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至本文发表时，以色列对黎巴嫩发动了地面军事行动；伊朗向特拉维夫发射了大量导弹，同时特拉维夫也发生了针对犹太人的恐怖袭击。中东冲突已然升级，局势似乎已经失控。
问题的核心是，第一，这就是以色列极右翼政府想要的：一条道走到黑，将冲突升级到不可收拾的地步（最好爆发区域战争），在国内裹挟全体民众（让所有人没有退路），在国外裹挟盟友（美国），让美国政府无可退路，只能选择支持以色列。
内塔尼亚胡/以色列极右翼政府看得很清楚：1个多月后，美国就要进行总统大选，这时自己应该支持哪方呢？是左翼/进步主义/自由派/同情巴勒斯坦/批评以色列极右翼政府政治、政策的民主党哈里斯？还是支持与自己意识形态更加对位、口头更加支持以色列的特朗普/共和党？当然是后者。
内塔尼亚胡/以色列极右翼政府打的是明牌：第一，想方设法升级冲突，最好能够引爆区域战争，趁美国还没有反应过来，就一举把美国拖下水。拜登/哈里斯代表的是美国的左翼，其基本盘更加同情巴勒斯坦、更加批评以色列、更加愿意和伊朗和谈，这都是不利因素。但有利因素是：他们是美国“深层政府”、华盛顿建制派精英的代表人物，没有脱离、摈弃美国在中东扶持以色列这一“基本国策”的魄力、能力、勇气、动力——尤其在大选前的一个月。所以内塔尼亚胡/以色列极右翼政府是“吃定了”拜登-哈里斯，将其玩弄于股掌之中，凡事都是先斩后奏，让白宫陷入极大的被动，只能跟随以色列行动。
第二，以色列是影响美国国内政治（包括选举政治）的极重要因素。内塔尼亚胡何尝不知自己的能量？他最想要的结果是：哈里斯/民主党输掉大选，特朗普/共和党赢得大选。毕竟他们认为，无论如何，以色列和特朗普在政治光谱上、意识形态上更加接近，对话的空间、选择、余地更大，应该可以谈出更加有利于以色列极右翼议程的条件。所以，内塔尼亚胡的每一个行动都在试图影响美国大选：通过剑走偏锋，让民主党白宫陷入极大的尴尬和被动，在美国国内乃至全球范围出洋相，然后助推他们在大选中落败。可以这么说：以色列政府的每一次军事行动，都在给特朗普助选，都在削弱哈里斯获胜的机会。
拜登-哈里斯民主党政府确实是举步维艰：对以色列政府强硬也不是，软弱也不是。由于内塔尼亚胡完全不把拜登-哈里斯放在眼里，可以完全漠视白宫，恣意妄为，天天啪啪啪打民主党白宫的脸，也让同情巴勒斯坦的民主党进步主义/左翼基本盘极为恼火，将不满发泄到拜登-哈里斯身上，认为他们无原则的纵容以色列，也没有能力和诚意管理以色列。穆斯林选民是民主党的基本盘之一，特别在密歇根这样拥有众多穆斯林人口的摇摆州。也因为对拜登-哈里斯的不满，使得他们有可能在大选里放弃支持民主党，甚至还有更极端的情况，即转投特朗普。日前，摇摆重镇密歇根州里唯一由穆斯林管理、穆斯林占多数的城市Hamtramck的市长Amer Ghailb已经公开在大选里转投特朗普，原因是特朗普对这些穆斯林群体口头承诺可以控制中东局势（即管住内塔尼亚胡）。这个转向对哈里斯的负面影响是很大的，她有可能因为几十万的密歇根穆斯林选票而输掉大选。
而在大选一个月前，拜登-哈里斯的回旋余地很小，艰难地尝试 同时兼顾 穆斯林基本盘 与 支持以色列的建制派/主流外交政策/深层政府 这一不可能的任务。
内塔尼亚胡是国际政治里的老炮，他很清楚，美国老大哥总体“可控”，基本在他的驾驭和影响控制范围之内。即便是特朗普，他也有信心可以影响和控制。
所以，以色列政治、政策的最优先考虑，不是服务美国的需求，而是服务本国政治的需求，并让美国从属于、服务于以色列的诉求。
以色列的诉求，就是“一条道走到黑”，不断升级冲突，减少所有人的选择，让所有人都没有退路（包括美国和伊朗），最终通过持续的战争和暴力，民意的转变、固化，对外坐实以色列所占有的巴勒斯坦土地，消灭巴勒斯坦建国的希望，对内坐实极右翼宗教民族主义/犹太复国主义者对以色列政治的把控和前途方向的控制。
那么以色列极右翼政治势力希望达成的政治目标和以色列的前途方向是什么呢？控制圣经中所述的以色列土地，建立一个完全属于犹太人并仅属于犹太人的国家。
从拜登-哈里斯，哈马斯、真主党，伊朗，到普通巴勒斯坦的人，本质差别不大：要么是以色列极右翼政治势力眼中要扫除的障碍，要么是扫除障碍所需的棋子和工具，也可能同时两者都是。
甚至内塔尼亚胡本人，也是以色列极右翼政治势力的工具之一：他们利用的是他的政治野心，通过他升级冲突，将以色列推到不归路。
为了实现这一目的，以色列极右翼政治势力对内不惜把以色列变成一个种族主义的、集权的非民主社会（彻底否定美/西方自由民主的一套东西）；对外不惜践踏和破坏国际法；不惜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以及导致无数无辜生命的死亡）。这些宗教主义者意志背后有常人无法理解的极端、狂热和宿命论。
世间所有的一切，都是服务这些所谓“上帝子民”的工具而已。
这里，我们推荐《纽约时报》不久前在podcast《The Daily》上发布一个很好的谈话节目《Israel’s Existential Threat From Within（以色列：来自内部的生存威胁）》；可点击查看：“以色列：来自内部的生存威胁”【推荐参考资料】，谈话对象是资深记者Ronen Bergman。这位以色列犹太人用了几十年的时间，追踪研究以色列极右翼政治势力是如何从一群目无法纪的非法定居者，逐渐转到政治台前，通过劫持、利用内塔尼亚胡，掌控了以色列政府，并在决定以色列走向何方的斗争中取得优势地位的。这个谈话深入浅出，可以快速帮助了解许多关键信息。美国高知听众（主要是民主党听众）虽然同情巴勒斯坦、不满以色列，也是通过这样的信息了解以色列的情况。特地推荐给大家。
核心内容包括：
内部威胁：以色列国内极端极右翼主义/民族主义政治上的崛起，对以色列构成了比外部敌人更巨大的威胁，软性方面，挑战的是以色列的国体、制度、意识形态；硬性方面，危及的是以色列作为一个国家的基本生存；
两种意识形态冲突：以色列发生的是左右两派对国家愿景和未来的冲突。左派和以色列立国者一样，意识形态上是世俗的，希望依照西方体制构建民主国家，关心的是以色列的安全。属于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土地在他们看来都是换取和平的手段。他们相信以色列要获得永续和平，就必须和巴勒斯坦达成协议。而要实现这一点，就必须允许巴勒斯坦按一定的边界建国。右派则是极端右翼，包括极端民族主义者和极端宗教主义者。他们认为以色列应当无条件占有圣经上记载的所有属于以色列的土地，认为这些都是上帝承诺给犹太人的。也只有占据这些土地，才能加速“弥赛亚”的到来。为了实现这一目的，他们不齿采用一切可能的手段，从杀害巴勒斯坦人，到暗杀以色列自己的总理，到践踏国际法，到发动战争。这两种对以色列国家愿景和未来的不同观点，即一切冲突的根源。
历史背景：冲突的根源可具体追溯到1967年的“六日战争”，以色列通过这次战争所占有的土地是核心问题。左派希望用土地换取和平，极右翼希望永久占有土地。
两个势力的博弈：极右翼主要是作为非法定居者存在的：深入到以色列非法占领的巴勒斯坦/阿拉伯土地上定居，不断地扩大定居点，驱逐巴勒斯坦人，让以色列对土地的占有成为既成事实；这个过程中，以色列政府上下在很长一段时期采取的是默许态度，即消极处理。这可能和非法定居者在犹太人的宗教/历史/文化/民族性/身份认同里的特殊地位有关，使得以色列政府上下对定居者有很多的同情和纵容。然而，只要以色列政府采取调和态度，希望通过放弃土地换取和平，希望帮助巴勒斯坦建国，非法定居者就会出来闹事，从制造恐怖袭击、杀戮巴勒斯坦人，到暗杀政治领袖（拉宾），让以色列政府陷入被动。这种冲突在拉宾（被暗杀）和沙龙（被认为是背叛了定居者项目）达到顶峰，一方面是以色列左右派之间的冲突，一方面是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之间的冲突——两次“大起义”（intifada）
极右翼势力转移到政治台前：极右翼势力认识到，要想一劳永逸解决问题，必须走到台前，控制以色列的政府。他们终于在2018年等到了机会：内塔尼亚胡深陷各种罪名起诉与诉讼，政治上失势，急需团结新的政治势力以保住自己的权力。这时，诸极右翼政党和内塔尼亚胡一拍即合，结成了极右翼联盟。而当时几位最极端的极右翼民族主义者、种族主义者、宗教主义者都走到台前，进入内塔尼亚胡内阁，包括担任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的本·格维尔（Ben-Gvir）和担任财政部长及国防部长的斯莫特里奇（Smotrich）。经过长时间的铺垫，这些极右翼终于走向台前，当年漠视法律的人如今成了以色列法律的代表。
推行极右翼政策，寻求升级暴力与冲突。上台后，这些人就不遗余力地推行极右翼政策，寻求一切机会，对内改变以色列的政治、政策、政体、制度，对外巩固以色列对巴勒斯坦/阿拉伯非法土地的占有，不断激化矛盾，升级冲突，努力将冲突推到一个不可逆的状态，永久性地消灭巴勒斯坦建国的梦想。极右翼们对以色列国家、政府、社会的影响是深远的，在政府、官僚、军队、执法体系里已经形成了庇护非法定居、对违法行为进行免责的文化，由此，对内破坏了以色列的法治基础，对外加剧了对巴勒斯坦人的紧张和暴力。近期的紧张局势暗示，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正在发动针对以色列/犹太人的“第三次大起义”（Third Intifada，“大起义”即暴动）。而以色列政府的行动和言辞还将进一步加剧局势。但极右翼是非常热衷暴力升级的，他们在有意识地激化矛盾，寻求暴力升级，原因在于，历史经验表明，暴力只会滋生更多暴力，暴力循环会让和平变得更加困难，让巴勒斯坦人建国越来越不可能。
全球影响及以色列的生存危机：以色列的政治变化已经实质威胁其国际形象、声誉、地位（“全球去合法化”），使得以色列疏远盟友，影响其外交关系。长期来看，这肯定是不利于以色列的生存，最终，将演变为以色列的生存危机。
以上是谈话节目的一点小结，具体，可参见正文：“以色列：来自内部的生存威胁”【推荐参考资料】
最后，笔者的一点感想，我们看犹太人，总想到那些生活在欧美社会的知识分子，大科学家，大思想家。但他们绝大多数都是世俗的、非宗教的。他们继承并发扬了犹太文化的好学传统、世代从事脑力活动、专业活动、职业活动，同时与过于宗教化的犹太传统保持一定的距离，积极选择世俗化、积极融入本地社会（欧美社会），结果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他们受益于欧美启蒙及近现代工业文明的发展（当然，也对这些历史进步做出了贡献）。他们“嫁接”到了欧美文明，在欧美文明里“如鱼得水”，“乘舟而上”，结果取得了巨大成就。
但他们能不能代表犹太人呢？未必。
退回到1930年代。是德国世俗化、德意志化（甚至基督教化）的犹太上层中产精英更能代表犹太民族，还是数百万东欧正统犹太人更能代表犹太民族？如果你问那个年代的犹太人的话，他们可能还是指向东欧：这些落后的东欧犹太人才代表犹太人的“精神家园”，代表犹太人的身份认同，代表犹太人的本来和本源。
所以，以色列极右翼犹太人，宗教主义者、民族主义者、种族主义者，他们和犹太传统的联系其实更深。他们才代表“真正的”犹太人。
我们再看这些人犹太人，他们表现的行为是偏执、狭隘，排他、极端、反智。他们相信千百年前宗教文本的字面才是真理（原教旨主义）。他们完全不服从、抗拒、蔑视现代的秩序、制度、法律、规则；他们无视、蔑视、藐视西方的普世价值（自由、平等，博爱），无视、蔑视、藐视中国讲的共同价值、共享价值（从大同社会到人类命运共同体）。他们相信自己的上帝是唯一，自己的宗教至上，自己的子民至上，高于一切其他规则。
为此，他们不惜发动战争，不惜让别人生灵涂炭。
突然之间，很多东西明朗了。过去两千年，整个西方、中亚、中东文明里，各种偏执、狭隘，排他——这里包括历史上所有的“圣战”和宗教暴力，都来自这股传统——“亚伯拉罕一神教”的创立者们。熟悉的配方，熟悉的味道。
没有了欧美文明的土壤，回到以色列的故土，犹太人就退回到自己的本原。
最终，以色列的极右翼犹太人是让欧美犹太人尴尬、不惜、排斥、鄙视的犹太人。
极右翼犹太人也许可以掌握以色列的命运（而且他们因为超高的生育率在以色列的人口趋势里取得压倒性优势），但不能阻止厌恶这一切的世俗/左翼犹太人用脚投票，离开以色列，而这群人最有可能去的地方，大概率还是世界上第二大犹太人国家——美国。所以，美国在未来还可以收割一波犹太人精英。
未来文明的竞争，还将是中国人和欧美犹太人（而非以色列犹太人）的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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