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记者，挺好的！

“哪怕明天会死，今天我也想活”

方圆首席记者|刘亚

因为工作性质原因，我的采访对象大多是刑事案件当事人，特别是被害人和家属，这决定了采访过程不会愉快轻松。有时候和媒体同行开玩笑，说“你们是诗与远方，我们是尸与检方”。

如何面对这些伤痕累累的人？除了对话，有时候是安慰、陪伴，更多时候是小心翼翼，真正能敞开心扉畅聊生死的采访对象少之又少。

今年，我采访了交通肇事案中的被害人陈杏莲，她遭遇车祸后得不到赔偿，是当地检察院通过民事支持起诉帮她维权，并发放了司法救助金。采访过程中，陈杏莲全程带笑，即使哭，也是泪中有笑的。谁也想不到，陈杏莲还是一位渐冻症患者，且病情已进入晚期。用她自己的话说就是“很可能哪个深夜，一口气喘不上来，就悄无声息地走了”。

采访是在隆冬2月的江西修水，即使穿得很厚，我也感觉“冻手冻脚”，而陈杏莲是真的被“冻”住了，但她直面生死，不避讳过往和未来，她的坦然鼓励了我。我在采访中陆续问到“你怕死吗”“如果医生说你活不过明天，你会怎么办”，陈杏莲流着泪告诉我：“想活，哪怕明天会死，今天我也想活。”

检察官和社会各界给予的帮助让坚韧勇敢的陈杏莲很感恩：“我已在等待死亡，但他们却比死神先到。”当她说出这句话时，在场的人无不泪目。

很难想象，过得如此艰难的人，居然还开办了爱心工作室，号召大家把闲置衣服和物品捐赠给有需要的人。后来采访视频发出后，有人问我：“陈杏莲真的是渐冻症患者吗，怎么看不出来？”我很难过，其实她的情况真的不太好，但那又如何，所谓“向死而生”，莫过于此。

我时常追问自己：你会成为怎样的记者？

我想，我读过的书，走过的路，采访过的人，经历过的事，都会成为答案的一部分。

2024年2月5日，《方圆》记者（右一）跟随全国人大代表、江西省德安县鑫城纺织公司细纱挡车工熊晓梅（左三），江西省修水县检察院检察官走访陈杏莲（左一）。（图片来源：受访者提供）

骑坏了十多辆摩托车的“治沙愚公”

方圆摄影记者|张哲

今年7月，我跟随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旗检察院检察官，前往距离额济纳旗230公里外的东风镇古日乃嘎查，走访“治沙愚公”——图布巴图。

一路上壁，广袤无垠的戈壁与蓝天相互交织，远处不时有狂风裹挟着沙石形成龙卷风。初见图布巴图时，老人身着一件褪色的蓝色中山装，黑色的布裤，脚穿一双被沙粒磨得要破的布鞋。

“古日乃”在蒙语中是“水草之地”的意思。老人回忆，小时候家附近有一处湖泊，湖中生长着两米多高的芦苇，蒙古包“埋在”芦苇丛中，从远处根本看不到。早晨起来，看到哪个地方在冒烟，就说明那个地方有人家正在烧奶茶。后来，这些植物都因为荒漠化消失了。

图布巴图老人50多岁退休时，想奋斗10年种梭梭，改造一万亩荒漠，但真实干起来却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这不容易的事老人坚持了20多年，摩托车都骑坏了十多辆。

我们跟随老人走进荒漠，拍摄了老人从灌水，骑摩托车进沙漠，给梭梭浇水的全过程。空闲时，我问图布巴图老人计划什么时候“退休”。老人说：“我今年70多了，鸟要飞的话，咋也有个叫声留下，这些树就是我的全部。啥时候干不动了，就停了。”

梭梭树的种子被认为是世界上寿命最短的种子，因为它的生命只能维持短短几小时。然而，一旦梭梭种子落地并接触到水分，便能在一个小时内迅速生根发芽，展现出了极为顽强的生命力。

在图布巴图老人身上，我同样看到了那份坚毅与顽强。

图布巴图与妻子陶生查在无垠的荒漠里种植了两棵胡杨，一高一矮，并肩而立，图布巴图给它们取名为“夫妻树”。（摄影：张哲）

采访结束时，百岁老兵突然对我行了个军礼

方圆记者|陈星岚

作为一名记者，需要时常怀着热忱的心活跃在一线进行观察、记录和报道。每当看到热点新闻，我会快速捕获热点，争取第一时间奔赴现场，而到达现场后，我又会让自己“慢下来”，细致地观察和记录，不放过任何细节。今年的一次采访，让我对“现场感”有了更深的认识。

9月，我前往湖南省桑植县山区做一期关于红色资源检察保护的深度报道，为了全面了解当地的红色文化，我来到大山深处的桑植县洪家关光荣院采访一名百岁抗战老兵。汽车在陡峭的山路上行驶很久后才到达目的地，当我踏进院内，这名百岁老兵已经穿戴整齐等候多时。

采访中，他向我讲述了自己十几岁参加了抗日战争的经历，抗战胜利后又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提到那段峥嵘岁月，这名百岁老兵语气里充满着保家卫国的自豪。

在采访结束我即将离开的时候，这名老兵突然抬手冲我敬了个军礼。他说，这次讲述，让他回想起了曾经那段难忘的时光，也想起了曾经一起并肩作战的战友。而我，是这段历史的记录者，他要对我表达敬意。

那一刻，我为自己是一名记者而自豪。

和《方圆》记者谈及过往岁月，百岁老兵眼中熠熠生辉。（摄影：湖南省桑植县检察院朱彦）

写完报道，我想“祝福她那未受祝福的人生”

方圆记者|涂思敏

我现在还清晰地记得自己那一刻的犹豫。

采访完一个遭遇14年家暴、独自带着一个患抑郁症的女儿和一个患自闭症的儿子艰难生活的单身母亲苏拂晓（化名）的故事后，浙江省安吉县检察院检察官李慧问我：这篇报道，能给她们带来什么实际的帮助呢？

是的，我犹豫了。

随着采访经历的增多，我渐渐看惯了那些悲惨的故事和痛苦的人生，甚至有时候会怀疑自己是否进入了某种“情感麻痹”和“共情疲劳”的状态里。作为记者，新闻伦理告诉我，应该与采访对象的人生保持一定的距离，不要过多地介入她们的生活，更不要给予她们看不见的希望。

所以在一开始的采访中，我一直怀抱着克制的“旁观者”态度，尽量不去牵动苏拂晓的情绪，或给她做出任何承诺。可听着她被家暴的故事，看着她为了自己孩子的复学问题一遍遍地给校长发短信，还有她的儿子苏雨亮（化名）天真地问我“姐姐，我们能不能做一辈子的朋友”时，我动摇了。

我陪着苏雨亮做数学题、去河边捉鱼，和苏拂晓围着村子散步，彻夜长谈……采访结束的时候，苏拂晓坚持陪我走过村子里那条长长的乡路，一直到大道的路口。

我现在仍记得苏拂晓收留的那条小黄狗以及她告诉我“从不后悔生下两个孩子”时的语气。在人生痛苦之际，仍对小动物有一颗悲悯之心，这样正直而善良的人，值得拥有“最好的祝福”。

而我写下她的故事，也是想“祝福她那未受祝福的人生”。

苏雨亮在家门前玩耍。（摄影：涂思敏）

她希望检察院的车能停到她家门口

方圆记者|方菲

今年9月，我到陕西省洛川县采访一起司法救助案。

2023年临近春节，一场交通事故造成洛川县四名成年男性死亡。一夜之间，四个幸福家庭遭遇生离死别，妻子失去了丈夫，孩子失去了父亲，老人白发人送黑发人，且肇事者无钱可赔。

汽车行驶在乡间的土路上，我和当地检察院的同志老远就看到司法救助对象侯春花（化名）站在自家大门口前等着我们——她几乎一步都没有迎我们。

我后来才意识到，侯春花是希望检察院的车能稳稳地停到她家门口的，好让乡亲们看到，“我虽没了丈夫，也是有人给我们孤儿寡母撑腰的”。

侯春花家的院子空荡荡的，菜园里种着稀稀拉拉的蔬菜。事故已经过去快两年了，侯春花皱巴巴的脸和始终抬不起的眼皮告诉我，这两年她过的很不容易。事故发生后，检察院联动有关部门，对四个受害家庭开展了联合司法救助，帮助他们申请司法救助金、安排就业、疏导心理……

两年时间过去，伤痛依然在，但活着的人只能咬着牙往前走：“我的娃还没结婚，你们帮了我们，我得感恩，我要坚强，把日子过好。”

侯春花说一口地道的陕西土话，很多我都听不懂，只能在她情绪失控时握紧她的手，拢拢她的肩膀。相对侯春花的不幸遭遇，检察机关的司法救助和我的采访报道，或许并不能给她的人生带去实质性的改变，她的人生终究要靠她自己。但人活在世，他人的些微支持就如暗夜里的微光，或可用来取暖，或可用来照亮。

都是好的。

侯春花在家门口等候《方圆》记者一行。（摄影：方菲）

遭受家暴的小妹妹想和我分享半碗汤粉

方圆记者|黄莎

在今年的采访中，我接触过很多类型的选题，采访了很多人，但让我印象最深的是半碗汤粉，它来自一个目睹家暴、也遭受家暴的小妹妹。

今年3月份，我到广东河源采访一位身陷家暴漩涡的当事人林莉娟（化名）。在我采访的那几天，林莉娟正带着二女儿小欣（化名）一起参加她和丈夫的离婚案二审。庭审结束后，对父亲极其恐惧的小欣躲在了我和她妈妈的身后，我们很快打到车离开法院，并接着预约了一辆顺风车前往广州。在广州，林莉娟打算给心理受到创伤的小欣治病。

乘坐顺风车前，我们仨在她们临时居住的一个小旅馆前台吃汤粉。车到了，但小欣的碗里汤粉还剩一半。那时候，林莉娟迟迟没有拿到孩子抚养费，经济状况捉襟见肘，这半碗汤粉被她用塑料袋扎紧了，跟着我们一起晃荡到了广州。

历经艰辛，废尽口舌，林莉娟终于在城中村里找到了便宜的落脚点，我们也打算在那里完成最后的补充采访。

没想到，在和林莉娟聊了一会儿后，小欣突然趴在一旁的桌子上哭了起来。林莉娟说，孩子可能是因为一直在搬家，觉得有点难过。

那时我也不知道该如何安慰小欣，只能拍拍她的肩。林莉娟也有些无措，她向来为自己无法给孩子提供更稳定的生活而感到愧疚。或许是想起来孩子午饭没吃多少，林莉娟提起来那碗粉。小欣也因此抬了头，带着哭腔说，“妈妈，我能拌着辣椒一起吃吗？”

得到肯定的答案，小欣又很自然地转向了我，把汤粉端着问我说：“姐姐，你饿不饿？”

那一瞬间，我内心有很多想法。小欣把我当作可以共享一碗汤粉的“好朋友”，这无疑让我感到欣喜。但我与她才相识几天，她已经对我如此亲近，会向我展示她的画作，分享一些小故事，这又让我觉得很苦涩——小欣因为心理创伤休学了，她本可以有更多的同龄好友。

和小欣的相处，也让我感受到了做“反家暴”选题的意义。如果家暴受害者能在第一次求助时就得到有效救济，阻断暴力循环，那“小欣们”一定可以生活得更加幸福、阳光。

小欣想和《方圆》记者分享半碗汤粉。（摄影：黄莎）

3岁的她，已习惯在脏乱中酣眠

方圆记者|语斯雯頔

打开房门，一股刺鼻的味道扑面袭来。窗户就这么敞开着，没有供暖的房间直接被灌进了冷风。棕红色的小方桌被抵在客厅的一角，上面摆着还盛着剩菜汤的盘子和碗。盘底渍着霉黑，长出了一层绒毛。地上到处都是随意乱丢的衣服、裤子、床单、包装纸袋。夏天用的风扇还杵在墙角，对着床。3岁的小花（化名）正在床上酣睡，身上搭了一条薄被……

在我采访的一起撤销监护权的案件中，涉案的5个孩子就长期生活在如此脏乱差的环境中。孩子们的父母都是吸毒人员，母亲还参与了贩毒。所以，孩子们从小就被父母“丢弃”在那个房间中自生自灭。

我被这样的画面深深触动。难以想象，如果这样无人照料的情况持续下去，孩子们将会面临什么样的结局。同时，这也让我更加痛恨那些随意对待生命的人。特别是那些生下孩子，却完全不履行父母职责的人。

这次采访过后，我很长一段时间都陷于低落情绪中，心痛5个孩子的悲惨遭遇，不敢相信有如此不负责任的父母……好在，在检察机关的帮助下，5个孩子最终都得到了救护和妥善安置。现在，小花和哥哥、姐姐一起在福利院生活。

在检察机关的回访中，我看到了坐在福利院跷跷板上玩耍的小花，脸上有着属于她这个年龄的天真笑容——那一刻，我折服于生命的强韧和自愈力。

2024年6月7日，办案检察官李莉去儿童福利院看望小花和她的哥哥姐姐们。（图片来源：受访者供图）

“恶毒女二”想要很多爱自己的人

方圆记者|苏晨

2024年6月，为采写《法治赋能微短剧》封面报道，我前往浙江横店，走访了多个微短剧拍摄片场。在那里，我遇到了经常在微短剧里出演“恶毒女二”的小涵。

小涵是科班出身，在拍摄微短剧前，她已经在影视行业干了六七年。一路走来，小涵并不幸运，“在北京拍了几部网剧，但是一部戏都没有播出”。随着话题的深入，小涵对我敞开了心扉：“为了维持生计，我送过快递，当过服务员，也在片场做过替身。”有一次，她外出上个厕所的功夫，就被剧组“扔”在了荒郊野岭，“目送着剧组的大巴越开越远”——他们的光鲜，我们都看得见；他们吃过的苦，我们却想象不到。

在横店“漂”了一年多后，小涵终于在今年年初获得了饰演一部微短剧女二号的机会，并接连出演了几部作品，事业才有所起色。小涵说，她常常幻想，有一天能收获许许多多爱自己的人。而我也始终记得，她讲这句话时，眼中流动的光辉与期待。

在横店，像小涵这样“漂”着的演员有千千万。对他们来说，不怕辛苦，不怕“拿命拍戏”，就怕“无戏可拍”。“做这行，一定要真的热爱，不然很难坚持。”小涵如是说道。

只有真的热爱，才能不畏任何艰难。这对身为记者的我们来说，何尝不是一样呢？

初夏时节，4个微短剧剧组同时在横店举行开机仪式。（摄影：苏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