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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要科普一个被广大人民群众相信，但却是被严重歪曲的观念：武术是民间的东西，与军队无关。这个潜移默化式的思想钢印，大概主要来自武侠文化，金庸等在武侠小说中为了趣味性，也可能是他们本人受到前人和清代民间武术氛围的影响，把武术设定为一种只有民间才有的神奇东西。这当然完全不是事实也不合逻辑，比如看日本，很明显武术就是由日本军人阶层——武士所笼断传承的技术，难道中国会完全不同？但是随着武侠文化的深入人心，这成为了一种思想钢印，就连痛恨武侠文化的武术黑也会这样说：俞大猷打败少林寺，不是证明中国武术不堪一击吗？……就好像俞大猷打败少林寺用的是MMA一样（其实不是打败，是少林武术让慕名前往的俞大猷失望）。其实你只要稍稍动动手指维基百度一下“俞大猷”，也会看到“俞大猷：中国明末南方武术家”这样的描述。而武术黑之所以有“军队打仗不用武术”这样的思想钢印，正是来自他们痛恨的武侠小说，这不能不说是一种讽刺。
哥萨克人的传武，双手刀花，脊椎发力，很像泰森出拳。
其实无论任何民族，不管是欧洲还是日本，哥萨克还是八旗，武术都是主要由军人创造传承的，中国也不例外，但很多时候军人也会把武术带回民间，再加上一些适合民间的改变（比如重兵器改成非致命兵器或徒手，原来是大枪，现在用鞭杆了，比如加入了江湖化和表演，养生等内容），而在一些朝代，比如清代，因为练武人多和反清组织有关，所以民间武术会有较大发展，还有一些朝代更迭时期会有军队武术转入民间，比如陈家沟武术有明末的戚家军武术的影子，清末善扑营的功夫被迫到天桥卖艺等等。但总的来说，90%的军队武术，和10%的民间武术，共同组成了中国武术这个整体。
即使到了现代，真正的武林顶尖高手也是在军队，这是中国60年代的军队拼刺比赛，甚至可以说代表了世界刺杀术的顶尖水平。
当然，军事力量的强弱取决于很多方面，国力，装备，人数，等等，但个人武艺，即单兵战斗力无疑是所有要素中最重要的一个，包括自古中原面对的最强敌人，如前期的金军，八旗军，倭寇，之所以难以对付的其实主要就是对方的超强个人战斗力，这也就决定了中国兵家自古以来，首要重视的就是军人武艺的训练。
而本文就从有记载的春秋战国说起，一篇文看懂960万平方公里的由来——中国千年的武术史（长文建议收藏）。
秦汉三国时期的民间武术发展
秦汉三国时期的角抵活动承于春秋战国时期的角力，角抵不仅在民间开展，而且进入了宫廷。“春秋之后，灭弱吞小，并为战国，稍增讲武之礼，以为戏乐，用相夸视，而秦更名为角抵”。秦代的角抵，只限于摔法，以较力为主，更多地用于娱乐与表演。因此在禁武的秦朝（收天下之兵，铸十二金人），它不仅没有被禁止，反而广泛流传。汉初，刘帮提倡简朴，曾一度禁止角抵。到汉武帝时，由于他的个人喜好，角抵又开始盛行（也是大规模用兵的需要，提振尚武精神）。三国时期又出现了女子摔角，并正式用“相扑”之名。从秦代、汉代的出土文物中也有对手搏活动的反映。
日本的国技“国技”相扑，连名字都是源自中国
隋唐时期民间武术
1.兵农合一
隋唐实行府兵制度，“始一寓之于农”，府兵由一般民户中简选，不再像以前只限于世袭军户等，实际上将兵源、武装、习武活动等扩展到了整个国家的基层，可以说是一种全民皆兵。且非常重视府兵的训练。府兵集中训练在冬季，由折冲都尉率领兵士在府者进行。轮到值日的所谓“番集之日”，要进行课试，“有教习不精者，罪其折冲，甚至罪及刺史。”士兵的训练和考核制度，又必然加强整个社会对习武活动和武艺的重视。故隋唐的府兵制度对武术的进步和发展无疑起了推动作用。可以说是全民尚武，而其中最优秀的武人则成为国家军事力量的中坚，这大概就是所谓的“战斗民族”吧。
2.唐代尚武任侠之风
盛唐气魄表现为政治较开明，不设夷夏之防，中央王朝、内陆与少数民族、外国交通联系紧密。这就使得游侠剑客有了自由活动的环境，北方少数民族的尚武习俗得以向中原渗透，因而为隋末和有唐一代创造了普遍尚武任侠之风。唐代民间尚武任侠之风也盛极一时。柴绍“幼矫捷有勇力，任侠闻于关中。”丘和少“重气任侠”。刘弘基“少落魄，交通轻侠。”李白“少任侠，手刃数人”。尚武任侠，显然在当时是一种普遍的社会思潮。唐代武侠小说的繁荣显然与唐代的尚武任侠之风盛行密切相关。任侠的风尚及人们侠客的崇敬，大大推进武术的繁荣发展。
隋唐五代时期角抵的发展
角抵活动继两晋南北朝的衰落之后，重新复苏且盛极一时。隋唐五代的摔跤戏名称有角抵、角力、手搏、相扑及相搏等。从史籍所载分析，应是同一活动在不同时期或地区的不同名称，并且有时也混用。所以新旧《唐书》中有关“角抵”的记载，在《资治通鉴》中便多作“手搏”。如《新唐书·穆宗纪》所载穆宗“幸左神策军，观角抵及杂戏”。《资治通鉴》中则为“上左神策军，观手搏杂戏”。又如《旧唐书·敬宗纪》载敬宗曾“御三殿，观两军、教坊、内园分朋驴鞠（骑驴的马球）、角抵”。《资治通鉴》则为“上御三殿，令左右军、教坊、内园为击球、手搏、杂戏”。
隋代隋文帝时曾一度禁角抵。一方面是因为角抵戏铺张奢华，靡费财力；然而这个禁令不久便废弛了。隋炀帝时，角抵重新盛行，炀帝本人也极为喜好。大业六年，“角抵大戏于端门前，天下奇伎异艺毕集，终月而罢”。可见规模之大！隋炀帝亦曾“数微服往观之”。角抵的复行而无法禁止，当与人们皆好此戏不无关系。唐时的“小儿园”，是培养包括角抵、相扑在内的杂戏人才的班子。“相扑朋”，则无疑是聚集摔跤专门人才的机构。《角力记》中常提到的“社”，可视为民间的摔跤组织。唐代的摔跤手可能已职业化，《角力记》的“抵人”，便颇似现代“职业跤手”之称谓。
尚武的隋唐时代是武侠创作的最佳背景
五代时期对角抵戏也较为推崇，《角力记》中记载吴越王钱在观看相扑比赛时云：“为军家出力而激勇也。”都注意到了摔跤可激励尚武之勇风。此外，当时人们还认识到摔跤活动的健身功能。《吴兴杂录》云：唐时“七月中元节，俗好角力相扑，云秋瘴气也”。古人以为秋有“瘴气”，参加角力相扑，可以强身健体，抵御这种“瘴气”的侵害。
宋代民间武术的发展
宋时民间出现了大量的武术结社组织，两宋社会带有很大的区域性，乡社的向心力很强，而农村的武艺结社就是在乡社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弓箭社”就是这种武艺结社之一。“自澶渊讲和以来，百姓自相团结为弓箭社。不论家业高下，户出一人。又自相推择家资、武艺众所服者为社头、社副、录事，谓之头目。”（《宋史·兵志》卷四190）弓箭社是民间自发的保家御敌的结社组织。入社者各置弓一张、箭三十只、刀一口。弓箭社发展很快，据曾知定州的苏轼调查，当时仅定、保两州，安素、广信、顺安三军，以及边面七县、一寨的弓箭社已发展到五百八十八村（组），六百五十一伙，共计三万一千四百一十一人。（见《苏东坡全奏议集》卷十四）可见当时弓箭社影响范围之广。除弓箭社外，北宋末至南宋初，各地乡村居民还组织了“寓兵于农”的抗金武艺组织“忠义巡社”。“各随乡村多寡团结，推择豪右众所畏服者，以为正副，置枪杖器甲之属。”农村结社组织的武艺活动，开展的目的、范围也不尽相同，或“自相纠率，保守乡井”，或“各据山寨，屯聚自保”。有的是为了防御外族侵扰，也有的是为了反抗封建压迫剥削。这些结社活动的共同点是均具有较强的军事训练性质。他们“聚众阅习武艺”，以习练使用弓、弩、刀、枪为主，突出了武术的实用性。
水浒传的祝家庄等民间准军事力量的描写，正是宋明时期中国民间武术民间结社自保的真实状况
宋代角抵，手搏活动的发展
宋代承袭五代遗风，角抵活动愈来愈兴盛。其活动地点在瓦舍勾栏内（瓦舍又称“瓦子”。是宋代城市发展中出现的群众性游艺场所。宋代角抵活动主要形式大致分为二类：
一类是平常在瓦舍等平民游艺场所表演；另一类是正式比赛，有所谓“打擂”的性质。如南宋时临安护国寺南高峰的露台争交，须择诸州郡膂力高强者参加。“天下无对者，方可夺其赏。”这时相扑比赛是不分重量、等级的，以巧、智慧、勇力决胜负，注重方法和技法。当时的比赛已有正式规则——“社条”。社条中最重要的原则是保证双方公平竞赛，不准使用不正当手段。比赛中执行规则的裁判叫“部署”，部署在比赛前要向双方参赛者阐明规则。这种打擂式的比武在宋代已形成较为完备的规则、方法，是中国古老的武术竞赛形式之一。
水浒传中燕青打擂的描写，正是宋明时期相扑的真实纪录
相扑除男子外，还有女子参加。相扑一般由两人进行比赛，也有一人装扮成两人的相扑表演，叫做“乔相扑”。相扑的服装，沿袭汉、唐以来的旧制，比赛时双方上身完全赤裸，下身光脚赤足，仅在腰胯束有短裤，头上一般是梳髻不戴冠，有时足下也穿靴或鞋。在山西晋城南社宋墓中，墓室南顶绘有一幅相扑图，生动地描绘出宋代相扑的情景。宋代的女子相扑也可能是赤裸上身的。北宋司马光还特别写过《论上元会妇女相扑状》一文，要求禁止“使妇人裸戏于前”。
《宋史·兵志》说：“手搏虽不切于用，而亦习其身臂”，所以得到提倡，这和戚继光后来所说的“拳法似无预于大战之技，然活动手足，惯勤肢体，此为初学入门之艺也”是同样的意思——徒手武术虽然在战场上全无用处，但可以培养士兵的胆气和基本身体素质，所以是军人的“入门之艺”。当时的手搏已是肘、拳、脚并用，且有翻转的各种变化。可以说是古代的综合格斗运动。
金统治时期的民间武术发展
1214年，金军国家军队已经无法抵挡南下的蒙古军，蒙古军时常南下攻入山西、河北腹地，而保受压迫的山东河北爆发了“红袄军”大起义。这时的金朝已经衰弱不堪，根本无力控制黄河以北地区，此时的黄河以北地区实际已处于一种无政府状态，连年战乱，兵匪横行，各地的汉族地方豪强、大地主们纷纷武装结社自治，趁机割据一方，逐渐在北方地区实际上形成了一种地方军阀割据的局面。
而战乱最盛的山东地区的百姓四处逃难，而有武装力量的乡堡势力，他们接收流民，壮大武装力量。一边务农，一边进行军事训练。而且战斗力强悍的武装势力，地盘范围日益扩大。
兴定二年(1218)﹐蒙古军再一次南下侵袭山西太原﹑平阳等地，形势对金朝极为不利。金朝知道对于河北、山东等地反正再也不能进行实际意义上的直接统治，移剌光祖等人建策：“当募土人威望服众者，假以方面重权。能克复一道，即以本道总管授之。能捍州郡，即以长佐授之。”于是，宣宗分封河北﹑山东﹑河东地区的九个规模最大的地方武装首领为“公”爵兼宣抚使，这封建九公在各自辖区内招募军队，设置公府，任命官吏，征敛赋税，赏罚号令，皆由九公自便。
其实，这种分封“诸侯”一般的“九公封建”，恰恰暴露了金国统治的虚弱。且不说这“九公”良莠不齐，各怀鬼胎，即使他们当中真有人最终抵拒蒙古成了气候，金国也不一定能控制他们。不久，蒙古方面收降了史秉直、史天倪父子和张柔等汉人武装。南宋方面把李全的“红袄军”收纳为“官军”。至此金朝政局江河日下，再也不能挽回。此后蒙古再度对付金朝，1230年窝阔台汗发动三路伐金，1232年拖雷率西路军自汉中借宋道沿汉水攻打汴京。金哀宗坚持至年底放弃汴京迁都，而已经降蒙的汉族武装史天泽一路紧追不舍，金哀宗只好逃往蔡州，蒙古军约宋将孟拱、江海率军联合围攻。1234年蔡州被宋蒙联军城陷，金哀宗自杀，末帝死于乱军中，金朝覆亡。
文武全才的辛弃疾正是金代北方汉人的杰出代表
元代民间武术的发展
随着南宋灭亡，元朝逐渐开始停止了征伐，过去的北方汉族军阀逐渐变成了穷奢极欲的大地主，而蒙元统治者开始从律令规定禁止汉人持弓箭，携兵器。但是元朝的粗放的统治方式，很多政令其实并不能真正落实的基层，而且元朝政府又对各类宗教及其放任。“汉人从军者不禁”，“汉人请打捕盗巡马弓手、巡盐弓手、许执弓箭”。所以宋金时代的汉人乡间武装保社组织，逐渐演变成了带有宗教色彩的民间社团。过去弓箭社、忠义社等类似的民间社团练兵之法都以宗教仪式做掩护.
比如，民间宗教社团有拜井字的仪式，其实是过去练兵时的九宫阵法，水会上的各种茶碗摆法是过去练兵兵种联络的旗语信号的演变，秧歌会的集体舞的各种变化其实是各种阵法的变化........等等，而民间节庆、宗教集会的仪式其实都是军训。由于有了受官方支持的宗教做掩护反而发展的更有组织，群体更为庞大。所以元朝建立后的几十年来，民间宗教社团一直潜移默化地习武、练兵、军训。
这一系列操作，最终导致了民间发动了声势浩大的白莲教大起义，最终一举摧毁了蒙元的统治。
史哥注：元朝民间地下武术发展，实际上是为军事抗争做准备。清代的地下武人也想复制这一模式，但元代成功了，而清代失败了，这当然是因为清代严密高效的社会治理造成的。
明朝民间武术的发展
明朝可以说是武术的完备时代，诸家拳术与器械技术体系与门派大量出现，拳械谱与歌诀的发展与相关武术的著作不断的问世，在军事上有许多的创新，如由红袄军义军首领杨妙真所创的杨家枪法、倭刀术、藤牌刀术、狼筅术等，而武术家北上南下，拜师求教，研讨武艺比比皆是。明朝嘉靖八才子的唐顺之《武编》、戚继光的《纪效新书》、郑若曾《江南经略》、茅元仪《武备志》、程宗猷《单刀法选》、吴殳的《手臂录》等著作都为当时的武术做了详尽的说明。
拳术：明朝以前鲜少看到各家拳术门派的记载，在北方的戚继光《纪效新书》记载了16家的拳法，如：宋太祖三十二势长拳、猴拳、温家七十二行拳、八闪翻、巴子拳等；总结汇成三十二势，综合了踢、打、跌、拿等技巧。当时的手搏称为白打、角拳、搏击、打拳等，十分注重对打的技术与训练，当时武术套路中周旋左右，满片花草的走跳也越来越多，也就是表演性的套路，一般武术家都反对这种不实用的花拳，强调拳术必须能实用。既得艺，必试敌。
器械：这时期各种器械相当的多元化与丰富，在宋代就有记载了十八般武艺，但是并未说明何谓十八般，在明朝之后才具体说明虽各家说法不同，大致上是说：一弓、二弩、三枪、四刀、五剑、六矛、七盾、八斧、九鉞、十戟、十一鞭、十二鐧、十三挝、十四殳、十五叉、十六耙头、十七绵绳套索、十八白打。
这裡以代表性的两长(枪棍)两短（刀剑）为代表来说明。
刀术：宋朝以来朴刀、长刀、双刀是民间常用器械，在《江南经略》提到手刀、太平刀、开天刀、朝天刀等十五种刀，而在《阵纪》中也说的数种刀，如风嘴刀、三尖两刃刀、苗刀、雁翎刀等，而当时倭刀的传入在民间与军队不论是兵器或是刀术上都受到相当的影响，像武术名家程宗猷所著的《单刀法选》、吴殳的《手臂录》、王余佑的《十三刀法》都受到倭刀的影响。
剑术：一般来说三国以后剑就不是军事战场上的主要器械了，但是用来保身学习剑击持续流传，当时剑术家不少，何良臣《阵纪》所云：“卞庄之纷绞法，王聚之起落法，刘先主之顾应法，马明王之闪电法，马超之出手法”。此外也注重古剑谱的收集，在唐顺之《武编》和茅元仪《武备志》都有提到古剑谱，而《武备志》的二十四剑法为双手剑，吴殳从渔阳老人所学的为单手剑，只手独运捷于电，吴殳恐怕这些技术失传，所以著有《剑诀》和《后剑诀》将练法要诀记载传世，强调剑要走轻灵，不同於刀的砍劈。
枪法：作为战场主要兵器之一，明朝各地学习枪法的风气相当的盛行，例如：山东、河北的杨家枪，河南少林枪，四川峨嵋枪和陜西沙家枪等，在当时较著名的枪家《总论军器》记载有十七家之多，每一家都有不同的技法与枪的规格，当时的枪法除了有基本训练(八母：扎、栏、拿、颠、捉、掳、缠、栏)和组合式练习外也注重步伐的练习（十字步、剪刀步、虚脚步、鸭脚步等）。
因为《浪客行》等通俗文化的传播，日本的宝藏院枪法广为人知，其实中国明代也有同样优秀的枪术流派，但在传播发扬方面就需要加强了。
棍法：棍法名家在《总论军器》称有三十一家，如少林棍、大小火林棍、连环棍、双头棍、阴手短棍等，当时的棍谱除了歌诀以外也附有行路线示意图，当时对于棍术技法的记载以俞大猷所言的棍术技巧最被各家推崇。
明朝角抵运动的发展
元代末年，朱元璋崛起于乱世，于1368年春登上皇位，建立明朝。明太祖朱元璋崇文尚武，角抵运动与其他军事武艺一起得到恢复和发展。他力图恢复唐宋旧制，曾大力提倡角抵运动。
公元1491年，正德皇帝继位，他十分喜欢角抵运动，以至于后面不理朝政，沉溺于角抵之戏，不过与前朝宫廷角抵的流行情况相比，明代宫廷的角抵已经日渐衰落。
北方的角抵运动，则主要流行“摔角”，表演的时候跤手们穿着粗布短马甲的跤衣，摔跤场内铺满数寸厚的的河沙，摔跤手竞技时可以互相勾、绊、拽，但不允许冲撞扑打。每场比赛三个回合，但凡穿着摔跤衣服进场的人，被摔伤的时候，对方一概不负责任。
在明朝，角抵虽不是军队中重点训练的武艺，但也是军营内与练兵极其相关的娱乐手段之一。
明代初期，南方司马乔宇因为不满江彬的士兵中纵横骄悍，每天都去寻找他的士兵碰面，并约定校场比武。南方人行走如飞，轻捷方便，而北方人喜欢摔角，容易被南方矮小的人抓住其软肋，北方人都喜欢翻身倒地摔跤移动。这也说明当时军队士兵练习角抵运动的也不少。
从许多史料上看，大明王朝的角抵运动，虽然没有达到开国皇帝朱元璋恢复唐宋旧制的程度，但是角抵运动也非常普及，为清朝的摔跤达到鼎盛时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史哥注：很多人认为中国式摔跤是清代善扑营奠定的，其实明末陈元赟在日本创立的“起倒流”柔术，后来正是柔道摔投技术的源头，可见我们今天熟悉的柔道，中国跤的技术，其实在明代就已经成熟了。清代之所以成立摔跤国家队“善投营”，主要是在和蒙古贵族的娱乐活动中，席间以摔跤为戏，总是以失败告终，“面子上须不好看”，于是成立了善扑营，并在后来反超蒙古人，但其技术其实是早已存在的。
清代民间武术与农民起义探讨
清代的农民起义活动，多以教门为组织群众、发动群众的手 段。在教门中，以练武为反抗的手段之一。
乾隆四、五年（1739—1740年）河南伊阳等地白莲教组织的 起义此次起义，以梁朝凤等人为首，“乾隆四年（ 1739年）十月十九日，兵部右侍郎雅 尔图奏”中讲:“……更豫省少壮之民，习于强悍，多学拳棒，如少林寺僧徒，向以教习拳棒为名，聚集无赖，凶狠不法之辈，励尤成风，邪教之人，专意诱骗此等入夥，以张羽翼。……如现今审理梁 朝凤一案，据供未获之梁周一犯，臂力过人，素善拳棒，持其骁勇 ……”可见梁朝凤、梁周等起义头领，为武术出众之人。此时少林寺僧，习武教武的也大有人在。
乾隆十七年（1752年）以马朝柱为首在鄂、皖等省准备的起义，杨中林（即方珍）口供中讲到:“我在他家（马朝柱），常见有武力打拳的人……也说明以习武准备起义。乾隆十二年至十七年（公元1747 - 1752年），马朝柱在罗田多云山（今天堂寨）组织反清起义，聚义民众遍及湖北、安徽、河南、四川等数省，震撼了大江南北，使乾隆皇帝十分震惊，并亲自动手抓这件大案。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直隶大名八卦教组织的起义。河南按察使穆克登奏章中载：……绿韩直系肥乡县人，于乾隆五十一年五月内，拜郝润成为师，同邢有富入段文经八卦邪教， 学习拳棒……”王伦领导的山东农民起义：“……伦（王伦），阳谷人，貌魁岸性狡谪，多力有拳勇，尝为县役……”、“孟灿，兖州人，勇莺凶悍，尝因争博，以一掌毙其徒，亡命至楚”、“颜六，堂邑人，面黑髯卷，指甲如爪，故贼中称虎爪。……范伟招之入党，贼中称勇健者，推六为首”、“杨累，忘其里居，王伦义儿也，多力，贼中称其万人敌。每跨白骡，持白腊杆枪，与直隶参将某战，被围数重，自辰至酉不能出 ……”、“乌三娘，兖州人，年二十许，娟媚多姿，而有臂力，工技击。其夫某，能为角抵戏，俗所称走马卖械者也，尝与三娘挟技走楚豫间以（糊）口，而三娘技实过其夫。……王师困王伦于汪氏室，三娘率诸女巷战，短兵相接，诸女次第死，三娘独挥两刃，能悍蔽锋铜，忽于马上跃升屋，自屋而楼，即汪氏之三层楼也，高十余仞，官军围三匝，矢炮拟之若的，三娘扬袖作舞状，终莫能伤。”、“王王 氏，王伦嫂也，号五圣娘娘，年六十余，白发盈头，身高八尺，跨马挥 双刀，巷战……”、臣（山东巡抚徐绩奏）于初七日领兵交战，亲见其领头入阵之人，两手持刀，故雉其腿（即俗称之”矮子步“，专门的步行对付马队），疾走如飞，宛于弥猴。其余亦主俱悍不畏死， 不避枪炮。臣意逆贼中必有百十精于拳棒之人，当先率众，其所用系短柄枪，顺刀，朴刀等械。”从以上记述，可以看出，起义军中有 一批武术名手，功夫精绝，是其中的精锐骨干。特别是乌三娘，能舞双刃避枪弹及箭雨， 其水平之高，非一般武师能比。
据《康雍乾时期城乡人民反抗斗争资料》中载:“天理教亦名八卦教”、“而河南滑县李文成、直隶大兴林清为之首”、当城陷之时：“李文成妻张氏挥 双刀死斗，手击杀数十人。”从上看出，起义军以武术习练组织群 众，并以武技作殊死斗争，而李文成之妻张氏，则是一位武艺高超 的巾帼英雄，以双刀杀出威风。起义军中的另一位首领——后来被奉为戳脚门祖师的冯克善，就是位著名武术家，从下面这段记载中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古代所谓的“武人”，基本上就是军人。
清代民间武术在民间的发展活动
清朝，山西晋商主要的商路是对蒙古、俄罗斯的对外贸易，对外贸易生意是不辞劳苦地长年走口外，在塞外淘金，有着很大风险，甚至有生命之忧。在塞外不仅仅是冒风雪严寒，千里走沙漠，遭受自然之苦难，而且常遭受盗贼抢掠，轻则损失钱财粮物，重则甚至丢失生命。可谓刀尖上行走，富贵险中求。由于晋商外出经商常在数千里外，经常会遇到意想不到的困难与险阻，甚至盗贼的袭击，因此晋商历来重视武术，并有不少人自己练就武术以强身和防卫盗贼袭击，甚至参加军事斗争。如明嘉靖三十三年（1554），山陕盐商为抗击日本海盗入侵，曾选善射骁勇者500名商兵防守扬州。隆庆元年（1567），江苏松江倭寇压境，山陕诸商骁勇者曾“协力御之”。明代泽州人工珂，“服贾远出，一日抵大江，夜，邻被劫，珂奋身往救，盗惊散”。清初，在苏州的山陕客商有善射者达三十八人之多。清代忻州人卢英锐，在阿克苏经商，道光六年（1828）张格尔叛乱，喀城破，卢英锐自绘地图，进谒军门，陈进取形势，几天后，清军以此图攻克回城，卢英锐以功被赏蓝翎五品衔，补固原提标后营外委将，当上了武官。在走西口的数百年岁月里，需要护卫的晋商们，不仅带动了镖局行业的发展，而且催生了一批心意拳和形意拳大师们。祁县心意拳、太谷形意拳的发展，一直受到当地富商的鼓励与支持。心意拳或形意拳武林高手大多被祁县、太谷等地富商聘任为护院拳师。如山西太谷北光村富商曹氏的三多堂有护院家丁 500余人。在三多堂按照东南两局，各设护院拳师一人，又在南山青龙寨设守寨拳师一人。一些形意拳高手多在曹氏三多堂担任过护院拳师。这些拳师在富商家中多能受到礼遇和优厚的待遇。由上可见，武术与拳师对于晋商的活动，有着保护安全的作用，而晋商对武术与拳师的鼓励、支持，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武术活动的发展。
史哥注：押运货物到罗刹肯定不是靠拳法，所以形意拳的“拳”不是拳法的意思，而是派别，军事组织的意思。比如很明显的“义和拳”的拳，就不是一套拳法，而是一个进行武术，军事训练的准军事组织。今天诸如“形意拳”等等，也当作如是观。
最后的话：
前面说了，中国960万土地不是充话费送的，而是古代中国武人，军人们拼杀保卫出来的，不过“大师”们也别拿这句话说事儿，因为你们今天教的练的，与中国古代武人开疆拓土，保家卫国所用的技艺，实在没一毛钱关系。因为历史原因和人为原因，中国武术今天早已失传，变形，丑态百出。
来源｜功夫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