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建筑行业发展历程回顾

建筑不仅是人类活动的场所，更是记录人类历史、文化和思想的载体。从山洞草屋到大国工程，建筑业始终伴随着人类的进步与发展，成为文明的注脚。

新中国成立75年来，建筑业为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城乡建设和民生改善作出了重要贡献。保持着与新中国发展一致的步调，道路延展的每一米，高楼拔节的每一层，都是中国式现代化于微观视角下向前迈进的小小一步。

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开路、架桥、造重器，跨海、填岛、建高楼。建筑业正在铺就富国之路，成就强国之梦。

新中国成立之初，工业基础十分薄弱，基础设施“捉襟见肘”。1949年底，能够通车的铁路仅2.2万公里，公路通车里程仅8.1万公里，没有一条高速公路。

开国大典的礼炮，打响了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的“开工令”。

1950年3月，铁道部工程总局和设计总局成立，后变更为铁道部基本建设总局，也就是今天的中国铁路工程总公司，与前身为铁道兵的中国铁道建筑总公司踏上了“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的漫漫征途。

1950年6月7日，党中央下文批准成立西南铁路工程局（中铁二局前身），第一任务是修建成渝铁路。当时正值抗美援朝、清匪反霸，工地时有土匪骚扰。军工们一边剿匪一边筑路，用扁担、用竹筐，用肩扛、用背驮，将石料、枕木、钢材等送入崇山峻岭之中。

1950年6月15日，贺龙亲自授予西南铁路工程局“开路先锋”大旗

1950年10月底，各军工筑路总队完成了原定施工任务，以李静宜司令为代表的3万军工归原建制，留下74名老红军，300多名老八路、老战士等军队干部作为领导骨干，并将贺龙元帅授予的“开路先锋”旗帜留传给赵健民领导的西南铁路工程局。后来，这面旗帜被代代中铁人视作“传家宝”。

据当时军工筑路第一总队参谋孙贻荪老人回忆，工人们的劳动热情极高。甚至收工号响了以后，仍有许多工人自发地挑土扛石，飞快奔跑，喊声震天：“多挑一挑土，捐献飞机大炮！”

成昆铁路、宝成铁路、鹰厦铁路、川藏公路、青藏公路、武汉长江大桥……第一个五年计划中，我国建筑业以“156”项工程为中心、以900余个大中型项目配套为重点，大规模引入先进装备，初步建立起了完备的工业经济体系，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为新中国国民经济的总体布局打下坚实基础。

千行百业开始在建筑业铺开的“画卷”上，描绘那些载入史册的成就。

1958年决定修建的首都“十大工程”建成只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成为世界城市建筑史上的一个奇迹。

1960年，苏联一个月之内撤走在华的全部1390名专家，撕毁了两国300多个专家合同。一批重大工程项目被迫停工“下马”。此后，中国建筑行业开始走上独立自主的发展阶段。

为了使生产关系进一步适应生产力，我国重新组建了8个工程局（中建8个局的前身），准军事化管理为主体的体制基本形成。

此后，“大三线建设”成为中国建筑业的主战场，我国有了真正意义上的战略纵深。“成昆”“宝成”“贵昆”“襄渝”……为了纪念这一段历史，许多家庭的新生儿直接以路为名。

1968年12月，南京长江大桥建成通车，被称作“争气桥”，成为新中国技术成就与现代化的象征，承载了中国几代人的特殊情感与记忆。

完全由中国人自行设计、施工的南京长江大桥于1968年通车

1978年，我国铁路营业里程4.86万公里，比解放初期增长了两倍多；公路通车89万公里，与水运、民航共同搭起交通的骨架。国民经济发展、城镇化起步、生产要素流动、地区与地区连接……后来大到彪炳史册的成就，小到百姓生活的巨变，都起始于这样一个从无到有的时期，都依托于那一代建筑人的艰辛努力。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上来，拉开了我国建筑业管理体制改革的序幕。

1979年7月，国家出台《关于扩大国营工业企业经营管理自主权的若干规定》等5个扩权文件，拉开了国企改革的大幕。1980年4月，国家正式提出给建筑施工企业留有合理利润，经营责任制陆续推行。

我国放手鼓励各种改革试验，虽然特定领域内的指令性施工任务锐减，但灵活开放的市场环境为国有施工企业从封闭走向市场、从僵化走向开放提供了条件。加上较低的要素价格、能够弥补市场缺失的关系型合约，有力推动了建筑业的市场化转型。一批实力强劲的单一性、专业化建筑企业，开始发展成为涉及多元业务的大型综合企业集团。

据中国工程院院士、铁路工程专家、中铁二局老领导孙永福回忆，二局的队伍到深圳蛇口驻地后就在临时搭建的四面通风的工棚里一边安床一边做饭。克服了“三块石头支口锅，两双筷子三人吃”的困难，在蛇口承建了国内最早一批外商独资的饼干厂之一——香港远东饼干厂。

在“铁路施工是先锋，非铁路市场同样要当先锋”的思路指引下，中铁二局瞄准铁路工程以外的广阔市场，勇闯以深圳为代表的沿海经济特区，成为开发特区的第一代拓荒牛，继而走向全国建筑市场。

在房地产领域，住房建设属于“非生产性建设”的定位开始改变。深圳特区的“土地财政”开始萌芽，随后引入商品房预售制度。截至1981年底，有100余个城市组建了房地产公司，“国家队”构成最早一批房地产企业。

1978—1983年，我国有595个大中型项目上马，如上海宝山钢铁总厂、葛洲坝水电站、京秦铁路复线电气化工程等具有现代化技术的建设项目。在电力、油田、铁路电气化以及机场港口建设等方面，建筑业均有重大进展。

1983年，建筑企业开始实行“利改税”，推动建筑业政企分开，形成了更加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另外，国家开始采用“拨改贷”的方式，推动企业逐步建立自负盈亏的经营机制。这一年，国家还出台了许多建筑业领域的重要改革文件，提出了16项重要改革举措，包括全面推进基本建设项目投资包干责任制、大力推行工程招标承包制、全面推行技术经济承包责任制等，建筑业改革开始从局部转向全面。

深圳国贸大厦封顶

1984年，中国建筑工人以“三天一层楼”的速度建设当时中国第一高楼——深圳国贸大厦。当时整个深圳还只是一个海边渔村，只有一条200多米长的小马路，大载重车开不进去。在这样的条件下建设“中国第一高楼”，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事。

马成礼原是基建工程兵某部副参谋长，转业后成为当时国贸大厦承建方物业公司的经理。在他的记忆中，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平均每周都会播发一条关于深圳的新闻报道，画面中最常出现的就是一天天长高的“中国第一高楼”。那时诞生的“深圳速度”有力地回击了那些对改革初期的深圳缺乏信心的论调，向全世界展示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坚定决心。

“深圳速度”也成为传颂至今的里程碑式口号，是改革开放进程中最深刻的国民记忆之一。

20世纪80年代初的鲁布革水电站工程是我国第一个面向国际招标、引进世界银行贷款的工程项目。日本大成公司在八国竞争中以低于标底43%的最低价中标，而且达到了缩短工期、质量优良的目标。

1987年8月，《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题为《鲁布革冲击》的长篇通讯，引起社会的强烈反响。由此，“鲁布革经验”引起广泛关注，影响深远。

此后，建筑业开始推行鲁布革工程管理经验，有18家企业成为第一批试点单位，以“工程招投标”为突破口，以“管理层与劳务层分离”为标志，推行“项目法施工”。“鲁布革经验”开启了我国工程建设改革的新篇章，“项目法施工”成为行业的通行做法并沿用至今。

随后，1994年分税制改革不仅强化了中央对国有企业的预算约束，而且促进了地区之间的竞争。由此，地方政府以极大热情极力推动了我国基础设施建设、市场化、城市化的高歌猛进，构成了建筑业得以保持长期高速增长的底层逻辑。

这一时期，南昆铁路、广深高速、京九铁路、杭州湾跨海大桥、哈大客专等国家重大项目建成投运。建筑业历经多年持续、快速、大批量地建设，国内交通基础设施联网成片、焕然一新。

1997年1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发布，进一步规范我国建筑行业的行为，推动行业健康发展。次年，全国建筑业产值突破万亿元大关。

步入新世纪以后，与国际接轨的“集约化”管理新模式——“法人管项目”开始被大型建筑企业所接受。以项目法人责任制、招标投标制、工程监理制和合同管理制为核心的四大制度体系，奠定了我国加入WTO以后建筑业走向全球的基础。

2003年中建五局总结提出工程项目成本管理“方圆论”，丰富了“项目法施工”和“法人管项目”模式的内涵，这成为后来建筑类央企广泛倡导的“大商务”管理的雏形。

发源于中铁四局的精细化管理理念，也在后来的岁月中被推广到更多建筑央企。

管理创新的同时，技术创新同样在改变着建筑行业的走向。

中铁二局在成渝中线高铁施工过程中采用了当时国内最大直径复合式土压平衡盾构机“蜀安号”

随着大基建时代的到来，穿山、入地施工任务日益增多。生产国产盾构机成为建筑企业的刚需。

盾构机是一种隧道掘进的大型设备，集光、机、电、液、传感、信息技术于一体，是衡量一个国家工业水平的重要体现。

使用进口盾构机，容易泄露国家地质机密还不说，在维修等环节受制于人的经历，让建筑行业的研发人员窝了一肚子火。

2001年，“关于隧道掘进机关键技术的研究”被列入国家863计划，中国中铁成立了盾构机研发项目组，李建斌成为项目负责人，带领着精心挑选出来的“18罗汉”投入到研发工作之中。

2008年，中国第一台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复合式土压平衡盾构机——“中国中铁1号”成功下线，并在天津地铁三号线施工项目成功应用。自此，中国盾构实现了从0到1的突破，国外盾构一统天下的格局被打破。

为了建造适合中国各种地质环境的盾构机，李建斌团队在研究了日本、德国、法国、加拿大等国家的设备后，根据实际情况，设计出了盾构机在不同地质条件下工作的应对方案，最终攻克了超大直径、超小直径、极限工况下的装备设计、制造等关键技术，成功研制了一大批称得上世界首台或国内首台的产品。

得益于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我国陆续完成了一批大工程、大项目。

时速350公里的高铁线路、百年梦圆的三峡水利枢纽工程、生产高端新材料的化工厂，都离不开建筑行业的默默贡献。

进入21世纪后的头十年，我国建筑业总产值以20%左右的增长率稳定上升，带动了上下游50余个产业发展，成为城镇化建设当之无愧的“主力军”，在世界舞台上成就了“基建狂魔”的称号。

2009年，“4万亿”救市计划实施，在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同时，确保了建筑业持续高速增长。2011年建筑业完成总产值11.6万亿元，突破10万亿元大关。

2015年3月，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联合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此后，中国建筑业进一步拓展海外业务，深度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重大项目的规划和建设，赢得了广泛赞誉，“中国建造”品牌在国际上进一步打响。2018年全国有69家企业入围国际承包商250强，上榜企业数量蝉联各国榜首。

2018年年底，建筑业从业人数已经超过5560万人，在吸纳农村转移人口就业、维护社会稳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等方面，建筑业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巨大作用。

新中国成立75年来，我国涌现出了中建集团、中国中铁、中国铁建、中交集团、中国能建、中国电建、中国中冶、中国安能等一批实力雄厚、品牌卓著的建筑央企，带动着我国建筑行业水平突飞猛进。

世界最深最大地下实验室——锦屏大设施建设现场

当前，我国建筑业已经在超高层、桥梁、铁路、隧道、地铁等方面，达到世界领先水准；在超深地下空间、超高层建筑、大跨度滑移、多塔连跨、大跨径桥梁施工等重要领域施工技术已跻身世界先进行列；高速、高原、重载铁路施工迈入第一梯队；深水港建设、河口航道整治、长河段航道系统治理以及大型机场等建设技术步入世界一流。

全球前50座摩天大楼一半在中国；世界上最长的高速铁路运营里程在中国境内完成；“中国建造”成为我国推动“一带一路”建设的亮丽品牌，“中国品牌”“中国标准”和“中国方案”已经全球知名。

成就固然瞩目，但建筑行业目前也面临明显的下行压力和不确定性。

新旧动能接续转换，国家投资将进一步向数字经济、基因与生物技术、商业航空等经济社会薄弱领域、“卡脖子”领域、战略性新兴产业聚集。不少业内人士认为传统行业需求收缩，预期转弱是大势所趋。

长期以来，我国建筑业主要依赖资源要素投入、大规模投资拉动发展。2019年起中国的城镇化率已超过60%，建筑业增加值也从高速增长趋于平缓，市场集中度不断提升，优胜劣汰进程进一步加速。

对于建筑企业而言，如今面临不少抉择，比如到底是深耕专业化、精进已有能力；还是多元拓展，点亮周遭“科技树”，这是建筑业共同的思考。

从古至今，建筑业都是善于“造梦”和“实现”的行业。当下的行业困局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一穷二白”相比其实不算什么。更何况，在市场的前端，品质提升、智能建造、建筑信息模型、新型基建、城市更新、第四代住宅、装配式建筑、O+EPC……这些新的机遇和业态正在塑造更有活力、更具潜力的建筑业。

75年来，建筑业总是与国计民生同频共振，是中国共产党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重要载体。以高质量发展为主线，增强核心功能、提高核心竞争力，新质生产力正在成为建筑业企业转型的新动力。

面向未来，建筑业将继续提高产业链现代化水平，无惧风吹浪打，进一步融入和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走向更加光明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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