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保利2024秋拍丨天姿迥异 丰神独绝——董其昌书法二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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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11-27 20:51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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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价：RMB 1,000,000-1,500,000
展览：“上海文献展览会”，上海市博物馆，1937年7月7日-7月25日。著录：《上海文献展览会概要》，第39页，“书画目”第3238号，上海文献展览会，1937年。1.册上有“上海文献展览会”标签，查1937年7月出版的《上海文献展览会概要》中“书画目”第3238号为“董其昌字册”，并且书前有是次展览各地征集员题名，在“金山县”委员名下有“朱履仁”，应即此册当时之藏家，向墨盦、沈惟贤、高吹万都是为其题签或题跋。朱履仁先后担任过金山县公款公产管理处主任、金山县救济院院长、金山县教育局行政委员等职，并参与创办《金山县鉴》。据朱氏后人回忆，“1937年11月初，日寇从金山卫登陆，朱氏全家跟随舅祖高吹万一家仓促避逃沪上，家中房屋、器具、书籍、文物等几乎被日兵烧光”，这也是高吹万在题跋中称朱履仁为“弥甥”的缘故，高吹万的藏书三十万卷毁于兵祸，朱履仁所藏董册在七月参加“上海文献展览会”后幸得无恙，随朱家迁沪。![]()
2.韩应陛、韩绳夫、朱履仁旧藏。向墨盦、韩应陛题签，程瑶田、姚椿、张祥河、沈惟贤、高吹万题跋。3.韩应陛的“读有用书斋”藏书，一传至韩载阳，再传至韩德均，三传至韩绳夫，历经四代。此册应为韩应陛家藏之物，由韩绳夫递藏。4.韩应陛（？-1860），松江人，字对虞，又号绿卿。道光二十四年（1844）举人，官内阁中书舍人。居南埭，为姚椿弟子。收藏图籍及古器物甚富，先后得宋元古本、旧钞400余部，皆为清代名家黄丕烈、顾广圻、汪阆源诸家散出之物。5.韩绳夫(1916-？)，一名熙，字价藩，亦作介藩，号致轩。韩德均钱润文夫妇长子。除了藏书之外，韩氏世藏书画古器亦复不少。韩绳夫藏印有“韩绳夫印”“价藩”“韩绳夫一名熙字价藩读书印”“价藩宝此过于明珠骏马”等。6.程瑶田（1725-1814），字易田，一字易畴，号让堂，安徽歙县人，清代经学家。早年与戴震师事江永，学兼汉宋。善篆刻，精于考据之学，又兼能作诗。7.姚椿（1777-1853），江苏娄县人，字春木，一字子寿，号樗寮。监生。在京师与洪亮吉、张问陶等唱和，有诗名。后受学姚鼐，以古文名。曾主讲荆南、景吴书院。8.张祥河（1785-1862），江苏娄县人，字诗舲。嘉庆二十五年进士，授内阁中书，充军机章京。道光间历户部郎中、河南按察使、广西布政使、陕西巡抚。在豫治祥符决口能始终其事。咸丰间，官至工部尚书。工诗词，善画山水花卉。9.沈惟贤（1866-1940），字思齐，一字师徐，晚号逋翁、逋居士。清松江府华亭县人。1912年，沈惟贤被选为江苏省议员。1916年，又被选为省议会议长。沈惟贤晚年潜心佛典。抗战爆发，避居朱家角。后又迁沪，疾终沪寓。10.高吹万（1878-1958），字时若，又号寒隐、葩叟、志攘、黄天等，江苏金山人。南社诗人，与常州钱名山、昆山胡石予合称“江南三名士”，又与南社台柱柳亚子交往深厚。抗日战争中住宅焚于炮火，藏书被毁，仅运出《诗经》的各类版本数十箱。11.向墨盦为曾熙弟子，向华谷之子，曾熙《致吴昌硕、王一亭书》云：“敝戚向乐谷兄之世子号墨盦，现侨居日本（留学日本，其诗文亦过人，盖美才也）。”![]()
韩应陛题签与向墨盦题签
董其昌《草书自作诗册》，共计八开，书诗四首，分别为《谢李宫詹赠砚》《赠杨侍御》《游善权洞》《题延津署阁》。皆抄录旧作。《谢李宫詹赠砚》原题《酬李伯襄太史赠端研二首》，此录其一。李伯襄即李孙宸，字伯襄，香山（今广东中山市）人。万历进士，为教习庶吉士，崇祯间为南京礼部尚书，太子府詹事，故改题为“赠李宫詹”。《赠杨侍御》中的“杨侍御”即杨鹤，字修龄，武陵人。万历三十二年(1604)进士。任御史，督两淮盐法，后调任贵州巡按。《大观录》卷九《董香光仿惠崇册》款云:“忆在癸丑、甲寅秋，余至京口送别武陵杨侍御，居张氏园中。适黄中舍宾王携惠崇卷易余黄鹤山樵《青弁图》题跋，数日乃返之。余分为八景，略得惠法。”董其昌《游善权洞》计四首，此为其一。以此册书写风格以及钤印“青宫太保”，应为1634年（崇祯七年，甲戌）董其昌80岁致仕之后所书。此时，董其昌获封“太子太保”，由于其书写作品经常钤盖与其身份相符合之官职印，所以此印的使用也可蠡测其创作时间。此时期的董其昌行草书有比较明显的变化，首先是用笔起伏变化丰富，且比较夸张，比如线条的粗细、浓淡干湿都都呈现出一种较大的自由度；其次是线条愈来愈老辣，侧锋运用较多，结构腾挪跳跃，线条辣而弥坚，表现出“人书俱老”的境界。广州艺术博物院藏董其昌八十岁《行草书题平湖弄珠楼呈萧象林使君诗》，其书风与本册极为接近，款书“八十翁，董其昌”，钤印为“董氏玄宰、青宫太保”，二印与本册同。与广州艺术博物院藏董其昌八十岁《行草书题平湖弄珠楼呈萧象林使君诗》二印相同类似的风格还可参见广州艺术博物院藏董其昌“甲戌（1634）七月”作《行书册》；台北故宫博物院藏1634年作《行书颜真卿蔡明远帖册》、“甲戌（1634）六月”作《行书桃李园序册》；上海博物馆藏“甲戌（1634）十月四日”作《行书各家诗卷》等。本册为韩应陛、韩绳夫、朱履仁旧藏。韩应陛（？-1860），松江人，字对虞，又号绿卿。道光二十四年（1844）举人，官内阁中书舍人。居南埭，为姚椿弟子。收藏图籍及古器物甚富，先后得宋元古本、旧钞400余部，皆为清代名家黄丕烈、顾广圻、汪阆源诸家散出之物。韩绳夫为韩应陛之子。朱履仁先后担任过金山县公款公产管理处主任、金山县救济院院长、金山县教育局行政委员等职，并参与创办《金山县鉴》。册上有“上海文献展览会”标签，查1937年7月出版的《上海文献展览会概要》中“书画目”第3238号为“董其昌字册”，并且书前有是次展览各地征集员题名，在“金山县”委员名下有“朱履仁”，应即此册当时之藏家。册后高吹万跋曰：“履仁弥甥所藏董宗伯自书诗册，飞行绝迹，已臻化境，而不署年月。后有‘青宫太保’之章，程易畴广文以宗伯于崇祯甲戌加太子太保，因断为八十一岁后所作，其言谂矣。余于昔岁春间，徐君行可见赠董书长卷真迹，与少傅挹斋先生者，亦无年月，考挹斋为宜兴周玉绳别字，见葛万里别号录。其官少傅，史传失载，其加太子太保则在崇祯三年二月，引疾乞归则在六年六月。董宗伯乃以崇祯四年后，故官礼部尚书，居三年乞休致仕，又二年卒，年八十有三。卷中所称有挹斋先生东山之志，始终不渝，其昌亦出春明有日矣云云。计其时当为崇祯六年，宗伯亦已八十岁矣。所书较此诗册尤精，乃于今年五月间与蔵书三十万卷同时被暴军劫载以去，而履仁所藏之册幸得无恙，硕果仅存，愈可宝贵。出以属题，为忆记数语于此，以誌痛惜”。高吹万跋语不仅阐述此册流传经过，即“暴君”劫掠，此册“幸得无恙，硕果仅存，愈可宝贵”。其虽判定董其昌此册创作时间稍有偏差，但确为董其昌精绝之品。据朱氏后人回忆，“1937年11月初，日寇从金山卫登陆，朱氏全家跟随舅祖高吹万一家仓促避逃沪上，家中房屋、器具、书籍、文物等几乎被日兵烧光”，这也是高吹万在题跋中称朱履仁为“弥甥”的缘故，高吹万的藏书三十万卷毁于兵祸，朱履仁所藏董册在七月参加“上海文献展览会”后幸得无恙，随朱家迁沪。
董其昌（1555-1636）临淳化阁帖第二卷、第八卷估价：RMB 3,800,000-5,000,000本件拍品标的处于保税状态下，默认提货地为中国香港，详见《保税拍品竞买须知》。
2.陈寿昌，字嵩佺，号星南，又号少云，直隶宛平人，光绪间为无锡知县，书法四体皆工，名载《国朝书画家笔录》，所临九成宫几可乱真，得潘祖荫称赏。3.何厚琦（1857-1921后），字子彰，山西灵石人。光绪举人，曾任辽阳通化、锦县知事、吉林长春知府、奉天辽沈道尹等。任内赞助教育，兴办中小学堂。雅好艺术，精鉴赏，富收藏。其藏品中著名的有故宫藏《宋拓云麾将军李思训碑》、杨维桢《行书宴啸傲东轩诗页》、陆广《楷书诗简帖》等。4.藏印“随斋”或为任兰枝（1677-1746），江苏溧阳人，字香谷，一字随斋。康熙五十二年一甲二名进士，授编修。雍正元年，直南书房，累迁内阁学士。五年，宣谕安南。历户、兵、工、礼各部尚书。![]()
陈寿昌题签
作为中国历史上汇集各家墨迹的书法字帖，《淳化秘阁法帖》（简称《阁帖》）对于宋代以后书法史的影响可谓深远而巨大。一方面，这部法帖汇集了自先秦自隋唐一千余年的书法精品，收录帝王、名臣、名家书法103人420篇作品，内容丰富，是一座书法艺术的宝库。另一方面，《阁帖》收录晋人书法如王羲之、王献之等占据了极为重要的篇幅，等于无形中确立的书法的正宗，标明了审美的好尚。同时，《阁帖》所收书体包括篆、隶、行、楷，各竞其美，不一而足，实为书学之津梁，度人之金针。董其昌对于《阁帖》的学习深入而持久。虽然，他曾经指出过《阁帖》的不足，说“书家好观《阁帖》，此正是病。盖王著辈绝不识晋唐人笔意，专得其形，故多正局。字须奇宕潇洒，时出新致，以奇为正，不主故常。此赵吴兴所未尝梦见者，惟米痴能会其趣耳。今当以王僧虔、王徽之、陶隐居、大令帖几种为宗，余俱不必学。”其实，这种反思正是建立在对于《阁帖》深入学习和了解的基础之上的。观察董其昌平生所临书帖，《阁帖》占据的分量是无可比拟的。对于《阁帖》进行持续性的临摹，参以其他名迹墨本，逐渐形成个人独树一帜的风格，正是董其昌的书学路径。此次所见董其昌《临淳化阁帖第二卷、第八卷》二册，临摹对象包括张芝、钟繇、王导、王洽、王廙、谢安以及王羲之书帖多种，书体涉及草书、楷书、行书，用笺精良，品相近乎完好，给人一种鲜活灵动、满纸云烟的视觉享受。在对于此册的欣赏中，可以看到董其昌非凡的“灵化”本领，即将金石拓制的单调样貌，还原为笔墨灵变的书法作品，将经典进行再创作，为古人注入了灵魂与活力。这种本领，相较于后人之“食古不化”，下笔有“枣木气”者，自然要高明多了。无怪乎，当年董其昌在陈继儒家中见到一部宋拓祖本《阁帖》，借去观赏临摹，当他临足一卷之后，陈继儒竟愿以帖易书。由此可见，董字在当时已经受到何等的推崇。这两册书帖的最后，分别有一段董其昌的书论。临《阁帖》第二卷的结尾，董其昌题：“晋人书萧散不羁，别有一种风度，绝无板刻之习。所谓字如算子，便不是书。握笔便当念此，自然超乘而上。”这段书论阐明了董其昌对于晋人书法特色的一个重要认识，即“萧散”，“萧散”是出现在魏晋时期一种群体性的审美取向，不仅局限在书法领域。丹纳曾指出“艺术家本身，连同他所产生的的全部作品，也不是孤立的……要了解一件艺术品，一个艺术家，一群艺术家，必须正确地设想他们所属的时代的精神和风俗概况。”魏晋时期，士人贵族在纷乱的政治倾轧中抽身出来，自觉地从事于艺术创作，他们的言行举止都浸淫于老庄思想所推崇的“虚无自然”之中，形成了一种整体性的风貌。作为书家的“宋四家”之蔡襄在其《论书》这样写道：“晋人书，虽非名家亦自奕奕，有一种风流蕴藉之气。缘当时人物，以清简相尚，虚旷为怀，修容发语，以韵相胜，落华散藻，自然可爱。”也就是说，书法的“萧散”，就是一种即不刻意造作，不追求惊世骇俗，也不受外在规矩的束缚，在一点一拂中显示超脱自然的风格。《颜氏家训·杂艺》中就说：“王逸少风流才子，萧散名人。”足见自唐宋以来，对于晋人的推崇多在于此，而唐人尚法，宋人尚意，真正将晋人书法中的“萧散”特质作为毕生追求，且能达于笔下的，董其昌可以说是其中的矫然特出的一个。所以董书初看若不经意，细味则醇厚苍秀，意思深长。董其昌所临《阁帖》的第八卷，全部为王羲之的书法，他写道：“书法虽贵藏锋，然不得以模糊为藏锋，须有如太阿剸截之意，盖以劲利取势，以虚和取韵，颜鲁公所谓以印印泥，如锥画沙是也。细参右军书，思过半矣。”在这则书论里，董其昌提到了一个书法实践中的关键问题，即如何理解“藏锋”用笔，他认为藏锋不是模糊，而是分明，也就是说用笔的意蕴是藏而含蓄，而用笔的动作则须分明，由此观察董其昌的书法实践，可以看到他的运笔毫无模糊昏聩之处，而是起讫分明，转折清晰，以“劲利之势”取“虚和之韵”，这也是董书的一大特色。董书影响后世极深，得到了上至帝王将相下至文人士夫的集体推崇。清初康熙帝曾在题跋中讲到：“华亭董其昌书法，天姿迥异。其高秀圆润之致，流行于褚墨间，非诸家所能及也。每于若不经意处，丰神独绝，如清风飘拂，微云卷舒，颇得天然之趣。尝观其结构字体，皆源于晋人。盖其生平多临《阁帖》，于《兰亭》《圣教》，能得其运腕之法，而转笔处古劲藏锋，似拙实巧……其昌渊源合一，故摹诸子辄得其意，而秀润之气，独时见本色。草书亦纵横排宕有致，朕甚心赏。其用墨之妙，浓淡相间，更为绝诣。临摹最多，每谓天姿功力俱优，良不易也。”在民间，文人士大夫阶层对董其昌的书法也极为热衷，凡能得到一件董其昌的真迹，皆球璧视之。这二册董书便经过数代藏家的秘珍。册中有山西大藏家何厚琦的藏印数枚，何厚琦（1857-1921后），字子彰，山西灵石人。光绪举人，曾任辽阳通化、锦县知事、吉林长春知府、奉天辽沈道尹等。任内赞助教育，兴办中小学堂。何氏的藏品水准极高，目前所知，现存故宫博物院的《宋拓云麾将军李思训碑》、杨维桢《行书宴啸傲东轩诗页》、陆广《楷书诗简帖》，现存东京国立博物馆的《大字麻姑山仙坛記》等，皆曾是他的篋中之物。从题识可知，这两册临《阁帖》创作于公元1628年，董氏七十四岁时，人事俱老，神采奕奕，是传世董书中的上上神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