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方：和谐三弦

文摘 2024-11-04 17:30 安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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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匕

文事

和谐三弦

■ 麦方

一直以来社会谈论着和谐，这既有社会现实、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人们的主观认识升华、实事求是的表现；时势催人思索，去寻找个人的认识和答卷，以汇成磅礴、荡漾的社会主流。限于个人阅历，笔者此处试弹和谐三弦，从审美、认识论和社会理想与国家社会现实三个角度进行和谐主题的探讨，以求更全面认识和谐社会的时代使命。

美是和谐

美是和谐的命题，滥觞于美的本质探讨，又契合于美学思想发展的结果；在认识和处理诸如人和自然、主体和客体、理性和感性、自由和必然以及实践活动的合目的性和客观世界的规律性等等的关系，在纷繁复杂中,古希腊美学理论在较高层次上趋于清晰。

早在公元前六、七世纪，古希腊毕达哥拉斯学派（以下简称毕氏派）就明确提出美是和谐的观念。他们认为“万物皆数”，数是世界的本质；事物具有量的规定性，数独立存在于可感事物之中，抽象的是万物的始基。在此之前，埃及人通过对土地的测量、分配等管理实践工作，萌发了几何学的方法；几何学的英语是geometry由词根geo（表示大地）和 metry（表示“测量术”），从词源可说明是产生于大地测量术，是根据事物事实，边做边改以及从直观得出的结果。而毕氏派将数学抽象化，使人们对数学的性质发生根本的转变。在埃及人看来，直线不过是一根拉紧了的绳子。而毕氏派强调，数学中的数和图形诸如数、点、线、面角及各种数学概念，都是人的思维的抽象，与实际事物或实际形象截然不同，尽管这些概念在早期起源于物质实体，但却与物质实体有着本质的不同，是脱离了具体事物的抽象内容，获得了一般性。在毕氏派看来，直线可以是一根拉紧的绳子，可以是指段流水湍急的尼罗河，也可以是指雅典到斯巴达的距离，而一个已证明了的关于抽象三角形的定理，既适用于有三根木棒搭成的图形，三块地所围成的图形，纽约、莫斯科、北京三城市组成的三角形，也可用于由地球、太阳和月亮在任何时候所形成的三角形。因为概念和理论的抽象和一般性，从而获得最大限度的适用性和普世性。

毕氏学派进而用数的观点考察音乐，“他们最早发现了乐器如琴弦的弦长与音调之间的关系”（1），并发现由高低、强弱、轻重不用的声音组成一种和谐的关系，认为音乐也是按照数的原理、数的关系组成。他们从数学的角度研究雕塑、绘画，看到造型艺术也是线条、形体所组成的数的关系，提出了后来称为“黄金分割”的理想模式比例, 获得部分与整体之比0.618的黄金分割率。线条的长短，形体的大小、比例、平衡、对称，形成多样性的统一。和谐源自杂多因素的统一，不协调因素的整体协调。他们还仰首天外，把行星的运动归结为数的关系。他们雄心勃勃，收集各种传说，囊括各样事物，从物质元素到自然界的动植物，乃至人的意识、社会和宗教、伦理道德直至神本身，都和数联系起来。他们坚信：数可以显示世界的一切，自然界不断变化着的万象之下的真实性可用数学来表示，世界上所发生的一切都是由数学规律严格规定了的。他们的哲学命题是：“数是一切事物的本质，整个有规定的宇宙的组织，就是数以及数的关系的和谐系统”（2）

真是万物皆数、美仑美奂和谐一统。但毕氏派的“万物皆数”仅仅是指正整数，而那个时代已经出现分数。为了哲学信条的一致性，毕达哥拉斯不把分数叫做数，而称做整数比；两个整数比一定存在着一个公共度量单位，这个整数比也叫做可公度比，而具有公共量度单位的两个量叫做可公度量。这样，似乎不仅事物的整体可以用整数来表达，而且事物的部分也可以用整数来表达，即世界万事万物可以用也只能用整数来表达。该学派的成员们忠实地把数作为脱离具体事物的质，作为抽象的概念，用一个一个卵石代表一个一个抽象的数，然后用卵石排列成各种形状，对数进行着一丝不苟的分类和研究：三角形数、正方形数，总结着这些类型的数的性质和公式，毕达哥拉斯定理被发现了，据说毕达哥拉斯对这一发现极为重视，举行盛大宴会，邀请当地的全体民众参加，宰百牛祭祀。然而，欣喜之余，不久该学派的成员希帕索斯在研究等腰三角形中发现，斜边与直角之比不具有公共量度单位，即斜边与直角边成了两个不可公度的量，其比值√2成了不可公度量。本来根据“万物皆数”的学说，各种几何图形都是由正整数构成的，等腰直角三角形也应该是由正整数构成，等腰直角三角形的斜边与直角边之比也应该是可公度的。而现在，这个后世称为无理数的√2的发现严重地打击了毕氏派的自然观。可公度比不能完全反映现实事物间的数量关系。从直观上看，似乎任意两个量一定存在一个公共量度单位，分别把这两个量量尽，正是不可公度量的存在说明直观不可靠，必须用理性的推理方法来研究数学，以保证数学知识的精确性和可靠性。当时，希帕索斯的发现动摇和危害着毕氏派“万物皆数”的信条，和谐一体的世界面临破损，湛蓝一色的天空给戳出个窟窿，希帕索斯竟受到了投海的惩罚。人类第一次数学危机浮出水面，几何量不能完全用正整数及其比来表示，相反，数却可以用几何量表达，数在数学中的中心地位被研究量的几何学所取代，“数学研究的重点由算术的计算转向几何的推理”（3）。

毕达哥拉斯，这位古希腊最重要的数学家、也是古希腊第一位美学家，关于由数引发的“美是和谐”的审美观及其认识论得到了美学家及理论家们的推崇、继承和发扬，根据我国老美学家周来祥先生的观点，“从柏拉图的理念到中世纪的神学美学再到理性派的美在完善说；从亚里士多德美在感性形式的和谐说，到经验派的美是快感说，再到启蒙运动唯物主义派狄德罗的美是关系说；德国古典美学从康德、席勒、直到黑格尔的美是自由说；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美是生活说；马克思的美是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4），逐步将美是形式和谐，到美有理性的和谐，从不和谐走向和谐等等的命题进行深化和扩展。如黑格尔称：“和谐所牵涉到的不复是单纯的量的差异而基本上是质的差异。这种质的差异不再保持彼此之间的单纯的对立，而是转化到协调一致，才有和谐。”（5）“和谐须假定一种包含各种差异面的整体，这种差异面按其自然性质是属于某同一范围的。”（6）可见，和谐是一种整体观，一种部分间有差异又协调一致的整体观。今日重温美是和谐的理念，思考毕达哥拉斯学派困境，启发和教益良多。美是和谐论，试图从理性上去总体把握世界、宇宙，并在部分间的差异中获得协调，但毕氏派的立论载体和立论基点只是正整数，过于脆弱和渺小，需要不断扩展理论的基础和视野，提升理论的境界，审美、认识论中的一时症结，仅仅是小境界、低视野的极限和盲点，既不能采取鸵鸟式主体逃避、懈怠、消极的办法，更不能采取投之公海、试图将现象客体消灭的自以为主动的办法。美是和谐是审美与认识论的理想，需要境界提升是其过程，不断实现从不和谐到和谐的转化与超越。

和谐是国家社会理想

在笔者的阅读经历中，有一本书以和谐的角度详细地论述和描绘了国家社会，构造了理论上的桃花源，这就是德国理论家威廉•魏特林著的《和谐与自由的保证》（5）。威廉•魏特林出生于十九世纪初，早年以成衣匠学徒的身份谋生，随后在德、法等国到处游历，刻苦自学，积极参加当时的社会运动，开始有不断的论著问世，在他年仅三十四岁、风华正茂之时(时值一八四二年)，发行了上述巨著。魏特林在书中以社会不断进步的视野展望未来,他宣称:“宇宙之间没有十全十美的东西,从来没有一个万古不变的、永远是最好的社会组织,因为这就首先必须假定人类精神能力的停滞和进步的停止,这是不可想象的事。””进步是自然的法则,停止进步就等于社会的逐渐解体。阻止社会的解体，推动社会的进步是我们大家的事，不是某一特权阶层的事。”魏特林向往未来人类的个人自由和社会和谐，试图草拟出未来社会的图景，构建人类精神进步的种种社会组织。全书共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社会病态的产生”，揭示了不和谐社会的种种病态及其产生原因。首先，他回顾了人类社会的童年，认为那是一个充满人类欲望和能力之间和谐感的时代，随后，财富的观念启动了人们奋发和创造的热情，同时也拉开了人间武力纷争的序幕。同一社会里的人群状况差异在呈现，并一度出现天堂与地狱一般天悬地裂、完全不可调和的局面他。痛快淋漓地撕裂了病态社会的虚假面纱，把上面的摆设的真面目一个个指给人们看。他轻蔑地称军事制度为“一架有生命而无意志的机器”，惊讶地发现奢侈品店的店员与奢侈品一样神气，他对世俗里高贵的物件如祖国、宗教、爵位、职衔等等都大不敬，本事同一社会下的人群，各种有形和无形的界碑把人们间隔得如同不属于同一物种下的生物，个人的尊严、群体的尊严没有得到普遍的维护，公平和正义无从伸张，整体的维系岌岌可危。本书的第二部分是“一个社会的理想”。他将社会制度的要素分解为“欲望”和“能力”，并把“欲望”划分为“获得的欲望”、“享受的欲望”和“知识的欲望”，认定“知识的欲望是领导其他欲望的欲望“，详细界定了管理、科学乃至选举的具体规则，认为：“从全体人的欲望和能力的自由与和谐中，产生出一切的好东西，反之，由于为了若干少数人的利益而压抑和克制这种欲望和能力，则产生出一切的坏东西。”他强调需要这样的管理：“按着自然的规律来领导各个个人的能力和欲望，并且给这种交换以一种对于全体的福利与和谐来说必要的自然的趋向”，“那些由于他们的特性而适宜做管理的人员的个人，绝不容许因此而比其他人享有丝毫更优越的地位，他和其他一切人完全一样，有同一的使用他的能力的义务”，他崇尚由最高的知识者居于社会管理的最高层，组成“三人团”，下辖“技工团”。他宣称：“幸福在于满足，而满足在于自由。但是满足而没有共享，对于某些人部分地来说也许可以，但是对全体的人来说是不可想象的事。”他追求自由与和谐的社会，他鲜明地认识到：“在一个秩序良好的社会里只有一个规律是永久不变的，那就是进步的规律，它是社会的自然法则。”他向往“全体人的欲望和能力的自由与和谐”，他大吼：“任何人不容许比政府更穷”。他认真设计着组织智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机构，认为“妇女在选择对于一切人所必须的劳动时，比男人有优先权”。威廉•魏特林构想的和谐自由的社会里，“没有穷人，没有犯罪，没有主人，没有游手好闲的人，没有浪费的人，没有擅权仗势的人，没有进步的限制”，“首先必须保证的是每个人的生存和福利不受别人的侵犯”，在社会的大合唱里不容一丝破坏性的杂音。为着他那个理想社会的到来，他还设计了详细的“过渡时期”及“过渡时期的准备”。

今日笔者在重温魏特林的大著，深深感动的是，他在一百多年前已经从个人自由和社会整体的和谐思索着人类社会的未来，其强大的精神动力和宏阔的世界关怀，影响所及，至今余音绕缭。当年大著乍一问世，马克思便热情地称其为：“史无前例光辉灿烂的处女作”。

和谐是今日社会现实的追求

和谐社会，一旦由党和政府提出，并且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和谐社会的发展规划相继制定，关于和谐社会的话题和论述更是遍布各种媒体，说明和谐社会是人心所向、众望所归，党和政府制定和谐社会的发展规划是大快人心，为经济建设、改革开放的顺利发展和不断进步指明了鲜明的方向和奋斗目标，并且可说是确立了判断其成功与否的标准。

从个人角度，笔者深深认识到个人与社会的和谐需要进一步地营造。当个人的财富和幸福感已经极大地丰富，而社会的财富和普遍的幸福感极其地微弱，这时财富和幸福感丰富的个人环境和生态都只能越来越不良，局面堪忧；当社会尤其是政府的财富在急剧地增长，内外的局面在渐入佳境时，而一批批个人的财富在相对地稀减、幸福感在荒芜，个人的焦灼感在集聚成群体的焦灼感、社会的不安感，这时面对一幢幢崭新的宏大建筑和一串串刷新记录的数字之余，总有凄楚郁闷的景象扑入眼帘。在社会民众普遍贫穷时期，社会要红红一遍、要绿绿一堆，个人与社会的疏离感和撕裂感并不明显，当社会进入高速发展时期，一团和气的外在面貌不见了，群体、阶层的阶梯距离乃至山头落差在突显出来，个人与社会、个人与国家的关系与定位，给人们以重新认识的机会。这需要我们跳出原来的认识模式、理论境界，从更为长远、更为全面的角度展开研究与运作，千万不能象毕达哥拉斯学派那样，为了一己已有理论的所谓圆满性，用暴力试图扼杀真理与真理的发现者，错过了理论更新与深化的历史机遇。

只要在中国大地上行走，只要在城乡间穿行，就会发现城乡的陌生化。当幸喜都市的繁华之余，我们坐车几十分钟、距离几十公里，一付迥异的景象呈现眼前，农村的生产、生活、文化落后，卫生环境的不如人意，让人很不是滋味。用外国友人的话说：“中国的城市象欧洲，中国的农村象非洲”。仅仅相距几十公里的城乡竟然陌生得如同两个大洲，贫富、发达落后疏离得如同两大洲。如此陌生化与疏离感的城乡，威逼着人们逃离村庄。也有学者称我们中国是“一个国家，三个世界”，地区间相差距离过大。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乡镇化”策略，新乡镇政府机构的建设占用农用土地、耕地过多，小镇小城的规模效应有限，事实证明弊端过多、难以推行下去，城市与农村的关系又一次突现在人们眼前，需要人们用全新的目光去审视与定夺。将来。“社会主义新农村”策略顺利推进，农村新建基础设施在所难免，此时，实行异于城中的政策，即若村民有出资投入，积极性和责任心必将都会提高，这固然对政府资金投放压力有缓解，更增添村民们对家园的良好预期，城里的纯财政面子工程或许不易出现。另外，按照一般关于现代化、工业化与城市化的理论，政府的任务就是想尽千方百计让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农村人口不虞其少、但忧其多。而今日政府“社会主义新农村”策略的提出，对一直住在农村的人口是一种安抚与鼓励，并且从中央政府到各级地方政府开始动用和扩大财政专款，补贴农民的科技兴农投资，想尽办法增加农民的实际收入，这样，当农民的实际收入已经稳定增长时，他们再迁往城市打工的代价与即经济学上所称的“沉淀成本”必定增加，他们在城市打工的要价比以往必定增加，在原来雇工价格下的工厂劳工荒必将出现，雇工工厂的生产成本、产品出厂价乃至产品出口价，都一无例外地立竿见影地增加，而作为一种趋势，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的速度与规模必将放慢，某些理论所规划的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三化”的图景或会呈显得慢些，城乡的经济差异、社会心态区别乃至整体面貌异同，或许有所化解。

我们喜欢宣称我们国家是“文明古国”、“礼仪之邦”，可近年来我们“先富起来”的人们，一批批一群群出国观光，举止投足，都显于外国人的眼皮底下，部分国人的不雅行为，竟然使得需要政府出文来教国人出国如何安卧起坐，謦欬晤谈，而我们政府机关的墙上则经常有类似“请讲谢谢、对不起”的条幅说明，公共汽车上关于向有需要者让座的文字与广播，更是应接不暇，媒体上一时还有是否该让座的讨论。我们国家，文明典籍尚在，雄辩地证明文明古国、礼仪之邦的曾经辉煌，但那主要是在静静的故纸堆里，在我们九百六十万公里的国土地面上，鲜活地昭示着古国五千年文明的物件并不太多，我们日常生活中用“文明礼貌”这样的词语和做派来诠释着“文明”。笔者此处想提出探讨的是“文明古国”去我们已远，“礼仪之邦”也与我们隔着青山几重，今日社会继承和发扬着的“礼仪”与“文明”并不太多，今日民众自信心和民族自豪感的确立和增强，主要不能赖于过往几千年的辉煌，祖上阔不能等于子孙阔，今日之自信与自豪主要来源于今日的表现与奋发，我们学习“古国文明”、“邦交礼仪”，仅是在重温历史，丝毫不能证明我们如何温文尔雅、文明盖世，学习之余，欣欣然似乎也不能太旧，否则历史与现实的落差太大，古今的剥离，令人目眩，难于接受。关键的是今日我们如何自处。如果有邻国长期发扬我们故国的传统习俗，贯彻于他们国家人们今天的日常生活之中，还拿去向联合国申请“文化遗产保护”，其实我们不必太过诧异和惊慌。古人本有语“礼失求诸野”，有学者勉强从传播学的角度解释是由于乡野的信息传播途径太长、信息量太少的缘故，现在则是另有其由了。

今天，我们党和政府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新的历史时期，提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主题和理论，既是对以往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经验与问题的总结，更是对我国未来发展的把握和描绘，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一脉相承，并在新时期得到了丰富和发展，具有长期的指导意义和重要作用。英、法等资本主义国家在十九世纪后期社会经济快速发展、国家财富急剧增加，但经济结构转型造成的失业人口大量出现，各种社会问题层出不穷，政府主动地干预经济与企业，稳定民生，经过几乎半个世纪的探索，确定了“资本主义福利社会”的运作模式，社会较为平稳地发展，得到世人的肯定。今日我国正处于经济快速发展、社会问题纷繁出现的工业化中期，我国国内GDP已经突破人均1000美元，进入利益分化乃至利益冲突的社会转型期，需要相适的新理论去把握，需要更高的智慧进行统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时代命题的提出和推动，我们有理由对民生的保障、社会的协同、人们身心协调、环境与人的和美，会有更高的认识、更殷切的期望。从和谐的美学本义到和谐的社会认识看，和谐并不强调利益的整齐划一，而是在承认社会利益分化、地区利益差别的基础上，全社会从共同体的角度谋求和平的低成本的、充满生机与张力的空间。“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不但是本届政府的使命，更是我们的执政党和政府的举世瞩目的意义深远的长期使命。可喜的是，“和谐”“和谐社会”作为词语，淡于意识形态、政治意味，而人文尤其美学味浓郁，民间解释“和谐”为：“和”有“禾”入“口”，是人人有饭吃，民生和社会保障牢靠，“谐”有“言”从“皆”，是人人都有话讲，民主和言论自由畅行，人际间讲求“和为贵”“和而不同”，可见，“和谐”“和谐社会”易为民众接受，其实际含义、深刻意义和崭新境界更为民众向往，对民众的鼓动和召唤作用巨大而持久。

注：

（1）张祖贵著，《数学与人类文化发展》，广东教育出版社，一九九五年五月第一版，第二十九页。

（2）阿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第一卷，第一章，转引自[德]黑格尔著，贺麟、王太庆译《哲学史讲演录》商务印书馆出版，一九五九年九月第一版，第一卷，第二百一十八页。

（3）林夏水著，《数学的对象与性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一九九四年三月第一版，第五章“数学与哲学”第二百零九页。

（4）周耒祥著，《论美是和谐》，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八四年四月第一版

（5）、（6）﹝德﹞黑格尔著，朱光潜译，《美学》商务印书馆一九七九年一月第二版，第一卷

（7）本文引用《和谐与自由的保证》，系商务印书馆一九六一年版，以下不提。

麦方，大学教师，在政府部门和企业多有兼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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