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久没写老照片和老明信片了，主要是精力不允许。不过最近有幸购得的一张明信片却足够有趣，完全值得一篇公众号文章。
这张明信片中文标题只有短短五个字“督署宝华盦”，英文标题则更为详细：”’Pow Woo An’ The House of Vieeroy’s (错别字，应为Viceroy’s) Yamen, Nanking”，即“‘宝华盦’：南京总督衙门内的房屋”。“南京总督衙门”显然就是两江总督衙门，即今天的总统府。而“宝华盦”这个名称虽然鲜为人知，但它其实是今天每位参观总统府的游客都必定会打卡的地点：孙中山临时大总统办公室。然而不管是两江总督府还是总统府都是政府建筑群，里面的建筑为何会取“宝华盦”这样一个犹如文人庵堂（“盦”通“庵”）的名字？这就要从这座建筑的建造者——两江总督端方说起。
记得小时候参观总统府时，对于孙中山临时大总统办公室的介绍还是说这座建筑是末代两江总督张人骏时代竣工，不过近来通过张謇日记中的一则记载，宝华盦至迟在端方任上的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已经建成的观点已经被广泛接受。张謇日记同时也说明了“宝华盦”一名的由来：
宝华庵者，陶帅得世间最有名之华山碑三本，聚于一室，故名。而屋则新建之欧式也。
原来“宝华盦“正是作为清末第一金石收藏家端方（号陶斋/匋斋，所以张謇称他为陶帅）的私人藏馆建造的，其名字来源于端方收藏的三本东汉《西岳华山庙碑》的拓本。关于端方其人和他的金石收藏，网上和出版物里都有极多介绍，这里就不再赘述。单说说这张明信片，和宝华盦的建筑本身。
宝华盦算是南京现存屈指可数的清代洋房之一，但在晚清时代，这座单层的外廊式洋房并不算一座特别抓人眼球的建筑。东南大学阮若琦2017年的硕士论文《南京长江路292号建筑群历史研究》中有一节专论宝华盦（又称总统府西花厅），论述颇为详尽，还配有两张南京工业大学1992年的测绘图。从平面图中不难看出，外观平平无奇的宝华盦内部布局却有些奇特：正中央的穿堂东侧主体部分被隔为四个房间，而西侧却是完全打通的一个大厅。阮若琦文中对此的解释是这样的：
东面三间自东向西分别为侍从室(戈什哈室)、密藏室、挚友小聚之室,而西侧大厅则可容纳多人雅集，可将书画长卷展开观赏。作为两江总督,端方居住于中轴线二堂以后的上房，而非位于西花园的西花厅，西花厅此时仅是作为他容纳收藏物品及供文人雅集之用的所在。
1992年测绘的宝华盦（临时大总统办公室）平面图，可见西侧的大厅。注意此图对正面开门的描绘有误
由此看来，宝华盦这座建筑原本就是为了作为端方的私人藏馆而专门设计的；这一点在它的正立面上也表现得相当突出。阮若琦文中指出：“由于东侧立面与内部空间相对应，即每个开间对应内部一个房间，（外廊）拱券位置也与房间开门位置相对应，而西侧建筑功能为一完整大会议厅，中间不做分隔，而且开门也呈等分布置，共开六门，因而与外部门廊不能完全一一对应。”也就是说，宝华盦虽然外廊立面是左右对称的，但主体部分的门窗却不与外廊对应，而是有意反映了建筑内部的不对称布局。
然而，仔细观察明信片和现存的宝华盦建筑，可以发现阮若琦文章中的这一说法虽然指出了宝华盦的建筑特点，但却存在两个明显的问题：首先，无论是在清末还是在现在，宝华盦西侧的大厅只有五个门，而东侧才是六个门。其次，无论是穿堂西侧还是东侧，其开门与外廊拱券都不一一对应。而文章中引用的1992年测绘图则犯了另一个更加想当然的错误——将宝华盦东西两侧画成了完全对称的六个门。由此可见，当时宝华盦的设计者和建造者是将外廊完全看作立面表皮，只要外廊自身对称即可，外廊拱券是否和内部主体部分的门窗有关系则完全无所谓，这种随性的态度倒也是符合宝华盦作为一座私家藏馆的功能。而当今的研究者或许把这座建筑想像得过于正式，反而把问题搞复杂了。
1992年测绘的宝华盦（临时大总统办公室）立面图，此图与上面的平面图一样，都把东西两侧正立面画成了完全对称的六个门，与事实不符
宝华盦今景，可见东西两侧开门的布局完全不一致，且西侧（照片左侧）只有五个门，只有东侧是六个门。东侧一个门恰好被外廊柱挡住，显然和外廊拱券不是一一对应（图片来自网络）
再回顾一下这张明信片，此照片显然是在宝华盦正面外廊中自东向西拍摄，从门上的窗户不难看出穿堂西侧显然只有五个门
1909年，端方被调离两江；1911年11月，端方在四川镇压保路运动时被哗变的士兵杀死。他在南京留下的这座宝华盦，先是成了辛亥革命时苏浙沪联军中镇军第一支队司令林述庆的行辕，而后又成为临时大总统孙中山的办公室。此前见到的宝华盦照片中最早的一张来自辛亥革命时期，大门上挂着“林都督行辕”的木牌。而这张“督署宝华盦”的明信片显然来自清末，或许是现存最早的一张宝华盦照片，也是宝华盦还是“宝华盦”时留下的唯一一张照片。照片中的宝华盦外廊与现状几乎没有差异，唯一的区别是门扇上面装着木格栅，而非现在的带玻璃窗的门。外廊上摆着两张精致的藤椅，两个人物一人躺坐椅上，一人站立抽烟，显得颇为悠闲，与当时宝华盦作为私人藏馆的功能倒是十分符合。他们大约料想不到，仅仅几年之后，千年未有之变局即将到来，而他们所处的这座建筑将以完全不同的身份被载入史册。
不过，进入民国之后，仍然有人记得宝华盦的名字。1912年，王国维为了悼念一年前被杀的端方，写下一首长诗《蜀道难》。其中四句便是写端方作为两江和直隶总督的生活：
幕府山头幕府开，黄金台畔起金台。
主人朱毕多时誉，宾客孙洪尽上才。
奉使山陵绝驰道，幸缘薄谴归田早。
宝华庵中足百城，更将何地堪娱老？
的确是烈火烹油、鲜花着锦。如果没有辛亥革命，端方或许便会像诗中所说那样，赏玩着曾存放在宝华盦中的藏品终其天年。的确，今天端方也更多是作为一个收藏家、尤其是是国内收藏古埃及文物第一人而被人所知。宝华盦中当然已经没有丝毫端方的痕迹，然而他生前赠予南京汇文书院创始人福开森的古埃及石刻和汉代瓦当拓片至今仍然保存在南京大学博物馆里。在一件“郿”字瓦当拓片下面，端方写道：
“郿”字瓦，出郿县，董氏郿坞故物。
端方赠福开森（“茂生”即福开森中文名）古埃及石刻及汉代瓦当拓片，摄于2017年“楮墨留真——南京大学藏金石拓片展”
尽力经营自己收藏的端方写下这些文字时，恐怕不会想到自己最终也会像董卓一样被人割下头颅。当然，端方也只不过是曾经在南京这座权力的都市里称雄一时，却最终覆灭败亡的衮衮诸公中的一员罢了。或许对他来说最幸运的事，恐怕就是他的宝华盦并未像董卓的郿坞一样化作一堆瓦砾，而他那堆积如山的藏品——包括那些他看不懂的埃及石刻——在一个世纪后还能勾起好古之人的探索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