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永富，男，1929年出生于大东镇坪山村排仔里的一户贫苦农民家庭，四岁时父亲外出福建做工病故葬身在外。靠母亲抚养着一个姐姐和他，艰苦的生活环境中，母亲供他上学至高小。
邱永富一直工作在基层，1958年在上级的领导下，公安干部实行下放工作，即是把公安治理工作的重点下放到农村基层去。发动人民群众提高政治觉悟并开展学习宣传、武装，对地、富、反、坏、右分子严格监管。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确保一方平安。
在当时，经常会召开群众大会，丘某胜要是把手榴弹投向会场，后果将不堪设想。是公安干部邱永富排除了危险，整治了坏人，保护了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我初次认识邱永富同志是在1965年，那时大埔湖寮至大东梅潭河水路还通船只，大埔县电影第五队安排要到柘林大队放映电影，运送电影机械船只逆水而上至泮溪溪口站，大队干部派了十五个身强力壮的青年，前往三公里处的溪口站扛电影机械。放映队随从工作人员五人。
邱永富同志，有着军人的气魄，中等身材矫健身躯，清秀脸庞，说起话来有条不紊，铿锵有力而不啰嗦，展现出他的威严。
原来这位初中毕业生罗某，每当在家还未起床的早上六点，生产队女队长约40多岁，在罗某家门口对面约50米处山岗上广播安排一天的生产劳动分工。开始要先唱三至五首山歌，因为那时人们喜欢山歌的韵味，女队长不例外，但声音不纯唱起歌来难听。罗某还没起床听到这山歌声，总觉得满身起了鸡皮疙瘩。每天早上都在听，真是难受至极。起身走出大门破口骂了那位女队长一些难听的话。队长怀恨在心，将此事向下乡的邱永富同志反映，要求应把这位学生送去学习班改造。后来罗某在父母整理行李后送他前往大东公社的学习班改造去了。在学习班期间，邱永富对这位青年开展教育、引导还适当安排些劳动任务。邱永富下乡前要见罗某，回来后也要见他，很快融洽了两人的感情，觉得这位青年还是不错的。学习班的学习改造很快结束了。
罗某在回家探亲时，抽空前往大东公社公安办事处去找邱永富同志，俩人相见时无比亲热，罗某感谢邱永富同志当年的教诲，促使他成长，如今已是一位公职人员了。分别时邱永富送他出门，目送着远去的这位有出息的青年，心里感到从未有过的慰藉。
后来罗某在工作中继续进修学习深造，升职为电力工程师。在大东交界处的福建省长乐乡凉坝建水电厂时，罗某受上级领导指派为该电厂建筑工程的专职工程师。如今居住在福建，儿孙满堂，退休后安享晚年生活。
1966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运动轰轰烈烈。大东塘市街戏院还没建筑时，有一个土台，前面还有一片开阔地。公社领导经常在这召集大东各大队干部群众，红旗招展，举着毛主席画像和语录牌，敲锣打鼓汇集在这里召开万人大会。“专政是人民的专政！”对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实行全面管制，常常把他们五花大绑，头戴纸帽，胸挂纸牌，墨水写出姓名属什么分子，拉去游村、游街示众、审问。运动高潮时文革小组及公安干部可决定对某个坏人执行枪决死刑的权力。
当时柘林大队有两位坏人，一位是丘某胜四十多岁；一位是罗某良五十多岁。丘某胜反革命分子由于参于偷盗、抢，村子里唆使武斗用匕首刺人受伤后至死，又私藏枪支、手榴弹，强奸妇女罪恶累累；罗某良成份是手工业资本家，因定成份时的工作队同志下乡了解各户情况时，罗某良口出怪话，如工作队同志进他家时，火炉煲开水泡茶待客时说：“见到你来火就着！”一边用扇子搧火炉。使工作同志听了生疑，总觉得他是古怪人物。原来罗某良建有一处砖瓦窑做砖瓦，平时要请民工帮忙，虽是做工时会付给工资，但也离不开剥削，成份定性为：手工业资本家。同村也有一户，同样是建筑瓦窑做砖瓦，但他为人处世人缘好，工作同志下乡来，他会热情待客给予食宿安排，平时也热心公益，办学校等。家庭成份定性时被评为：中农。
再说罗某良对社会现实不满，编歌自唱：“脚踏黄泥手抓沙，汝们评涯资本家。三十二年没米煮，锅头丢落天池下。”又在文革形势非常时期，见小学生胸前佩戴毛主席像章，他对小学生说了不应该说的话，污蔑了伟大领袖。
这句话被传扬到干部耳里，被上报文革班子及公安办事处后，上级决定对他执行枪决。
公社革委会领导在大街上张贴布告，并通知各大队定于某月某日在大东街举行万人大会要枪决丘某胜、罗某良。那天早上天空晴朗，太阳普照大地。各大队人民群众列队出发，红旗招展，手举毛主席像，语录牌，敲锣打鼓。
民兵押送坏人前往大东塘市街会场。各大队也把地、富、反、坏、右分子押往公社门旁的栅栏地被民兵持枪看管着。会议上午十时左右才开始，上级领导轮流讲话。会议到上午十二点时，人们肚子饿了，大东街仅有一间饮食业店卖面、粄，万人开会可见多么的忙碌，连要被枪毙的罗某良都喊：“还不把我枪毙，肚子饿了！”忙叫女儿去给买三碗腌面吃。女儿去饮食店腌面已卖完，买了三大碗老鼠粄给他吃，全吃光了。
后来有人说罗某良重温了古人传说的：“临死吃三碗面。”柘林湖墩下的队长和干部针对罗某良案件，前往大东公社革委会、公安办事处找领导，要求担保罗某良，饶他不死，请上级收回成命。罗某良是因为说话不注意分寸，所犯下杀头之罪。担保把罗某良带回去严加管制教育。当时有文革主要领导班子同志和公安员邱永富参议。
邱永富经常下乡也证实了罗某良此案，说话不注意之外，也没其他案件牵连。后来上级领导决定：死罪可免，活罪难逃，同意让该队干部担保他带回去严加管制。
另一位丘某胜因罪大恶极，民愤极大，被拉到会场角落荒地被枪决了。
邱永富在关键时刻，能站出来说公道话，挽救了一个人，也挽救了一个家庭，使人敬佩。形势的发展，工作的需要，邱永富常常下乡处理了许多案件和民事纠纷。
如三坤大队坤斗坑群众与龙项群众不和；家荣大队村里组织两派人员武斗；教师丘某某不慎用毛主席像纸印餐票等等事件，都是邱永富同志前往处理的。
他很少有时间看望年迈的母亲和妻子儿女。
在家时很注重教育孩子：“你们爸是公安干部，做人做事要注意不要给你们爸丢脸。”
邱永富于1951年结婚，他的妻子是平和县中共县委书记朱积垒烈士的侄女，岳父是朱积垒的弟弟朱积金，在朱积垒、陈彩芹同志牺牲后，也担任过福建省平和县革命委员会主席。在白色恐怖时期，国民党反动派四处搜捕，朱积金被逼逃难，与妻子一起偷偷把刚出生的女儿寄养在大东福光山背村的一户邓氏的农民家里。邱永富的妻子朱菜是在恶劣的环境中长大，是革命的后代。她为人正直善良勤劳且慈祥。在工作中好在有老母亲和妻子的大力支持，抚养着六个孩子，使他安心投身工作，维护着大东人民的安宁。
由于他工作劳累过度，邱永富病倒了，病得不轻，经大埔县人民医院医师诊断为：肝硬化转食道癌晚期，医师曾说可用田埂生活的土狗子做药辅助治疗，可延长一段寿命。
后来，大东公社领导号召大东各学校让学生抽空捉土狗子，每天上送作药用。
可惜邱永富同志已病入膏肓。于1975年4月8日，离开了人世享年46岁，人们为之痛惜。
邱永富同志逝世后，大东人民公社政府和坪山大队联合成立了治丧委员会，追悼邱永富同志，悼词是由公社党委集体讨论定稿，由民政干部宣读。
大埔县人民政府以及下属各部门派各局室代表，大东公社所有部门，大东街所有店铺关门，各大队代表参加了追悼会并送了花圈，参加会议有一千多人。人们在为失去一位好同志而流泪、悼念中。时间流逝，眨眼间将过六十年了。
邱永富的母亲、妻子也早已去世，大儿子邱群彪是企业下岗转退休工人，也常热衷于客家人在广州联谊会的公益宣传工作，任秘书长。
他的精神很值得我们后一代人学习。我们应怀以最崇高的敬意，对他永久的缅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