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伟民(1887—1927),广东香山人,香港海员大罢工、省港大罢工主要领导人之一,中国工人运动的先行者。作为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会的首任委员长,他为我国工会组织的建立和工人运动的深入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中国工运历史人物传略:林伟民》以翔实生动的语言介绍了林伟民在香港海员大罢工、省港大罢工和上海海员罢工等斗争中,领导广大工人与帝国主义、资本家和其他反动势力进行不屈不挠斗争的感人事迹,细腻流畅的语言令这位中国工运先行者的光辉形象跃然纸上。
压迫愈深,反抗愈烈,后果愈重。香港海员罢工斗争规模进一步扩大,香港运输工人等也加入了罢工斗争的行列,这样一来,给予港英当局和轮船资本家的打击更为沉重。香港的局势也因而更为严重了。
在各业工人加入同情罢工之前,轮船资本家还可以利用招募来的一些新工人,开走少量船只。运输工人加入罢工后,上落货物无人搬运,因此连这些少量的船只也无法开行了。据估计,到2月10日止,因罢工而停泊在香港海面的中外轮船已增至166艘,共28.5万多吨,其中以英国船只最多,共82艘,12.7万吨。加上帆船和货运船工人也一律加入罢工,香港水上交通也就完全陷于停顿。港英当局力图扭转局面,一面派出大批军警以“保护”为由,监押运输工人工作;一面又用利诱手段来引诱运输工人复工。他们张贴布告称要招募运输工人2400名,待遇优厚,每天工资1元5角,并供给午餐等。但运输工人继续和海员工友一道,紧密团结,把罢工斗争坚持下去。很多运输工人纷纷离开香港,返回广州坚持斗争。到2月15日止,返抵广州的运输工人已有6000多人。连日香港苦力工人因被强迫开工,不堪忍受,纷纷离港来省,每日皆有千数百人,故统计已有6000名左右。抵省后,各界均出任招待。
由于香港航运几乎陷于停顿状态,市内日常必需品非常匮乏,加之商人乘机哄抬物价,香港物价也就更加暴涨。运输工人参加罢工前后,各类物品一涨再涨。据当时报载:
香港苦力亦表示同情于船员,一体罢工,而香港商务遂完全停顿。其局势之严重,可于生活费骤然增高之情形见之。计米价增一倍,柴价增四倍,鱼莱果类增两倍。载贷船只本拟赴港者多不敢到港。而在小吕宋或上海卸贷。鲜贷有运港者,即设使火车可通,亦多不便。因小工均拒绝运贷也。
报纸又说:
自苦力罢工后,港中物价较前尤为飞涨。昨1日之柴价与前日之柴价大相悬别。前日每元可得60斤,昨1日早忽起价只得35斤,正午起至20斤,每元只得细把者3把而已。至于米则外洋虽无运来,而港又无出口,尚不至大起价。然前数日每元可买18斤,昨日只得12斤,已减少6斤。南北行已于1日起停止起货出货。
由于粮食来源中断,存粮日短,大宗粮食交易停止,米店只做零星生意。许多商店因无货供应,只好关门。香港不少居民担心长此下去,食品供应有断绝之虞,因而大量抢购饼干、罐头、腊味等各种食品。全港人心惶惶,市面一片紧张,居民怨声载道。港英当局惊呼:香港海员罢工是陷本殖民地生命于危险之境。
香港海员和各业工人坚持罢工,使轮船资本家在经济上日益受到巨大损失。如中国邮船公司下属之“中国”号轮船,因罢工滞留一个月,“据云每日至少须损失3000元,即此一轮已蒙9万金之损失”。“南阳班、沪港班等停留港埠之船达百余号,统计损失当在百万元以上”。至于间接的经济损失,更无法统计。不少从欧洲、烟台、天津等地运货去香港的船只,途经上海时听到罢工消息后,都不敢继续前往,而将货物存于上海。上海码头、货仓一时货物堆积如山,以致最后不得不将货物囤积船中。
香港不少商业资本家也因香港海员和运喻工人等罢工,在经济上也受到巨大影响。当时正值农历春节时候,在往常,本来是一年当中生意最兴旺的季节。现在由于罢工纠察队执行封锁任务,香港航运交通完全停顿,运输中断,买卖大受影响,因而叫苦连天,迫切要求早日解决罢工问题。经营进出口货物的商家,在货物抵达以后,“因无苦力起货”、“亦无轮船运往各埠”,“日延一日,货物变坏,卒至血本无归”。香港各酒楼资本家由于生意停滞,货源缺乏,难以继续营业因此集会决议,要求港英当局给予解决,不然就只好停止营业。香港一些绅商人士,纷纷要求港英当局与罢工海员进行谈判,并表示愿意充当调停人。
广州的进出口贸易也因海员罢工而受牵连。据报载:
广州土丝、茶、土布服、糖果品、毛贷等行,皆大受损失,屯贷山积,不能出栈,损失当达千万。
由于港英当局对罢工海员的经济封锁采取报复政策,禁止煤炭、五金、面粉等物品转运广州,以致广州一些商业资本家的经济利益也大受影响。因此广州总商会也要求调停罢工“从速进行,务期早日解决”。
在上海的广东商人也急切要求早日解决罢工问题。1月18日,上海粤侨商业联合会致电香港东华医院和华商总会表示,因“运输停顿,商务大受影响,望公等出做调人,双方让步,俾早日解决,以安各业”。2月中旬,上海的广东杂粮帮商人,致函太古、怡和、招商等轮船公司,要求赔偿所受损失。函中说:
此次海员罢工,各商等交贵公司装运及转运各贷,因贵公司起卸延滞,致贷款不能得收,金融上之损失已属不赀,积压日久,致多霉烂,贷物上之损失尤为巨大。
各轮船公司为商帮装运贷物,照章包装包卸,今装而不卸,其责在轮船公司,以致各商受上开之种种损失,应由贵轮船公司负赔偿责任。
港英当局面对如此日益严重的局面,眼看高压政策无法将这场罢工镇压下去,加上社会舆论的巨大压力,只好暂时收敛,改用“调停”、“谈判”的手法对付海员的罢工斗争。
在港英当局的授意下,首先由中国轮船资本家出面“调停”。他们对海员罢工总办事处说:“我们同是中国人,你们罢工我们也是同情的。是否让我们中国轮船先行复工,将来外国轮船答应你们什么条件,我们都一样照办。”苏兆征和林伟民识穿了他们的用意,义正词严地说:“为了全体罢工海员的利益,你们这一意见是不可能接受的。你们还是回去一致逼迫港英当局接受我们的条件,早日解决才是。”苏兆征他们的回话,戳穿了港英当局企图通过中国轮船资本家瓦解罢工的诡计。
接着,港英当局又唆使由其控制的中国商绅集团东华医院出来“调停”。东华医院以全港街坊的名义,致电广州海员罢工总办事处,再请求派代表到香港进行谈判。
苏兆征和林伟民等骨干经过研究,认为可交由海员们讨论,听取大家的意见后再作决定。2月7日,海员工会会长陈炳生主持召开海员大会,介绍东华医院的来电内容,提请大家发表意见和进行讨论。会上海员们热烈发言,苏兆征、林伟民也在会上发表自己的看法。经过讨论,多数主张要在港英当局首先答应恢复海员工会的前提下,才去谈判。会上通过了九项解决罢工的原则,作为与对方谈判的条件。九项原则如下:
一、恢复“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原状及现被封各工会,释放被拘禁办事人员;
二、工人工资每月在30元以上的加30%,在30元以下的加40%;
三、罢工之后,复工的工人不能加以任何理由辞歇或降职;
四、工资增加适用于现在香港停泊的轮船和从各埠向香港开驶的轮船;
五、船主雇用海员,须由海员工会介绍,以免经手人克扣工钱;
六、签立雇用合同时,须有海员工会派证人到场,否则无效;
七、无论海员和海员工会的职员,不得因无相当理由递解出境;
八、加工资日期由1922年1月起;
九、中国海员复工之后,雇主须加以平等对待,不得苛虐。
如果港英当局和船主承认上述原则的话,可由广东政府代表、英国总领事代表、外国船主代表、中国船主代表和海员代表共同组成公断处,具体讨论决定。此外,海员大会还提出了如下复工的暂时办法:工人月薪在15元以下的加薪40%;工人月薪在25元以下的加30%,工人月薪在25元以上的加20%。如果船主承认这些复工办法,全体海员即可复工;九项要求条件由公断处最后解决。至于迟日双方进行谈判时,则以接受第一条,即首先答应恢复“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原状并释放被捕人员为首要条件。
会后,海员罢工总办事处即将上述条件电告港英当局,并申明上述九项条件中,以第一条为首要条件。如对方同意了,罢工办事处乃可派出代表前往香港谈判。香港华工总会代表在广州与苏兆征、林伟民等会见后,将罢工总办事处所制定的上述原则带回香港转交港英当局,并向港英当局提出:“恳求钩座体恤工人,将该会复回原状,俾召集有所应,磋商条件易于就范”。
但是,港英当局却横蛮地表示:“该工会已为本港政府行政机关会议认为不合例之会社,已经解散,断难令其存在”。他们懂得,如果同意恢复香港海员工会原状,就等于向罢工海员公开承认错误,将自己置于被告地位。但如果不准恢复海员工会,罢工局面必将继续僵持下去,将会招致更大的损失。因此港英当局又玩弄手法,表面上做出一些“让步”姿态,表示可以让海员们重新成立海员工会,但工会名称要改变,不准再用“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的招牌,工会会址也要迁移他处,办事人员也要重新推选。
苏兆征和林伟民等当然清楚港英当局的真正用意何在。2月10日,罢工总办事处召开全体罢工海员大会,将港英当局上述态度向海员们报告,发动大家对此发表意见。大家一致认为,港英当局要求更改会名、迁移会址,是一个大阴谋,千万不能接受;无论如何都要坚持恢复工会原状,才能进行谈判。“当时全体会员皆谓改名移址,是与重新创设何异。无论如何必要恢复原状,方能调停。”会后,苏兆征代表海员罢工总办事处致电港英当局,表示“将本会原状依旧恢复,才能派代表谈判磋商”。
由于对恢复海员工会问题相持不下,香港商界担心罢工日持久,将会蒙受更大损失,因而对港英当局的做法深为不满,使港英当局处境更为被动和孤立。在港英当局授意下,香港总商会、东华医院等团体出面再三邀请海员罢工总办事处派遣代表赴港谈判,甚至派出专人到广州登门邀请。
为了表示海员工人的诚意,争取社会上的更多同情,海员罢工总办事处领导人苏兆征、林伟民等研究决定,委派苏兆征、翟汉奇、陆常吉和卢俊民四人为代表,前往香港与对方谈判。
来源:《中国工运历史人物传略:林伟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