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缺失中成长
闫晓峰
宁县一中是我的母校。高中两年半时间，我就是在一中度过的。
从一九七八年毕业离开母校算起，距今已有三十四年了。穿越时间的隧道回望，当年踏入校门的那一刻，一个十四五岁的弱冠少年，怎么也想不到，无常的命运安排，这些被以后的历史称之为“新三届”的一代人，一只脚踩在十年文革行将结束之时，一只脚即将迈向改革开放新时代的节点上——他们就要随着一个急剧变轨、转向提速、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行进的时代列车前行了。
春天即将来临，气候乍暖还寒。从政治挂帅，知识越多越反动，到高考制度恢复，重新重视知识，尊重人才，一切都在急剧的变化中开始或者结束，处于两个时代交替期的校园充满了变幻莫测的奇幻色彩。两年多短短的校园生活中，随着时代的变化，我们经历了一段不同以往的生活。
升学不考
我是从良平初中毕业进入宁县一中上高中的。
那时候，早胜塬上有两所完全中学。良平东边的平子公社有一所，文革中新成立的。位于良平西边早胜公社的宁县一中是抗战时期就成立的老学校。良平初中很简陋，城东边两三排平房，四周都是庄稼地，中间留有一块空地做操场，连个围墙都没有。
初中两年，谁学习好，老师同学都知道，但谁是班级第几名，两年间从来没排过名次。记得一学期快结束时，一个班上分几个小组，由指定的小组长搬一张桌子，拉几个凳子，几位同学相互一本正经地做鉴定。大致说一些思想积极、学习认真、遵守纪律、热爱劳动、关心同学一类的评语，缺点大多是开展批评不够、有时上自习爱说话、打扫卫生不积极之类的话。班主任老师指派几个字写得好的同学，把对每个同学的评语填写在家长通知书上，最后自己签个名，就能过关升级了。
初中两年给我带过课的老师，现在大都记不太准确了，但仍然难忘的是一件有关劳动的事。那是初二那年，宁县到正宁的公路要上沥青了，路基石料用一种在沟里可以挖出的料礓石，学校以勤工俭学的名义，给初二毕业班每个学生分配了两方石料的任务。为了完成那两方的任务，我一个暑假，还有许多星期天，吃住在贾家村一个同学家里，早晨天一亮，先下到沟底挖出来，挖好后装到笼里，两人往上抬，抬到塬畔，用榔头砸成核桃大的小块，再用架子车拉到公路上，码成两米见方的梯形料堆，等待验收。
分配这个任务时学校里说石料卖了以后，给每位同学购买一身线衣校服。牺牲了假期和星期天，吃了那么多苦，每个同学都对那身线衣充满期望。校门前的黑色路面一天天向前延伸，从春天到冬天，到了冬季快放学时的一天，学校院子的一面墙上突然出现了一位老师写的大字报，题目叫“钱，是什么东西？”这在全校激起了一场大讨论。各班都写大字报热烈辩论，说挖了些石头卖给路上，就想买衣服享受，是红色革命事业接班人不该有的落后思想！最终当然无产阶级思想占了上风，认为钱不是好东西，是资产阶级追求的价值。结果是同学们的线衣校服泡了汤，料礓石钱款学校充了办公经费。
这事过去了好多年，每次我乘车下乡经过那段路面，不由自主地想到这件事，汽车轮下的路基上，还有我十三四岁时挖的两方石料哩！
要到一中读高中去了，这事重要吗？好像没有人特别上心过。
家里人不说，我们自己也不管。放学了，照样疯天失道地玩，不看书，不做题，不复习。记得临放学前的一天，中午饭后，母亲上班去了，我正涮锅洗碗，突然听到学校紧急集合的钟声响了，拔腿就向学校跑。气喘吁吁地到了学校，操场上班上的同学都已经排好了队。因为来得迟了，平时个头小总站前排的我赶紧闪进最后一排队列中，踮起脚尖朝前看，校长和其他几位老师簇拥着一位个头不高留短剪发的女同志，女同志挺胸抬头，双手背在身后，很威风地注视着她面前的同学们。接下来校长亲自喊口令，大家做广播体操。我刚一伸手推掌出去，就看见自己的两只手都是脏的，原来在家做饭揽煤时染成了黑的。不好意思让老师们看见，就攥紧拳头缩手缩脚做操，动作滑稽可笑，只见女同志嘴里念叨着直奔我这边走过来，“这娃胳膊有毛病吗？”我赶忙伸直手臂，一看我的脏手，一伙说笑着转身走开了。
春节过后开学，到一中报到后我才知道，那位女同志就是当时宁县一中的副校长何琳老师。那天集合做操，就是何校长来良平初中招生的。一场本应当紧张竞争激烈的升学考试，让我们做了一阵广播操就行了，今天看来简直不可思议。看着今天的孩子们为了能进一个重点高中读书，那么小的年纪就承受着沉重的学习压力，整天学习、补习、复习，每每想起我初中升高中的经历，就有一番苦涩的滋味涌上心头。
课堂内外
一中的教室宽敞明亮。一排一排的青砖灰瓦平房大教室，基础高于地面尺余，座落在高高的石台阶之上，让人感到教室既高大又神圣。最让我们这些入校新生赞叹不已的是教学黑板竟然不是一般水泥的而是毛玻璃的。每天值日生用水一洗，粉笔痕迹荡然无存，像是新的一样。老师书写板书时，粉笔弹在黑板上的声音如同乐队打板的节奏一样清脆。即使今天，我闭上眼睛，似乎还能听见那悦耳的嗒嗒声从遥远的天边飘过来……
然而在这么好的教室里，高一的两学期，并没有学到多少书本知识。教材简单粗糙，课时大量地被课外劳动、政治学习挤占，一学期结束了，课本竟然是新崭崭的，许多书页甚至连指头翻过的痕迹都没有。
语文一开课，先学毛主席诗词，再学毛选中节选的文章，到鲁迅的杂文讲过时，一学期就要结束了，字、词、句，主、谓、宾，到高中毕业，我也没有搞清楚多少。政治课，老师好像从没有按教材上过课，政治课就是老师念报纸学生听。《人民日报》上的社论念得最多，再就是署名“梁效”“罗思鼎”等“四人帮”写作班子发表的整版整版的大块头文章，一节读不完，下一节接着来。老师念得口干舌燥，我们听得云遮雾罩，糊里糊涂。
记得是打倒“四人帮”前后吧，梁如镜老师刚念过一篇“四人帮”写的文章，不几天“四人帮”就被打倒了，梁老师一进教室，不无幽默地挥挥手中的报纸说，前一晌学的又错了，今天咱们学对的，说的同学们都笑了。
数学课更有趣，有一学期一开课，不是循序渐进从前往后讲，代课的郑天敬老师手里拿着个大木制三角板，往讲桌上啪一声一撂，说请同学们把书翻到最后一章，我们先学高程测量。为啥要先学这个，因为毕业后回生产队劳动，农业学大寨要平田整地修水利，农村需要工程技术人才。因为前面的代数几何基础没掌握，高程测量学得很费劲，讲了好长时间，那学期好像没有再学其它内容。
化学课一学期都快要结束了，记得丁汉英老师写到一个方程式，向全班同学提问，水的分子式怎么写？全班同学竟然没有一个人回答。丁老师突然转过身来，低歪着头，目光从眼镜片上头射下来，盯着大家看了好一会儿，声音突然提高八度，几乎是喊出来的一样，是氢二氧一。并在黑板上一连写了几个“H20”。一向说话低声慢语温和的丁老师当时为什么突然要发这么大火，许多年后，我才能体会到他那种无可奈何的酸楚心情。
相对于残缺不全的课堂学习而言，当时课外的活动则要丰富多彩得多。概括地讲，就是以学工、学农、学军为主的“三学”实践活动。
座落在大操场南边的福音堂，是学军基地。我们入学时，前面年级同学制造的土地雷堆得满地都是，大小不一，形状多样，有些还铲得相当精致，《地雷战》电影里看到的样子全都有。为防美帝苏修的原子弹，学校里也挖有地道，在学校的范围内，曲里拐弯，从地下能到学校任何一个地方。操场边上有个总出口，用铁门锁着，更多的出入口，有的在讲台下面，有的在水井边，还有在厕所、猪圈里的。
有一次发无聊，也出于好奇，我和几个同学去钻地道，里面黑灯瞎火高低不平，阴湿黑暗，没爬多久，大家都有毛骨悚然的感觉，就赶紧鼠窜而返。我的额头上不知让啥给叮了一下，起了个红疙瘩，一周多时间才消退下去，从此就再也没有下去过。
学工，就是学烧砖瓦，学校操场东南角有一座砖瓦窑，我参加过几次制砖和泥，挽起裤腿，净脚片子在冰冷的胶泥中上下踩踏，增加黄胶泥的柔韧性。一场踩泥结束，人糊得跟泥猪一样，可大伙开心极了，因为爱劳动是操行评语中最重要的优点。还有一次学工活动，让我二十四小时没吃上一口饭，真正体会到了饿肚子的感觉。那次是给农村架电线，电线杆已经架好，我们把电线扛在肩膀上，隔十来米一个人，顺着电杆延伸方向拽着往前走，电杆在山上，我们上山，电杆在沟里，我们下沟，活不重，却爬沟溜渠走得路很多。早饭后出发，下午回来时，错过了灶上开饭时间，我没吃上饭，到了晚上上自习，我已经饿得连上教室的力气都没有了。躺在空荡荡的宿舍时，看着同学们挂在墙上的烙馍网兜，几次起了偷吃的念头，几次压了下去。那时吃食紧张啊，同学们背到学校的馍馍，都是按顿算好的，谁也没有多余的干粮。借馍吃，是张不开口的。那次事后，我才知道挨饿的滋味确实不好受。
一中是乡村中学，学农占课外实践活动的份量最重。一周必有一天，是参加农业生产劳动。我们打着红旗、喊着口号，参加过全公社组织的上千人的平田整地大会战，夏天收割麦子，秋天掰过玉米……自行车后边绑个架子车从学校往十里铺学校农场运过肥料，一天一个来回，回到学校天就黑了。今天十四五岁的娃娃干这么重的活，家长怕要找学校上访论理的。
班上还养着一口大母猪，每个班都有一个猪舍，周日下午返校时，要在返校的路上拾猪草，生活委员一个人一个人的过秤登记，一星期还要安排两位同学值周负责每天的饲养。母猪产崽那几天，晚上要轮流值班，两个小时一轮换。半夜从猪舍回来的同学要把接班的同学从睡梦中摇醒，接班的同学睡眼惺忪地问，还没下下吗？回来的同学乏困得一头栽倒床上，鼾声就起了。
中学毕业后，两个男女同学结为夫妻了，参加他们的婚礼，大家问，不在一个班，也没见你俩个私下接触，啥时候谈成的？他俩笑着说不是两班里的猪圈相邻吗？一边喂猪一边谈恋爱，不就成了。想来有趣，猪崽无知，却成全了一对好姻缘。
高考忆趣
是一九七七年恢复的高考制度，把我们重新拉回课堂的。
作为在校生，我们七八级学生有幸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参加了七七、七八年两次高考。
七七年的高考，是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参加的，从热热闹闹的课外实践状态下，一搭猛地参加严格的选拔考试，就像一趟正朝前方驶行的汽车，来了个急刹车猛转向，大家都有些昏晕的感觉，高考真正的含义是个啥，心里都不太清楚。面对数、理、化、语、政五门课，文革十年积攒的上千万考生，一古脑儿地座在了同一个考场上。年龄差距如此之大，不少两代人一起参加。寒冷的考场里，破破烂烂的衣裳，蓝黑色的主色调，粗糙的双手，菜色的面容，紧张的神情。记得当时试卷是用很老的油印机在蜡版纸上用手刻写印制的那种，试卷上的油墨有些地方还模糊不清。甘肃省当年的作文题目是“不到长城非好汉”，我连是该写议论文还是记叙文都没搞清楚，乱七八糟地胡写一通。第一场高考就像跟操一样结束了，早胜塬上考上了几个三十多岁当社请教师的老三届。近三百名在校生，竟无一人录取。在接着准备七八年的高考时，我们曾把辽宁“白卷英雄”张铁生考过的物理试题拿来做模拟考试，全班同学没有一个人考及格。
真正的备战是在参加七七年考试以后的多半年时间，一切课外活动都停了下来，老师从文革前初一的课程补讲。没有课本，成了当时最大的困难，要找到一本文革前的教材，比今天搜集一件老古董还难。我星期天到良平商店废品收购门市收购的废纸堆中乱翻，竟搜寻到了文革前初中代数的一套课本，如获至宝。再版的一套《数理化自学丛书》，成了当时最畅销的书籍，新书要来的预告一出来，人们整夜在县城新华书店门前排队抢购。在县上工作的七舅费了很大劲买回一套，成了当时我们表兄弟几个备战高考的“圣经”，一天争抢着看。我和敏权表弟能考上大学，这套书真是功不可没。
白天老师上午下午满堂灌，晚上熄灯以后，毕业班学习正酣。昏暗的教室里，一人就着一盏用墨水瓶做的小煤油灯，灯光如豆，身影摇曳，在教室里继续看书做练习题，小煤油灯熏得大家的鼻孔都是黑的，教室里弥漫的煤油味至今仿佛还闻得到。班主任杨忠义老师抽着自己卷的老旱烟，经常陪着大家一起熬夜。总觉得时间不够用，实在困得熬不住，大家才肯回宿舍睡觉。走在院子里，抬头望天，满天的繁星在漆黑的夜晚格外明亮。
七八年夏天高考，在紧张的备战学习中不知不觉就来到了，考场设在县城的宁县二中。要到县城考试了，舅母给我们烙了几个白面大锅盔，表兄弟几个骑着自行车走了近三十里路到了宁县县城，晚上就借宿在县手工业联社上班的村上老乡的修鞋门市部里。两间大的门市，里面套间只有一张床，晚上床上挤两人，门市的柜台上睡两人。一天两顿饭，就着盐醋辣子拌黄瓜，每顿都吃锅盔，喝开水，然后就上考场了。五门课到第三天中午考完了，锅盔也吃光了，弟兄几个到当时县城十字路口的国有食堂改善了一下生活，每人两碗二两粮票八分钱一碗的白皮面，吃完再要两碗面汤一喝，骑上自行车就往早胜返。推着自行车正上宁县坡，天上就乌云翻滚、电闪雷鸣，大雨瓢泼而下。也许是昏天黑地的复习备考把人压抑得太久了，我们几个谁也没有说要找个地方躲躲雨，就在风雨中，一路大声怪叫着，推车上了塬，迎着风雨像落汤鸡一样回到家。
一泊二食
在这儿，我想说说当时在校生活方面的事儿。
良平离早胜有二十多里路，住校生每周星期日下午到校，星期六下午离校，往返四十里地，有自行车的同学骑单车往返，大多数同学靠步行走着上学。为我上学，母亲省吃俭用，新学年开始不久，就为我买了一辆崭新的红旗牌加重型的自行车。要知道，那时候三大名牌自行车飞鸽、永久、红旗都是凭票分配供应的，光有钱还不行。新车子怕把漆皮蹭掉，用塑料皮把车梁等主要框架缠起来，是很时尚的。自行车本身是黑色的，但用来缠车子的塑料皮花花绿绿啥颜色都有，有的同学还用不同颜色的塑料皮子缠裹车子不同的部位。每逢放学，在背绿色军用挎包，服饰以蓝黑为主色调的熙熙攘攘的学生队伍中，伴随着叮铃铃的车铃声，五颜六色的自行车，可算是那时候一道独特的风景！
干板凉床、开水冷馍是大多数住校生基本生活状况的真实写照。三间大的平房宿舍，一个班三四十人住在一起，南边靠窗一排单层通铺，北边靠墙从东到西两层架子床通铺，地上还一辆挨着一辆摆放自行车，留下的公共空间就很小了。通铺上，每位同学都是一褥一被一枕，枕头实际上就是用报纸包起来的一块砖头，家境的好坏，从被褥的薄厚上就能区分出来。地方紧张到每个人只能摊到一砖头半宽铺位的程度，被子两个人的可以摞起来，床板上的褥子就只能左右参叠铺在床上，形成凹凸不平的波浪型，每个人夜间就像一只独木舟一样紧紧地嵌进自己的泊位中。一尺多宽的地方，谁要起来去厕所方便一下，旁边的人翻个身，回来就有可能找不见自己睡觉的地方了，只能推开两边的人从外向里硬把整个人从人缝中插进去。要弯一块儿弯，要翻一块儿翻，是大家睡觉休息时开玩笑的口诀，就是说同一方向侧身，要翻转个身子就一块儿行动。宿舍里夏天没有风扇，冬天不烧暖气，也不架火炉子，地上常是湿的。晚上起夜，要披上外衣跑到院子里的公共厕所去。大人们劝学，总说念书是吃苦受罪的事，当时上学的大多数同学想，只要不在生产队做活受累，这点苦算啥哩。
同住宿比较起来，要说困难，恐怕还算吃饭喝水两件事了。文革后期，好像整个国家都缺吃少穿，那时候人们把机关干部叫吃国库粮的，成人每月二十八斤粮，还分粗、细，小麦、大米算是细粮，玉米、小米、红薯片等粗粮要占百分之六、七十以上。农民在生产队里一年忙到头，分配的粮食总不够吃，有无条件供经个学生，全家的劳力能否挣下工分，分配够吃的口粮，恐怕是要考虑的首要条件，要念书，家里就必须保证学生娃娃在学校六天时间里都有馍吃。
学校里有学生灶，但学生灶是不卖饭的，只用两口直径足有两米的大铁锅，专门烧开水，每班都有一个铁桶，到吃饭时间了，由值日生去打水，水抬回宿舍后，给同学们一人一缸子再分下去，把握不好，到最后值日的人自己就有可能没水喝了。冬天太冷，人冻得打颤，在宿舍吃饭就跪在床上，脚插进棉被里，双手抱个泡馍的洋瓷缸子。一位姓贾的同学，家里用粗粮烙的菜饼子，冻成一个冰疙瘩，没办法泡进开水缸子里去，只好用一个板凳腿在桌子上把冰馍砸成小块再吃。夏天背来的馍容易变馊，宿舍里闻起来总有一股子霉味弥漫其中。两年多时间，有好几位同学学习还很不错，忽然间就不见人了，一问才知道说家里没粮吃了供不起，回家参加劳动去了。
没有蔬菜，没有水果，馍只要不断顿，就是好生活。晚上躺在床上侃大山，张俊彦同学说，啥时候日子好了，让人能宽宽展展地喝上开水，有多美！同学们后来就给他起了个外号叫“张宽展”。夏天有个晚上，敏权表弟和几个同学晚自习下课后，实在渴得受不了，就到学校的水井上用轳辘打水喝，不料“笨环”没系住，水没打上来，把桶给掉到井里去了，害得全班同学第二天一整天没水喝，还被学校通报批评。我现在才明白，为啥上高中那两年，周末放学时，我的嘴唇上都要干得起一层皮，可能是身体缺水造成的。
别样师道
回想起来，啥时候都不会忘记的，当然要数那些可亲可敬的老师了。在那特殊的年代，他们以其独特的人格魅力，诠释着中国传统文化中优秀的师道精神，给我们留下了永难忘却的美好回忆。
他们安贫乐道。在我一岁多时，父亲就去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工作，我随着母亲工作单位的变动四处转学，宁县一中已经是我念过的第五所学校了。文革时期，是物质匮乏的年代，虽说母亲商店营业员的职业令人羡慕，但那时工作繁忙程度是外人无法想像的。三天一集日，从早上开门到晚上关门，一连八九个小时，中间忙得连吃饭喝水都顾不上，其它两天不逢集的日子里，还得用架子车拉上日用小百货、布匹，走村串户送货下乡，常常是天黑了才回到单位，晚上还要参加单位集体政治学习。我很小就学会做简单饭、洗衣服，干家务活，就是在那样的环境下练出来的。
要像其它同学一样，由家里背干粮上学，母亲就没有做馍的时间。所以高中一入学，就把我的粮食供应关系转到了一中的教职工集体灶上，和老师在一块上了两年多灶。灶上杂粮百分之七十，麦面百分之三十搭配，每天一顿白菜洋芋黄米干饭是少不了的，只有逢年过节才能吃顿肉，但今天好像连一片肉的滋味和模样都想不起来。下课开饭了，老师们腋下夹一只洋瓷碗，手里拿着筷子，在窗口排队，老孙师一勺一勺打饭的情景至今历历在目。有一天，管灶的贾老师给我说要给老师们改善一下生活，想蒸一顿糖包子吃，让我回去到母亲那儿走个“后门”，想办法买几斤红糖来，我回去说了，母亲找主任特批了几斤红糖，灶上才吃了一顿糖包子。体育老师王万胜活动量大，吃完面条后，常把灶上剩下的面汤用个大盆端回自己的宿舍去，一节课下了，回到房间喝几口面汤，又去操场上下一节课了。我是学生，那时候看见老师总感到心里害怕，打上饭，就找个角落坐了，听老师们边吃边聊，总是笑声一片，不谈政治，没有报怨，更多的是相互的调侃玩笑，清贫的生活里一派乐观。
郭华民老师和徐曼丽老师是夫妻，从印尼回来的归国华侨，一个精通日语，一个英语很棒，可惜都英雄无用武之地。郭华民老师代体育，是学校乒乓球队的主教练，带我学习乒乓球一年多，参加过全县的比赛，郭老师身体修长，单杠大回环做起来，像专业体操运动员。徐曼丽老师小小的个子，很单薄的身子，英语教学停了，就在学校图书馆当资料管理员，我在校两年多，好像从没有听见她说过一句话，同学们私下议论说徐老师是大资本家的女儿，真假不得而知，可能是怕祸从口出吧，她用弱小的身躯默默地抗争着疯狂的岁月。八零年前后，他们同时调入西安外国语学院，我从收音机上听到郭老师主持日语讲座的声音，是那么亲切而又陌生。
语文老师孙仲明是山东济宁人，个子很高，腰板笔直，蓝中山服总是干干净净，上课下课啥时见到孙老师，风纪扣总是扣得紧紧的。孙老师的板书写得非常漂亮，他把粉笔字在黑板上写得比毛笔字还漂亮，有轻重，有虚实，有疏密，有布局，黑板写满了简直就是一幅书法作品，当他用板擦抹掉时，能让人感到心痛可惜，看他写字上课，那真是一种享受，我们高二四班同学普遍字写得好，跟孙老师的濡染不无关系。
侯献文老师是河南杞县人，一口富于表现力的河南话，说起来如同唱戏，字正腔圆，他的绝活是在背对同学在黑板上写字时，能猛然回身掐断一个小粉笔头准确地扔到不注意听讲的同学头上，引来一阵惊叹声。侯老师会拉板胡，课余时间坐在门口摇头晃脑自得自乐地拉一段，并不时唱上几嗓子河南豫剧，让人感叹太有才了。都传说侯献文老师有不叠被子的习惯，夸张得说他一学期只叠一回，就是放假启程回老家的那天，但侯老师批改的作文，语法要求的严格，却是学校里数一数二的。
体育老师黄启民是陕西临潼人，全地区著名的篮球教练，他个子不算高，走路很快，印象中脖子上永远挂着一只哨子。宁县一中的篮球校队，无论男队还是女队，在黄老师任教时代，一直在全县名列前茅，还在庆阳全地区拿过名次，许多校队的男女主力，人还没毕业，就往往招工或参军走了，黄老师在球场上也为社会培养出了优秀人才。
数学老师卢秉一是四川成都人，括号、方程、正数、负数等一些数学名词用四川话念出来，悦耳中听得很。卢老师个子矮矮的，小脑袋，很突出的是他深眼眶下那双明亮的小眼睛，一到课堂就不停地讲，不停地提问，一些前面讲过多次的问题，同学们回答不上来，但卢老师从不发火，也不训斥，又不厌其烦地再讲上一遍，真不知他的耐心为啥那么好！
音乐老师谢济是邻地区平凉人，个子细长，声音略带沙哑。谢济老师好像天下没有他不会的乐器，啥拿到手上都能演奏，可惜了谢老师的一片苦心，在那个形势下，我们只能以学唱革命歌曲为主，这周唱“大海航行靠舵手”，下周学唱“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还唱过“大辩论，风雷吼”。记得唱得最多的是“学习雷锋好榜样”，乐谱乐理讲过几课，没学会，至今我还是一个乐盲。时光如梭，那些歌曲早已随风飘散，当今天在“卡拉OK”上自唱娱乐时，我不由怀念起谢济老师弹着那架破旧的风琴，教我们唱文革歌曲的情景……
阔别母校三十多年后的一天，我和几位同学相约，一块儿回了趟母校，漫步在一中校园，望着眼前的一切，我问自己，这还是我们的母校吗？三十多年的发展，母校的面貌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处处在熟悉中更多地显示着陌生。进入学校大门后，高大的教学楼，已经隔断了当年觉得长得似乎望不到头的南北方向的那条弧形青色鹅卵石铺就的校园大道；住过的平房宿舍不见了踪影，代之是几座新建的学生公寓。操场边上挺拔高大的楸树，一排排直插云霄的白杨树，也只能出现在梦境里，眼前看不到一棵。南墙边的学生水灶，教工食堂也早已改头换面，八角楼、福音楼只能靠记忆搜寻它曾经的模样了。
望着眼前如鸟儿一般从身边匆忙走过的学生，似乎把我们几个带回到几十年前，大家齐声感叹说现在的学生娃娃太幸福了，不知谁说了一句，吃穿是比过去强多了，但欢乐比那时少多了。
是啊，几十年来，应试教育的指挥棒把基础教育的天平偏向了自己这一方，日益竞争激烈的社会职场，独生子女时代的到来，使高中三年成了为升学拼命而学的战场。家长焦虑、学生郁闷、教师困惑、社会迷茫，成为人们对当今教育纠结和无奈的真实写照。
也许有人会对我们说，你们是不幸的，在最需要长身体的时候没有温饱；在学习的最佳年龄段天天学工学农，错过了学习知识的最好时光，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当年我们这一代人，在缺失中成长，但没有缺少快乐；在艰难中生活，却感悟到了生活的真谛。学校，在人生旅途中，是从蒙昧走向开智的一个重要驿站。记得作家阿城说过，教育就是种下一颗种子，后来某年某月某日某刻，因为经历，会有所悟，那就是种子发芽了。我想，在一个人成长过程中，中学教育，无疑是最重要的人生驿站之一，这个阶段，足够的物质和精神营养都很重要。
想起了英国诗人惠特曼的诗句：“不论你望得有多远，仍然有无限的空间在外边；无论你能数多久，仍然有无限的时间数不清。”亲爱的母校，人生七十是黄昏，但作为一所学校，走过七十年风雨历程的你正年轻。虽然昨日不可重来，但若有可能，我情愿再回校园重读一回。因为，你永远是我重要的精神家园，在那里，有我永远铭记的恩师，我亲爱的同学兄弟姐妹，有高高的楸树下我心中常青的芳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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