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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网上流传关于谢爱磊老师演讲的诸多片段，使不同家庭出身、学历背景的人的各种比较，再次成为公众的热门议题。
谢爱磊，华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长期致力于精英大学农村籍大学生的生存与发展问题研究，有“小镇做题家”之专家的称谓。
谢爱磊老师的讲座，展示了农村籍大学生所遭遇的一系列不适、不公、不平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他们是被各种精英标准及其话语体系所排斥与鄙视的。
他们即便进了精英大学，但却很难成为“真正的精英”。
这仅仅是冰山一角，早在黄灯老师关注二本学生的时候，高等教育鄙视链系统就已经固化得令人恐惧了。
我们之所以羞于开口甚至自觉羞愧，是因为傲慢与嘲讽无处不在。
第一，关于高校层次的鄙视链。
这是最为显著的一种鄙视现象。从Top2到C9，再到92（985与211）、双一流，再到一本、二本。层次分明，梯度森严，说话先问何门何派，“双非”吃饭不配“动筷”，二本的简历扔了当柴。层级化的鄙视不仅在本科阶段，也随之蔓延到硕博圈和海外：东南亚的一律不要，日韩的未必进得来。
第二，关于高校专业的鄙视链。
“文科就是服务业”的争论经久未息，“红袍黄领”的含金量持续走高。工科为王，物理的诺奖“花落”人工智能；理科随后，啃食基础科学的“老本儿”尚可遮羞；‘你们文科有科研吗？’‘文科除外’‘除了考公考编还能干嘛’等“判词”让文科无生可求。
第三，关于高校区位的鄙视链。
北上居高临下，南武西争来斗去，一线高教城市睥睨一切；兰大被“挖空”，浙大“吃到撑”，孽缘跨越千里，上演一幕幕“孔雀东南飞”；西部高校掏空家底，父老乡亲眼含热泪承诺福利房、安家费，却因一句“西安不度嘉峪关”而白废。
第四，关于高校符号的鄙视链。
任何鄙视链，事实上都是落到人的头上，主要是教师和学生的头上。比如，学生和教师的家庭出身、院校层次、专业类别等，教师或许会更多：平台的等级、帽子的等级、论文的等级、课题的等级、职称的等级、经费的数额、引用率的高低、薪资福利的水平……
处处宣示：这是精英的世界！
不是人上人，就是人下人！
这就是我们所希望的高等教育世界吗？
这并非健康的高等教育生态，它隐藏着巨大的危机。
第一，高等教育功能工具化。
即便在最功利的教育思想家那里，教育都不完全是作为工具存在的。在多数教育家看来，教育以成人，才是根本目的，讲求实用的工具性价值是基于人的，也是服务于人的，如此才有意义。
在鄙视链的等级结构中，高等教育被异化为某种功利的筛选、加工与计算机制，它成为交换资本，成为物化标签，成为供给各类明码标价的“商品”的“工厂”。可视化、可比较、可测算成为通行法则，人们对高等教育的狂傲与诉求，只有“涨价”；对高等教育的自卑与疏离，皆因“掉价”。
此刻，价值被价格取代。
第二，高等教育活动内卷化。
在鄙视链结构中，“成王败寇”是唯一的逻辑，“你死我活”是唯一的选择，“两极分化”是唯一的结局。
从出生开始拼，到高考这个关键节点，循着高校的分数、档次、专业热度、就业岗位、福利待遇等给命运分流，给人生定级，看似充满斗志，实则面目狰狞。竞争白热化的不断加剧，使得彼此防备、各自为战成为普遍行为，院校之间、老师之间、学生之间只有彼此争斗而没有切实的合作。这是因为，在排名的法则下，只有输赢，没有共赢。
但这排名的法则，于实际价值的增补，却很可能是毫无意义的。无论怎么争，怎么拼，第一永远只有一个，永远有大批的“非精英”、loser，斗来斗去，他们永远承受着嘲讽与不公。如果我们的努力不是为了让更多的人都过上美好生活，那么我们的奋斗又有什么意义呢？这或许说明，我们的法则是有问题的，因为我们的法则没有把每个人当成每个人。
第三，高等教育社会牢固化。
有的，还要给他；没有的，还要拿走。等级高的赢者通吃，等级低的一败再败。好大学真是好，差大学也真是差，统一的排名式标准、精英化法则，评出来个三六九等，然后按照等次分配资源，高的更高，低的更低……
这样评判的结果就是等级化的结果，使用这样的结果还会强化这样的评判标准。什么都是精英的，可是，我就是个二本怎么了？！这是什么见不得人的“案底”吗？我没有努力吗？我的劳动不该受到尊重吗？我不该得到我应该得到的吗？
我不否认精英大学及其优势师生有它的精英性，应该“按能匹配”，但即便是他们自己，恐怕都不敢说自己完全配得上那些资源、绿灯和优待吧！毕竟，优绩的把戏、精英的傲慢、精英教育的弊端，早已被中外学者们揭露得很彻底了。
换言之，或许不是精英本身最努力最优秀，只是他们享用了很多非精英群体无法接触、无从拥有的时代、家境、院校等层次化资本的福利。在高等教育的世界里，各种资本发挥着它们的幻化之力，在一大堆人“陪跑”的庸碌背景下，装点出精英的生产盛况，本应发挥阶层流动与跃迁功能的高校，可能成为了一个“下蛋的空壳”，完成着阶层复制与固化的某种流程。
所以，层次生产层次，鄙视操控鄙视，一种话语看似自然，实则暴力；一种体系看似荒谬，实则牢固。当我们要改变某些东西的时候，首先站出来反对的就是那些“既得利益者”，名校精英当然知道“一考定终身”是不合理的，但他们并不一定会反对，因为他们正在不断地享受着这种鄙视法则带来的种种福利。而且，群体内部也会分裂，因为在足够长的鄙视链里，受益者与受害人集于一体，这取决于往上看还是往下看，自我以上公平竞争，自我以下直接淘汰。
改革的难，四个字：壮士断腕。但，必须要做。
第一，用新观念革新旧观念。
受传统科举文化影响，很多人将高考、名校作为谋求功名利禄的手段和工具，又因应工业化时代的潮流，高等教育的功利价值期许一再膨胀。对此，一方面，要转变观念，树立教育成人的思想观念，将高等教育与当大官、赚大钱、住豪宅、开豪车等期待与目标解绑，为高学历的学生与教师等群体减负降压。
另一方面，要形成多元化的成才观。三百六十行，工作无贵贱。不要盲目信奉高等教育万能论，也不要对高等教育的实用功能有不切实际的期待，更不要将高等教育功能完全窄化为工具性价值。有必要改变观念，商界大鳄、文坛巨擘、工业巨子等并非成功的唯一标准。可喜的是，现在很多新生代家长已经认清了这些道理，关注学生心理健康，不盲从功利化教育观，不迷信精英主义的教育标签，逐渐接受和认同多样化、平等化的院校、专业、职业以及人生选择。
第二，用新制度重构旧制度。
一方面，要以类型思维变革层次思维。受重点建设政策及科教评估制度影响，全世界范围内的高等教育都面临着层次与类型的矛盾，我国尤其严重，鄙视链就是突出表现。对此，要科学设计院校分类发展政策，为不同的院校、教师及其学生制定不同类别的竞争赛道与发展轨道。
另一方面，要持续深化教育评估制度变革。以多元分类评价观取代一元分层评价观，变革基于排名竞争的问责性评价，使肯定进步、激励增值的发展性评价成为主流，从而使得各类院校都能得到认可。如学者所言，不改变固有的资源分配框架，分类发展与评估就是空谈。对此，要协调好重点发展与全面进步的关系，优化资源配置，使各级各类院校、教师与学生得到足够支撑自身发展的资源。
第三，用新生态优化旧生态。
事实上，鄙视链的存在，主要在于社会层面的生态环境不够友好，民间高等教育观念、民间主体相关行为很大程度上左右了这样的流行说法。
一方面，用人单位主体要避免歧视。学历、专业、性别等，成为一道道关卡，横亘在毕业生面前，标签化选人并不一定能够真正选择合适的人。因此，要避免学历等标签化印象，以岗位要求、真才实学、发展潜力等标准唯才是任。
另一方面，社会相关主体要积极弘扬普通人的能量。除了将镜头、鲜花与掌声投给所谓的精英群体外，更要看到很多平凡岗位、普通人的坚韧、付出与力量，对他们朴素而坚强的形象予以客观的宣介与传播。也许有人总用“终点不如别人起点”来鄙视、嘲讽，但相较于起点的低、终点的有限，努力生存、用力行走本身就是最大的意义，要知道“创业”比“继承”更值得歌颂，他们也是主人，才是主流，更是我们社会最大的底色。
再者，尽管让强者扶助弱者或许过于理想化，但我们有必要为那些处于弱势地位的人留出空间、通道与资源，不要以高高在上、心安理得的精英姿态占用一切福利，切忌把幸运当成特权，使垂直的分层结构尽量充满一些温情的横向拉抻力量。否则，还会有更多的人不想生孩子。
（文中图片皆来自网络，均已匿名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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