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林彪1959年主持军委工作后，就有意识地在军队中培植自己的势力，把自己的亲信提拔到重要部门，委以要职。林彪一上台就提名邱会作任解放军总后勤部部长，并强行指定为总后党委第一书记。1962年，林彪以加强海军领导的名义，派李作鹏到海军任常务副司令。1965年，空军司令员刘亚楼病故，林彪立即抢先提吴法宪任空军司令。他们在林彪的支持下，在各自的部门中搞了许多拉帮结伙、排斥异己的活动。如李作鹏在海军搞小组织活动，打击排斥海军司令肖劲光。但是，那时老帅们还在台上，中央领导还健全，对他们有所批评，使他们有所顾忌，不敢作得太甚。    

02

林彪的宗派体系是从打倒罗瑞卿开始形成的。

1965年12月上海会议和1966年春北京京西宾馆会议的两次“倒罗”会上，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在林彪、叶群的策划下，一齐上阵，诬蔑罗瑞卿是“篡党、篡军、篡国的大阴谋家、大野心家、大危险人物”，为打倒罗瑞卿立下了汗马功劳。黄永胜在广州军区任职，未能参加这场“倒罗”之战，便写信给叶群，攻击罗瑞卿“是十足的伪君子，大阴谋家，大野心家”。过后，黄永胜还对未能在“倒罗”上立功而后悔不已，当林彪的面大骂自己“蠢猪”。林彪从这场“倒罗”斗争中，看到了他们的“忠诚”，视为心腹干将。他们也积极投靠林彪，成了甘心为林彪驱使的党羽。

“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使林彪有机可乘，得以最后形成自己的宗派势力。

“文化大革命”把林彪推上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崇高地位。林彪有毛泽东的“好学生”、毛泽东思想红旗“举得最高”的名声， “副主席”、“接班人”的地位，不仅他的个人野心膨胀，而且攀附于他的追名逐利之徒，大大小小的个人野心家也如过江之鲫。林彪在说“文化大革命”时，总是大谈其“大罢一批，大升一批”的干部路线。这是林彪对军队必须支持“文化大革命”的表态，也可以理解成是一种带威吓性或诱惑性的暗示。林彪所提出的干部升罢标准是“高举不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突出不突出政治”，除此以外的其他问题是小节问题。“小节无害”是林彪一再强调的。而“举得最高”，“学得最好”的是林彪，他对谁是否是“高举”了、“突出”了的认定，最有权威性。这样，林彪集政治权力与是非标准于一身，保谁和倒谁全在于他的“金口玉言”之中。    

03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黄、吴、李、邱在各自的单位中都受到了群众不同程度的冲击。林彪、叶群在关键时刻，出面保护了他们。

黄永胜是广州军区司令员。1967年1月，广州军区的一些干部群众起来造反，炮轰黄永胜。1月28日，黄亲自打电话向林彪告急。林彪立即让叶群把黄召来北京，保护起来。

吴法宪在“文化大革命”刚开始时，把反对他的空军一大批高级干部打了下去。但不久，空军院校的学生和空军机关的很大一部分人起来造他的反。他吓得不敢公开露面，跑到一个山洞里躲风。恰恰这时，空军一支部队击落了一架台湾的美制无人驾驶飞机。叶群立刻跑到造反群众面前说：“你们知道这飞机是怎么打下来的?是吴司令指挥打下来的!你们天天要揪他，以为他吓得不知跑到什么地方去了，其实，他是受了主席和林副主席的委托，一直在战备指挥所里指挥对敌作战。”叶群煞有介事的这些话，给吴法宪解了围。吴法宪也依靠林彪、叶群的撑腰，在空军内部明目张胆地组织起保自己的队伍。    

李作鹏在海军也有强大的对立面，日子也不好过。1967年4月的一天，李作鹏正在会场上被群众批判，叶群得知这个消息，马上打电话给会场，编造谎话说，林彪要找李作鹏谈话。待李作鹏到林宅毛家湾后，林彪、叶群火速把他送到京西宾馆，秘密保护起来。林彪还出面保李，说李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突出政治的”，“反对罗瑞卿是有功的”。

邱会作生活作风一向不好，在总后民愤极大。“文化大革命”前，罗瑞卿专门开会要处理他，是林彪把他保了下来。“文化大革命”中，邱会作是在黄、吴、李、邱里挨批斗最厉害的。第二军医大的学生们把他关押在总后大院里，据说还挨了打。邱会作和其妻胡敏向林彪、叶群苦苦告救。1967年1月24日晚，叶群持着由林彪、陈伯达共同签署的条子“立即放出邱会作”，亲自出马到总后大院，从群众手中把邱要出来，并立即送到西山保护起来。邱会作一被救出来，就扑通给叶群跪下，痛哭流涕地说：“叶主任，你可救了我啊!……”    

林彪看到这些老部下的处境不妙，便亲自出面保他们。1967年3月25日，林彪在军队高级干部会上讲话中说：“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空军就会被坏人夺了权。……海军主持工作的几个人也会被夺权。……总后也是这样。”“邱会作同志小偷小摸的事有，应该烧，但邱会作是个好同志。”

尽管林彪出面说了话，但空军中反吴、海军中反李的力量还是很大，总后打倒邱会作的呼声仍然很高。林彪就收到过有总后机关大多数人签名的，坚决要求打倒邱会作的誓师书。

04

1967年5月13日的北京展览馆武斗事件，是他们彻底摆脱困境的转折点。

1967年4月，叶群接见了空政文工团的演员刘淑媛等人，支持她们搞派性演出。刘等串联了空政文工团、海政文工团、战友文工团、二炮文工团等驻京军队文艺团体中相同观点的人，联合排练节目，筹备庆祝《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5周年的文艺演出。    

总政和全军“文革小组”明确要求，要以文工团为单位，同台演出。这是为了消除两派群众对立的矛盾冲突，促进联合。

另一派人数众多，并和各大学的著名造反组织联系密切，扬言：“他们胆敢搞‘联合演出’，我们就去冲。”

演出的这一派虽然人数单薄，但在吴法宪、李作鹏的支持下，并不示弱，坚持按期演出。于5月13日晚，撇开另一派，在北京展览馆剧场搞联合演出的试演。另一派就来冲砸会场，一些地方院校群众组织也赶来支持。两派发生小型武斗，伤了数十人。

事件发生后，叶群带着吴法宪、李作鹏、戚本禹等人到医院，代表林彪慰问演出一派的受伤人员，而对另一派的受伤人员毫不理睬，明显地表示了倾向性。

林彪、叶群把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称为“三军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的领袖。提高了他们的政治身价。而把另一派称为“冲派”，给予巨大的政治压力。同时，在北京贴满了打倒总政主任萧华的大标语、大字报，指责萧华是“5·13事件的黑后台”。这也是叶群背后策划指使人干的。

6月9日，林彪又到人民大会堂观看了“三军”的文艺演出。新华社为此专门发了消息。

6月10日，在叶群的授意下，空军、海军、二炮等单位数千人到总后大院游行，支持邱会作“站出来”。    

不久被称为“冲派”的群众组织也联合起来，称“首都三军”，即“新三军”。军内形成这样严重的分裂局面，完全是林彪、叶群一手造成的。新老三军为取得“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支持，都在准备“七一”文艺演出。这是决定胜负的关键。

“七一”前夕，两派文艺团体同时在两个地点演出，同时都向“无产阶级司令部”发出了邀请，希望他们光临。林彪只看“老三军”的演出，让“新三军”坐了冷板凳。这实际上等于宣告不支持“新三军”。在“文化大革命”中，哪派群众组织得不到“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支持，就失掉了生存条件。“新三军”很快就瓦解了，“老三军”取得了胜利。但真正的胜利者不是群众组织，而是在幕后操纵他们的人。叶群对自己的这一“杰作”非常得意，说：“解放军内部这么大的乱局，首长没讲一句话，只看了一场戏，就把‘冲派’压垮了。”

“五一三事件”搞瘫了总政，搞垮了全军“文革小组”，总政主任萧华被打倒。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成了“无产阶级革命派”，开始了夺总政权的一系列活动。当时流传着“全国看北京，北京看军队，军队看‘三军’”的话，可见他们的影响力之大。邱会作给叶群写信说：要“借‘五一三’事件这个东风作为改变我们形势的伟大力量”。

05

1967年7月17日，经叶群和江青密谋后，成立了一个“看守小组”，又称“四人小组”。小组成员有吴法宪、叶群、邱会作、张秀川(李作鹏随毛泽东外出，海军由张出任)，吴法宪任组长。它接受“中央文革”小组领导，列席“中央文革”的碰头会，负责看管总政，负责驻京部队、机关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当时这个组织对外不公开，只是在17日的“中央文革”碰头会上宣布了一下，便在京西宾馆开始办公了。

因为全军“文革小组”垮了，总政瘫痪了，“看守小组”就成为合法的领导军队“文革”的机关。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的地位彻底巩固下来了，林彪控制空军、海军、总后的企图得以实现。

“看守小组”一成立，就发生了武汉“七二零”事件。“中央文革”的王力在武汉因支持一派、压一派而引起武汉军民的不满，挨了打。林彪借机大作军队的文章，他对《解放军报》的李讷等人说：“要突击，要战斗，彻底砸烂总政阎王殿!”总政因此而被搞垮。四名正副主任，四十多名正副部长被揪斗，总政副主任袁子钦等17人被迫害致死。10月，林彪宣布对总政实行军事管制，吴法宪为军管组领导人。出现了由军队的一部分人管制起军队最高政治机关来的奇特事情。    

林彪在1967年8月9日的讲话中说：“乱有四种情况，……坏人斗好人，像北京、海军、空军、总参、总后就是这样，好人挨整，吃了苦头，尝到了甜头。……邱会作同志被搞了一个多月，几乎被整死。李(作鹏)、王(宏坤)、张(秀川)也是被整。吴法宪也是这样。过去你们吃了苦头，现在尝到了甜头。”林彪号召，要向邱会作、吴法宪那样，坏人整你时，“要沉着气”，“就是踢翻了天，也能够拧过来”。10月19日，中央将林彪的这个讲话批转各省市和各军区。

在“文化大革命”的动乱环境下，今天是台上首长，明天就可能是被打倒的“黑帮”，保谁和造谁的反难以分辨出眉目来。林彪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副统帅”，一言九鼎。他在“八九”讲话中宣布吴、邱、李、张、王是好人，整他们的人是坏人，就把他们划归于“无产阶级司令部”的范围里了，反对他们即是反对林彪，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从而，他们结成了林彪帐下的宗派体系，牢牢控制了总政、总后、空军、海军等要害单位，掌握住了军队“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中央文革”的办事人员也几乎全部换为“三军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

“五一三事件”是林彪宗派集团形成发展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通过“五一三事件”，他们从声气相通的契合，完成了到利害相关的组织转化，有了合法的权力地位，帮派势力得到了明显的强化。    

（全文完）

参考资料：《折戟沉沙温都尔汗》，九州出版社2012年6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