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全文10708字，阅读用时10分钟。
1997年，南京大屠杀惨案60周年前夕，张纯如著作《南京大屠杀》（又名《南京浩劫：被遗忘的大屠杀》）出版。
它是第一部全面记录日军对南京城所作暴行的英文著作，打破了西方社会对南京大屠杀长达60年的沉默和忽视。
张纯如逝世20周年，我们一同阅读回忆张纯如女士的著作：
战争与灾难的议题最沉重，因为那是超越时间和记忆的庞大数量死亡事件。
在做公众号之初，想了很久聊聊死亡到底要不要碰战争与灾难的话题，一直很害怕，担心表达不好，会伤了人类的心。后来有了读“死“书的读书人计划，公众号不定期推荐书本做选读。
得记得，死亡虽然很沉重，但我们要从死亡里照见的是奋力活过的生命。首先今天我得介绍一位了不起的女性——张纯如。
张纯如出生于美国新泽西州普林斯顿，是美国籍华裔女子，著有《南京大屠杀：被遗忘的二战浩劫》、《美国华裔史录》等。
她在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城校区，随研究物理和微生物学的父母亲成长。1989年获得伊利诺伊大学新闻学学士学位。1990年担任《芝加哥论坛报》记者撰写重要新闻稿。
1991年获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写作硕士，后与电气工程师布莱特·道格拉斯博士结婚，1996年出版《中国飞弹之父——钱学森之谜》，次年7月前往中国调查南京大屠杀史料。
张纯如接触到的是血淋淋的史实，在《南京大屠杀》一书的写作过程中张纯如经常气得发抖、失眠噩梦、体重减轻、头发掉落。她面对的是尽显人性恶劣、残忍血腥的历史。
她不仅要探索恐怖的历史，还受到日本右翼势力的报复和骚扰，不断接到威胁信件和电话。她不敢随便透露丈夫和孩子的信息，提心吊胆地生活着。
写美国二战被俘军人在菲律宾受日军虐待的历史时，接触到的残酷史实又一次触发她的创伤病痛，引发了她的抑郁症。2003年7月张纯如在进行研究旅行时，因精神崩溃而住进医院。
张纯如的丈夫道格拉斯于2004年11月9日清晨5时30分向警方报案称张纯如已失踪。张纯如在给家人的遗言中说，希望他们记住她患病以前的样子：全心投入生活，献身她的事业、写作和家庭。
2004年11月9日，张纯如——这个曾为南京30万冤魂冒着生命危险奔走呼号的女子，将自己的白色轿车停在一段荒僻的公路旁，掏出手枪结束了自己年仅36岁的生命。
以下为张纯如著作《南京大屠杀》选读部分
屠杀战俘
由于人力有限，日军很大程度上依靠欺骗策略处置战俘。这种大规模屠杀战略包括以下几步：先是向中国人假意许诺，只要停止抵抗就可以获得公正待遇，哄骗他们向日本占领军投降，然后将他们分成100～200人的小组，最后将他们诱拐到南京近郊的不同地方杀害。
中岛希望，大部分战俘会由于进一步抵抗无望而失去信心，从而服从日本人的任何指令。所有这一切比日本人的预想更容易实现。中国人只进行了零星的抵抗，事实上，这些抵抗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当日军围攻南京时，许多中国士兵丢下武器，试图弃城而逃，后来乖乖投降以求得较好的待遇。
一旦中国士兵缴械投降并束手就擒，剩下的事情就如日本人所愿了。日本老兵东史郎在日记中记载了南京陷落不久，数千名中国士兵向日军投降的情景，他详细描述了中国战俘任人宰割的消极状态。
东史郎所在的部队原本在市区广场分派营地，部署岗哨，后来突然接到命令要他们去围捕大约2万名战俘。东史郎和他的同伴走了大约9英里或10英里搜寻这些战俘。夜幕降临时他们终于听到了蛙鸣般的吵嚷声，他们还看到数不清的烟头在黑暗中闪烁。
东史郎写道：“场面太壮观了，7000名战俘聚集在同一个地方，围拢在两面白旗周围，白旗挂在一根枯树枝上，在夜空中随风招展。”
战俘们衣衫褴褛，穿着蓝色棉布军服和外套，戴着帽子。他们有的用毯子盖住头，有的带着草席，还有的背着棉褥子。日军让战俘排成四队，队前竖着白旗。几千名中国士兵耐心地等待着日军将他们带走，并指引他们投降后下一步该怎么做。
中国军队不愿还击，这让东史郎深感惊讶。
在日本的军队文化中，飞行员佩带匕首而非降落伞，他们宁可自杀也不愿被俘。对来自这种文化背景的人来说，中国人不与敌人死战到底的行为实在令人费解。当发现战俘人数远远超过征服者的人数时，他对中国人就更加鄙视了。
“当我想到他们是如何将所有能找到的白布收集在一起，挂在枯枝上，然后前来投降时，感觉真是既可笑又可悲。”东史郎写道。
我想，他们是怎么变成战俘的呢？他们有这么多人——超过两个师团的兵力，竟然没有尝试任何抵抗。这么多军队中一定有为数不少的军官，但没有一个留下来，我想他们都逃跑了。
尽管我们有两个连的兵力，而且那7000名战俘也已被解除了武装，但如果他们奋起反抗，我们的部队一定会被彻底消灭。东史郎心中五味杂陈，他为中国士兵感到难过，这些人又饥又渴，饱受惊吓，不断地要水喝，并再三要求日本人保证不会杀掉他们。与此同时，他又对这些人的懦弱感到厌恶。
当想到自己在先前的战斗中曾偷偷害怕过中国人时，东史郎突然感到很羞愧。他有一种自然的冲动，不由自主地贬抑这些囚犯作为人的属性，将他们比作昆虫和动物。他们成群结队地往前走，如同在地上爬行的蚂蚁。他们看上去就像一伙无家可归的游民，脸上带着愚昧无知的神情。
他们就像一群愚昧的绵羊，在黑暗中交头接耳，毫无秩序地向前走。他们一点儿都不像昨天还朝我们射击、给我们制造麻烦的敌人。实在难以置信，他们曾经是敌军的士兵。想到我们一直在拼死与这群愚昧的奴隶战斗，感觉太傻了。
他们中有些人还只是十二三岁的小男孩。日军把囚犯带到一个邻近的村庄。东史郎回忆说，当日军要将一些中国人赶进一座大房子时，他们似乎觉得这地方像“一个大屠宰场”，因而犹豫着不肯进去。但最后他们还是屈服了，并排队进入大门。
只有当日军试图拿走他们的毯子和被褥时，有些囚犯才开始与日军争夺。第二天早上，东史郎及其同伴接到去另一地区巡逻的命令。后来他们才知道，就在他们巡逻时，这些中国战俘被两三百人一组分给几个连队，然后遭到集体屠杀。
南京大屠杀期间，最大规模的一次集体屠杀战俘事件或许就发生在幕府山附近。幕府山位于南京正北方向，处在南京城和长江南岸之间；据估计，大约57000名平民和缴械的士兵在此惨遭杀害。屠杀是在暗中分阶段进行的。1937年12月16日，《朝日新闻》的记者横田报道说，日军在乌龙山和幕府山附近的炮兵要塞俘虏了14777名中国士兵，仅仅是囚犯人数就让日军感到棘手。
横田写道：“日军第一次抓获这么多俘虏，这给日军带来重大挑战，因为没有足够人手处理这些战俘。”根据日军前下士栗原吏一对该事件的记载，日军当时解除了数千名囚犯的武装，抢光他们身上除衣服和毯子之外的所有物品，然后将他们赶到一排临时搭建的草棚中。12月17日，当接到处决这群囚犯的命令后，日军极为谨慎地执行这一任务。
当天早晨，日军宣布他们要把这些中国战俘转移到长江中心一个叫八卦洲的小岛上。他们对这些战俘解释说，他们的这次行动需格外谨慎，于是将俘虏的双手反绑到背后——仅这一项工作就花费了整整一上午和大半个下午的时间。在下午4～6点之间，日军将这些战俘分成四个纵队，带他们向西行进，绕过几座小山后在江边停下来。
“在经过了三四个小时的等待之后，战俘们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也没看到任何准备过江的迹象。”栗原吏一写道，“天色渐渐暗了下来。他们并不知道……日本士兵已经沿江对他们形成新月形包围圈，许多机关枪已经对准了他们。”当处决行动开始后，中国人想逃已经来不及了。
栗原吏一写道：“突然之间各种枪支同时开火，枪声和绝望的呼喊声交织在一起。”中国人在绝望中痛苦地挣扎，1小时后，人群终于变得悄无声息。之后日本士兵开始用刺刀逐个砍刺尸体，从夜晚一直持续到天亮。如何处理尸体对日军来说是个难题。
在幕府山大屠杀中，死亡人数只占日军在南京城内外屠杀人数的一小部分，但清理尸体的工作也持续了好几天。将尸体掩埋是一种办法，但中岛将军在日记中抱怨很难找到可供掩埋七八千具尸体的巨大壕沟。将尸体火化也是一种办法，但日军通常缺乏足够的燃料。
例如幕府山大屠杀之后，日军在尸堆上浇了几大桶汽油想将其焚化，但还没等到尸体化为灰烬汽油就用完了。“结果是剩下一大堆被烧焦的尸体。”一位日本下士写道。于是，许多尸体被直接抛入长江。
日本记者
这些暴行也使许多随军到南京的日本记者震惊不已。《每日新闻》的一名记者亲眼看到，日军让中国囚犯在中山门附近的城墙顶上站成一排然后用步枪上的刺刀向他们猛刺过去，情景让他惊恐万分。
这位记者写道：“囚犯们一个接一个地摔落到城墙外，鲜血四溅。
这种阴森的气氛不禁让人毛骨悚然、四肢发抖。我茫然地站在那里，不知所措。”
不止他一个人有这种反应，许多记者（甚至是经验丰富的战地记者）也对这种毫无节制的暴力行为感到恐惧，于是他们将自己强烈的感受付诸笔墨，公开出版。一位日本随军记者今井正冈写道：在下关码头，尸体堆成了黑乎乎的小山。
50～100人在那里干苦力，将尸体拖下来抛入长江。尸体还滴着血，甚至有人还活着，四肢抽搐，并发出微弱的呻吟。苦力们一声不吭地忙碌着，仿佛在演一出哑剧。黑暗中，人们几乎看不到长江对岸。但在幽暗的月光下，码头上竟然有一大片闪着微光的泥迹。
天啊！那里全是血！过了一会儿，苦力们已经将所有尸体都投入长江，于是日本士兵让他们沿江站成一排。然后我听到了机关枪“砰砰砰”的响声。苦力们向后倒去，跌入长江，被汹涌的怒涛吞没。哑剧到此结束。据现场的一位日本军官估计，这次大约有2万人被杀。日本随军记者小俣行男曾经目睹中国战俘被带到下关后排着队沿江站立的情景。
他写道：第一排先被砍头，第二排的人被迫将这些无头尸体投入江中，然后他们自己也人头落地。屠杀一直从早上持续到夜晚，但日军用这种方式只杀了2000人。第二天，他们就厌倦了这种杀人方式，于是便架起机关枪。其中两挺机关枪以交叉火力向排成队的战俘扫射。“砰！砰！砰！”扳机扣动了。
战俘们纷纷跳入长江逃命，但没有一个人能成功游到对岸。日本摄影记者河野公辉写道：在举行“入城式”庆典之前，我看到长江上有50～100具浮尸顺江而下。他们是在战斗中阵亡，还是投降后被杀？抑或他们是惨遭屠戮的平民？我记得南京城外曾有一个小池塘，它看上去就像一片血海——色彩绚丽、凄艳绝伦。如果我有彩色胶卷就好了……
那将是一张多么震慑人心的照片啊！另一位在南京的日本随军记者佐佐木元政评论道：“我曾在东京大地震时见过成堆的尸体，但那根本无法与南京的惨状相比。”
慰安妇
发生在南京的大规模强暴案件导致了一个极为荒诞的后果，那就是日本政府面对西方国家铺天盖地的抗议和反对所采取的应对方式。日本最高统帅部并不阻止或惩罚施暴的士兵，而是谋划建立一个庞大的地下军妓系统将魔爪伸向亚洲千千万万的妇女。
日本中央大学著名历史教授吉见义明说：“由于在上海和南京的战争中发生大规模强暴案件，日本害怕中国、美国和欧洲国家的批评，于是日本华中方面军发布命令，要求在战争期间修建慰安所。”
该计划的实施方式简单直接，日军通过诱拐、购买或绑架的方式将8万～20万名妇女（她们大部分来自日本的殖民地朝鲜，但也有许多妇女来自中国大陆、中国台湾、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纳入地下军妓系统，希望借此减少日本士兵随意强奸当地妇女（从而减少国际对日本批评）并犒赏前线长期作战的士兵，还可以通过使用避孕套控制性病的传播。
当然，后来全世界了解了这一计划后，日本政府却拒绝承担责任。在战后几十年的时间里，日本政府坚称经营这些战时军队妓院的是私营企业而非政府。但1991年，吉见义明从日本防卫厅的档案中发现了一份题为“关于为军队妓院招募妇女”的文件。
这份文件盖有日本最高统帅部领导人的私人印章，并命令立即修建“性慰安设施”，以阻止军队在中国占领区内强暴妇女。1938年，第一家官方慰安所在南京附近开张。用“慰安”二字修饰这些妇女或是她们居住的“房屋”都显得滑稽可笑。
“慰安”二字唤起的是人们脑海中对温柔乡的幻想，美丽的艺妓悠闲地弹着琵琶，或一边为男人洗澡一边为他们做着指压按摩。而在现实中，这些慰安所的肮脏程度超出了大多数文明人的想象。不计其数的慰安妇（日本人称她们为“公共厕所”）在得知自己的命运后自杀身亡，还有些人要么死于疾病，要么被日军杀死。侥幸活下来的妇女则终生蒙受耻辱，无颜见人，承受着不孕或疾病缠身的痛苦。
由于大多数受害者来自崇尚妇女贞节的文化背景，因此战后鲜有幸存者提及自己的经历担心会面对更多的羞辱和嘲弄，这种情况直到最近才略有改观。
亚洲的儒家文化把妇女的贞洁看得比生命还重要，并且根深蒂固地认为有如此耻辱经历的妇女如果不自杀，她的存在本身就是对社会的侮辱。因此，半个世纪以来，只有极少数妇女勇敢地打破沉默，并要求日本政府对她们所遭受的苦难进行经济赔偿。
杀人比赛
在南京大屠杀期间，与成千上万因轰炸而逃出家门流落南京街头的不幸居民不同，当时唐顺山实际上有一个安全的避难所。那年他25岁，是名鞋匠学徒，当时他躲在两个师兄弟的家中，地处南京城北的一条名为小门口的小巷里。
唐顺山的两个师兄弟（唐顺山分别称他们为“大和尚”和“小和尚”）把家里的门板拆下来，然后用砖块把门洞堵上，这样从外面看来，家门那堵墙就成了一面完整的墙壁。他们在屋里的泥地上一连坐了好几个小时，听着外面的尖叫声和枪炮声。
唐顺山突然冒出一股冲动，想要亲眼见识一下日本士兵的模样，他的麻烦从此开始了。过去他一直听说日本人和中国人长得很像，但他从未去过日本，也就无从验证这一说法的对错。现在正是亲眼看看日本人的大好时机。唐顺山努力克制自己的好奇心，但最终还是没能抵挡诱惑。
他请求两个师兄弟将门口的砖块移开，放他出去。他们自然恳求他不要去，并且警告他说如果日本人逮到他在外面闲逛的话，就会将他杀掉。但唐顺山不是轻易就能被说服的人，“大和尚”和“小和尚”苦口婆心地劝了他很长时间，最后还是拗不过他。他们冒着自己也会被日军发现的危险，移开堵门的砖块，让唐顺山钻了出去。
唐顺山刚走出去就开始后悔了，他被一种近乎超现实的景象惊呆了，他在街上看到男男女女的尸体（甚至还有老人和孩子的尸体）扭曲着躺在面前，大部分人都是被刺刀刺死的。
唐顺山回忆着那个恐怖的下午：“血溅得到处都是，仿佛天上下了一场血雨一般。”然后他在街上看到了另一个中国人，在他身后有八九个日本兵正从远处走过来。唐顺山和这个陌生人本能地跳到旁边的垃圾桶里躲起来，并抓了些稻草和纸片盖在自己头上。他们又冷又怕，禁不住浑身发抖，结果连垃圾箱也跟着抖动起来。突然，稻草被掀掉了。
一个日本士兵猛然出现在他们眼前，怒视着他们。唐顺山还没来得及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日本士兵已经用刺刀将旁边那人的头砍了下来。鲜血从受害者颈部喷涌而出，那个士兵弯下身，像取战利品一样把人头拎了起来。
“我吓得浑身动弹不得，脑子里一片空白。”唐顺山回忆道，“我想起了自己的家人，我知道如果我死在这里，他们永远都不会知道我出了什么事。”接着，有人用中文命令唐顺山出来。“滚出来！”一个中国人对他吼道，唐顺山怀疑他是为日本人做事的汉奸。“滚出来，不然我就杀了你！”
唐顺山从垃圾箱里爬了出来。他看到路旁有一条水沟，心中暗想能否跳进去，然后再设法逃走，但他发现自己太过恐惧，连腿都挪不动了。接着，他看到一群日本士兵驱赶着数百名中国人沿街走来。
日本士兵命令唐顺山跟他们一起走，当他随其他俘虏向前走时，看到街道两旁到处都是横七竖八的尸体，这让他感到极度悲凉，恨不得马上死掉。
不久之后，唐顺山发现自己来到一个池塘边，旁边还有一个新挖好的长方形大坑，坑里堆着大约60具中国人的尸体。“一看到这个新挖好的大坑，我立刻想到，他们可能会把我们活埋或者当场杀死。我吓得呆若木鸡，只能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我突然想跳进坑里，但随后就发现两条日本军犬正在那里啃咬尸体。”日军命令唐顺山和其他囚犯在坟坑四周排队站好。他站在最靠近坑边的一排。
9名日本士兵等在一旁，给唐顺山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身穿黄色军服，头戴嵌有星星的军帽，手中拿着寒光闪闪的刺刀和步枪。在这么近的距离下，唐顺山可以看到日本人的确跟中国人长得很像，但此时他已经吓得顾不上这些了。
接着，令唐顺山更加恐惧的事情发生了，日本士兵开始进行杀人比赛——看谁杀得最快。1名士兵端着机关枪负责警戒，随时准备将任何试图逃跑的人杀掉，另外8名士兵2人一组，分成4组。每组士兵中，一人负责用刺刀砍头，另一人负责把头捡起来扔到一旁堆起来。
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同胞一个个倒下，囚犯们浑身僵冷，胆战心惊，一点儿动静都没有。“杀一个数一个！杀一个数一个！”唐顺山一边讲述一边回忆着日军杀人的速度。他们放声大笑，甚至还有人拿着相机拍照。“一点儿同情心都没有。”一股深沉的悲哀涌上心头。
“无处可逃，我已准备赴死。”一想到家人和自己所爱的人永远都不会知道自己出了什么事，唐顺山心里难过极了。正陷入这些胡思乱想的唐顺山突然被一阵骚动拉回现实。在他前面两排俘虏中，有一位孕妇开始为自己的生命抗争，她拼命抓打着那个试图将她拖去强奸的士兵，拼命反抗。
没有人过去帮她，最后，那个士兵将她杀死并用刺刀剖开她的肚子，不仅扯出了她的肠子，甚至将蠕动的胎儿也挑了出来。
那一刻，唐顺山觉得他们所有人都应该反抗，努力反击并尽力杀死那些日本士兵，即使为此牺牲也在所不惜。但是，尽管中国俘虏在人数上大大超过了折磨他们的日本刽子手，并有可能最终战胜他们，却没有一个人采取行动。
每个人都如此顺从，让人觉得不可思议。唐顺山回忆道，说来伤心，站在坟坑周围的所有人中，只有那位孕妇表现出了一点儿勇气。
很快，一个日本士兵挥舞着刺刀向唐顺山这边走来，在离他只有一排之隔的地方停下。这时唐顺山突然奇迹般地获得幸运之神的眷顾。当这个日本士兵砍掉唐顺山正前方那人的头时，遇难者的尸体倒向唐顺山的肩膀。
就在那一瞬间，唐顺山借势向后倒去，随尸体一起掉进坑里。没有人注意到。唐顺山把头藏在那具尸体的衣服下面。
如果日本人还在进行当初的砍头比赛的话，他的这个小伎俩是不会成功的。起初，日本士兵用遇难者的人头计分，但后来为了节省时间，他们不再砍头，而是改用割喉的方式杀人。
这样唐顺山才得以苟全性命——坑里堆着几十具未被砍头的尸体。日本人的杀人狂欢大约持续了一个小时。唐顺山一动不动地躺在坑里装死。日本人将其他尸体推下坑，堆在他身上。
唐顺山回忆，后来大部分日本士兵离开了现场，只有一个人留下来，拿着刺刀在这个大坟坑中刺来刺去，以确保所有人都已死掉。唐顺山一声不吭地挨了5刀，然后昏了过去。那天下午晚些时候，大概5点，唐顺山的师兄弟“大和尚”和“小和尚”来到这个坟坑旁边，希望能取回他的尸体。
他们之前透过藏身之处的砖缝看到日军把唐顺山和其他人都押走了，于是料定他大概和其他人一样已经不在人世了。但是，当发现唐顺山还在尸体下面轻微活动时，他们立刻将他拉出坟坑，送回家里。在那场杀人比赛中，有数百人遇难，唐顺山是唯一的幸存者。
幸存者的命运
不止一位研究南京大屠杀的学者评论说，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之后正义没有得到充分伸张，受害者处于凄凉的氛围之中。
当许多曾肆意蹂躏南京市民的日本人享受着日本政府的全额军队养老金和其他津贴时，成千上万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却默默忍受着（并将继续遭受）贫困、屈辱的生活，或长期承受肉体和精神上的痛苦。这种对正义的颠覆主要是由冷战造成的。
美国原本打算通过“清洗”参与战争的日本领导人，从而在日本施行民主。但战争结束之后，苏联违反在雅尔塔会议上的承诺，占领了波兰和一部分德国领土。1949年，新中国成立，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政府退守台湾。接着，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
随着中国、苏联和朝鲜成为战后新的敌人，美国迅速将日本视为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国家。为增强对抗亚洲共产主义的力量，华盛顿当局决定维持日本政府的稳定。美国基本保留了日本战前的官僚政治体系，并容许众多战犯逍遥法外。
因此，当德国纳粹政府受到彻底审查并被取而代之、众多纳粹战犯倒台并被送交审判之时，许多日本战时高官却重新掌权并飞黄腾达。1957年，日本甚至将曾身陷囹圄的甲级战犯岸信介选为首相。与此同时，大多数（即使不是全部）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却从公众视野中消失了。
在冷战和中国改革开放前的岁月中，南京与中国其他地区一样，处在与国际社会隔绝的状态。几十年来，中国政府不仅断绝了与西方国家的交流，而且将许多留在南京的外国人驱逐出境，甚至连拯救了数千名中国人性命的南京安全区管理者也不例外。
1995年夏天，我成为首批为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口头证言留下录像资料的西方人士之一。遗憾的是，如果我能提早10年来到南京的话，我原本可以看到许多保存完好的大屠杀遗址，因为当时的南京还是保存历史遗迹的典范，许多20世纪30年代的建筑都还保留着。
但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期和90年代，南京经历了一场疯狂的房地产开发浪潮，大部分古代景观遭到拆毁，取而代之的是笼罩在厚厚尘雾中新落成的豪华宾馆、摩天大楼和公寓楼，以及各种工厂，甚至连著名的南京城墙也消失大半，只留下几座城门作为观光景点。
如果在探访这座富足、拥挤和繁荣的城市之前不曾了解南京大屠杀的话，我甚至会怀疑它是否真的在这里发生过，因为南京市的人口已经至少比大屠杀刚结束时多出10倍有余。然而在繁荣的背后，隐藏着不为人知的一面，那就是与历史相联的最后的人物纽带——垂垂老矣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
南京的学者引领我探访了散居在全城各地的幸存者。我所发现的情况令人震惊且沮丧。大部分幸存者住在阴暗、肮脏的房子里，里面堆满破破烂烂的废弃物，散发着潮气和霉味。我了解到，许多幸存者在大屠杀期间身体受到严重伤害，以致在之后的数十年间都无法过上体面的生活。
大部分人都处于赤贫状态，日本人即使给予少量经济补偿，也会大大改善他们的生活状况。哪怕100美元的战争赔款，也能买一台空调，从而使他们中的许多人过上完全不同的生活。
战后，许多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曾坚定地相信本国政府会维护他们的利益，强烈要求日本支付战争赔偿，并正式道歉。然而这一希望很快就破灭了。国际人权律师卡伦·帕克认为，尽管中国政府多次向日本政府发表过和解性声明但从未与日本签订过任何条约，以放弃就日本的战时罪行寻求赔偿的权利。
而且帕克认为即使两国政府签订过这样的条约，根据国际强行法的原则，它也不能侵害中国人民作为个体就自己战时遭受的磨难寻求赔偿的权利。
但是，我采访的大部分南京大屠杀幸存者都不了解国际法错综复杂的相关规定，而且对他们来说，任何有关中日两国政府友好关系的新闻在感情上都是难以接受的。一位在南京大屠杀期间差点儿被日军活活烤死的男子告诉我，当听到传言说中国政府已经宽恕了日本曾经犯下的战争罪行时，他忍不住失声痛哭。
还有一位妇女告诉我，她的父亲在南京大屠杀期间被日军处决，当她的母亲从收音机中得知日本首相访华的消息后，不禁晕倒在地。同样发人深省的是许多曾组建南京安全区的外国人的命运。
尽管他们为帮助在南京的中国人付出了精力、牺牲了健康，但生活和后人从未给予他们应得的回报。关于这些被遗忘的“二战”英雄迄今没有任何出色的专著，当然更没有像《辛德勒的名单》那样引起举世关注的电影。
他们的精神主要存在于从柏林到森尼韦尔的少数档案馆和藏书楼里，活在少数中国幸存者的心中，这些幸存者把他们视为拯救南京的活菩萨。
大部分南京大屠杀幸存者都知道安全区负责人的事迹，但几乎没有人知道他们最终的命运。安全区的一些负责人蒙受羞辱并被驱逐出中国，回到自己的国家后又受到审讯和排挤，遭受了无可弥补的身体和精神伤害，甚至有人自杀。
当了解到这些情况时，许多接受我采访的中国幸存者都非常难过。在这些外国英雄中，有几个人应该被视为南京大屠杀后续的受害者。数位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成员被南京大屠杀事件夺去了好几年寿命。约翰·马吉牧师的儿子戴维·马吉确信，与日本人交涉的压力导致他父亲英年早逝。
其他安全区负责人也遭受了多年的精神折磨。例如，乔治·菲奇的女儿伊迪丝·菲奇·斯瓦普说过，日本人在南京的暴行使她父亲遭受极大的精神创伤，以致当他就这一主题进行演讲时常常会突然完全失忆。当菲奇在公众面前发表中日战争的演讲时，这种情形至少出现过两次。
金陵大学医院的外科医生罗伯特·威尔逊也为其南京大屠杀期间的经历付出了健康的代价。他的遗孀回忆说，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其他医生都非常注意自己的工作节奏，每周至少去一次上海以补充睡眠，但威尔逊却不顾一切地持续工作。
手术消耗了他白天的大部分精力，到了晚上日本士兵又会打扰他休息，他不时被从家里叫出来去阻止正在发生的强暴事件。如此看来威尔逊那时完全是靠肾上腺素维持每天的工作。最后他的身体不听使唤了。
1940年，突然发作的癫痫甚至精神崩溃迫使威尔逊返回美国，在加利福尼亚的圣巴巴拉休息了一年。他再也没能回到中国，也没有从紧张状态中完全恢复过来。在美国，威尔逊不仅长期遭受癫痫和噩梦的折磨，还出现了早上视力模糊的麻烦。
明妮·魏特琳则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南京大屠杀给她造成的心理创伤远远超出了其他安全区负责人或难民当时的预料。几乎没有人意识到，在成为神话的传奇背后，是一个脆弱而精疲力竭的女子，她再也没有从每天接触日军暴行所带来的情感和身体创伤中恢复过来。写于1940年4月14日的最后一篇日记透露了她当时的心理状态：
“我的精力即将枯竭，再也无法推进并制订工作计划，眼前需要处理的每件事似乎都有障碍。我多希望能马上休假，可是谁来为实验课程操心呢？”
两周以后，她精神失常。
在她日记最后一页的底部有一句话，无疑是其他人写的：“1940年5月，魏特琳小姐身体垮掉，她必须回到美国。”她的侄女回忆说，魏特琳的同事送她回美国接受治疗，但在跨越太平洋的旅途中，她多次试图自杀。一位陪同她的朋友差点儿没能阻止她投海自尽。
一到美国，魏特琳就被送到艾奥瓦州的一家精神病院，在那里接受了痛苦的电击治疗。出院后，魏特琳继续为印第安纳波利斯的基督教联合传教会工作。她在密歇根谢泼德的家人想去看望她，但她却写信阻止，说她很快就会回去看他们。
两周之后，魏特琳去世。1941年5月14日，即她离开南京一年之后，魏特琳在家中用胶带封住门窗的缝隙，打开煤气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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