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汉学家尉礼贤（1873-1930）与他翻译的《易经》，英文转译版。
一本书倘若生命力旺盛，被译成另外一种文字之后，就会像蒲公英的种子一样，将思想播种在各个地方。但文化的跨越起步是很难的。译本的成功，文本质量自然是必要条件，但并不是充分条件。《西游记》的译本，芝加哥大学的余国藩教授花费了大量心血，可影响力并不大。可能是没找对文化的风口。
中文外译的经典中，最有影响力者可能是《孙子兵法》。它以短小精悍的“签语饼”式的智慧，迅速传播，成为高端演讲PowerPoint上常被引用的图书之一。只不过《孙子兵法》里的谋略，有一些有为了目的不择手段之嫌，对中国人的形象未必有好处。另外一部是《道德经》。它短小精悍，版本众多。只是大部分时候，大家也只是断章取义地摘录一句两句，让人能窥见一孔，难知全貌。《论语》也是如此。《论语》的最大作用，是制造了一种“He who……”的脸谱化句式。很多来历不明的“智慧”语录，都被收入“子曰”名下。
还有一部有影响力的著作是《易经》。在海外道教文化圈子中，此书算是一本经典。“道教”之“道”，和基督教文化里的“太初有道”之“道”，乍一看难分难解。文化另类人士，想出基督教之家又舍不得其文化根基的人，有不少在道教文化里找到了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诚然，这种相似，也可能会导致张冠李戴，一旦出现偏差，纠偏就比较难。对道教的追捧，尤盛于20世纪初期。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尤金·奥尼尔，也是道教文化的痴迷者。后来，在嬉皮士的时代，禅修成了热门。现如今，知识界有时候追捧mindfulness, 精神的灌注，我也不知道来源于佛教还是道教。我有个美国同事在讲这个概念时，韩国同事转过头问我：“你是不是觉得他们搞错了，东方讲的是mindlessness（倒空）？”这种传播之中的以讹传讹，可见一斑。
《易经》最有影响力的译本，原为德文版，译者是德国汉学家尉礼贤（Richard Wilhelm，一译卫礼贤）。美国心理学家凯莉·F·贝恩斯（Cary F. Baynes）根据尉礼贤的版本，将其转译成英文。虽为转译，但译者得到了德文译者的指点，也有一套严格的回译和校正过程，质量控制不错，认可度颇高。此书迄今仍是亚马逊上最获赞誉的版本。
这本书的成书过程中，有一些人物值得史海钩沉。此书德文译者是尉礼贤，现在我们称之为汉学家，但和同时代诸多汉学家一样，他本为传教士。1899年他进入中国，在中国生活了二十多年，他有语言天赋，娴熟掌握了汉语。此外，他也是最早“睁眼看东方”的西方人之一，在被西方人视为文化蛮荒之地的中国，找到了文化富矿，他也因此被誉为文化和精神领域的马可·波罗。
劳乃宣与《易经》。
尉礼贤之所以翻译《易经》，是因为一个“中国圣人”劳乃宣。劳乃宣是清末一位奇人。他曾任浙江求是大学堂（后浙江大学堂）“总理”、京师大学堂总监督，才华横溢，学问渊博。清亡后，劳乃宣成为遗老，他建议袁世凯仿效周公召公，实现“共和”，待溥仪成年即奉还大政，袁世凯不置可否。劳乃宣后隐居涞水、青岛，此间结识了尉礼贤，与其一起研究汉学，创立尊孔文社和礼贤书院。
劳乃宣是一个被外国人称为中国圣人的人物，可惜他的儿子劳子乔与瑞澄、岑春煊一起，有“京城三恶少”之称。不知为什么，圣人自古以来都是形单影只，恶人总是三个三个地出现：希特勒、墨索里尼、东条英机；陈桂林、香港仔、林禄和……劳子乔在网络上没有什么条目，远不及瑞澄、岑春煊。要是他穿越过来，会不会气得七窍生烟，回去再把瑞澄、岑春煊干掉，以便提高他在二少单中的排名，以便彪炳史册？
然而劳乃宣却通过《易经》的翻译而名垂青史。据尉礼贤及其子在翻译及再版前言中的介绍，劳乃宣“是同时代最有现代意识的人物。他在中国的王朝时代，带着惊人的进步思想，推进制度、法律、教育甚至语言的改革”，尉礼贤父子尊称劳乃宣为“sage”(圣人)。这个称呼过去往往是给孔子这种量级的文化人物的，可见劳乃宣在尉礼贤心目中地位之高。他是把劳乃宣视为老师的。劳乃宣对于《易经》了如指掌，是尉礼贤得以完成翻译的不可或缺的人物。这种中外合作的翻译，几乎是对外汉译的“标配”，如理雅各和王韬、杨宪益和戴乃迭的合作，可谓珠联璧合。但是过去这种一人主译一人辅助的模式，助手缺少光环，通常会湮没无名。没有多少人记得林琴南的英文合作者。赛珍珠翻译《水浒传》，合作者龙墨芗，竟彻底被赛珍珠忘记，以至于龙墨芗所写的英文版序言，都没被收进译本里。
劳乃宣却被尉礼贤一再提起。1910年，尉礼贤得了痢疾。劳乃宣用中国的食物和锻炼方法帮助他治好了病。在翻译上，离了劳乃宣，尉礼贤顿时无计可施。他在序言中称：身为孔家女婿的劳先生去了曲阜之后，翻译工作立刻被搁置。其间尉礼贤担任中国红十字会负责人，可是每天仍对中国经典的研究孜孜不倦。在城外的军营，“日军将领基美夫（Kimio）在看《孟子》。我，一个德国人，也在空闲时间钻研中国智慧。可是最快乐的一个人，是一个中国老者，他一直在埋头苦读。其间一颗手榴弹掉到了他身旁，都没有打扰他对圣贤书的沉醉。他只是伸手去摸了一下这手榴弹（是个哑弹），说很烫，然后又继续看书了。”这位老者不知是谁，可能是劳氏离开后，尉礼贤找来的其他中文助手，显然也是一个定力和造诣都很高的人物。后来，劳乃宣修书一封，说要回来，继续教他国学，尉礼贤大喜过望。“他来了，翻译工作终告完成。我和这位年迈的师父朝夕相处的时光尤为宝贵。”可惜他后来无奈回到了德国，而劳乃宣也离开了人世。
著名心理学家荣格。
尉礼贤回到欧洲之后，著名心理学家荣格第一次见到他时，感觉他言谈举止都是中国范儿。但作为意识和潜意识的研究者，卡尔·荣格留意到尉礼贤的精神世界渐渐出现了分裂。尉礼贤关于中国的演讲，在荣格听来更像基督教的布道。而尉礼贤后天习得的中国传统，则潜入了潜意识。据成立于1920年的德国民间组织智慧学会（Society of Wisdom)的解释，上述分裂使得一度被劳乃宣用中国传统方法遏制住的病菌死灰复燃，使他再度患上痢疾。荣格试图给他治疗，但“东西方之间的内在心理冲突过于强烈”，尉礼贤去世，年仅 57 岁。
不知这种文化冲突导致疾病一说有无科学依据。也可能是尉礼贤回到德国后，出现了逆向文化反差，这种反差造成了一种心灵上的水土不服和重新融入的压力。有不少在中国生活过多年的外国人跟我说过这种回到美国后的不适感。尉礼贤努力地试图将他熟悉的两个文化操作系统焊接到一起，他认为：“《易经》所呈现的基本真理与基督教的教义非常相似”。如上所述，也有其他人在道教和基督教之间找到了一些契合的地方，尤其在不涉及具体神祇的时候。可惜学术界因他的传教士背景不信任他，宗教界因他对基督教的“偏离”也失去了对他的信任。他成了两种文化之间、一种里外不是人的存在。这一点，作为同样生活在两种文化之间的自己也深有体会。
说到这里，就应该提到《易经》翻译传播上的另外一位“贵人”，那就是卡尔·荣格。可能大家都知道荣格的集体潜意识一说，没想到他还是尉礼贤《易经》的忠实发烧友。他给好友的译本写序言，写着写着开始长篇大论，差点写成一本完整的评注了。不知《易经》的翻译，是否影响了荣格的学术，荣格的鼓励和亲自撰写的长序，促成了《易经》在西方的传播。
德译《易经》让荣格思考良多：“一个奇特的事实是，中国人这样有才华和聪明的民族从未发展出我们所谓的科学。”他表示，西方的科学强调因果律，亦即孜孜不倦地寻找可供复制的因果关系。可是他通过《易经》看到，机缘巧合起的作用更大。“如果我们把事情交给自然，我们会看到一个完全不同的画面：每一个过程或多或少都会受到机遇的干扰，以至于在自然环境下，完全符合特定法则的事件，几乎是例外。……我们所称的巧合，似乎是（中国）这种特殊思维的主要关注点，而我们所崇拜的因果关系几乎被忽略……人类的大量努力都是为了对抗和限制巧合因素所代表的麻烦或危险。”
在西方学术范式占据主体地位的今天，科学研究的基本途径仍然是排除干扰因素，寻找因果关系，并将因果关系和关联关系区分开。例如我们看到两种事情同时发生：七月珍珠奶茶销售进入了旺季，但此时股市大跌。或许有人就会说，奶茶销售导致了股市大跌。这两个事件只是巧合，是一种关联，而无因果关系。如果排除因果关系，关注关联关系，就会出现各种迷信，比如看到黑猫要倒霉，从晾晒的内裤下走过会导致个子长不高等。
董作宾用甲骨文为卫礼贤译《周易》题签。
荣格虽然不相信那些无厘头的关联，但他认为甲事物和乙事物之间或许存在“同步性”的关系。例如，某些事物的出现，可能会影响人的潜意识，而潜意识反过来影响人的行为。这就使得本为关联性的事物之间，曲径通幽地产生因果关系。自然，他把各种解释，引入他所研究的潜意识体系。比如针对《易经》中的“晋卦爻辞”这一句：“晋如愁如，贞吉。受兹介福，于其王母。”他的解释是：“一个人从女祖先（王母）那里得到了巨大的幸福。心理学可以帮助我们阐明这个不清楚的段落。在梦境和童话中，祖母或祖先经常代表无意识，因为在一个人的无意识中包含了心理的女性成分。如果《易经》没有被意识接受，至少无意识会一半地接受它，易经与无意识的联系，比它与意识的联系更为密切。”
对于《易经》译本的痴迷，让荣格促成了此书的英译。英译者凯莉·F·贝恩斯是荣格的信徒，也是他极为信任的合作者。在荣格的鼓励下，她完成了此书的英译。她把六十四卦，视为一种“类型化世界”（archetypal world)的存在。而类型的存在，对于人的理解，有时候是有所帮助的。我们说的十二生肖，如果将其视为不同的性格类型，这和“九型人格”这种说法，有多大差别？她的这种见识，对于《易经》的进一步发掘和传扬，是有启发的。
如今我们看翻译，只觉得是一种文字到另外一种文字的简单转换。像《易经》翻译这样，则是思想文化上的接力赛。而且没有人知道，接力的终点在哪里，又会产生怎样的文化创意。文化的交流，如果是生猛的，也会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在久而弥新中生生不息。
原载于《南方周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