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对于我是绝大的一个谜，读者要知道内容，爱读“官书”的，可以看看蒋先生自己著的《西安半月记》．爱发现秘密的，可以看看依格.斯诺所著的《遍布中国的红星》(Red Star Over China)一一后来有人译为《西行漫记》。我呢，对于这两本书．以为西安半月记加等不少自己隐讳的地方，而《遍布中国的红星》则太袒护和颂扬共产党．
我对于西安事变说它是绝大一个谜，不是说它谜在原因，而说它谜在结果．蒋先生在西安究竟答应了张汉卿、杨虎城和共产党什么条件，恐怕除了参加西安谈话的几个人之外，谁也始终蒙在鼓里。
廿五年十二月十二夜，我记得是张岳军（张群)在他的外交部官舍请我们食饭，那夜是两桌人，孙哲生也在内，是夜我不知为什么，大概是偶然罢，不到七时便到了外交宿舍，除了我之外，一个客也还没有到。张岳军匆匆的下楼招呼我，又匆匆的上楼，我觉得他神色张惶，而又故作镇静的样子．这时已有两三个客来，张岳军又下楼拉我到饭厅．
“蒋先生被捉了。”岳军还沉着。
“是被谁捉的。”我有点惊诧，因我以为蒋先生还在洛阳。蒋先生的行踪报纸一律不敢登载的，我对于蒋先生的行踪也一向不愿意打听。
“被张汉卿捉的。”岳军似乎怪我连蒋先生早到西安的临潼还不知道．
“现在蒋先生在哪里？”我不由得感觉有些悲哀。
“今早在华清池被捉，解到西安城了．”岳军声音也显了哽咽，但嘴边似乎挂着苦笑，掩饰他的悲痛。
“唉．”我不觉流下泪来，我虽然和蒋先生很隔膜，但我实在太难过了。我抑制不住我的伤心．因为蒋先生到底是国民党一个负责人，今日遭遇了这个悲运，我起了同情和可怜之感，不觉把一向不满意于蒋先生的反感消失了。
“不要再说，孙哲生（孙科)来了。” 岳军抑着我，其时孙哲生入了客厅。
那夜的宴会算是草草终席，主客也不再提．席散之后，岳军告诉我他要去何敬之（何应钦)公馆开会议，而我则要去告诉汪夫人，我约定见了汪夫人之后，再到何公馆会合。
是的，我一向一肚子不高兴蒋先生，自入南京之后，我的态度依然一般的强硬。我有一个怪脾气，也可以说是一种偏见．我凡是交朋友．如果这个朋友第一次对我不起，我很容易原谅他，因为一个人谁没有过失呢，谁不会有误会呢? 如果这个朋友第二次对我不起，我也原谅他，或者那不是他的过失和误会，而是一定我有不对的地方? 我再反省，再原谅．及至这个朋友第三次对我不起．那就不管是他错或是我错，我决定不再做朋友．蒋先生对我不起．不止两次了。我最不平的是他无缘无故弄起三月二十之变，他要争领袖倒也罢了，他偏偏在李家桥对我胡诌谣言，说他之逐汪，是为汪要谋害他，我这个人一世都不肯受人骗，叫我如何能容忍? 末后第一次汪蒋合作，我对于他也算弃嫌修好了。然而他一定要我们驱逐李任潮（李济深)，及至我们失败，他又拿几十万绐李任潮打我，这种翻云覆雨的手腕，不只使我看不惯．并且也使我沉不住． 民国十七年胡先生由欧回国，他真张惶失措，要我替他办宣传，要我教刘铁夫到塘沽夺白健生的队伍，及至胡先生提出妥洽方案，他反而压迫《革命评沦》，迫我出洋，又在三全大会警告汪先生，开除了我们的党籍．这种举动还能算政治道德吗?还能讲个人友谊吗? 我决定不再和蒋先生做朋友了。
民国二十一年到了南京之后，我决定只和蒋先生存在着政治的关系，绝不恢复私人的友谊。他写信或打电话来请．我一定去看他。他征询我的意见，我一定知无不言。至于他请公饭的应酬，我照例请三次去一次，除此我从来不自动上他的门。自民国二十一至二十四年，蒋先生为着剿匪住江西．那时庐山俨然变了一个太上政府，我足迹就没有踏上过牯岭，无论南京夏天天气怎样闷热．我也接受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