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底蕴

中国式现代化是具有文明底蕴的现代化，它既植根于中华文明的沃土，又强调对世界现代化理论和实践的重大创新。从文明视野来看，中国式现代化既体现为对中华文明的传承和弘扬，又体现为对人类文明发展的深刻理解和广阔把握。在文明理念方面，中国式现代化秉持先进的文明观，在肯定自身现代化建设的积极成果中致力于引领世界现代化以及人类文明的发展方向。在文明实践层面，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不仅是对自身文明内涵的丰富和提升，更是对世界现代化进程的有益探索和重要贡献。通过不断的变革和创新，中国式现代化以实际行动推动着人类文明的进步和发展。

一、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视野

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独特的文明追求、文明关怀和文明内涵，构成了特定的文明范围和文明深度。从文明发展的视角看，中国式现代化是一种新的文明形态，从根本上有别于西方现代化的文明视野。这表现为它既遵循人类现代化的普遍规律，又植根于中国的国情和文化传统;既关注现代化在本国的发展和实践，又关注现代化的国际传播和世界影响。中国式现代化以独特的文明内涵和世界眼光，为人类文明进步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一)民族叙事与现代叙事相统一的历史视野

现代化的历史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个民族发展与进步的历史。现代化具有深刻的民族性，它可以指代一个民族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涉及该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工业等各个领域。中华民族对现代化的探索始于19世纪中叶，然而在开启初期却未能成功地找到适合自身实际的现代化道路。鸦片战争以后，西方的坚船利炮击碎了古老中国“天朝上国”的幻想，中华民族逐渐察觉到彼时的“中央帝国”正在遭受来自世界上发达工业化国家的严重冲击，认识到封建专制主义在西方资本主义民主政治制度面前的不堪一击。马克思曾在论述中国问题时指出：“英国用大炮强迫中国输入名叫鸦片的麻醉剂。满族王朝的声威一遇到英国的枪炮就扫地以尽，天朝帝国万世长存的迷信破了产，野蛮的、闭关自守的、与文明世界隔绝的状态被打破，开始同外界发生联系。”中华民族开始放弃其根深蒂固的“蛮夷”观念，探求与世界文明国家接轨的可能。然而，在那个列强林立的时代，中华民族虽然进行了学习西方先进的器物、制度和思想的一系列尝试，但作为被动地卷入世界现代化进程的落后文明，仍难以逃脱受制于人、任人宰割的局面。

中华民族近代效仿西方的现代化实践，最终都以失败告终。这根本原因在于其将中华民族置身于现代化的外部场域，忽视了中国现代化内在的特殊性，背离本民族实际的现代化方案，使现代化与民族性相割裂。可以说，中华民族要想在近代的历史环境下寻找到一条合适的现代化道路，是一项艰巨且充满挑战的事业，其一方面会受到来自外部侵略者在生产方式上的挤压，另一方面会由于社会内部政治体制的塌陷难以维系现代化运行所需要的社会结构。因此，客观来看，中华民族难以通过效仿西方工业化而走上现代化的道路，其特殊性是其他民族所不具备的。此外，中华民族特有的家国情怀，中华文明一脉相承的历史积淀和精神品格，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必然走自己的路。习近平强调，“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力量，中华文明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底蕴”。中华文明几千年来创造的丰硕成果，积聚而成的历史文化土壤，培养出现代化独特的民族特性。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华文明历史延续和创新发展的现代形态，是传承中华文明精神特质的文明创造。

现代化在具体的社会变革中具有民族性、特殊性的一面，但在一般性的实践上仍具有普遍的现代性意义。这是因为，在世界历史推动下的现代化成为人类共同的历史命运，各民族都将会踏上现代化的道路。中国式现代化诞生于世界历史进程之中，与世界现代化潮流相交互，虽受限于自身独特的历史国情，但仍在与世界现代化的交流中建构起现代化的叙事方式。

历史上中华民族曾长期处于被动的落后挨打阶段，这也就导致了在探索现代化的过程内在地包含了实现民族复兴的历史目标。恩格斯曾言：“不恢复每个民族的独立和统一，那就既不可能有无产阶级的国际联合，也不可能有各民族为达到共同目的而必须实行的和睦的与自觉的合作。”民族独立是民族复兴的前提条件。党的二大提出“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的民主革命纲领，党的三大又提出了“以国民革命来解放被压迫的中国民族”。党的七大率先提出了“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的目标任务，后在七届二中全会上进一步强调，“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但是，客观地来看，中国的现代化起步晚于西方国家，成就也远达不到西方发达水平，因此，必须要解决民族独立这一首要的历史难题。在取得民族独立后，中国发展现代化又迎来了新的历史阶段，提出建设“四个现代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党的八大提出“使中国具有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后来，毛泽东深刻认识到“建设社会主义，原来要求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现在要加上国防现代化”，因此，他进一步提议“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在这一时期，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为中国现代化提供了坚实的国家基础和坚强的政治保障，创造了相对稳定的发展环境。改革开放带给中国式现代化新的契机。邓小平首次提出了“中国式的现代化”，他认为“中国人民既然有能力站起来，就一定有能力永远巍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因此，他强调要走“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大力推进“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在20世纪内实现“四化”的目标，从而能够真正地做到振兴中华民族。新时代是中华民族迎来伟大复兴光明前景的时代，中国共产党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明确“两步走”的总的战略安排，并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任务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党的二十大报告把“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确立为新时代新征程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将现代化事业推向了新的历史高度。

(二)共同特征与中国特色相统一的世界视野

中国式现代化是现代化的“共同特征”与“中国特色”的统一体。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这表明，中国式现代化不仅具有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普遍性和共同性，同时也有自身独特的历史、文化和鲜明特征，是共性与个性的有机结合。

就中国式现代化的共同特征而言，具体表现为：一是现代生产上的共同特征。这突出表现为科学技术是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引擎。生产力的巨大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驱动因素。习近平强调：“科学技术具有世界性、时代性，是人类共同的财富。”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推动生产方式发生深刻变革，推动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发生深刻演变，极大地提高了生产的效率，不断优化着生产的过程。现代生产并不是封闭的，而是展开于全球范围的。现如今正在加速展开的第四次工业革命，科学技术对缩短生产周期、加快生产迭代所产生的影响更加显著，科学技术对中国式现代化将产生更加广泛且深远的影响。此外，现代企业的形成、现代市场的建立、现代经济的转型，也都属于现代生产上共性特征的重要内容。二是现代生活上的共同特征。现代生活呈现出诸多的共性特征，既包含现象层面又包含本质层面，既包含物质生活层面又包含精神生活层面。例如，在物质生活层面，衣、食、住、行的现代化构成了现代化生活的基础，交通的便利化、饮食的多元化都属于现代生活现象的组成部分。现代生活的表现形态是多种多样的，例如，数字生活、网络生活强调现代生活场域的拓展、方式的演变，人们衡量生活的尺度在发生着演变;又如，健康生活、绿色生活强调现代生活愈发注重对于生活品质、生活质量的追求等。三是现代交往上的共同特征。这突出体现在世界在现代化进程中有机联结为一个整体，国与国之间交往的密切程度前所未有，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从传统模式走向现代模式。现代化与全球化是同一个历史进程的两个重要面向。一个国家的现代化并不可能关起门来搞，必然要面向世界。习近平强调：“现代化离不开开放，开放成就现代化。”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鲜明提出：“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识。”现代化的历史表明，开放是通向现代化的重要道路，是现代化发展活力的重要来源。中国式现代化在坚守自身现代化原则要求的基础上，保持开放的态度、制定开放的政策，方能更加主动地汲取现代化发展的有益经验，把握现代化发展的有利条件。

中国特色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亮底色。习近平指出，“现代化道路并没有固定模式，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不能削足适履”。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是对中国现代化方案独特规定性的深刻总结，从整体上揭示出中国式现代化区别于其他现代化道路的理论与实践特质。

就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而言，具体表现为，一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从当前世界各国的现代化状况看，千万人口规模是多数现代化国家的基本国情，亿级人口级别的现代化相对稀少，十亿级以上人口的超大规模现代化更是前所未有。中国是拥有14亿多人口的发展中国家，十数亿量级的人口规模从整体上提升了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难度、强度，也必然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超越一般现代化模式的特性。二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必然要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要求，“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然结果。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体现出中国式现代化在物质生产领域的规定与要求。三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从根本上反对物质贫困、精神贫乏，强调既要厚植现代化的物质基础，也要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在不断夯实人民幸福生活的物质条件的同时，致力于营造实现人民美好生活的精神文化条件。四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我国现代化是“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科学界定和正确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中国式现代化在生态文明领域建设的核心要求。五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走和平发展道路是中国式现代化从全人类共同利益的视角出发形成的鲜明特色。中国式现代化始终坚持和平共处、互利共赢，坚持站在人类文明进步的一边，并以合乎道义的和平模式提升现代化水平。

(三)理论形态与文化形态相统一的整体视野

任何一种现代化都具有一定的理论形态。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形态，则是基于理论体系而形成的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系统性、科学性和逻辑性的思想体系和知识架构，是解释中国式现代化现象、实践、文化等发展及表现的理论框架或模型。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形态，是对中国在实现现代化进程中所秉持的理论原则、发展目标以及实践路径的系统化总结和学理化阐述，是一个系统完备、逻辑自洽、特色鲜明、开放发展的理论整体。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形态最初源于对道路问题的探索。从发生学角度看，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形态是基于对道路问题的探索而展开的。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背景，决定了道路问题是摆在中华民族面前首要的、基本的问题。选择一条什么样的道路，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到底是于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还是故步自封、止步不前。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华民族走上了一条不同于过去、有别于西方的发展道路，彻底根除了以往发展道路的软弱性与妥协性，为摆脱积贫积弱、内忧外患的历史国情奠定了坚实的道路基础，在一定意义上推进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开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探索，逐步将民族独立与解放道路、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拓宽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打开了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新天地，在一定程度上为中国的思想理论建构和意识形态建设筑牢了道路根基。可以说，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形态是中国发展道路在理论上的表达形态，是中国道路问题在理论层面的展开与呈现，它沿着“道路选择—道路发展—道路创造”的逻辑出场。

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形态不是一个孤立的、静止的理论系统，反而是一个联系的、发展的动态过程，既源自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又对中国式现代化实践提供有原则高度的指导。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形态与实践紧密相连、相互促进，是根据现实情况不断调整和完善自身以适应新环境的理论体系，确保自身能够不断适应时代的变化和社会的需求，保持理论的活力和生命力。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形态关联着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的历史性发展，以及未来可能取得的进一步突破。因而这并不能被理解为一个纯粹理论的问题，而是要不断地对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予以理论总结和学理概括。需要注意的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形态不仅关注现代化的物质实践，也更重视现代化的精神实践，注重挖掘现代化的精神内涵和精神追求。同时，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形态不仅关注现代化的内部实践，更是在与外部西方现代化的实践比较中，彰显自身的独特性和优势。针对西方现代化理论体系的不合理性与不正当性，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形态从思想、话语、理念、实践等多个方面实现对“西方中心论”的历史性超越。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形态，就不可能不形成对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的全面的、深入的反思和总结，在古今中外相统一的研究视野中为中国式现代化实践提供宝贵经验和启示。

除理论形态外，中国式现代化还表现出一定的文化形态。中国共产党是高度重视文化建设的政党，文化建设是贯穿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主线。毛泽东曾对文化之于民族复兴、国家建设、国民生活的作用作出过论述，并提出了“新文化”概念。他指出，“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这就是我们在文化领域中的目的”，并进一步分析了何为“新文化”，他也给出了答案，即“所谓中华民族的新文化，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此外，毛泽东还深刻洞察到了中国文化问题同革命问题的紧密关联，认为要解决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就务必要思考中国文化的动向问题。基于对中国历史条件的考察，他深入分析了文化同社会经济政治间的关系，并对新文化的特点、新文化的发展、新文化的性质、新文化的形式等问题加以阐释，明确提出“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是中国从事革命的一切党派要懂得的必要条件。“新文化”概念的提出是中国共产党对中国文化发展问题的新构想，是立足革命时期具体实际对中国文化未来走向与发展预想的积极思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已初步形成重建中华民族文化的历史主动，即中华民族怎样发挥文化建设的主体意识、推动旧文化向新文化的转型。

习近平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这一战略命题，并明确了其实现路径，即“让经由‘结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这表明中国式现代化是致力于建构新的文化生命体的实践。可以说，只有立足于文化基础上的创造与发展，中国式现代化才能作为一种新的文明有机体，才会有“根”和“魂”，才会具备现实样态与精神标识，才能产生一定的价值导向，发挥一定的引领作用。建构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的过程，也是一个激活内蕴于文明体之中的文化主体性的过程。文化主体性源自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在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现代文明交融中表现出来的文化对社会发展和个人成长的影响作用。文化主体性的提升赋予中国共产党拥有引领时代的强大文化力量，为中国式现代化注入了强大的生机活力与文明因子。建构文化主体性、积极推进新的文化形态的建设正是不断拓展和深化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

二、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理念

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现代化是从传统社会逐渐跃升到现代社会的阶段性历史过程，是人类历史上最剧烈且无法避免的社会变革。在世界历史的坐标轴上，肇始于西方的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在实践的过程中产生了一系列的“现代性难题”，呈现出显著的弊端和难以克服的内在矛盾。如何克服西方资本逻辑的弊端，走出一条非西方非资本主义的现代化道路成为全世界共同关注的时代命题。中国式现代化不仅为破解世界现代化难题贡献了新智慧，也为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注入了强劲动力，更为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开辟了广阔空间。

(一)文明价值理念的超越：对西方现代化价值体系的反思与重构

作为现代化先行者的西方国家开启了人类历史上的工业革命，推动了世界的现代化进程，“自16世纪一直到整个19世纪，每一个世纪都可以而且曾经被命名为第一个‘现代的’世纪”。随着资本主义在全球扩张，西方现代化模式逐渐暴露出突出的弊端、尖锐的矛盾以及内在的缺陷，呈现出明显的内部失衡性与强烈的对外侵略性，更有甚者会带来政治动荡、经济停滞的严重局面。中国式现代化不仅开辟了非西方国家的现代化发展范式，也创造性地形成了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在消弭西方现代化的种种悖论中彰显其价值理念。

以“人民至上”超越“资本至上”的价值追求。西方现代化是一种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化，在推动社会文明进步的同时也导致了资本对人民群众的普遍奴役。资本的形成与积累既是西方现代化的原始驱动力，也是其根本价值旨归。以资本逻辑为主的西方现代化不仅造成了商品拜物教和资本拜物教，更塑造了高度丧失主体性、沦为资本积累工具的单向度的人，其中最深层次的问题就是造成了人的异化。“人的社会关系转化为物的社会关系;人的能力转化为物的能力”。与西方现代化奉行“资本至上”的价值理念不同，中国式现代化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的价值理念，将人作为现代化的主体、目的与归宿。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这一现代化过程追求的是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的全面进步，规避了资本对人的价值的摧残与贬抑。中国式现代化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理念，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现代化发展的出发点落脚点，着力解决人民最直接最关心的现实问题，为增进民生福祉夯实基础，推动人民生活水平跃上新台阶。

以“共同富裕”破解“贫富分化”的发展困境。资本既是西方现代化的主要推力，也是造成西方现代化矛盾的根源。在西方现代化进程中，资本家为了追求剩余价值，最大限度地剥削压迫工人阶级，不可避免地造成其普遍贫困，导致社会两极分化的扩大。因而资本家财富的积累是“以直接生产者的完全贫困化为代价而取得的”，极大加剧了人与人之间的对立与两极分化，势必引发严重的经济与社会危机。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进一步造成盲目生产、消费主义和经济危机，使经济危机周期性地出现。当这一矛盾达到不可调和的程度，就会造成“整个现代社会毁灭”。不同于西方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克服了西方现代化的内在矛盾，使广大人民群众能够充分享受到现代化发展的成果。随着绝对贫困的消除与全面小康社会的建成，逐步实现共同富裕位于更加重要的位置。中国式现代化采取一系列有力措施解决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差距等问题，初步构建起涵盖教育、养老、医疗等较为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为共同富裕的实现创造了良好条件。

以“共同价值”打破“普世价值”的教旨魅惑。西方现代化价值观，以自由、平等、博爱为主要内容和表现形式，其价值实质在于“普世价值”。在“普世文明论”看来，“人类在文化上正在趋同，全世界各民族正日益接受共同的价值观、信仰、方向、实践和体制”。对现代化论者来说，西方的现代化价值观就是普世的价值观，西方的信仰就是普世的信仰，西方现代化所采取的进路和定向就是现代化的必然方向。西方的现代化道路凝结着西方现代化的价值诉求。西方现代化价值观是西方现代化理论和实践的价值内核，为西方现代化道路作价值上的正当性辩护。“现代化并不一定意味着西方化。非西方社会在没有放弃它们自己的文化和全盘采用西方价值观、体制和实践的前提下，能够实现并已经实现了现代化。”现代化并不等于西方化，现代化理论也并不是只有西方现代化理论这一种，现代化价值观也并不是只能表现为西方现代化价值观这一种形态。中国式现代化倡导的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共同价值，超越了地域、肤色、民族等差别，以全人类共同利益作为价值内核，就是在向世界表明，非西方国家也可以不采用西方的价值观、体制和实践，从而独立自主地探索出适合自身国情的现代化道路。

(二)文明治理理念的更替：对西方现代化治理谜题的揭露与破解

当前，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格局加速演变。随着新兴国家的快速崛起，现有全球治理体系未能与加速变革的国际格局相匹配，进而呈现出效能衰减的趋势，导致经济危机、公共卫生、环境污染等一系列全球性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习近平指出，中国“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中国式现代化以独立自主的现代化道路超越“中心—外围”的依附体系，以和平发展的现代化模式打破“国强必霸”的竞争逻辑，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现代化方案应对“逆全球化”的世界浪潮。

独立自主的现代化道路超越“中心—外围”的依附体系。在人类现代化的历程中，长期走在现代化前沿的西方发达国家凭借工业革命以来积累的先发优势构建了“中心—外围”依附体系。处在中心的西方发达国家掌控着制定国际经济规则的主导权，利用不合理的国际分工体系与不平等的交换机制攫取财富，通过国际经济组织和跨国公司加紧向发展中国家进行经济渗透，同时，将西方现代化道路视为人类现代化的唯一路径，强行推行其发展模式、政治制度以及价值观念。处于外围的发展中国家由于盲目模仿西方国家的现代化模式，在经济发展上过度依赖西方国家的经济援助和技术支持，在政治制度上全盘照搬西方国家的管理机制，在思想文化上也难免陷入资本主义的思维逻辑和价值判断之中。这种依附性的现代化必然导致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完全受制于西方国家的经济政治霸权，甚至陷入政治附庸、经济衰退、社会动荡的泥潭之中。如何超越“中心—外围”的依附体系，摆脱对西方现代化模式的迷信，走出一条适合本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成为发展中国家共同思考的时代命题。回顾中国探索现代化的伟大历程，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历尽艰辛找到一条立足中国国情、独立自主发展的现代化道路，有力驳斥了西方国家极力鼓吹和宣扬的“中国崩溃论”“历史终结论”“普世价值论”等各种错误论调。新时代新征程上，中国共产党制定了清晰的现代化蓝图，明确了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现代化目标。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以无可辩驳的伟大成就向世界庄严宣告：现代化道路绝非只有西方现代化这一条，人类文明也并非只有资本主义这一种样态，“普世价值”更不是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唯有独立自主地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才能实现现代化。

和平发展的现代化模式打破了“国强必霸”的竞争逻辑。西方现代化是建立在对外殖民血腥掠夺、对内残酷剥削人民基础上的一条殖民主义、霸权主义和零和博弈的发展之路。不论是英国的“圈地运动”，还是美国的“西进运动”以及罪恶的奴隶贸易，都烙上了血腥、残暴、黑暗的历史印记，无不“用血和火的文字载入人类编年史”。诚如马克思所言：“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19世纪中叶，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帝国主义国家通过发动战争争夺世界霸权，瓜分全球势力范围。二战结束以后，资本主义国家制定了一系列的经济秩序及政治规则，对渴望追求现代化的广大发展中国家进行改造、打压，甚至不惜发动战争逼迫其遵循“霸权逻辑”。“合作还是对抗?开放还是封闭?互利共赢还是零和博弈?”是个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相较于奉行扩张主义、霸权主义的西方现代化，追求和平发展、互利共赢的中国式现代化必然打破“国强必霸”的竞争逻辑，克服了以侵略、剥削、压迫为特征的西方现代化弊端。习近平强调：“只要共行天下大道，各国就能够和睦相处、合作共赢，携手创造世界的美好未来。”坚持走和平发展的现代化道路，始终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支持多边主义，反对单边主义，向全世界彰显了中国作为世界和平维护者和全球发展贡献者的本色。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现代化方案应对“逆全球化”的世界浪潮。经济全球化是世界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资本作为“天生的国际派”，不仅在物理意义上打破了一切空间限制，“力求在空间上更加扩大市场，力求用时间去更多地消灭空间”，更在制度意义上建构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世界性。资本逻辑成为推动经济全球化历史性出场的内在动力和支配法则。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球性扩张，资本主义固有的社会矛盾、制度矛盾向全球扩张，最终导致了生产力的全球化与生产关系的地区化、民族化之间的冲突，内生地制造出自我否定的“逆全球化”浪潮。面对“逆全球化”浪潮带来的巨大风险，世界经济向何处去成为国际社会关注和争论的焦点。习近平深刻把握人类社会历史经验和发展规律，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智慧，从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战略高度，着眼于全人类共同利益和共同福祉，创造性地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方案。首先，人类命运共同体致力于推动新型经济全球化，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在“逆全球化”的浪潮中，某些国家奉行单边主义、保护主义以及霸凌主义政策，严重破坏全球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消费链，导致现有国际贸易秩序紊乱甚至冲突。其次，人类命运共同体致力于构建新型国际关系，营造和平共处、共同发展的国际环境。人类命运共同体倡导世界各国打破零和博弈、弱肉强食的冷战思维模式，秉持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原则，在追求本国利益的同时兼顾各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时促进各国共同发展，开辟不同文明、不同制度国家和平共处共同发展的历史新篇章。最后，人类命运共同体致力于推动多元文明交流交融，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人类命运共同体摒弃“文明优越论”“文明冲突论”等错误观念，倡导世界各国相互尊重、平等相待，推动文明交流对话、互学互鉴，共同构建不同文明兼容并蓄的和谐世界。人类命运共同体打破以血缘、地缘等传统因素主导的共同体局限，超越了民族、国家以及地域的界限，将各个国家的前途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深刻展现了中国将自身发展与世界发展相统一的全球视野、世界胸怀与大国担当。

(三)文明发展理念的审思：对西方现代化理论陷阱的证伪与批判

伴随着西方现代化道路的成功开辟，现代化文明的西方形态应运而生。西方文明的进步性无法消除自身固有的野蛮性和破坏性，西方文明建立的不平等的世界经济体系是以牺牲发展中国家利益为代价的。从某种程度上来看，现代文明也为资本主义的野蛮性和破坏性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中国式现代化改换了“旧的亚洲式的社会”，扭转了“东方从属于西方”的局面，克服了西方现代文明的弊端，展现了21世纪科学社会主义的蓬勃生机，指向实现“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未来文明。

驳斥“西方中心论”的谬误，改变了世界现代化发展格局。西方现代化在一段时间内一直都是世界现代化的引领者。“西方中心论”极力鼓吹其合法化的外衣，试图采取一系列非正常化的手段，编造、捏造与事实相悖的历史假象，给其他国家以错误诱导。在“西方中心论”的蒙骗下，大量发展中国家盲目移植、嫁接甚至照搬西方的现代化模式，不仅没有改变国家积贫积弱的面貌，更进一步陷入了“依附性发展”的陷阱。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成功开辟，昭示了世界现代化路径的多样性。中国用短短几十年的时间，走过了西方发达国家上百年甚至数百年的发展历程，创造了世所罕见的奇迹。由此可见，西方的现代化模式并非灵丹妙药，也不是实现现代化的金科玉律。因此，广大发展中国家要实现现代化，必须摆脱对西方现代化模式的迷信与依赖，避开“依附模式”“趋同模式”以及“脱钩模式”，找到一条符合本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经过了百年的艰辛探索，中国式现代化克服了西方现代化的种种弊端，走出了一条通往现代化的中国道路，从理论和实践两个维度驳斥了“西方中心论”的谬误，改变了世界现代化的发展格局。

宣告“历史终结论”的终结，开辟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崭新境界。随着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等标志性事件相继发生，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一度陷入低潮，许多社会主义国家纷纷改旗易帜，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一度遭受质疑，“历史终结论”“社会主义失败论”以及“马克思主义过时论”甚嚣尘上。弗朗西斯·福山曾断言，“自由民主可能形成‘人类意识形态进步的终点’与‘人类统治的最后形态’，也构成‘历史的终结’”。尽管社会主义道路受到了西方学者和政客的诋毁与贬损，但是，中国共产党始终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以强烈的政治自觉和使命担当探索出了中国式现代化，开辟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崭新境界。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成就充分彰显了科学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中国逐渐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现代化建设取得的辉煌成就用铁一般的事实证明，“社会主义失败论”失败了，“历史终结论”终结了，“中国崛起为世界主要大国标志着西方普世主义的终结”。另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展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生命力。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作为科学社会主义的最新重大成果，凝聚了世界社会主义长期探索的经验，以科学的思想、丰富的观点解答了社会主义国家如何实现现代化的时代课题，实现现代化概念命题、研究范式、理论叙事的深刻变革，推动科学社会主义在新的历史阶段焕发出全新的生机。

反思“西方现代文明”的缺陷，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马克思认为，人类文明先后经历了“前文明”“内在分裂的文明”以及“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文明”三种形态。“前文明”指的是人类的原始部落社会，在“自然形成的共同体”中，人类将一切当作共同体的财产，个人离开共同体是无法生存的。随着剩余产品的积累和社会分工的发展，人类社会逐渐进入建立在阶级社会的分裂与对抗基础之上的“内在分裂的文明”，根据生产组织方式的变化，大致划分为奴隶制文明、封建制文明以及资本主义文明。在社会生产力高度发达的基础上，摆脱“物的依赖”与“人的依赖”关系的“人自由而全面发展文明”代表了人类文明的新走向、新趋势。当前，人类文明正处于一个错综复杂的岔路口，西方国家推崇的资本主义文明始终没有摆脱“内在分裂的文明”的问题，日益呈现出资本主义现代性危机的症候，不断削弱了“山巅之城”幻象。作为指向未来文明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具有对资本主义文明深刻的反思，其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等维度实现了对资本主义文明的超越，内在地孕育着人类社会的未来文明形态。在21世纪的世界格局中，中国式现代化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具有独特的文明意蕴，具体包括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发展理念、高质量发展等为标识的物质文明，以坚持党的核心领导地位、全过程人民民主、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等为标识的政治文明，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等为标识的精神文明，以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共建共治共享等为标识的社会文明，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等为标识的生态文明，展现出一幅具有东方气质、大国气象的整体性文明图景。

三、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实践

“文明是实践的事情”。文明的本质在于人的实践活动，每一次社会变革、科技进步、文化创新都是人类实践活动的结果，它们共同推动了文明的进步。作为人类历史上最深刻的社会变革，现代化毫无疑问地创造出了推动文明形态演变的广阔空间和无限可能。中国式现代化是有原则高度的文明实践，为人类的物质文明、制度文明和精神文明打开了新的实践空间。

(一)物质文明的开拓性实践

物质文明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中国式现代化物质文明的创造性实践离不开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习近平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我们要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高质量发展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以高质量发展为导向的现代化对物质文明的发展进步有着重要作用。高质量发展不仅意味着人口质量的提升，也意味着生产力质的变革与飞跃，还意味着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建构，更意味着科技创新构成了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实践动力。

从人力资源来看，随着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人口问题构成了影响我国高质量发展的核心与关键问题。中国式现代化始终坚持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以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为现实目标，优先开发人力资源，增强国家核心竞争力。中国式现代化注重提升人口素质，提高人们的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等，积极推动人口大国向人才强国转变，推动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转变，不断培养高质量人才以适配社会需求，提高技能水平，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人才支撑。概言之，人力资源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我国进一步提升人力资源的竞争能力，提高人力资源开发利用水平，培养高素质人才。现代化进程中人力资源质量的显著提升，为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奠定了人力资源基础，能够形成推动物质财富不断丰富、发展的力量。

从生产力发展来看，中国式现代化积极推进传统生产力向新型生产力的转型升级。新质生产力是在传统生产力的基础上，通过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形成的一种新型生产力。它强调创新在经济发展中的核心地位，注重发挥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在提升生产效率、优化产业结构、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的关键作用。发展新质生产力对驱动物质文明繁荣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习近平指出：“科技创新能够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中国式现代化重视科技创新对生产力发展的推动作用，通过加快推进科技自立自强，不断加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发展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推动产业升级和结构调整，加强国际合作与交流等措施，可以充分发挥新质生产力在提升生产效率、推动绿色发展、提升国际竞争力等方面的作用，为物质文明繁荣发展注入新动力。

从现代化产业体系来讲，中国式现代化注重创新传统产业模式，大力发展新型产业。习近平强调，“要及时将科技创新成果应用到具体产业和产业链上，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布局建设未来产业，完善现代化产业体系”。现代化产业体系离不开实体经济的重要依托，中国式现代化仍然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与此同时，也注重加快发展数字经济，实现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此外，中国式现代化还积极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优化基础设施布局、结构、功能和系统集成。概言之，中国式现代化不断健全完善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在产业门类、产业链供应链和产业配套设施与政策等方面已经取得了很大的发展，形成了完整的产业体系。

(二)制度文明的探索性实践

制度文明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强大的制度保障。中国式现代化在制度文明层面的探索性实践，不仅需要从历史维度考察制度文明对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起到的重要作用，也需要从现实维度把握制度文明对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意义。从历史维度来看，中国式现代化形成与发展的历史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一部探索现代化制度的历史。可以说，对制度的探索贯穿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各个历史时期，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保障。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便是通过制度创新打开了中国通向现代化的现实道路。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充分认识到制度创新的重要性，通过推翻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制度体系，建立了新民主主义制度体系，从而为开辟现代化的现实道路提供了制度保障。新民主主义制度体系既不同于社会主义制度体系，也不同于资本主义制度体系，是社会过渡时期的制度体系，是中国共产党在社会过渡时期发展现代化的探索性制度实践。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坚持推动制度创新。为了摆脱落后挨打的局面，在一穷二白、经济文化落后的局面下，通过制度创新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体系，为我国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根本的制度保障。在改革开放新时期，为了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事业的发展，中国共产党不断推进制度创新，通过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的制度体系，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取得巨大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制度在现代化发展中的重要作用，通过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从而为中国式现代化保驾护航，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不断发展。因此，从历史维度来看，制度文明是在不断探索与创新中形成的，为中国式现代化事业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制度支撑。

从现实维度来看，制度文明对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与价值。当前，中国式现代化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还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比如，经济方面，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推进高质量发展还有许多卡点瓶颈;社会方面，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仍然较大;党的建设方面，“一些党员、干部缺乏担当精神，斗争本领不强，实干精神不足，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现象仍较突出;铲除腐败滋生土壤任务依然艰巨，等等”。面对这些问题，都需要通过制度创新来解决。因此，从现实维度来看，制度对于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意义重大，建立健全制度保障体系方能为中国式现代化把航定向。

中国式现代化对制度文明的探索性实践是一个与时俱进的历史过程，包含对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各个方面制度的探索性实践。具体表现为，一是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式现代化事业的领导核心，也是制度文明的实践主体。中国式现代化始终确保党的领导在现代化建设中的核心地位，积极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作用，把党的领导落实到国家治理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为建构和完善现代化的制度文明确立了坚强的领导力量。二是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中国式现代化不断加快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健全科技创新体制机制，努力建设更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三是坚持和完善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坚持和完善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推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四是坚持和完善繁荣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制度。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深厚支撑。中国式现代化坚持和完善繁荣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制度，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全面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实的文化支撑。五是坚持和完善统筹城乡的民生保障制度以及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中国式现代化完善统筹城乡的民生保障制度以及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增进民生福祉，维护国家安全以及维护社会稳定。六是坚持和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坚持和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以良好的自然生态环境为现代化建设提供环境上的保障。

(三)精神文明的创造性实践

精神文明形塑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精神动力。习近平指出，“一个没有精神力量的民族难以自立自强，一项没有文化支撑的事业难以持续长久”。可以说，精神文明建设高度关乎现代化的成效，是评判现代化成功与否的重要指标。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同等重要。中国式现代化在追求经济发展的同时，也致力于提升国民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推动精神文明的极大发展。中国式现代化是丰富人民精神文化生活的现代化，追求精神文明的高度发达是其核心要义。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式现代化推进精神文明实践的力量源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思想理念、道德观念、价值信念等理论资源，从思想层面和文化层面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深入发展。中国式现代化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根脉，植根于五千多年的文明厚土，中华民族在连绵不断的发展历程中创造和积淀出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和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习近平指出：“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传承和发展的根本，如果丢掉了，就割断了精神命脉。我们要善于把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和发展现实文化有机统一起来，紧密结合起来，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人民日常生活的重要构成内容，可以在人民的日常生活中丰富其精神世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宝贵思想资源，既丰富了人民的精神世界，又加深了人民的思想认识，对擘画和设计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规划具有深刻的指导意义。

现代化并非与传统截然对立，传统文化在很大意义上能够作用于现代化的发展。习近平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赓续古老文明的现代化，而不是消灭古老文明的现代化;是从中华大地长出来的现代化，不是照搬照抄其他国家的现代化;是文明更新的结果，不是文明断裂的产物。”中国式现代化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养分，坚持用时代精神激发中华文化的生命力和创造力，促进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的相互融合、相互尊重，紧密联系我国实际发展状况，赋予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理念、目标、文化和制度等方面以丰富的时代内涵。中国式现代化坚持以先进文化为发展导向，将现代化科技手段作为强有力的载体支撑，始终将现代文明的发展作为价值追求，为发展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提供了理论和实践指导，进一步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构建出更加现代化、大众化的表现样态，以更好地适应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精神和文化需要。

(作者系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主流意识形态研究院首席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