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金：我的回忆——有为青年

《有为青年》

（一）就读高中

      我就要到蔚县城念高中了，这是全县顶尖的学校——蔚县红卫中学，那是1972年3月，我15岁。我们初中班的其他同学有几个到西合营高中，有杨吉星、李进福、赵德成、张艳萍，其余的在上苏庄念高中，有李江、韩进堂、张库、赵德库、李忠、李万春、张佃明，只有我和一个女生赵桂香在蔚县城念高中。

      父亲为了给我做上学前的准备，带我到了他的工作单位白乐镇粮库。想什么就会做什么，我到白乐镇首先逛的就是学校。正在上课，校园很安静。在一间办公室窗前，我被一个样子富态的中年男老师叫了进去：“你是北口的田金吗？怎么到了这里？”我不认识他，也想不起在什么地方见过他，不过，我还是回答了他的问题。

      “你考试的成绩很好，我们把你录取到县城红卫中学。好好去准备，很快就要开学了。”他坐在椅子上微笑着对我说。

      我涨红着脸只是嗯了一声就走了出来，我为自己不认识他但他认识我而感到羞愧。他一定是县城教育局的领导，一定多次到过北口学校吧。

      上学那天，父亲去送的我。把我安顿好后，天快中午，父亲要走了，对我说：“要团结同学。”

下午学校没事，我和班内的几个同学逛了县城。

      蔚县城几乎和我六年前从桃花镇搬家到北口村经过时看到的样子几乎完全一样，没有多大变化，只是东城墙那几个战争留下的伤痕——大缺口下散落的城砖不见了，缺口依旧那样。红卫中学坐落在县城南关南端堡墙下，校门口紧挨着六年前我们搬家住过的那个马车店门口，也就是说，红卫中学在蔚县城最南边，红卫中学大门的南边就是田野。如果从南面进城，先走进没有堡门的南关堡墙，第一个西大门就是红卫中学，第二个大门就是马车店。那个年代，绝大部分的学校是庙宇，红卫中学也不例外，是卧佛寺。卧佛寺很大，红卫中学只占了一半，不过教室全部是新盖的，是一排排灰色的砖瓦平房，宏大庄严的庙宇建筑依旧完好存在，古老的松树威严挺拔，遮掩着各个大的院落。一个瘦瘦的老人任师傅守护着北校门，并且掌管着全校作息时间的信号，那信号是由高挂在苍松上的大铁钟发出的。在红卫中学读书真好像是在庙里修行。

      开学的第二天早饭后，我们几个同学又去逛街了，大街很冷清，没什么可看的，回校。教室前，同学们正在大扫除，一个小个子男老师走到我面前，以平和的语气说：“以后不准随便上街，这里不是你们乡村。”这就是我高中第一任班主任——多才多艺的牛有珠老师。我们是四连31班，全连有10个班，郭德忠老师为四连连长，平树兰是红卫中学校长，孙田是副校长，孙田的女儿和我在一个班，王贵旺老师教我们班数学，米悌老师教我们班物理，米悌老师的儿子米继先和我在一个班，代安立老师教我们班化学，连长郭德忠老师教我们班语文，张明韶老师教我们班农业基础知识，班主任牛有珠老师教我们音乐，邱有桐老师教我们体育，还有一位小个子、与泰国人有关联的魏小锋老师教我们班英语。我是数学老师王贵旺的课代表。当时，红卫中学的老师，个个都是很有来头、很有才华、很有教学经验、顶呱呱的老师，有的是军官学校的老师，有的是五七干校来的老师。

（二）过礼拜天

      我学习是很认真的，上课很注意听讲，老师讲的每一个字，我都听得很清楚。高中两年我没有误过课。但是，我同样时常念诵：过了星期三，越过越心宽；到了星期六，还有一上午。每到星期六午饭后，我就告别书本，尽情地玩耍。也就是单周逛县城，双周回家玩。

      星期日学校吃两顿饭——午饭和晚饭。学生每天一斤一两粮食，非农业户口的学生由国家供应指标，农业户口的学生把家里的粮食拿到粮库换成地方粮票交给学校，同样吃供应指标的粮食。一般情况下，中午是半斤白面的馒头，馒头样子像小枕头，早晚是二两玉米面窝头、一两小米稀饭，早晚是咸菜，中午是烩菜，生活很好，学生们吃得很饱，我吃得身体健壮，像个愣小子。

      我礼拜天在学校起床很晚，大约在九点多钟。逛街往往在午饭后，大街小巷都去走走看看，最潇洒的是逛城墙。城门三座，南门、东门、西门，都没有门楼了，那是在解放战争中被烧掉了，包括城内的鼓楼。只有玉皇阁还原样地坐落在北城墙上。三座城门，西门较为矮小，南门最高大。我和同学从南门处登上高大的城墙，县城街道便可一目了然。我们悠哉悠哉漫步在城墙上，向西跨过西门，来到玉皇阁就到达了终点，无法再走了，因为玉皇阁的外墙挡住了去东城墙的路，到此正好走了县城的半圈城墙。东城墙那边有几个八路军攻城时炸开的大缺口，也走不过去。

      不知道什么时候，我父亲从白乐镇粮库调到蔚县城粮食局任保管股股长，我有时候就到粮食局走一遭，但是从来不在那里吃饭，因为我有学校里的饭票，不用就作废了。

      双周礼拜六吃过午饭我就回家，不管烈日当头，还是飘雪下雨，从不滞留。回家，当然是徒步而行了，绝大部分学生没有自行车，包括我在内。我回家徒步两个小时，25里路；有时候为了锻炼，我头顶烈日从学校跑步回家用一小时。不管北风怎样呼啸，大雪飘洒，细雨绵绵或阵雨倾盆，我照常按时徒步返校。

      高中第二年，我们31班换了班主任——北京人江继珠老师，教我们语文。小提琴朱建祥教我们英语。这一年，我参加了学校足球队，教练是米悌老师和王杰老师。那年我加入了共青团，宋桂香同学是我班团支部书记。班主任江继珠老师经常鼓励我绘画，并从北京买来绘画书籍送给我。现在，每当看到这本书，江老师那和蔼的面容便出现在我脑海中。

      我们宿舍11个人，只有两名同学有自行车，宋占勇和杨占领，我是用杨占领的自行车学会骑自行车的。我们礼拜日返校，不要求上晚自习，后来听说北街供电所有了电视机，我们偶尔就去看电视，人多电视机小，看不清，没意思，不如电影看得痛快，那时蔚县城也只有两三部电视机。

      每个学期末，学校都要进行期末考试，监考很严。我的数学和语文成绩很好，老师经常在课上讲评我的作文。就是物理化学这两门成绩差。一次考物理，我斜目偷看同桌米继先的试卷，这么一个微小的动作也被监考老师暗暗记下了，事后班主任江继珠老师把我叫到他的宿舍，很和蔼地说：偷看了？考不好也不会把你怎么样。后来我听懂了老师的话，老师告诉了我做人要诚实的道理。后来，我也这样教学生。

（三）验飞行员

      红卫中学的学生每学期有一周的建校劳动。我高中两年，参加了四次建校劳动——小洼部队插稻秧、辛庄部队插稻秧、挖南干渠、学校掏厕所。

      在壶流河水库大堤下的原小洼村驻扎着解放军部队，他们种水稻。一次，我们班去帮助解放军插水稻，每天中午有一顿好饭，管饱吃。第一顿午饭把我吃了个老饱，下午插秧都弯不下腰了。那白腾腾的大米饭，我一年到头很少吃到，何况还有大块大块的红烧肉，比我过年都吃得好。我们平时白面不断，可是大米少见。那天中午，同学们都吃完了，我还在吃，不吃白不吃。真是过了一次饭瘾。第二顿就吃得很少了，过完瘾了，不稀罕了。

      “四连的全体男生去验飞行员了。”这一消息在红卫中学校园传开。我们高二四连，10个班，约500学生。大家兴高采烈地顶着刺骨的寒风到玉皇阁二中去做第一次体检，脱光了衣服，验得很详细。体检验中30名学生，其中有我。第三天，这30名学生由县武装部王参谋带队到张家口进行第二次体检。这是我第一次到张家口。清晨，我们乘坐专用的公共汽车出发，道路难走，一路颠簸，中午时分到达了张家口，住进桥东招待所。午饭后，王参谋让我们好好休息，第二天上午体检。我是闲不住的，独自去逛街了。街道很宽，行人很少，偶尔过往一辆公交车，站在街心圆台上身穿蓝色制服白袖筒的交警指挥着偶尔过往的汽车。我在街道上独自行走了一段路，窜了几个门市部，觉得很无聊，在一个副食部里买了二斤梨便回招待所了。

      晚饭后，我趴在三楼宿舍的窗口观望张家口的夜景，街灯很亮，没有行人，车辆更少，在斜对面不远处一座大门前停放着一大片自行车，那是电影院的门前。远处传来一阵阵过往的火车声和汽笛声，使这宁静的夜晚有了点生机。

      一夜无话，第二天早饭后，体检立马开始。体检的都是空军部队的医生。我很顺利地过了几科，在血压科卡住了。“你是不是不想当飞行员？”量血压的军医问我。“那你明天再到这里来。”

     当天午饭后，和我一起来的29名学生没验中返回了蔚县。我和王参谋只好等到第二天了。下午无事，不见王参谋的踪影，无人关心和问询我，我照常无聊地在空荡荡的大街上漫步。晚饭后，我照常趴在三楼宿舍的窗口观望张家口的夜景。我孤独的很，就像那挂在天边的弯月。

      我独自睡在那个宿舍里。

      第二天清晨，我在饭堂胡乱地吃了那份热乎乎的饭菜后，立即跑到血压科排队。军医拿出我的档案表，仔细地给我测量血压。“唉，还是偏高。你回去吧。”军医慢悠悠地对我说，好像有点惋惜。

      我回到宿舍，王参谋已经在那里等我，他好像什么都知道了，让我收拾行李回蔚县。我哪有行李？我老大的不高兴，一路沉睡无话。

      中午过后，我走进了校园——红卫中学，还没有打上课钟。遇到一位老师热情地询问我。“我们以为你验中了，因为他们昨天就回来了，就剩下你了。人的血压在一天中是有变化的，饭后和运动时血压往往偏高。带队的怎么也不指点指点，失职。”这位老师愤愤不平地说着走了过去。

高中时的田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