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富治，一位来自湖北红安的杰出将领，早在1930年就加入了红军，并在次年入党。他经历了红四方面军的长征，担任过红9军政治部主任等重要职务。在抗战时期，他更是与陈赓大将搭档，共同指挥了著名的“陈谢兵团”，为解放战争的胜利立下了赫赫战功。新中国成立后，他先后担任过云南第一书记、云南军区司令等职，并在大授衔时被授予上将衔。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功勋卓著的将领，却在晚年与江青走到了一起，并因此卷入了历史的漩涡。
据杨银禄讲述，江青在地位提高后，开始担心她曾在上海的那段不光彩经历被人知晓。为了抹掉这段历史，她委托时任公安部部长的谢富治处理相关文件和信件。谢富治不仅圆满完成了任务，还在日常生活中对江青言听计从，投其所好。他了解江青对摄影的热爱，便提议在钓鱼台10号楼为她设立一个摄影室。江青对此非常高兴，并亲自为谢富治拍摄了一张彩色照片。然而，这张原本充满欢笑的照片，却成了两人最后的纪念。
不久后，谢富治被查出患有癌症。在得知这一消息后，江青亲自去医院看望他，并在病房外难掩悲伤之情。当谢富治病逝的消息传来时，江青更是悲痛欲绝，她亲自参加了追悼会，并在进门时便哭了起来。在追悼会上，她带着哭腔安慰谢富治的妻子刘湘屏，并
然而，这段看似真挚的情感背后，却隐藏着更为复杂的历史背景。在“四人帮”被粉碎后，江青和谢富治的诸多罪行被揭露。谢富治在担任公安部部长期间，曾参与制造了大量冤假错案，严重破坏了党的组织和国家法制。而江青更是“四人帮”的核心成员之一，她的所作所为对中国社会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因此，尽管两人之间有着深厚的情感纽带，但他们的罪行却不容姑息。
1980年，谢富治的骨灰被迁出八宝山革命公墓。这一决定不仅是对他罪行的惩罚，也是对历史的深刻反思。它提醒我们，无论个人情感如何深厚，都不能成为逃避法律制裁和道德谴责的借口。同时，它也让我们看到了历史的公正和无情——无论曾经多么辉煌或悲惨的人物，最终都将被历史的长河所淹没，只留下那些真正有价值的东西供后人铭记和传承。
江青与谢富治的故事虽然充满了悲剧色彩，但它却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深刻的历史教训：在追求个人利益和权力的过程中，我们不能忽视道德和法律的约束；在面对历史的选择时，我们不能被个人情感所左右；在铭记历史的同时，我们更要珍惜当下、展望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