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斌||从奥姆斯特德案看美国早期宪制的运行

进入19世纪后,奥姆斯特德再次遭遇诉讼失败,挡在他面前的拦路石依然是不服从联邦法院判决的宾夕法尼亚州。1809年最高法院继续支持奥姆斯特德,这让此案进入新的阶段,一场更大规模的冲突即将到来。

就在《弗吉尼亚与肯塔基决议案》发布时,奥姆斯特德结束了海上生涯,以海员身份退役。他一直强调自己和伙伴们俘获了“活跃”号,随后全身心地投入了寻求“正义”的艰难旅程中。但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可以说,奥姆斯特德是在从事一项极具挑战性的事业,因为联邦政府很难强迫各州服从。1803年,奥姆斯特德不畏艰难险阻,在联邦地区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执行1778年大陆会议上诉法院的判决,强制宾夕法尼亚州前司库里滕豪斯的继承者偿还他应得的赏金。联邦法官理查德·彼得斯审理了此案。他认为联邦地区法院有权审理公海上涉及俘获敌船的案件,并支持奥姆斯特德的诉讼请求,下令里滕豪斯的女儿伊丽莎白·萨金特和艾斯特·沃特斯向奥姆斯特德支付其应得的钱款。彼得斯法官毫不怀疑原告诉讼请求的“法理依据和正当性”。

奥姆斯特德案从此开始变得更加波诡云谲。里滕豪斯的两个女儿拒绝服从联邦地区法院的判决。1803年4月,在彼得斯法官公布判决后不久,宾夕法尼亚州议会立刻制定新的法律,阐明该州的立场。州议会首先回顾了奥姆斯特德案的整个过程,随后强调1778年和1792年宾夕法尼亚州法院已经作出判决,大陆会议上诉法院不能重新审查当初宾夕法尼亚州海事法院陪审团认定的案件事实。在宾夕法尼亚州议会看来,里滕豪斯是宾夕法尼亚州的前司库,代表宾夕法尼亚州,因此他不是以个人的身份被起诉。起诉里滕豪斯,相当于起诉宾夕法尼亚州。州议会指出,第11条宪法修正案已经剥夺了联邦法院在一州公民起诉另一州等案件上的司法管辖权。随后,宾夕法尼亚州议会仿照1798年弗吉尼亚和肯塔基两州的先例,宣称宾夕法尼亚州议会是该州“权利和利益的保护者”,有必要采取措施抵抗侵犯宾夕法尼亚州权益的行为;同时认为,大陆会议上诉法院推翻宾夕法尼亚州海事法院的判决,是在“非法行使篡夺而来的权威”,缺少法律效力。联邦地区法院法官理查德·彼得斯忽视宾夕法尼亚州作为案件一方,其判决明显违背了第11条宪法修正案,因此“不应该得到支持和遵守”。在谴责联邦法院的判决之后,宾夕法尼亚州议会要求州长采取行动,直接忽视联邦地区法院的判决,命令里滕豪斯的女继承人将她们保管的宾夕法尼亚州财产交还给州司库。州议会同时授权州长采取任何他认为必要的措施,“保护本州的正当权利”,同时保护伊丽莎白·萨金特、艾斯特·沃特斯的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

宾夕法尼亚州议会坚持该州是案件的相关方,联邦地区法院的判决不公正地侵犯了宾夕法尼亚州的利益。州议会特意制定新的法律,试图威胁彼得斯法官,警告他不得采取行动执行自己的判决,否则会面临宾夕法尼亚州更强烈的回应。费城《欧若拉报》同样批评联邦法院的判决,警告“司法机构一开始的侵犯”。《欧若拉报》认为联邦法院正在为各州立法,“把州法弃之一边”,“联盟的精神会被摧毁,人民的自由则被置于贵族统治之下”。

此时奥姆斯特德案还有另外一层历史背景。1800年杰斐逊当选总统后,共和党人开始整顿联邦司法机构,积极弹劾他们认为不称职的联邦法官,宾夕法尼亚州议会也在寻求限制法院的权力。1803年和1804年,共和党人曾经考虑弹劾彼得斯法官,最终没有采取措施。彼得斯法官知道自己面临被弹劾的危险,不愿意在宾夕法尼亚州激烈反对的情况下制造争端,认为必须谨慎对待州与联邦的冲突,“最好避免在一个问题上因为我的单独意见,将合众国政府和宾夕法尼亚政府牵涉其中”。他相信应该由最高法院对此案作出判决。在这一次宾夕法尼亚州与联邦政府的较量中,宾夕法尼亚州继续占据上风。

和此前二十余年的遭遇一样,奥姆斯特德又一次失败了。但是,他依旧没有放弃,于1808年直接向最高法院发起诉讼,当时的联邦总检察长凯撒·鲁德尼是奥姆斯特德的代表律师。奥姆斯特德请求最高法院向彼得斯法官下发执行令状,命令后者对伊丽莎白·萨金特和艾斯特·沃特斯采取法律行动。在之前联邦法院与宾夕法尼亚州的博弈中,奥姆斯特德只能寄希望于宾夕法尼亚州自愿服从联邦法院的判决。但当时联邦法院不能单独决定宪法问题,州在涉及州与联邦之间关系的宪法争议中拥有举足轻重的话语权,联邦政府又不愿意轻易采取强制手段,联邦法院经常被迫作出让步。这一次诉讼,奥姆斯特德最终获得他想要的结果。一个相当重要的原因是,当时美国和英国出现了外交争端,新英格兰地区公开挑战联邦政府的权威,国内国际局势的变化暂时改变了各方对州与联邦之间关系的认识。在外交与内政的危机面前,维护中央国家的至上权威成为一种必要。

19世纪初期,美国和英国发生外交冲突,国会于1807年11月颁布《禁运法案》,对英国实施贸易制裁。禁运令的合宪性从一开始就遭到诸多质疑。继1803年宾夕法尼亚州之后,新英格兰地区运用1798年弗吉尼亚和肯塔基两州提出的宪法理念,公开抵制联邦禁运令。联邦党人蒂莫西·皮克林强调各州需要捍卫“宪法保留给各州或其人民的权力”,自行判断当前局势,“对共同政府的篡权行使否决权”。联邦党人坚信,禁运令是违宪的,侵犯了州的自治管理权。1809年2月,马萨诸塞州参众两院联合指责联邦政府的越权行为,强调禁运令“在很多方面是不公正的,压迫人民,违反宪法”。州政府能够“通过和平和合法的补救措施来保护公民,反对联邦对其权利的侵犯”,因为马萨诸塞州“拥有主权和保持独立”,人民可以“在州政府治下寻求保护”。

迫于新英格兰地区持续反抗带来的压力,国会很快正式撤销禁运令。相比于1798年弗吉尼亚与肯塔基两州,新英格兰各州参与处理宪制争议,抵抗联邦权威,取得了堪称完全的胜利。此时最高法院正在审理奥姆斯特德案,首席大法官约翰·马歇尔已经在马布里诉麦迪逊案中宣称解释宪法是最高法院的职责,现在他将应对更强大的挑战。1798年,马歇尔虽然是弗吉尼亚州议会少数派的领袖,但无力阻止州议会通过《弗吉尼亚决议案》。于是,他撰写了州议会少数派报告,强调弗吉尼亚州不能草率地宣布联邦法令违宪,这将会“削弱我们联盟的基础”。从美国早期宪制发展的视角来看,奥姆斯特德案为马歇尔提供了一个机会。他将正式回应州有权宣布联邦法令违宪这一宪法理念,通过司法判决打压各州不断抵制联邦法令的执行,巩固中央国家的地位。奥姆斯特德案已经不只是奥姆斯特德的个人诉求是否得到满足,而是涉及美国早期联邦制国家中宪法最高解释权归属等重大问题。

马歇尔宣读了法庭的一致意见,首先声明此案的焦点是如何评价1803年宾夕法尼亚州制定法律阻止执行联邦地区法院的判决。他没有直接强调最高法院拥有解释宪法的最高权威,而是论述州议会随意否决合众国法院判决将造成可怕的后果,“宪法本身看似庄重,实则是个笑柄”。全国性法院的判决得不到尊重,会导致“这个国家被剥夺了执行自身法律的工具”。这样的结果是“致命的”,所有人都需要谴责。因此,马歇尔请求宾夕法尼亚人和其他州的公民采取行动,积极抵制不利于联盟的宪法原则,“避免产生对他们来说致命的后果”。

接下来,马歇尔退后一步,也是旨在安抚宾夕法尼亚州。他指出,1803年宾夕法尼亚州的法令并没有宣称州在所有案例中都拥有干预联邦法院判决的普遍权利,这一法令只是在奥姆斯特德案等个别案件中否认联邦法院拥有司法管辖权。随后的法庭意见有助于理解这一时期的宪制。马歇尔提出了假设性的问题:“如果宪法授予了各州议会最终决定联盟法院司法管辖权的权利,宾夕法尼亚州的立法可以结束此案;但是,如果这个国家的最高司法机构掌握决定联盟法院司法管辖权的权力,宾夕法尼亚联邦地区法院在这一案子上是否拥有司法管辖权,就需要最大程度上的审慎考虑。”

马歇尔清楚,在宪制实践中,各州经常无视联邦法院的判决,自行处理宪法争议,因此他试探性地否定各州议会有权判断联邦法院司法管辖权的范围。他使用“如果”这一表述,宣称应该由最高法院来决定联邦法院在奥姆斯特德案中是否拥有司法管辖权。针对宾夕法尼亚州援引第11条宪法修正案拒绝承认联邦法院有权审理奥姆斯特德案,马歇尔回顾了案件的整个过程,强调第11条宪法修正案只是禁止一州公民在联邦法院起诉另一州,没有禁止联邦法院审理不同州公民之间的案件。马歇尔认为,当初“活跃”号拍卖所得并没有真正成为宾夕法尼亚州的财产,而是一直由里滕豪斯私人保管和处置。里滕豪斯死后,他的两个女儿继承了这笔财产。里滕豪斯的继承人才是此案的真正被告,而非宾夕法尼亚州。因此第11条宪法修正案不适用于此案,宾夕法尼亚州“没有宪法上的权利抵制此案法律程序的执行”。最后,马歇尔宣布向联邦地区法院下达执行令状,要求执行1803年彼得斯法官的判决。

在奥姆斯特德案中,最高法院采用相当审慎和克制的国家主义宪法解释。马歇尔知道最高法院本身的权威不足以让宾夕法尼亚州完全信服,没有必要激怒强大的宾夕法尼亚州,否则将是鲁莽的行为。另一方面,马歇尔希望通过此案的判决,将各州抵制联邦法院司法判决的行为定义为“非法”,从而确立最高法院解释宪法的最高权威,维护联盟的完整性。但是,出乎马歇尔的预料,最高法院的判决让宾夕法尼亚州与联邦政府差点发生正面武装冲突。

在最高法院作出判决之后,奥姆斯特德案将迎来高潮和最终结局。通过观察如何最终解决这一持续数十年的宪法争议,可以发现,最高法院之外的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了奥姆斯特德案的进展和最终结果,最高法院本身并不是美国早期宪制的决定性力量。

1809年2月27日,宾夕法尼亚州长西蒙·斯奈德收到最高法院的宪法意见。他表示,将严格执行1803年州议会制定的法令,保卫里滕豪斯继承人的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阻止联邦法院执行其判决。麦克·布莱特将军受命组织州民兵,准备抵抗最高法院的命令。此时新英格兰各州正在积极反对共和党人政府的禁运法案,宾夕法尼亚州共和党人控制了州议会,他们面临着困难的选择。从3月1日起,州议会一直在讨论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争取同时实现两个目标:一方面,维护宾夕法尼亚州的主权;另一方面,需要支持联邦政府的合法权威,不让它过分难堪。3月10日,专门处理奥姆斯特德案的委员会向州众议院提交了一份报告,阐明了宾夕法尼亚州在这一事件上的立场。这一报告最终以决议案的形式在4月3日发布。

1809年宾夕法尼亚州议会决议案首先回顾了奥姆斯特德案的详细经过,强调宾夕法尼亚州抵制联邦法院侵害自身权利,并不是因为州议会“敌视合众国法院的合法权力”,而是为了维护联邦政府最重要的特质,即“宪法保证的州政府与联邦政府之间合理的平衡”。州议会声称,宾夕法尼亚州作为联盟的一员,“非常乐意服从共同政府的权威,只要其权威是宪法所授权的”,但不会放弃“我们州的荣誉和尊严”。如果合众国法院非法行使违宪的权力,侵犯宾夕法尼亚州的权利,宾夕法尼亚州一定会采取行动。接着,州议会提出了美国联邦制国家一直没有解决的国家治理的难题。在美国这样的国家,联邦政府拥有宪法授予的权力,州政府保留宪法未授予联邦政府的权力。决议案认为,由于“语言表达的不完美性”,宪法不可能准确定义两种政府的权力范围,有时必然会发生两种权力之间的冲突。当冲突真的出现时,宪法却没有相关条款设置一个“不偏不倚的法院”裁决共同政府和州政府之间的争议。宾夕法尼亚州议会表示为这种缺失深感遗憾。

随后,决议案说出了代表们的担心。在奥姆斯特德案件中,州服从联邦法院的判决,任由联邦法院不断扩张,“州的保留权利将会依靠法院的专断权力”。如果事态这样发展下去,后果将无法想象,“宪法所保障的各州的独立将会被摧毁,人民的自由不可能在疆域辽阔的国土上长期存在”,“我们政府的联邦特性”也将会被摧毁。为了“防止州政府与共同政府之间的平衡被摧毁”,宾夕法尼亚州议会要求本州的国会参议员在国会提议制定新的宪法修正案,建立“一个决定共和政府和州政府之间争议的公正法院”。州议会同时让州长把决议案的复本传送给现任总统麦迪逊和其他州的州长,希望他们共同讨论当前的宪法难题和解决方案。

1809年宾夕法尼亚州议会决议案延续了1787—1788年反联邦主义者对联邦司法机构的批评。州议会认为,最高法院不是维护公平正义的政府机构,并且一直在推动联邦政府的集权扩张。有鉴于此,州议会强调需要建立一个公正的法院来裁决州与联邦之间的冲突,不承认最高法院在这一领域拥有最终的宪法解释权。决议案宣称,宾夕法尼亚州自己可以解释宪法,决定联邦权威的范围。从现代美国国家的视角来看,宾夕法尼亚州议会的举动可能会非常奇怪,属于非法挑战联邦权威,离经叛道。这表明早期美国是一个不同于现代美国的历史世界。从早期美国国家的角度来看,1809年宾夕法尼亚州议会发布的决议案并非不可理解,是当时宪制实践的常规内容,有宪法理论和先例作为支持。最近的例子是1798—1800年弗吉尼亚、肯塔基两州的宪制抵抗和1807—1809年新英格兰各州反对联邦禁运令。在这种历史语境下,宾夕法尼亚州议会才信心满满地要求州长联络共和国总统和其他州的州长,认为他们会支持自己的观点。

当宾夕法尼亚州议会激烈讨论如何应对最高法院的判决时,联邦地区法院法官理查德·彼得斯下令宾夕法尼亚州的联邦执法官约翰·史密斯逮捕伊丽莎白·萨金特和艾斯特·沃特斯。1809年3月25日,史密斯率领地方保安队包围两位女士的住所,要求她们交出替宾夕法尼亚州保管的1.4万美元,因为这笔钱是当年拍卖“活跃”号后宾夕法尼亚州非法所得的份额,理应归属于奥姆斯特德。迈克尔·布莱特率领的宾夕法尼亚州民兵则与联邦执法官展开对峙。紧张的敌对气氛让旁观者怀疑一场内战可能随时爆发,里滕豪斯继承人的住所在当时被称为“里滕豪斯堡垒”。这是美国历史上联邦政府与州政府第一次发生正面的武装对峙。联邦执法官史密斯强调不会立刻采取行动,留给宾夕法尼亚州议会思考的时间。

从1809年奥姆斯特德案的发展来看,宾夕法尼亚州议会对当前局势有严重误判,坚持认为自己抵抗最高法院的判决是维护州权的正当之举。然而,一些其他因素使得宾夕法尼亚的抗争不得人心,在这一次宾夕法尼亚州与最高法院的较量中,最高法院的宪法观最终占据上风。第一,宾夕法尼亚民众已经对持续三十多年的奥姆斯特德案失去了耐心,比较同情奥姆斯特德,认为他是美国革命中的战争英雄。奥姆斯特德将自己描绘成宾夕法尼亚州议会不正义行为的受害者,一直向州议会请愿,请求补偿。1807年,宾夕法尼亚州议会拨款1000美元,奖励奥姆斯特德的英雄行为。当1809年宾夕法尼亚州与联邦政府再次发生冲突时,民兵、费城普通市民、宾夕法尼亚州报纸和州长斯奈德的政敌都反对州议会对最高法院的挑衅行为。布莱特将军向州长抱怨说,执行命令的民兵不听从他的指挥,很多民兵拒绝接受征召。费城部分市民更是开始煽动对州政府行动不满的人,“在城里制造喧闹”,甚至诱导民兵不要听从州长的命令。第二,新英格兰各州抵抗联邦禁运令让联盟陷入危机之中,宾夕法尼亚州和其他州的报纸都在报道新英格兰的“反叛”。在很多人看来,宾夕法尼亚州的反抗是鲁莽之举,没有考虑联盟的整体利益。1803年还支持宾夕法尼亚州议会的费城《欧若拉报》站在了联邦政府一方,讽刺波士顿的“糊涂和愚蠢”变得流行起来。《欧若拉报》强调合众国法律是宾夕法尼亚州法律的一部分,最高法院的判决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

斯奈德州长显然没有理解当前局势对宾夕法尼亚州极为不利,信心十足地写信给麦迪逊总统,寄给总统关于奥姆斯特德案的州议会决议案和1803年州立法。斯奈德知道麦迪逊总统是《弗吉尼亚决议案》《1800年弗吉尼亚报告》的作者,恭维后者“非常熟悉联邦宪法的原则”,倾向于维护“各州的主权和独立”。斯奈德认为麦迪逊总统会区分以下两种事项:一是反对合众国的宪法和法律,二是反对法官使用宪法未授予的权力作出的判决。斯奈德强调宾夕法尼亚州反对的正是篡权的联邦法官,相信麦迪逊总统肯定会帮助宾夕法尼亚州对抗最高法院。

但是,麦迪逊总统的回复却出乎斯奈德州长所料。在1798—1800年,麦迪逊是激进的政治反对派。为了限制联邦权力的扩张,他归纳、总结了自批准宪法时期以来政治斗争的经验教训,提出作为宪法契约制定者的各州有权宣布联邦法令违宪。麦迪逊还认为,作为联邦政府分支之一的最高法院不能最终决定州与联邦之间的冲突。但在1809年,新英格兰各州的“反叛”正对联盟造成严重的伤害,麦迪逊作为国家总统,需要考虑整个国家的利益,维护中央国家的权威。因此,此时的麦迪逊无法支持宾夕法尼亚州抵抗最高法院的判决。在回信中,麦迪逊告诉斯奈德,宪法没有授权合众国行政长官阻止最高法院执行其判决。如果有人反对最高法院的判决,合众国法律还要求总统帮助执行。麦迪逊最终拒绝了斯奈德的提议,明确维护最高法院的权威。

此时,宾夕法尼亚州陷入孤立无援境地。联邦国会搁置了宾夕法尼亚州提交的决议案,没有讨论是否制定新的宪法修正案和设置新的法院以处理州与联邦之间冲突的问题。在全国范围内,没有一个州议会支持宾夕法尼亚州的提议。值得注意的是,弗吉尼亚州议会声称,最高法院能够凌驾于宾夕法尼亚州提议设置的任何一个法院之上,公正地决定州与联邦之间的冲突。1810年1月,弗吉尼亚州明确反对制定宾夕法尼亚州建议的新的宪法修正案。这一立场明显与1798—1800年弗吉尼亚州议会的宪法观相矛盾。但是,考虑到政治局势的变化,这种矛盾并不难理解。1800年后,杰斐逊、麦迪逊先后担任合众国总统,来自弗吉尼亚的共和党人控制了联邦政府。从弗吉尼亚州的视角来看,联邦政府需要联邦法院执行禁运令对抗英国,如果支持宾夕法尼亚州无视最高法院权威的行为,共和党政府将无法有效地处理外交危机,维护整个联盟的利益。

1809年3—4月,在外部形势不利的情况下,宾夕法尼亚州议会积极维护州权,多数代表坚持认为最高法院一直在篡权侵夺。但是,事态的发展却很快超出了宾夕法尼亚州议会的控制。4月7日,联邦执法官逮捕了布莱特将军和其6名下属,要求他们交保,下周面对审判。4月13日,布莱特将军告诉斯奈德州长,他担心“这一周之后,我们就不能继续守卫”。与此同时,联邦执法官征召费城市民和他一起作战,“制服反对他执行任务的武装力量”。面对可能的起诉等多种压力,布莱特将军率领的州民兵士气低落。伊丽莎白·萨金特和艾斯特·沃特斯相当于被囚禁在自己家中。4月15日,联邦执法官乔装打扮攀越墙壁,偷偷进入两位女士家中,正式逮捕伊丽莎白·萨金特。宾夕法尼亚州总检察长看到此案已成定局,极力劝说州长撤回州民兵,赔偿奥姆斯特德应得的款项,让两位女士重获自由。1809年4月16日,斯奈德州长同意这样做。历经三十多年的不懈努力,奥姆斯特德终于拿到了自己应得的款项。麦迪逊总统很快就得知此案的消息,深感欣慰,如释重负:“没有爆发武装冲突,奥姆斯特德事件结束了。”

宾夕法尼亚州议会对这样的结果并不满意。1810年1月,宾夕法尼亚州议会召开专门会议,讨论在奥姆斯特德案中宾夕法尼亚州是否有权抵制最高法院的判决。反对斯奈德州长的州众议员严厉批评州长的行为,指责他的行为无异于“带领宾夕法尼亚州退出联盟,向联盟宣战”。州长的支持者则坚持认为,联邦法院的判决明显违背宪法,州长经过州议会的合法授权才采取行动抵制最高法院的判决。1810年2月,宾夕法尼亚州议会发布了最后决议案,严词谴责最高法院的判决属于“非法、违宪的行为”,宾夕法尼亚州将以“最高涨的热情捍卫合众国宪法保障的各州主权与独立”。州议会继续要求设立一个中立的法院,处理联邦政府和州政府之间的争端。这是宾夕法尼亚州关于奥姆斯特德案的最后一份意见,延续三十多年的案件有了最终的结局。

然而,奥姆斯特德案反映出来的宪法问题却远没有结束。当自身利益受到联邦政府的威胁时,其他州同样会反对最高法院。1821年,在关于合众国银行合宪性的案例中,俄亥俄州议会明确否定最高法院可以“最终决定合众国宪法的真实含义”。在州政府与联邦政府的分权问题上,州议会同意《弗吉尼亚与肯塔基决议案》和《1800年弗吉尼亚报告》中的宪法观,并指出,在1800年总统选举和其他选举中,“多数美国人承认并接受”弗吉尼亚、肯塔基两州提出的宪法观。俄亥俄州认为,州是拥有主权的政治实体,最高法院不能最终决定州享有的权利范围。至此,俄亥俄州公开抵制最高法院的判决。19世纪20—30年代,各州与最高法院仍将为宪法的最高解释权展开激烈的争夺。

奥姆斯特德的个人命运与美国早期宪制的发展密切相关。奥姆斯特德一直希望通过全国性法院机构的判决,强制宾夕法尼亚州归还1778年他用生命赢得的奖励金。但是,在美国革命时期和联邦政府正式成立之后,中央权威长期居于弱势地位,大陆会议上诉法院和随后的联邦法院无法命令宾夕法尼亚州接受它们的判决,以满足奥姆斯特德的要求。在奥姆斯特德案中,虽然最高法院取得了与宾夕法尼亚州之间权力博弈的暂时胜利,但宾夕法尼亚州的失败有多种因素在起作用,决定宪法的问题并未成为最高法院的专属领域。州本位的宪制只是暂时受挫,仍然有相当的市场,最高法院的宪法观难以完全占据上风。无论是联邦至上的宪制,还是州本位的宪制,都同时拥有自己的支持者。

在联邦至上的宪制中,最高法院的官方意见往往被认为是宪法问题的最终定论,对官方意见的抵抗和否定则成为叛逆和非法之举。但是,本文的研究表明,联邦至上的宪制不能准确描述美国早期宪制的实际运行机制。因为,第一,最高法院的判决并不会自动地拥有最高法律效力,这种效力是以获得各州的承认为前提的。在奥姆斯特德案中,最高法院很难凭借自身的力量在冲突中占据上风,当时特殊的政治局势是最高法院最终获胜的有利条件。第二,美国早期的联邦制国家为各州保留了表达不同宪法意见的话语空间。州在当时的宪制体系中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是公民自治的主要平台。从制宪建国时期开始,州就有宪法上的理由自主参与解决宪制争议,拒绝承认最高法院能够垄断宪法的解释权。州层面的政治抗争可以视为州通过对抗性的行动与联邦展开宪制对话,表达自己对联邦宪法和州与联邦之间分权关系的不同理解。在那个年代,究竟是谁拥有最终决定州与联邦之间冲突的最高权威,是未知的、不确定的,最高法院一方的观点不能展现美国早期宪制实践的全貌。

通过本文的分析可以看出,相比于当今最高法院在法理上垄断宪法解释权,美国早期宪制呈现出一幅极为不同的面相,当时的人有很多今人可能无法理解和接受的想法和行动逻辑。美国著名历史学家伯纳德·贝林认为:“过去是一个不同的世界”,我们应该“以它真实的样子理解它。”准此以观,传统的以最高法院为中心的美国宪制史叙事就可能显得比较单一,是一种后设的、后见之明的观察。因此,我们在研究美国宪制史尤其是美国早期宪制史时,有必要关注美国宪制舞台上最高法院之外的其他角逐主体,深入考察各州与最高法院之间不断斗争、博弈的具体历史过程,细致探究某一宪制争议是如何解决的,从而描绘更加丰富多彩的历史图景,揭示美国早期宪制的复杂性和内在张力,最终实现历史认识上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