上说，我认为阿根廷的经济危机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机会，让我们能够推进对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讨论。

我今天的讨论希望大家注意哈维尔·米莱上台之后，一个非常重要但容易被忽视的面向。

米莱的发型很独特，凌乱而蓬松，他经常谈论到他喜欢这种特别的发型，看起来像21世纪初期的男孩乐队的主唱。他还发布了很多穿着cosplay服装的照片，他曾拍过一张穿着“God Emperor Ancap”的照片，米莱用这身打扮暗示他是一个无政府资本主义的帝王之神。除了这些明显的哲学矛盾，这种意味深长的打扮让他再次吸引到那些因为他的年纪和政治目标而放弃选票的年轻人。米莱还吹嘘自己是性派对和性狂欢的常客，尤其是和很多女性在一起，但有时和其他男性。他声称自己精通密宗性爱，是某种程度上多产的性伴侣。

米莱在媒体面前的滑稽形象 | 图片来源：网络

如果上述都还不足证明米莱是一个怪诞和滑稽的人物，米莱还公开谈论过他是如何向已故的宠物寻求政治和经济建议。米莱认为在超自然媒介的帮助下，他与他死去的狗的鬼魂建立了联系。

我的观点是，正如米莱自己所言，他就是一个活生生的滑稽模仿者，一个离经叛道的人，我们必须认真对待他的策略。米莱心甘情愿的荒谬行为对选民有一定的吸引力，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Cringe”是年轻网民常用的一个词，用来形容当看到某人试图展示权力却戏剧性失败时的不适感。就像在健身房时，有人(通常是男人)坚持要举他们实际上无法承受的重量。大多数时候，他们会大吵大闹，引起人们的注意。他们认为自己看起来很棒，但实际情况是，在场的每个人都感到不舒服。

当然，不是所有人都会觉得不适。要能真正感受到这种不适，体验这种啼笑皆非的感觉，人们必须有某种疏离感，或者说对场景中的主角不认同。相反，如果人们与场景中的主角产生共鸣，或者说认同他，那么就不会感到不适，而是会感到同情。人们会开始与这个“社交尴尬”的人产生一种强烈的联系，他将会成为人们自己尴尬、脆弱和软弱方面的某种原型。

从这个意义来讲，荒诞无稽、啼笑皆非的感觉是一把双刃剑，它可以引起人们强烈的不适和疏离感，也可以让人们产生真挚的同情和认同。要巧妙控制这两种感受，是一项困难但强有力的策略。

然而，当代政治世界中的某些因素使得此类策略的运用更为有效：等级制度的崩溃和父权权威的危机。在当今世界，至少在西方国家，人们对于必须服从某个强势领导人而感到非常自在，他们更喜欢被一个不会让他们感到威胁的人统治。当然，重要的是，民粹领袖要表现得强大且有能力，但他也必须表现出一定程度上的对权力不感兴趣，并在某种程度上显得有趣或好玩。如此，他的追随者对他的上台感到放心，也更有信心他会代表那些被低估的人。

所以我说米莱有一种强烈的荒诞无稽/啼笑皆非的美学，我们应该认真对待看待这件事，实际上，当他的追随者们嘲笑总统时，他们不仅仅是在嘲笑米莱，也在和米莱一起笑，以及围绕在米莱周围的政治机构、国家、政治代表和总统职位。米莱在嘲弄民主的象征性领域时，他创造并赋予了一种幻想，即嘲笑政治领域实际上(比相信它)能带来一些积极的有效的变化。在阿根廷社会，以及巴西、意大利和美国等许多其他国家，社会流动性已经成为一个遥远而死寂的梦想，只能通过恶搞才能重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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