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一访谈中，法拉奇为数不多但真实地面对了我这样的三脚猫记者需要日常面对的尴尬处境——当记者的理论水平、理解能力，远远无法覆盖被访者水平所产生的理屈词穷的困境。
无疑地，如果我们要求严格地审视法拉奇的问题，尤其是放在70-80年代第二波女权主义浪潮的背景下——这些问题在某种程度上，（更不用说与其同时代女权主义知识分子相比）是的，是愚蠢的；甚至为了自证合理，屡次落入各种逻辑陷阱——比如滑坡谬论、相干性谬误，不一而足。
如同Millett在全篇访谈中唯一明确的对法拉奇的批评——指出她是一个女性例外，以认同父权评价标准为代价，而进入父权兄弟会中的女性例外，因此对其他女性的处境缺乏理解。尽管Millett的阐述已经足够通俗易懂、论证扎实，或至少提供了另一种反思视角，我不认为法拉奇在其中有任何一刻放下先入为主的偏见，试图往另一个方向哪怕往前思考一点点。
这不是以探讨社会最终走向为目的的访谈，法拉奇如其一贯风格，将其变成一个挑战、质疑、攻击的战场。但在这里，她藐视甚至敌视权威的一贯英勇显得如此不合时宜，且何不食肉糜——因为她挑战的并非父权制权威；在这里，反而是她，成了讥讽蔑视边缘群体的父权制代言人。强悍的杰出女性“例外”，有时候惊人地站在厌女行列的前列——这一点并不令人意外，因为拥有特权而不自知，使人傲慢和盲目。
在这里，我并没有多少批评法拉奇的意思（但不可否认，我“有被”她的问题“蠢到”）。法拉奇是我非常敬佩的女性，她拓展了女性生存和职业探索的极限，她自身就是一个卓越的女性范例。在这篇采访的statement中，即使她不同意Millett的大多数观点，她都尽其所能地保持客观和友好。当你见识够了因意见不合谩骂拉黑一条龙服务的前辈后，你会意识到这是非常罕见的可贵品质。
她幼稚的（是的）质疑并非毫无价值，因为它们准确地覆盖了反对女权主义思潮的最常见的疑问和逻辑——它让问题的本质凸显——这也是我选择花一早上摘出这篇访谈的原因。读完这篇访谈，人们没有权力再说“读了这么多女权理论，还是blabla”。
全文复制粘贴自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法拉奇著的《如果你生而为女人》，如涉侵权那就删掉。
为什么爱因斯坦不是女性呢？——凯特·米利特访谈录
她是个美国人，三十四岁，在康涅狄格大学教授文学和哲学。她曾在其他十所大学任教，但她因为总穿长裤，或是因为想法太激进，又或是因为与男性争夺同一个教职而被开除。作为研究马克思主义、维多利亚时期历史和美国小说的学者，她被视作业内权威。然而，她喜欢称自己为雕塑家，因为她会用空盒子、纽扣、发动机和室内盆景等物品制作造型奇特的波普艺术装置。她的一个雕塑作品是由一排从服装店模特身上取下的女人的腿组成的。另一个作品则是一张纸糊的脸，四周围着细胞一样的物体。另一个作品，一只笼子里面是一个水柜，美国国旗的样子从水柜中不断被吐出来（警方还以侮辱国旗为由将她扣押）。她对自己的定义是一个雕塑家，她的社会身份是一名学者，她在这两个身份定义之间潇洒地做着自己，她的性格是两者的诙谐共生。她戴着近视眼镜，就像那些读了太多书的懒人一样；头发松散，就像那些从不洗头的嬉皮士一样；她关心所有的事情，唯独不操心自己的外表。在外表上看，她有些丰满，还有点邋遢。她的性格有些自闭，有些神秘。她的笑容带着一种讽刺和放纵，因为她确信在这个盲目、满是聋子和白痴的世界里，自己率先找到了真理。所谓真理，在她看来，就是被父权制压迫的妇女的事业。其根源在于她出生和成长的环境：一个贫穷的爱尔兰家庭，信仰天主教，有一个轻蔑而专横的父亲，每次妻子生下一个女孩而不是男孩，他都会表现出不快。凯特在家里三个姐妹中排行老二，“他总觉得我们仨都应该是男孩儿。”就这样，她将父亲看做家里的食人魔，当他决定抛弃家庭，不再回头的时候，她开心极了。那一天，她刚满十四岁，她的母亲，“一个受过教育的聪明女人，却在结婚后变成了一个用人”，不得不去找工作。但母亲最后只找到了一份在厨房用具店削土豆皮的工作。“她曾经上过大学，却沦为给顾客们演示如何削土豆皮的人。”在叙述母亲经历的时候，凯特带着一种感同身受的苦涩。她说自己在纽约住了一年，靠当打字员谋生，尽管当时她有牛津大学的文学学位和明尼苏达大学的历史学位。作为一个女人，她感到自尊被冒犯的时刻远不止于此。她原来经常去做弥撒，一位厌恶女性的牧师向她解释女人是多么低贱，因为上帝用亚当的肋骨创造了她们，而世间第一个女性夏娃偷食禁果，才有了人类的原罪。此外，修女们却让她迷上了思考关于贞洁和谦逊的问题。她对修女们抱有宽容的态度：“都是些可怜人，她们做了太多的牺牲。仔细想想，正是因为明白了修女的人生，我才明白了一些事情的真相。信仰新教的女孩，或在盎格鲁—撒克逊国家长大的女孩，需要更长的时间来理解男性对她们犯下的罪行，因为她们受到的待遇比修女们要优越得多。她们只是在结婚之后，才会意识到自己是这个社会的二等公民。”对此，年轻的凯特迷惑不解，但她也悄悄地叛逆，所幸她在学习中得到了庇护，在考试时，她总是“优等生”。尽管如此，她从未得到过老师们的肯定，老师们认为她不够温柔，神经质，说她“是那种没有女性特质的女孩”。为了逃过这样的苛责，她远赴英国，后来就漂泊到了日本。在那里，她遇到了现在的丈夫吉村文雄(Fumio Yoshimura)，一个身形清瘦、性情温和的四十岁男性。他也是一名雕塑家，但是他的作品远没有她的那么犀利：巨大的纸蝴蝶，精致的风筝，用羊皮纸制作、悬挂在天花板上的充满奇思妙想的甲虫。一位女权主义思想家，却按照父权社会的普世价值选择婚姻，这多少显得言行不一。而凯特对此的解释是：这场婚姻是移民机构逼迫下的结果，否则丈夫吉村会将面临被驱逐出境的窘境。当时，他在美国的工作许可已经过期，而当一个外国人的工作许可过期时，他能够留在美国的唯一方法是与一个美国人结婚。“毕竟，我们已经在一起生活了多年，去市政厅签字结婚对我们之间的关系没有任何改变。我不认为自己从此就该被称为吉村夫人，我不接受这样的称谓。他也对我没有要求。所以在我们的门牌上写着：吉村文雄和凯特·米利特。”吉村是名坚定的女权主义者，他的信仰源于和第一任妻子的婚姻，他的前妻是一位日本画家，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因癌症去世。“在日本，女性的地位与西方国家比起来更为不堪，文雄的前妻就因为这样的事实而备受煎熬。对她来说，上大学读艺术学院是难于登天的事情。文雄工作了十年，凑足了所需的资金，准备带她来美国，为了她在那里可以平静地作画、工作。而当钱终于筹好之后，她却去世了。所以我把文雄带到了美国，他是我所见过的最善良的人。我们在所有事情上都能相互理解，他说我与他是生死之交：我们的关系是一种理想关系。以至于我们不想要孩子，因为觉得没有必要。”一些不怀好意的人说，凯特·米利特之于女性，就如毛泽东之于无产阶级。但这个比喻并不合适：因为她本人很晚才参加到了这场革命的“长征”当中。那是五年前，她偶然听到了一场题为《女性解放了吗？》的专题讲座。那时候的她，只是一个振臂疾呼致力于反对五角大楼、中央情报局和资本主义机构的激进分子，她与男性同胞相处得相当融洽。但听完讲座后的她顿时感到分外迷茫，开始质疑自己坚持反抗的方向是否正确，就像一个突然意识到自己相信上帝的无神论者，她受到了启发。她即刻放弃了原有的抗争，不再去参加那些抗议集会。带着一种古老的女权主义者的热情，她还决定研究“妇女的性革命”这一课题，并用一篇解释这场革命的起源、发展和结局的论文毕业，获得了哲学学位。在她看来，这场革命无疾而终的原因在于英美文学中厌恶女人的基调：于是她开始抨击D.H.劳伦斯(D.H.Lawrence)、亨利·米勒(Henry Miller)、诺曼·梅勒(Norman Mailer)的小说。此外，她还发觉，这样的基调并非局限于文学领域：在宗教、人类学、科学领域都能够见其踪影。总之，父权制基于社会文化的各个方面，稳固地控制自己的统治地位。于是，她进一步扩大了搜集论据的范围，渐渐地，聚沙成塔，积水成川。她在短短的一年之内就完成了这篇研究论文，每天工作超过十八个小时，一想到这个，她自己都瑟瑟发抖。而当她完成这项研究的时候，她意识到这篇论文已然有了一本书的体量。的确，她写成了一本书，一本非常重要的著作，那就是《性政治》。下面的访谈记录是一份简化的摘要，或者说，是对历时七小时的两段访谈的整合。凯特说话时并不像她写作时那样善于表达。她的话有些冗长、反复，又因为包含了过多的哲理而显得颇为晦涩。对于提出的问题，她总是急匆匆作答，似乎害怕被反驳或打断。对于不同的意见，她显得有些紧张，以至于原本有些沙哑的声音变得尖锐刺耳。总而言之，我想表达的是，下面的这段访谈，与其说是一次采访，不如说是一场辩论：一场关于女权主义的弱点的辩论。吉村文雄也参与其中，我们的访谈是在他们纽约寓所的餐厅里进行的。这是一栋没有暖气、设施老旧又喧闹无比的房子，位于地球上最凄凉的街区包厘街的中心，无数醉汉、破产者、失意之人都在这里徘徊，等待别人施舍或是在寒冷中独自死去。可想而知，这些人通通都是男性，在这里几乎找不到任何女性的影子。
奥里亚娜·法拉奇：米利特小姐，我要扮白脸、用不太友好的方式开始这场访谈。世界上已经有这么多的战争与矛盾，亟待人类去面对、去解决，而我所说的人类既包括男人，也包括女人。因此，只有男性与女性携起手来共同面对，才有可能解决它们。而去煽动男人与女人之间的战争，不仅是一场新的战争，而且会成为有史以来最为激烈的一场战争，这样的做法是合情合理的吗？
凯特·米利特：当然。您提到的这个问题，支撑它的伦理无非是正义与自由，而这样的伦理道德无疑也带有男权主义色彩。这是一种虚伪、不全面的道德观，因为它没有考虑到属于女性的正义与自由。诚然，掀起两性之间的矛盾也会给，比方说，一个无产阶级黑人游民造成更多的困难，因为他的肤色和阶级本身。然而，他的妻子会遭遇更加深重的苦难：因为她也是无产阶级，也是黑人，最重要的是，她还是一个女人。她不仅受到自己主人的奴役，被白种人羞辱；同时还会受到自己丈夫的奴役，被自己的丈夫欺压。他要求她做自己的厨子、女仆、情妇、护工，在回家的路上还会对她动粗。贫穷阶层的男性有一种心理需求，就是要创造一个受害者，以便发泄出他们自己所遭受的同等量的虐待。这是一种资产阶级的男性没有的需求，因为资产阶级的男性已经非常强大，不再需要将他们的傲慢外化。哦，我这样说并不是表示资产阶级妇女比底层黑人妇女要幸福得多。以一个生活在法西斯独裁统治下的自由主义者为例，她当然也会受苦。但是，就像那个黑人女性一样，资产阶级的妻子也会比她的丈夫遭受更多的痛苦。因为除了遭受国家的独裁统治，她还遭受丈夫的独裁统治，丈夫在不知不觉中行使了他的男性至上主义：像那个黑人丈夫一样，他要求来自妻子的理解、照顾、服从……因此，对男性宣战是合情合理的。要对所有的男性奋起抗争，包括那些自以为现代、属于先进阶级的男性，事实上他们却是如此的反动。因为他们不约而同都支持几千年来一直作为人类社会基础的父权制观念。
米利特小姐，不过，有相当数量清楚自己所拥有的权利的女性并不认同您的观点。不仅如此，她们还在与那些被您定义为反动派的男性并肩作战。这是否意味着这些女性都是愚昧无知的呢？
不是的。这意味着，她们对自由和正义的看法是从男性的角度来界定的，因此，她们没有意识到自己在一场只为解决男人问题的斗争中被男性剥削利用。我希望在十年或二十年后，能够见证此刻正与她们的男同志们并肩作战的越共女战士们，独立地为了她们越南的解放而奋斗；我想看看在二十年，五十年之后，这些为了巴勒斯坦的独立，和她们的兄弟一起斗争过的“法塔赫”女性，会是什么样的处境。她们也会从这样的独立成果中受益吗？我认为不，我想她们又将回到奴役的角色，就像革命结束后在阿尔及利亚发生的那样。在所有以正义和自由之名发起的革命中，没有一场的目的是给予妇女正义和自由。革命胜利之后，妇女总是又回到孩子身边，回到灶台边。然而，真正的权力又被男性重新夺回手中。一场政权的更迭，是不能够改变这个世界的。只有改变对于权力的认知，才能够真正地改变世界。也就是说，需要转变人们对于父权制社会的认知。因为说到底，这是一种基于武力、暴力、军国主义、英雄主义的普遍认知：道义，或所谓的阳刚与正义。当人们自问为什么历史上包括基督教在内的那些意义崇高的革命，基本都失败了，他们的回答是：因为人性是邪恶的，总是重复同样的错误。不是的，这并不是真正的原因。这些革命之所以失败，是因为男性永远掌握着最高的权力，不愿与女性分享，甚至不愿将权力下放给任何女人。
这样的假设成立就意味着您认为女性比男性更优秀。而这样的观点并不正确。
这个观点究竟正不正确，还需要证据来说明。但是并不存在母权制的先例；而且女性的道德标准也是男性通过父权制强加的。因此，我所说的并非一个假设，而是一个事实：在这个星球上，目前存在的人类社会是男性控制女性的社会。以同样的方式和原则，儿童也被成年人所控制。总之，父权制存在于一切控制人类活动的机构组织之中，首要的就是最基层的、被我们称为“家庭”的组织。不论是民主制还是贵族制，不论是封建主义还是共产主义，在所有过去和现存、西方和东方、发达与欠发达的文明社会中，这一点都时时刻刻被验证着。在所有的时代，所有的国度，统治者都是男性，并将他们自己的法律强加于人：以一种明显厌恶女性的性政治手法。掌权的手段是文化、艺术和语言本身。“男人”就能代指“人类”，“男人的历史”就能代指“人类的历史”，而“人性”这个词也是由“男人”衍生而来。在语言体系中，女性所受到的轻视如此显而易见，以至于连最权威的概念，即“造物主”的概念，也是与男人相关的“圣父”。相信上帝的人不会将上帝的形象想成中性，当然更不会是女性。他们心中的主，是男性，是“圣父”。一个人向上帝祈祷，祈求的对象总是万能的，正义的“圣父”：而不是向善良的，公允的“圣母”祈祷。说句玩笑话：万一上帝是女人呢？
米利特小姐，事实上，在多神论的宗教信仰中，对于诸神的崇拜都是平等的。您只要想想亚洲，特别是印度的那些宗教，还有古希腊古罗马的神话故事，就能明白这一点。
没错，但在这些宗教神话中，当谈到女性神祇的生育能力时，总被男性神祇的生殖能力盖过风头。别忘了，在希腊罗马神话中，万神之神是朱庇特，朱诺只是他的妻子。而密涅瓦，他最喜欢的女儿、战争女神，是从朱庇特的脑袋里蹦出来的，而不是从朱诺的子宫孕育出来的。至于阿波罗，他说女人是罐子，用来装男人播下的种子的罐子。不用狡辩：在这个世界上，信徒最多的宗教是将一个男人放在金字塔塔尖的宗教。佛祖是一个男人，真主也是一个男人。对于犹太人来说，造物主是圣父上帝；对于基督徒来说，耶稣是圣父上帝的儿子。让我们重读一下《创世记》：上帝赋予生命的第一个生物是亚当，一个男人，而女人夏娃是由亚当的肋骨变出来的。不仅如此，亚当被逐出伊甸园，是因为夏娃偷食禁果，把人类引向了罪恶。自从人类有文字记载开始，女人就一直是罪恶的象征，她们是戴罪之身，低人一等。
在宗教的世界里，或者准确地说，在地中海文化圈中，我们需要指出天主教崇尚的一个女性人物：圣母玛利亚。她显然不可能被放在一个低人一等的位置上。
对圣母的崇拜是天主教文化中值得肯定的一个例外。一些学者常说，在十三世纪对圣母的崇拜开始确立时，“上帝成了女人”。事实上，圣母作为一名女性，仅仅是被人上升到像朱诺或密涅瓦或维纳斯那样的女神级别。这是天主教会在古老的生育女神崇拜的影响下送给大众的礼物，为了证明这个“她”的合理性，神学界还进行了激烈的斗争：当然是在各种教条的辅助之下。至于教会的等级制度，一直在教条认可的范围内。事实上，天主教会一直都被掌控在男性手中：教皇一直是男性，红衣主教、大主教、牧师也是如此，弥撒也一直是由男性主持的。而修女从来都不计较什么。事实上，两千年来，她们一直是教会体系中的贱民。我的意思是，作为一种有影响力的文化现象，对圣母玛利亚的崇拜仍然被限定在天主教世界里，甚至没有延伸到整个基督教世界。随着加尔文教派的传播和宗教改革的进行，人们猛烈地恢复了父权制的严格要求，圣母玛利亚的使命也就此结束。
我们可以更进一步，米利特小姐。我们可以指出，玛利亚不单纯是一个女人，她还是一个处女，贞洁圣母。也就是说，她要与被夏娃所打破的纯洁、谦卑和顺从的美德相一致。但是……
如您所说。在玛利亚被定义为处女的那一刻，男权专制在她的设定中就体现出来了：详细地说，玛利亚在没有经过肉体之爱的情况下生下了圣子。玛利亚代表着人们对母性的崇拜，但是人们所崇拜的是一种贞洁的、不真实的母性，与性无关：她作为一个没有过性生活的雌性生物生下了自己的儿子。这等于是在关于母性的神话中对妇女进行“阉割”，而不给予她们性自由。那么，一个正常女人又该是什么呢？正如阿波罗所说，一个罐子，一个制造儿子的机器。请您注意我的措辞，我说的是儿子，而不是女儿。就连我也受制于男权制的语言习惯……
米利特小姐，我注意到了您说的这个“但是”。您说“但是”也许是因为疲惫下无意的措辞，但我们不能低估它的重要性。事实是，从来没有一个女耶稣基督，也没有一个女佛陀，也没有一个女孔子，也没有一个女穆罕默德。更不用说女荷马、女米开朗基罗、女柏拉图、女巴赫，或者，女爱因斯坦了。
关于您提出的这一点，首先，我曾在民政部门工作过，除了女性议题以外，关于黑人的议题中也常常提到这一点。是的，天才确实会在最极端的条件下诞生，但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诞生的。天才的诞生，是孕育他们的文化具象的表现；他们是各自所在的社会结出的果实。而您刚才提到这些天才，他们所诞生的环境就是一种父权制的文化背景。也就是说，在这种文化中，所有的概念和价值衡量标准都是由男性来设定的。如果您再想一想，西方有很长一段历史，女性没有机会去学习、阅读和写作，就会明白为什么在西方历史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没有伟大的女作家。在日本的平安时代，妇女能够阅读和写作，所以在那个历史时期，日本的许多文学作品都是由女性创作的。而其中最重要的一部杰作就是由一位女性写的——《源氏物语》。我想重申：您所提到的显现，其原因不是生物学上的，因为天才的诞生不是生物学现象，而是社会学现象。
这一点值得商榷，米利特小姐。但我还有别的问题想要求证：如果对权力顶端的追求和军国主义是男权所崇尚的目标，那么您如何解释少数位于权力顶端的女性，比如像英国的伊丽莎白一世、俄国的凯瑟琳大帝、慈禧太后这样冷酷无情而又好战的女人呢？尤其是，如何解释更为纯粹的案例——圣女贞德，这样一位并非通过提出思想，而是通过战争才名垂青史的女性呢？
前三个人的情况可以被理解为在登上权力巅峰之后，女性君主也无法消除王位所带来的男权制意识形态。相反，即便是女性君主，也必须适应男权制度。此外，在我看来，历史上所有的女性君主都是伟大的统治者，这一点很重要。不要忘记还有瑞典的克里斯蒂娜女王和葡萄牙的伊莎贝拉女王，她们爱好和平、充满智慧。她们能很好地证明，当一个女人被赋予最高权力时，她能和男人一样成功，甚至比男人更成功。现在我们来谈谈圣女贞德，她是例外中的例外。圣女贞德是一名出色的女战士，仅此而已。不能够再对她进行过度解读了：她是一个不识字的农家女。她的行为并不是因为渴望权力，而是因为渴望正义，为了正义，她在火刑柱上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而说到她没有提过任何思想，却能够与那些伟大的掌权的女性相提并论的指控，让我联想到了刚才讨论到的一点：从不存在女性的耶稣。我跟您打赌：如果耶稣是一个女人，就不会有人听他的话了。在他所处的文化环境中，女性不可能扮演领导者的角色，也不会拥有追随者。犹太文化是如此厌恶女人，用石头砸死通奸的女人，而不是男人；女人在犹太文化中是如此被鄙视，以至于她们在月经期间都被看成被感染的肮脏生物。同样的，佛教文化中应该也有类似的情结。更不用说在伊斯兰教的穆罕默德身上，厌恶女性这一点肯定有更加明显的体现。
米利特小姐，您刚才反复地告诉我，文化也是一种基于父权制的发明，同时您向我表明，女性从来没有反对过这样的文化。这对我们女性来说是非常不利的。那么，我们女性是否应该为亚马逊时代存在的非父权制文化感到欣慰？
我不相信亚马逊人的传说。在我看来，这样的说法也是父权制社会的发明，为了歌颂男权的胜利。我们没有证据表明亚马逊人真的存在，目前研究都没有能确凿地找到他们存在的痕迹。亚马逊人的传说带来的唯一积极的因素是，通过他们的传说，十九世纪的人类学家试图论证母系社会曾经存在，因此父系社会并不是人类社会唯一可能的组织形式。而且，为了回答您关于文化的观点，我倾向于相信，在史前时期，曾经存在一个与父权制社会完全无关的社会。也许是一个母系社会，也许是一个两性平等的社会。
但后来这个社会就消失了。而每个结局都有其原因。只有找到原因之后，人们才能确定这件事物的存在是否合理。而为什么在人类进化的某个阶段，男性会占据上风，获得权力？是出于无端而起的邪念，还是某种特定的必要性，比如，为了确保物种的生存？
当我发现了一个不公正的事情时，它的原因对我来说并不重要。就比如，为什么十六世纪的白人要奴役非洲的黑人？因为他们有更加优越的技术、工具和武器。那又怎样？我更感兴趣的是这件不公正的事情是以怎样的形式存在的，但我们又怎么能猜测史前的事情呢？史前社会什么都没有留下，只有一些工具和涂鸦。然而，可以运用想象，最普遍的假想是，当人类以狩猎为生的时代开始时，男性占据了主导地位。他们的身体更强壮，能够为女性和孩子提供食物，因此他们处于社会阶梯的顶端。但我还是对这个说法抱有怀疑。那是一个游牧社会，那时候的人类淫乱滥交，更有可能处于社会阶梯顶端的，反而是那些具有生育能力，仿佛能够施展魔法一般生育后代的女性。在远古，生育能力一定会被看作是超凡的魔法，一个无法解释的奇迹，而女性一定从中受益。所以我的假设是，父权制是后来才开始的，作为一个研究探索的结果诞生于农业革命期间。当人类意识到自己可以种植作物和饲养家畜时，他们就开始在部落里安营扎寨了，同时开始观察农业生产的过程，于是，或许在观察家畜的交配时，他们注意到雌性动物只有在雄性动物在她体内留下种子后才会怀孕。而男性发现了自己在孕育后代当中的作用，他们就发明了“父亲”的概念，同时准备掌权，男权独裁的统治由此开始。
但不得不说，这样的独裁还是比较温和的。因为并不是所有的女性都像阿拉伯国家的女人那样被锁在后宫里，也不是所有女人都像中国古时妇女那样被捆住双脚。让我们不要忽视那些围绕着她们的尊重、保护和崇拜。例如，您可曾记得但丁、彼特拉克、温柔新体，还有吟游诗人们的写给女性的赞歌？
吟游诗人们的诗歌事实上是献给贵族的妻子们的，为了讨好贵族阶层。而由于这些贵族夫人实际上属于她们的丈夫，贞操带这个东西就是证据。所以，我宁愿把这些赞歌看作是来自下层人民的逢迎。至于但丁和彼特拉克的温柔新体派诗歌，没错，它们可以被认为是男性对待女性的尊重往前的一小步。但这些作品总是停留在男性对女性虚伪的顺从这一层面上，就像是民主国家中妇女获得的投票权那样，缺乏实际意义，因为最终也是为了让她们投票给男性。简而言之，尊重、奉承、男人对女人的保护这些理念都与骑士精神的理念有关。那么什么是骑士精神呢？无非是施舍，控制，哄骗，这样的手段让女性更加被动。我是你的主人，但看看这是一个多么好的主人：我为你点烟，我为你开门，我帮你背包，我给你买珠宝，我问候你时脱下帽子。这都是些糖衣炮弹罢了。令人恼火的是，在一个缺乏正义的社会里，这些行为就像慈善与施舍一样，对人格具有侮辱性。哦，如果我将历史上的女性分析个遍，那么就能找到支撑我的论文的各种证据。古罗马的女地主一度可以自由离婚，这是事实，但她们从未进入过元老院，也没有一个人成为女皇帝。至于古希腊的女性公民，她们甚至连和男人的友谊也被剥夺了。在古希腊，理想的人际关系不是在男人和女人之间，而是在男人和男人之间。
但另一方面，女性一直比男性生活得更舒适。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一直是男人为供养家庭而外出工作，为保卫家园而流血牺牲。我猜您会说，女性的家务劳动也是艰苦的，也是会受屈辱的，我同意。但家务劳动远没有在熔炉或矿井中工作那么辛苦，也没有在战场中成为炮灰那么悲惨。
父权制对于男人来说，就和对女人一样不公平。它是基于这样的假设：男人应该外出劳作供养家庭，而女人就应该留在家里，等着丈夫带钱回来，什么都不用做。当然，前提是他们要有一个仆人。人类为什么要以这种方式分工，这是一个谜。有些人给出了生物学上的解释：男性的肌肉组织更多，力气更大。但男权的优越地位并不在于他们拥有的肌肉，而在于他们拥有更多的政治权力。事实上，拥有这种权力的从来不是那些在矿上或熔炉边流汗的人，而是那些占据着关键责任岗位的人。几千年来，人类最重要的工作岗位并不需要体力。相反，你的社会地位越高，需要付出的体力就越少。因此，如果男人真的认为女人不用付出体力，他们就该顺理成章地把关键的责任岗位交给她们。那他们为什么不这么做呢？为什么他们只让她们做家务，而不做别的？因为他们想要将她们孤立起来，这样才能更好地操纵她们。但是，让我们假设这种男女分工有一个生物学上的原因：如今这个原因已经不再成立了。得益于技术的发展，女性可以操作各种机器：想想在共产主义国家，重工业领域也会雇用女性。得益于教育的进步，妇女可以从事各种职业：包括最高级的那些职业。那么，为什么不让她们登上舞台呢？
米利特小姐，即使在一个经历了完整的革命的社会里，也不允许她们登上政治权力的顶峰。比如在社会主义社会，或所谓的社会主义社会。您怎么解释呢？
我的解释是，社会主义革命跟女性解放没有关系。所有支持社会主义的女权主义者都没有明白，社会主义和女性解放不一定是捆绑一起的。就像资本主义和女权主义并不相配一样。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分析是不充分的，资本主义是一个极端的父权制社会。马克思把他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了物质原因上，而过于低估了心理原因，低估了父权制所带来的文化价值。他根本没有分析男权文化所带来的性别歧视，马克思的疏忽所带来的后果在1917年的革命中就显现了出来。那是一场完全不充分的革命。当性自由被释放时，在俄罗斯发生了什么？一场灾难。当权者随即告诉了那些自以为被解放的妇女们，她们拥有绝对的自由，但是没有人关心、保护她们，没有人承担这种自由的后果。在经济上、社会上和科学上都没有保障，没有任何避孕措施。因此，许多不被期待的孩子出生了，他们一无所有，没有父亲，只有母亲的怀抱。后来，人们害怕了，所以又回到了父权制的家庭体系中。因为告诉妇女们“你们自由了，你们与男性平等”是一回事，而给予她们经济和文化上的平等，从而使她们真正地获得自由和平等却是另一回事。
在我看来，米利特小姐，您一直在绕着问题转，却没有直面最核心的问题，也就是生理学上的问题。当然，女性的智力并不比男性差：从理论上讲，我怀疑女性的智力更高。事实上，当她们决定要做某件事时，她们能比男人做得更好。但基本的事实仍然是，男性与女性在生物学上是不同的，也就是说，她们仍然会受制于男性得以豁免的生理特征。
几个世纪以来，生理差异一直被男性利用来合理化所谓的女性“劣根性”。掌权的群体总是倾向于在理性层面上捍卫他们的现状。一些种族主义的人类学家利用进化论来证明白人对黑人的特权是合理的，并以生物学的理由将其合理化。那么，女性妊娠就不仅是一个生物学上的话题，从历史学的角度也是值得探究的话题：在狩猎时期，女性也是会怀孕的。然而，这些都是错误的论点，就像那些关于区分男人和女人的不同气质：一方面是男性心理，另一方面是女性心理。一个强，另一个就弱。整个人类的价值体系就是建立在男女有别的神话之上的。而这种对男女差别的强调最为粗暴的后果，就在于所谓的阳刚之气在吹捧中得到了外化：这意味着对暴力、傲慢和战争的崇拜。但是，这些特征在多大程度上属于人的生物学特征，在多大程度上属于人的心理学特征？这就说到几千年来父权制洗脑的效果到底如何了。洗脑开始得很早：我认为是在第十八个月，当一个孩子还不知道如何说话时，就把被教导必须按照“自己性别的规矩”来行事。如果是女孩，就必须是可爱而温顺。如果是男孩，就必须坚强而霸气。如果是女孩，就必须穿得花哨。如果是男孩，衣服上就不用有装饰。如果是女孩，就必须玩洋娃娃。如果是男孩，就要玩大枪的游戏。而如果是一个女孩在玩枪，人们就会说，“这丫头真是个男人婆”。对于一个女孩，这样的议论实为一种称赞，因为人们早已默认，具有阳刚外向比阴柔内敛更好；当一个男人比当一个女人更好。
这些都是事实；但您并没有回答我的问题，米利特小姐。我说女性在生物学上与男性不同，是因为生理事实，而不是心理事实。另外，这个生理现实限制了她们的发展。让我们以怀孕为例：一个孕妇，或一个产妇，是不能完成男人做的事的，对吧？
怀孕真的是对妇女活动的一种限制吗？如果是这样，限制的时间有多长？赛珍珠(Pearl S.Buck)就告诉我们，中国的农妇能一直耕地，直到生孩子前的几个小时。那如果怀孕只是一种生理机能，就像人的其他所有生理机能一样呢？如果关于怀孕这件事所有戏剧性的想象都是人的心理作用，那么这样的心理暗示是否也是父权制洗脑的结果呢？我来举个例子，比如，怀孕之前的生理机能：月经周期。父权制洗脑说，女人不能上月球或持续登山，或参加一场战斗，因为在某一刻，月经周期会来，影响她的身体和精神状态。嗯，月经确实是不舒服的：我不否认，而且有时会有疼痛感，有时会引起神经衰弱。但这是一种客观事实，还是一种象征意义？几千年来，人们总说，女性“在那些日子里”会更虚弱，更烦躁。那么，为什么越共妇女在“那些日子里”也坚持战斗，战地记者在“那些日子里”也不放弃跟踪一场战争，苏联太空计划中的女性宇航员在“那些日子里”也坚守岗位呢？
但在她们怀孕的时候就不一样了，米利特小姐。母驴、母象没有被父权制洗脑，但它们分娩的时候，也不会动弹了。
它们不动弹只是暂时的，而且也不会因此受到公驴和公象的惩罚。我告诉您，即使是怀孕这件事也被男人利用，彰显他们性别的优越性。
米利特小姐，那么我就不过多坚持做魔鬼代言人了，但我还是想要指出，您有没有想过，女性自己是否愿意登上权力的顶端呢？比如我们的社会让大家见证的最糟糕的例子：中产阶级妇女甚至不做家务。她们只靠丈夫养活，像豆子一样只吸收养分，浪费生命和时间。为什么？因为她们生而慵懒，拒绝承担更多的责任。
是的，但这不是她们的错。这是因为，她们自己消化了因为自身性别而受到的压迫。许多被压迫的群体身上都有这样的共性：说服自己确实低人一等，没有能力。压迫向来都是一件需要双方来达成的事情：看看穷人、黑人、被殖民的人。重读汤姆叔叔的故事，这个奴隶为了他的主人而死。您有为男人辩护的奢望，是因为您已经解决了自己的问题，并获得了成功。但您是一个例外，而不是普世规则，当一种体系成为普世规则时，一个女人是否成功并不重要，十个女人、一百个一千个女人的成功都不能说明问题。就像一个黑人发了财，也会被封为男爵，然后成为白人的座上客一样，个别的例子不重要。大多数妇女并不像您那样生活。大多数妇女都在拒绝承担责任。甚至在美国，大多数妇女最可能承担的职业是母亲或男人的性伴侣。为了防止美国人忘记女性的“本分”，斯波克博士用他的育儿书提醒着大众；而现在，休·海夫纳(Hugh Hefner)又带着他的《花花公子》，还有那些摇着尾巴的兔女郎，一遍又一遍地给大众洗脑。正是在美国，不惜一切代价追求美丽的女人，不惜一切代价追求纤细的风潮涌现出来。在这里，男人变丑，变胖是可以的，但女人就不可以。
但男人们也重视外表，不想长胖。他们也会照镜子，节食。也会一心想着买某条领带、某件运动衫，不是吗？
只是到某个程度而已。男人很清楚，自己的外貌并不是很重要，特别是聪明的男人更清楚这一点。一个男人的丑陋不一定会被嘲笑，但如果同等的丑陋放在一个女人身上，那她就肯定会被嘲笑。特别是如果她很聪明：一个女人的聪明如果要被人所接受，那么她必须是漂亮，或者至少是好看的。现在是时候问问我们自己，是基于什么样的原则，用其价值去评判一位男性，而评价女性却是基于她的外貌。为了被人接受，一个女人必须服从于所谓的魅力值。她不得不用粉底、面霜、口红、各种化妆品涂抹面部，用胸罩、吊袜带突出或暴露出身体特征。为什么？因为男性认为她们是性对象，是取悦他们的事物。甚至一个女性是否能够胜任母亲这一身份，也与她的女性魅力息息相关：如果她太难看，那男人就不会娶她。一直以来，在任何地方都是这样。据我所知，只有现代中国的妇女反抗过这种来自男性的傲慢。我们这里抗争的结果只限于妇女能够自由地穿长裤了。好吧，这也是一个进步：但妇女即使穿上了长裤，她也没有坦然变老的权利。而当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长皱纹时，他反而被认为更具有魅力。但是当一个四十多岁的女人脸上长了皱纹时，她几乎能被看做是一件可以扔掉的过期物品了。一个男人年纪越大，就越受到尊重。然而一个女人年纪越大，就越不被接受。如果一个六十岁的男人和一个二十岁的女人结婚，并没有什么可耻的。但是，如果一个六十岁的女人嫁给一个二十岁的男人，那就是天大的事儿了，她甚至会出现在报纸上，让人嘲笑。
您说的这些都没错，米利特小姐，但这一切都基于对男性的仇恨。而我想知道，通过煽动两性之间极端的仇恨，以至于威胁到人类繁殖与物种延续，如何能创造一个更好的未来。
这并不是仇恨，而是愤怒。当被压迫群体奋起反抗时，总会在愤怒中针对那些压迫他们的人。当被施压的一方意识到自己的行为给对方带来的压迫时，反抗者的愤怒就具有了合理存在的条件。也许男性没有意识到他们对女性的伤害，也许他们也是无辜的，因为男性已经在这样的社会模式中成长了几千年：他们也经受了我们女性所经受的同样的洗脑。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是无罪的，特别是当他们坚持所谓的“道德”，实则为“恶习”的男子气概时。这种恶习更为人熟知的名字叫做“大男子主义”，也就是无谓地展示男性气概和阳刚之气的恶习。对“大男子主义”的崇拜，对阳刚之气的崇拜，在他们心中是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他们甚至在平等对待一个女人的时候都会诉诸于此。但是，他们何曾把她们作为一个平等的人对待？被认为是世界上最现代的美国文学，同样充斥着“大男子主义”的思想和对女性的蔑视：从亨利·米勒到诺曼·梅勒。在他们的笔下，女性总是被描绘成可以被穿透的卑微的肮脏之物。更不用说弗洛伊德了，他直接用性别来注解人类的灵魂，基本上把女性定义为嫉妒男性生殖器的、被阉割的人类。
我并不认为美国人的“大男子主义”观念很强，除了在西部片和或美莱村惨案这类事件中可以窥见一斑。这里拥有世界上最没有安全感、最胆怯、最软弱的男人。
我认同您说的第二句话，但第一句话我不敢苟同。正因为他们如此缺乏安全感，也因为他们在这个世界上受到了极大的嘲笑，所以他们比别的地方的男性更具有破坏性，以证明自己的阳刚之气。因此，他们挥舞拳头，使用暴力，囤积大型武器，操练海军陆战队。当他们不能在家里对他们的女人展现男子气概时，他们就将大男子主义发泄在战场上，或者在他们的梦中，在梦里写下关于自己的英雄神话。近年来，英雄神话在美国的左派男性中凝结。从黑豹组织到波多黎各独立分子，再到白人激进分子。今天的美国男性的梦想不再是消灭一个印第安人部落，而是像切·格瓦拉(Che Guevara)那样，像他一样穿着打扮，像他一样留着胡子、埋下炸弹。用他的口吻宣布：让一让，孩子们，我来了，以苦难的人民的名义摧毁一切。而另一边的右派同样如此，建制派的海军陆战队将士们：端起机枪，做个男人。这是比你们意大利的“拉丁情人”更糟糕的两种男性形象。其实“拉丁情人”也是父权制的产物，它是地中海地区的女性原罪概念与天主教对女性性自由的剥夺两者共同结出的恶果。“拉丁情人”毕竟是一个无害的角色：他最多是让你怀孕。然而，美国式的大男子主义却是危险的，因为他们会摧毁一切，滥杀无辜。
是的，但让我们面对现实吧，米利特小姐：您不只是讨厌美国男性和拉丁裔男性。你讨厌所有的男人，只是因为他们生而为男性这一简单事实。而你们中的许多人通过不要男人来证明这一点。但也不是像《利西翠妲》中那样：还有像萨福那样。现在，我们如何处理由此而来的关于生育的问题呢？难道用奥尔德斯·赫胥黎在《美丽新世界》中提出的理论，也就是通过试管繁衍后代，来确保物种的延续？
从事妇女解放运动的人最常听到的指责就是“一群女同性恋”。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多少女同性恋者，但我知道我们对同性恋没有偏见。事实上，我们已经公开地站在同性恋解放运动的一边。今天，在美国，一场大规模的同性恋解放运动正在发展，特别是在大学里。这场运动和我们的战斗一样，反对男性主义社会，也反对性别模式化的运行。同性恋者和女性一样，或者说比女性承受得更多，他们也受到迫害，被嘲笑，被法律打压。每个人都不应该因为性别而受到区别对待，或是被社会同质化，更不应该屈服于“组建家庭是人与人共同生活的唯一解决方案”这一理念。因此，他们呼吁社会不应该因为性取向而歧视任何人；摒弃关于性别的偏见；不将传统的家庭概念作为共同生活的唯一模式。这不仅仅质疑了传统家庭作为两性结合的唯一解决方案的合理性，同时提出了其他形式的共同生活模式。其中一种形式，毫无疑问，就是由他们提出的同性同居的模式，而另外一种，则是组建嬉皮士社区的模式。并不是为了人类的物种延续，就必须维持这种分隔两性的社会障碍和心理屏障。并不需要男性至上、父权制或家长制来确保物种的生存。如今，我们人类并没有那么大的生育需求。事实上，这个星球上的居民数量正在变得过多，而且……
这就是您站不住脚的地方，米利特小姐。我没有办法继续理解您的逻辑了，因为您宣扬的是比原子弹更具毁灭性的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