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2月21日，我永川军分区部队在仁义镇全歼四爷子和刘精本股匪，端了他们的老巢。在匪穴之中，我军意外发现了一名原解放军军官——赵希荣。而在不久前，赵希荣还是62军184师538团3营副营长。就在当日，赵希荣被押往重庆，等候西南军区负责人——贺龙发落。
1949年到1950年，我军在解放战争中获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在短时间内，英勇的解放军战士便解放了整个中国。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反动的南京国民政府已经倒台，国民党军主力已经被歼灭。然而国民党的大量残余势力，仍广泛隐藏在暗处，一有机会就探出头来搞破坏，试图让业已蜗居台湾的蒋家王朝重回大陆。而这些残余势力，多以土匪的面目示人。他们占山为王、啸聚山林、奸淫掳掠、杀人放火，干尽了坏事。而中国的匪患，尤其以西南地区为甚。
西南地区4个省，共112万平方公里。1947年时约有7000余万人口，除了四川平原外，高山地区占了全区面积的94%，地理环境十分复杂。
解放战争后期，西南地区没有打什么大战役，百万国民党残余势力依靠复杂的地形躲藏了起来。而遍布西南地区的帮会组织（如袍哥）、少数民族头人，则为国民党残余啸聚山林提供了方便。
国民党在撤离西南地区后，国民党残兵败将和土匪们混在一起，打出各种旗号，其活动范围覆盖整个西南。他们依托匪穴，四处骚扰破坏，断绝交通、抢劫物资乃至于攻城略地，伏击我车辆和部队。其后，一些原本已经起义的国民党部队突然背叛，总数达15个团之多，而这也加剧了西南地区的匪患。
对此，西南局负责人邓小平一直在强调，西南虽然解放了，但是仗并没有打完：
“西南当前有90万土匪等待请教，广大农村政府尚未建立，残破的的城乡生产还没有恢复。在这严峻的形势下，我们有些同志以为仗打完了，该享乐了，这是何等的危险和可怕？”
敌人不可怕，可怕的是自己松劲。在军队中，少数指导员和战士确实出现了麻痹大意的思想。他们小看土匪，认为打土匪是吃亏。而这种麻痹的思想，也给我军和人民带来了极大的损失。
而到了1950年2月5日，四川成都郊区龙潭寺发生的一起惨案，最终点燃了西南大匪患的烽火。
当日，解放军60军178师政治部主任朱向离，奉上级命令准备出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某新建交国家的驻外武官。
上级很清楚，四川匪患依然炽烈。为了安全起见，上级派了一个加强班，要将朱向离护送到成都，然后乘坐飞机去往北京。
龙潭寺，是一座古老的寺庙。该寺因蜀汉后主刘禅曾在此沐浴而得名。当朱向离一行经过龙潭寺时，突然遭到数千名土匪的袭击。而这群土匪的带头人名叫巫杰。
巫杰原名刘金茂，地主恶霸出身，15岁他参加了川军，跟随西北军的孙仲连走南闯北，官至少校旅长。不久后，巫杰因故退伍返回家乡龙潭寺。
然而蛰居家乡的巫杰并不甘于寂寞，他利用旧关系，当上了成都警备部特务组长。解放战争后，他网络一批残兵败将、地痞流氓，以袍哥组织为骨干，裹挟、蒙骗一批无知群众，组建了所谓“川西人民反共救国军龙潭纵队”。
当朱向离经过龙潭寺时，误入巫杰设置的包围圈。经过激烈的战斗，朱向离与护送他的战士们寡不敌众、弹尽粮绝，最终因受伤而被俘。
巫杰将朱向离等九人押到寺庙前，恶狠狠地问道：
“你们是哪个部队的，竟敢闯入我的地盘？”
而顽强不屈的朱向离则厉声驳斥道：
“你们是什么人？现在全国都解放了，光天化日、朗朗乾坤，竟敢如此胡作非为！”
“我是川西救国军总司令巫杰！”巫杰得意洋洋地说。
“一群土匪，我是178师政治部主任朱向离。我现在警告你，赶紧放下武器，到当地政府投诚自新，这才是唯一出路，不要一错再错了！”
随后，他又对黑压压的匪众大声疾呼：
“咱们都是贫苦农民出身，人民解放军是为天下劳苦大众服务的，千万别被土匪蒙骗了！”
朱向离的宁死不屈让巫杰恼羞成怒，他下达命令，杀害了朱向离和他的8个战士。不仅如此，他们还残害尸体，试图毁尸灭迹、掩盖罪行。
不久后，川西军区60军参谋长邓仕俊带领一个团前来支援，怎奈巫杰竟用诡计蒙骗了周围十里八乡的数万群众，组织了所谓火把阵。在山林中，到处都是土匪的火把。因为担心伤到无辜群众，邓仕俊带领战士们暂时撤回大本营。
9天后，川西军区派出的救援队在龙潭寺一个不到3米宽的烂泥塘中，发现了被害的朱向离等人。这是在剿匪战争中，我军牺牲的第一位高级干部。可以说，二月五日的龙潭寺惨案，是一个严重的信号，这是土匪公开向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向新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及其所率领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打响的第一枪。
龙潭寺惨案震惊了中国，也震动了中央。毛泽东发布命令：“匪患如此严重，我们决不能任其泛滥下去，一定要迅速组织力量剿灭匪患。”而这一命令，正是我党、我军正式对盘踞在全国各地的土匪、特务的宣战书。
镇反令的发布是那样的及时。朱向离的牺牲，助长了土匪们的嚣张气焰。巫杰便开始密谋在四川各处发动叛乱。他到处煽风点火，蒙骗蛊惑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并到处造谣，说“共产党来了，就是要整垮富人，搞死穷人，让富人穷人都没法活”。不仅如此，他还飞檄传书，联络四川各处的地霸惯匪，到处起事，引发了严重的连锁反应。
土匪武装、国民党残余部队、特务组织纷纷起来呼号作乱，温江、崇宁、大邑、崇庆到处都是叛乱的烽火。土匪们嚎叫着，疯狂冲击我刚刚建立起来的各级县、区、乡政权，杀害我各级政府机构工作人员、征粮工作队和人民解放军官兵。
很多老人回忆起那个岁月，常常会感到心有余悸，他们无论如何也想不到，为什么往日的平静的大山之中，会冒出如此之多的土匪。
西南军区各剿匪部队在一个多月的剿匪作战中，虽然经常有很大的斩获。但在某些时候，却也经常在熟悉当地地形、民情的土匪面前吃亏。很多部队都被土匪包围、打散，有的甚至被土匪全部杀害。如果我军被土匪俘虏了，大多都开膛破肚、挖眼挖心，竭尽一切残忍之手段。
剿匪反被土匪击败，这在共产党已经执政半年的这块土地上，实属耻辱的一页。而在朱向离牺牲后仅仅7天，我军在剿匪战斗中再次遇到严重的挫折。
首先是60军180师539团。2月12日，该部正在成都西南四十公里左右的崇庆地区剿匪。当天傍晚，六千余名土匪突然从四面八方赶至，将我军团团围住。该团某连在坚守崇庆城北某桥头阵地时，因寡不敌众而落败，全连官兵无一生还。后来，该团所属的一、二两个营被迫退到崇庆城内，而土匪不依不饶，竟公然对县城发动围攻。当晚，土匪数百人已经攻入城中，并占据了城北一些房屋和街道。
到了16日上午，援军终于赶到，才为崇庆守军解了围。在整整两天两夜的战斗中，我军又牺牲了两个连的兵力，可谓是伤亡惨重。
与此同时，同属180师的538团也遭遇了土匪的围攻。而更令人耻辱的是，我军还出了一个著名的软骨头——赵希荣。
2月11日早晨，怀远征粮工作队和驻军60军180师538团第3营8连的两个排，近80余人，在副营长赵希荣的带领下，在完成征粮任务后，从怀远过西河，走大路向县城前进。当他们途径何家场、双河场和元通镇三交界的二江桥谭家巷子时，突然遭到数千土匪的围攻。
这群土匪，原本是川西巨匪黄光辉的部下。黄光辉被我军逮捕处决后，他的手下急欲复仇。因此他们在谭家巷子布置了包围圈。
从地形看，这里地势平坦，三条江河交汇，极不容易隐藏，乃是用兵之死地。同时，土匪们身着便衣，极难辨认。等到敌人收紧包围圈，我们的战士已经很难逃脱了。
战斗打响后，土匪用机枪严密封锁了河仓场后面的桥头和开阔地，并且利用周围的竹林、房屋和复杂的地形为掩护，从四面以猛烈的火力向部队射击。我军前过不了河，后又没有退路，为今之计唯有破釜沉舟，等待兄弟部队的支援。就当战士们做好一切战斗准备，准备与敌人拼死一搏的时候，他们的指导员赵希荣却坏事了。
赵希荣是山西人，外号赵蛋。作为副营长，赵希荣应该打过不少硬仗，有过一些战功。但面临优势敌军的包围，赵希荣的精神却崩溃了。他不仅不思抵抗，反而惊慌失措；不但不指挥战士坚决反击土匪，反而一再阻止下属的战斗行动，甚至命令战士们不准开枪，两次指示该连指导员写信与敌人联络，企图谈判。
他多次对连长说：“我们将武器给土匪放下，看他们怎么办。”对于赵希荣的投降嘴脸，即使他的贴身警卫员都看不惯。当土匪要求赵希荣缴枪时，他机智地取走了手枪，只交出了驳壳枪套。
下属官兵的坚决，却难以扭转当前不利的局面。赵希荣的妥协和纵敌，让土匪看出了我军的底细，因此气焰更加嚣张，坚决要凭借人数和地形优势，致我军于死地。
我军官兵见此情况，决定撇开赵希荣，自己进行抵抗。官兵在8连连长秦国泰的带领下，奋不顾身地与土匪们作战。经过6个小时的战斗，我军伤亡惨重。特别是天黑以后，天降寒气，人生地不熟的我军官兵逐渐难以抵挡土匪们的攻势，最终战斗失利。
在夜幕的掩护下，一部分官兵突出了敌人的包围圈，步行10多公里回到了县城，此战中，我军牺牲了一名排长和23名官兵，丢掉了机枪4挺，步枪12枝和手枪两支。另一路在征粮工作队和区长姜杰的带领下，6名征粮队员在撤退途中，也遭遇了叛匪的袭击，致使一人重伤。
而赵希荣呢？则带领一个排的官兵，向土匪四爷子和刘精本投降。他为了保命，竟加入了匪帮，成为了人民的敌人。2月21日，我军540团在仁义镇彻底击溃了四爷子和刘精本股匪，并且捣毁了他们的老巢。在匪穴之中，我军战士将业已脱下军装的赵希荣抓获，并于当日押回了重庆。
副营长叛变投敌，这事非同小可。因此，60军军长兼成都警备司令部司令员、川西军区司令员张祖谅，赶紧将赵希荣率领部队向土匪叛变投降的情况，一五一十地报告给他的老上级——西南军区司令贺龙。在电话中，张祖谅请示道：
“军事法庭，现已将赵希荣逮捕归案。我们考虑，在目前情况下，对赵希荣这种率部队向土匪投降的无耻背叛行为，一定要给予严厉惩处，不杀不足以教育全军。”
贺龙听完张祖谅的汇报，脸色铁青，握住电话的右手因愤怒而不住地颤抖。他厉声对张祖谅说：
“杀，一定要杀。再留着这样的混蛋，将来只能是我们部队的火海，我们部队的耻辱。堂堂一个解放军副营长，竟如此贪生怕死，带部队向敌人缴械投降，这样的事，在我们这个部队中以前几十年的战斗年代里，也是不多见的。这在部队中的影响太坏，太恶劣了！”
贺龙继续说道：
“目前，一定要把部队好好抓一抓。长此以往，还得了吗？那我们只有把整个中国都让出去，都重新交给土匪，我们再回到山里去打游击！同志们，革命还没有胜利，天下还没有太平。蒋介石利用他部署和遗留下来的这些土匪，正在全国疯狂地向我们反扑，向我们各级人民政府反扑，企图夺回他们已经失去的天地。剿匪，必将是当前以及今后一个时期内我们工作的重要任务，是一场更为艰巨，更为复杂的斗争。一定要告诫全军部队，对当前这场剿匪斗争要有更清醒的认识和十分坚定的信心。任何人在这场斗争中，都不得有任何畏惧和动摇。否则，都要按照我们这个部队的纪律，予以严惩，绝不宽待！”
1950年7月15日，川西军区政治部军法处在进行了详细地调查取证后，依法将赵希荣判处死刑。这个军中的败类、软骨头，终于迎来了应得的下场。
在前期的剿匪战斗中，我军遭遇了许多挫折。痛定思痛，我军立即改变了剿匪战术。在往日的剿匪战斗中，面对多支股匪，我军往往将兵力分散使用。在熟悉当地地形的土匪面前，零散的剿匪部队很容易被人数占优的土匪围攻。因此在后续的剿匪作战中，刘伯承不断强调：“不能五个手指按五个跳蚤，一定要用五个手指按一个跳蚤。”也就是按照毛泽东的军事思想，集中优势兵力，将土匪各个击破。
在军事进攻的同时，我党还不断发动群众，向劳苦大众宣扬党的政策，揭穿土匪们的谎言，揭露土匪们的罪行。不仅如此，基层政权还组织民兵，守住隘口，防止土匪四处流窜。
在正确战术的指导下，从1950年2月起，我军仅用7个月的时间，便歼灭了48万余土匪，川、康、滇腹心地区的土匪已被歼灭，大部分地区基本净化。只有零星股匪仍在省区交界处流窜，剿匪形势大大好转。
更可喜的是，我军已经掌握了土匪行动的规律，总结了对付土匪游击作战的经验。干部战士已经适应了艰苦的剿匪生活，帮助群众生产，把军事打击、政治攻势、发动群众紧密结合，为下一阶段的剿匪战争打下了良好基础。
至于龙潭寺惨案的肇事者巫杰，也获得了应有的下场。在简阳，英勇的解放军击溃了他的部队。他辛苦积攒的数千乌合之众瞬间烟消云散。
战败后，巫杰逃入山中躲藏了一段时间。到了4月份，他又纠集残匪，在龙潭寺附近发动叛乱，周边22个乡镇骚动不安。然而这一次，我军早有准备，巫杰的叛乱最终以失败而告终。
五月中旬，巫杰还想发动暴乱，但这次却响应者寥寥。在一次战斗中，作恶多端的巫杰被我军俘虏。在龙潭寺附近，我军为这名匪首、昔日的地主恶霸举行了万人公审，最终依法将他处以死刑。
值得一提的是，处刑人员为了告慰朱向离的英灵，在枪决巫杰时，专门使用了他的配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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