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楼拜《情感教育》也是一部关于巴黎大学生和革命（1848年）的小说，它展现了革命的复杂面。在某种程度上，让我学会用第三人称视角看待“革命”、“人民”与“群体”，还有“真理与真理的实践”，甚至在讨论核心问题时，可以理性到冷酷地刨除个人立场和情绪。
在课上，福楼拜的这种呈现被形容为“la violence de l’insurrection et de sa répression”（叛乱的暴力及对其镇压的暴力）所产生的政治角度文学的“惊异”。
1848年革命是什么 ？对于乔治桑来说，是共和国理想的顶峰、失望的开端，以及共和派知识分子的集体流放。之前，1830年七月革命是共和国理想未竟的革命，无产者、知识分子和学生在革命中第一次联合，但最终只是推翻复辟的波旁王朝，奥尔良公爵路易-菲利普被推上王位，建立君主立宪。这个结果令所有共和国的拥护者感到失望，也导致了1832年、1834年、1839年的数次叛乱。
1848年2月24日，乔治桑为七月君主制的结束和共和国建立而振奋，立刻从乡下来到巴黎。尽管1847年，她的个人生活发生一些艰难变故：女儿的婚姻令作家不满意；因此与肖邦产生的矛盾分手。然而在1848年她抛下个人烦恼，对人民的未来充满希望，热切投身共和国临时政府的工作中。
2月到5月，乔治桑积极参与了非常社会化的政治活动，参与le Bulletin de la République（《共和国小报》）的工作，创办了La cause du peuple（《人民的事业》——在1968年5月被毛主义者继承）等报刊。通过在报纸上写文章，乔治桑试图让中产阶级相信社会改革的必要性，甚至需要触动财产。当她发现农民害怕共产党、不喜欢城市工人，害怕会失去土地、害怕新的税收，乔治桑模仿农民口吻写，以书信或对话形式，试图用共和政治理念影响农民。
然而4月23日的选举结果对进步的共和党人非常不利，当选的保守派不赞成临时政府在2月革命后实施的社会政策。情况在5月15日后急转直下，乔治桑参与了共和党人的市政厅前游行, 要求年轻的共和国声援被俄国入侵的波兰。示威活动陷入混乱，Blanqui应该就是那次在市政厅突然宣布建立起义政府（并未与Barbès商量，那时候他们开始分裂），随后被临时政府迅速镇压，并将此次示威视为叛乱，Armand Barbès、Auguste Blanqui、Pierre Leroux等社会主义领导人被逮捕，并被判决流放或入狱；桑也遭到逮捕。被释放后，她于5月18日撤回Nohant。让她受到重大打击的是人民对共和国的敌意，
如今，共和国理想被人民所抛弃。桑认为5月15日是个灾难性的日子，大多数社会主义者被监禁或逃亡，社会共和国夭折；Barbès被关押到1854年，之后一直流亡直到1870年去世。桑在4月和5月对失败的示威感到气馁，对那些不希望社会主义出现的人非常怀疑。她回到Nohant乡下，却遭到农民们的反对。早在5月Nohant，她没有受到农民的攻击，但来自La Châtre的工人来示威反对她。作家认为1848年2月建立的政府并没有向人民解释“共产主义”，这就导致了6月的革命者很可能不知道他们在为什么而战。显然，人民对共产主义的反应让作家失望，她曾经对由人民组建的共和国抱有过美好的希望，对于1848年的人民来说，连接受共和主义都是困难的（1830年群众运动口号还有人喊“拿破仑万岁”），更不要说直接跳到共产主义。
她曾在1848年4月23日发表在《人民的事业》的文章里写道：“不会有暴动，人民不想再有暴动了。不会有阴谋，人民在挫败他们。不会有流血事件，人民憎恶它。不会有任何威胁，人民不需要进行威胁。人民不会动你宝贵的代理人的一根头发。” 然而，她发现她并不理解人民，人民也不理解她。
六月流血日决定了乔治桑不得不回到Nohant躲起来。 国家工场的关闭引发六月的社会抗议，6月底共和国临时政府以血腥方式镇压了示威。乔治桑认为：“一个谋杀自己孩子的共和国事实上已经是死了。”从5月15日起，她就已经与之保持距离。
乔治桑对于暴力革命的态度同样在变化。她从1832年的镇压起就改变了对暴力革命的态度，在她看来1839年la Société des Saisons起义失败所导致Barbès和Blanqui等领导者一直被关押到1848年，这是共产主义无谓的浪费，她反对以共产主义为名的阴谋和政变。她承认在特定情况下暴力具有加速社会进步的暂时合法性，但她当人民还没有准备进入历史下一阶段时发动的武力叛乱是无意义的，是”无谓的牺牲”。
1848年6月不仅是第二共和国的转折点，也是作家政治态度和文学创作的转折点，这个时间点是一个明显的断裂。在自传中，作家对1848年6月的暴力表现了沉默，并将注意力撤回私密的个人空间。然而，在私人通信中作家表现出了相当程度的痛苦和忏悔，并产生过自杀的念头。她表现出对政治的犹豫：在被迫接受现有政府和对共和主义希望的彻底放弃之间摇摆。然而，作者并没有放弃在公共写作中对1848年暴力的表达。在60年代，她通过作品迂回地表达了对历史的暴力的反思。
1848年12月，路易-拿破仑.波拿巴通过选举当选总统，他的当选得益于“人民”。他获得大量农民的支持，他的支持者还混合了敌视游民的资产阶级公民、来自小城镇的城市居民和巴黎工人。Jules Ferry提到理想主义的共和党人忽略了存在着的“另一个法国”，他的观点打破了1848年前包括乔治桑在内的共和主义知识分子对人民尤其是农民公民的理想化：“为自由而战的人在法国是少数，而这个主要是农村的国家总体上是支持波拿巴主义的。”
人民因为惧怕共产主义，选择了专制。当年11月的信件中，乔治桑重新定位了自己对人民的感情：“人民是一个可怕的孩子。”拿破仑三世的竞选成功，使乔治桑公开指出，人民没有接受过政治教育，正在投身于冒险之中；而如今的共和国早就背离了人民共和的初衷，政权被资产阶级所把持。在这一对政治理想感到灰心的时期，乔治桑意识到需要对人民进行教育，只有接受了教育，人民才能理解共产主义思想，使得他们能与社会主义相协调。
在1849年3月16日写给欧仁苏的信中，乔治桑提到对农民教育的必要性，而这一希望也许需要寄托在下一代：“要做好农民的教育工作。由于他不知道如何阅读，而且我们最快速和最有力的武器仍然是新闻界，这就更加困难了。灰心的人告诉我们，需要新的一代人去理解。我不相信这一点。城市的工人将通过思想的交流，通过话语，通过场合来教育田间的工人。”
1851年12月2日，拿破仑三世发动政变，随后第二帝国取代了共和国。在第二帝国时期，乔治桑的多数朋友被关进监狱或流放，包括雨果，作为拿破仑三世的第一个政治反对者，流亡了近20年。拿破仑三世时代的新一轮新闻审查使得写作变得更为艰难。
《情感教育》就是出版于第二帝国时期，1869年。再过一两年普法战争引发巴黎公社后，拿破仑三世就下台了。巴黎公社的群众运动其实在某种程度上能看到对1848年的回照，在《情感教育》中遭到洗劫的杜乐丽宫最终被烧掉了。
《情感教育》中“革命之后”片段在好几堂课里都讲过，我觉得我能够比在座的许多young and naive的学生更感同身受，因为我知道它是什么，我熟悉的本民族的现当代史根本就是持续数十年的浩浩荡荡的洗劫。我不需要费劲地用婚礼之后的“Saint-Barthélemy屠杀”做类比。
在福楼拜对于1848年的革命的论述中，他与革命保持距离，因此表现出批判性和讽刺性。他证明一旦历史被贴近体验，就远离我们所认为的进步。“19世纪往往被描述为一条有规律的曲线，从君主制秩序走向更自由的秩序”，而福楼拜却证明人民内部的混乱和残酷，并与自然的暴力相提并论，他指出历史导致了理性的丧失。当你生活在“活的历史”中时，根本不存在任何文明和进步可言。
我的废话一样的导读讲完了。
一阵枪声蓦地把他从睡梦中惊醒；弗雷德里克不顾萝莎奈特的一再恳求，非要去看看发生了什么事。他走下香榭丽舍大街，枪声正是从那儿来的。在圣奥诺雷街的街角，一群穿工装的人迎面走来，嘴里喊着：
“不！别去那边！到王宫去！”
弗雷德里克跟在他们后面。圣母升天堂的栅栏已经被拔掉。更远处，他发现路当中有三堆石块，一定是街垒的起点，接着是拦阻骑兵的玻璃瓶碎片和一捆捆铁丝。突然从一条小巷里窜出一个面色苍白的高个子青年，黑发披肩，套着一件彩色圆点的汗衫。他握着一杆士兵的长枪，踮起穿着拖鞋的脚飞跑，神情像个梦游者，矫健如一只猛虎。断断续续地传来枪声。
头天晚上，目睹一辆四轮车载着五具从卡皮西纳大街收来的尸体，人民改变了行动部署。副官们陆续来到杜依勒里宫，正在组织新内阁的摩莱先生没有回来，梯也尔先生试图组织另一个内阁，而王上事事挑剔，犹豫不决，然后把总指挥权交给比若，目的是阻止他行使指挥权。正在这时，起义的组织工作好像在一个人的指挥下声势浩大地进行着。一些能言善辩的人在街头巷尾向人群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说；另一些人在教堂里用力敲警钟。有人铸铅弹，有人制火药筒。马路上的树、公共厕所、长椅、栅栏、煤气灯，拔的拔，推倒的推倒。早晨，巴黎布满街垒。抵抗不久便停止了。国民自卫军到处干预。八点钟，不管愿意不愿意，人民占据了五个军营，几乎全部区政府，以及最牢靠的战略地点。七月王朝未经震撼，迅速自行解体。现在正在攻打水塔哨所，以解救五十名囚犯。其实他们并不在里面。
弗雷德里克不得不在广场入口处停下。广场上挤满带武器的人。几个步兵连占领了圣多马街和弗罗芒托街。一个庞大的街垒堵住了瓦卢瓦街。街垒顶上摇曳的硝烟稍稍散开，一些人在上面跑，用力做着手势，然后不见了；接着射击又开始了。哨所予以回击，不过里面的人一个也看不见；它的窗户用橡木窗板护住，上面钻了枪眼。这座两层楼的建筑有两个侧翼，小门开在中间，第一个侧翼前有个喷泉。在子弹的撞击下，建筑物开始布满白点。楼前的三级石阶一直是空的。在弗雷德里克身边，一个戴希腊小帽、毛线衣上挂着一个弹盒的男人，正和一个戴彩色布头巾的女人争执着。她对他说：
“你给我回去！给我回去！”
“别烦我，”丈夫回答，“你一个人可以看守好房子。公民，我问问您，这对不对？我处处尽了自己的职责，在一八三〇年、一八三二年、一八三四年、一八三九年！今天有战斗。我必须参加战斗！——你走开！”
看门女人终于听从了丈夫和身边一名国民自卫军士兵的规劝；这名士兵年纪四十开外，憨厚的脸上蓄着一圈金黄色的胡须。他一边装子弹射击，一边和弗雷德里克聊天，在骚乱中心静如水，好像园艺家在自己的花园里一样。一个穿粗麻布衣的男孩讨好他，想要些子弹的底火，好使用自己的枪，一支漂亮的打猎用卡宾枪，是“一位先生”送他的。
“贴紧我的背，”这位市民说，“躲到一边去！你这是找死！”战鼓敲着冲锋的鼓点。响起尖叫声，胜利的欢呼声。人潮在不停的涡流中波动。弗雷德里克夹在稠密的两大群人之间，一动不动，被惊呆了，又觉得特别好玩。倒下的伤兵，横卧的死尸，好像不是真的受了伤，真的死了。他觉得在看一出戏。
在人潮中间，在攒动的人头上方，只见一位黑衣老人骑在一匹丝绒鞍子的白马上。他一只手拿着一根绿树枝，另一只手拿着一张纸，一个劲地晃着它们。最后，他无法让人听见他的话，大失所望，退出去了。
步兵部队没了踪影，只剩下保安部队保卫哨所。一群勇敢者冲上石阶；他们倒下了，另一些人又冲上来；门在铁杠的连连敲击下晃得直响；保安部队寸步不让。但是，一辆装满干草的敞篷四轮马车，像一个巨大的火炬燃烧着，被拖过来靠在墙上。大家很快搬来几捆柴火、一些麦秸和一桶酒精。火顺着石头往上升，建筑物像硫气孔似的四处冒起烟来；楼顶上，平台栏杆的柱子之间，蹿出宽大的火舌，发出刺耳的响声。王宫二楼上全是国民自卫军的士兵。在广场的每个窗口都有人朝外射击；子弹呼啸，喷泉被打裂了，水与血掺和在一起，在地上东一摊西一摊的；人在泥泞里滑着，踩在衣服、筒状军帽和武器上；弗雷德里克觉得脚下有个软绵绵的东西；原来是一名穿灰色军大衣的中士的手，他脸朝下躺在路边的水里。民众一群又一群地蜂拥而来，把战士们推向哨所。枪声一阵紧似一阵。卖酒的店开着门；人们不时进去抽一锅烟斗，喝一杯啤酒，接着再回去战斗。一只迷失的狗拉长声音吠叫，引人好笑。
一个人腰部中弹，嘶哑地喘着气倒在弗雷德里克的肩膀上，把他撞得东倒西歪。这一枪可能是朝他放的，他非常气愤；正当他朝前冲时，一名国民自卫军的士兵拦住了他：
“这没用！王上刚刚走了。啊！如果您不信，去看看嘛！”
听到这样的说法，弗雷德里克冷静下来。卡鲁塞尔广场看上去平安无事，南特旅馆始终孤零零地屹立在广场上。后面的一排房屋，对面卢浮宫的圆顶，右边的木廊，以及高低起伏直至摊贩木板屋的空地，似乎全湮没在空气的灰颜色中，远处的嗡嗡声好像与雾霭融为一体。而在广场的另一头，云散开了，强烈的光线落在杜依勒里宫的正面墙上，用白色勾勒出所有窗户的轮廓。凯旋门旁边横卧着一匹死马。栅栏后面，人们五个一群，六个一伙聊着天。宫门敞开，门口的仆役任人通行。
楼下的一间小厅里，一碗碗牛奶咖啡摆在桌上。几个看热闹的人说说笑笑地在桌前坐下；其他人仍然站着，其中有一位出租马车的车夫。他双手抓起一只装满绵白糖的短颈大口瓶，朝左右不安地看了一眼，然后把鼻子伸进瓶颈，狼吞虎咽地吃起来。大楼梯下面，一个人正在登记簿上写自己的名字。弗雷德里克从后面认出了他。
“啊！是于索奈呀！”
“可不是！”艺术家答道，“我进入王宫了。这个玩笑开得不错，是吧？”
“我们上楼去，好不好？”
他们来到元帅厅。除了比若的画像肚子上被戳了一个洞外，这些名人画像均完好无损。他们用军刀支撑身体，身后有个炮架，那副令人生畏的样子与周围的环境极不协调，一个大时钟指着一点二十分。
突然，《马赛曲》响起来了。于索奈和弗雷德里克斜倚在楼梯栏杆上看。原来是老百姓。他们奔向楼梯，令人目眩地晃动光着的头、钢盔、红帽、刺刀和肩膀，其势如此迅猛，连人也消失在这一大堆乱攒乱动的东西中。他们一直往上爬，宛如春分落潮时倒涌的河水，在不可抗拒的推力下，发出悠长的咆哮。到了楼上，人群散开，歌声停了。
这时只听见千百双鞋子的践踏声和鼎沸的人声。无意破坏的群众只想饱饱眼福。但是，由于过分拥挤，不时一个胳膊肘撞破一块窗玻璃；要么一只花瓶，一尊小雕像从靠墙的蜗形脚桌上滚到地上。受挤压的细木护壁板咔啦咔啦地响。张张面孔热得通红，汗流如注。于索奈下了这个评语：
“英雄们的气味不好闻！”
“啊！您真讨厌！”弗雷德里克接口道。
他们不由自主地被人推着走进一间大厅，大厅的天花板上张着红丝绒的华盖。下面的御座上，坐着一个黑胡子的无产者，衬衣半敞着，样子快活而愚蠢，活像一个形象古怪的瓷人。还有一些人爬上台子，要坐他的位置。
“多么荒唐！”于索奈说，“如今人民当了君王！”
御座被高高举起，晃晃悠悠地穿过整个大厅。
“妈的！它摇摆得多厉害！国家这艘大船在惊涛骇浪中颠簸不已！它跳起了康康舞！它跳起了康康舞！”
大家把御座抬到窗口，在一片嘘声中，把它扔了下去。
“可怜的老东西！”于索奈见它落在了花园里，说道。大家很快又举着它游街直到巴士底狱广场，然后把它烧了。
于是，疯狂的欢乐爆发了，仿佛御座消失后，继之而来的是无限美好的前途。民众与其说要报仇雪恨，不如说想肯定他们的所有权，对镜子、窗帘、吊灯、烛台、桌椅、矮凳，所有的家具又砸又撕，连画册和做绒绣的针线筐也不放过。既然是胜利者，还不该开开心！贱民们含讥带讽地用花边和开司米打扮自己。金穗饰缠绕在工装袖子上，插着鸵鸟毛的帽子戴在铁匠的头上，荣誉勋位的绶带成了妓女的腰带。人人恣意妄为；有的跳舞，有的喝酒。在王后的卧室里，一个女人给自己的头发涂上发蜡；在一架屏风后面，两个牌迷在打牌；于索奈把一个倚在阳台上抽短管烟斗的家伙指给弗雷德里克看；群众极度兴奋，喧闹声变本加厉，不绝于耳，瓷器和水晶的碎片四处飞溅，如口琴的簧片一样鸣响着。
接着，怒气消了。一种淫邪的好奇心驱使人们搜索各个小房间、所有隐蔽的角落，打开一个个抽屉。苦役犯把胳膊伸进公主的床褥，在上面打滚，为不能奸淫她们而聊以自慰。另一些人面孔更加阴森可怖，不声不响地东游西逛，想下手偷点什么；可是人实在太多了。从门洞望去，只见一溜儿房间里，包金的饰物之间，飞扬的尘埃之下，黑压压的全是人。所有的人都呼呼喘着气，房间里愈来愈闷热；两个朋友怕给憋死，就走了出来。
在前厅，一名妓女站在一堆衣服上，摆出自由女神的姿势，纹丝不动，双目圆睁，模样十分吓人。
他们在外面刚走了几步，一队穿军大衣的保安队员便朝他们走来，脱下警帽，同时露出微秃的头顶，向人民深深地鞠了一躬。看到这个尊敬的表示，衣衫褴褛的胜利者神气活现起来。于索奈和弗雷德里克也感到了几分快意。
他们劲头十足，又返回王宫。在弗罗芒托街口，一些士兵的尸体堆在麦秸上。他们面无表情地走过，觉得自己很镇定，并为此而自豪。
王宫里挤满了人。在内院，燃起了七堆柴火。人们从窗口扔下钢琴、五斗柜和挂钟。消防水泵把水一直喷到房顶。一群无赖试图用军刀割断水管。弗雷德里克叫综合理工学院的一名学生去劝阻。这名学生没有听明白，好像是个呆子。贱民们占据了酒窖，他们在周围，在两条游廊里，狂喝滥饮。酒流成小溪，浸湿了脚；痞子们就着瓶底喝酒，身子摇摇晃晃地破口大骂。
“咱们出去吧，”于索奈说，“这种人民叫我恶心。”
在整条奥尔良游廊上，伤员们就地躺着，底下铺着褥子，上面盖着紫红色的窗帘；本街区的一些平民女子给他们送来了汤和内衣。
“这有什么！”弗雷德里克说，“我呀，我觉得人民很崇高。”
在宽敞的门厅里，人潮如涌，愤怒的人们想去上面几层楼，把一切都毁掉；站在梯级上的国民自卫军士兵拦住他们。其中有名轻装兵最英勇，他没戴帽子，头发竖起，牛皮武装带被撕烂了。他的衬衣在长裤和上装间鼓了出来，在人群中拼命挣扎。于索奈眼尖，远远认出了阿尔努。
接着，他们来到杜依勒里宫的花园，想更自在地歇一会儿。他们在一张长椅上坐下来，闭起眼睛待了几分钟，他们头昏眼花，连说话的力气也没有了。周围的行人互相攀谈起来。奥尔良公爵夫人被任命为摄政王后；一切都结束了；大家感到问题迅速解决后的那份惬意。这时，仆役们出现在王宫的每个阁楼上，撕破他们的号衣，扔到花园里，以示弃绝原来的政见。民众向他们喝倒彩，他们便退回去了。
一条壮汉分散了弗雷德里克和于索奈的注意力。他扛着枪在树木中间疾走，身穿宽大的红色短上装，腰间扎一条子弹带，鸭舌帽下的额头上系着一方手帕。他掉过头来。原来是杜萨迪埃；他拥抱了他们，说：
“啊！多幸福啊，可怜的老友们！”他又喜又累，喘着粗气，讲不出别的话来。
两天来，他一直站着，他在拉丁区筑街垒，在朗布托街战斗，救了三名龙骑兵，随杜努瓦耶纵队进入杜依勒里宫，随后去了议会，又到了市政厅。“我正是从那儿来的！一切顺利！人民胜利了！工人和资产者互相拥抱！啊！你们要是知道我看到了什么该多好！那是些多么正直的人！这多么美好！”他没有发现他们没带武器：“我就知道肯定能在这儿找到你们！有段时间非常艰苦，这没关系！”
他没有发现他们没带武器：
“我就知道肯定能在这儿找到你们！有段时间非常艰苦，这没关系！”
他的面颊上有一滴血往下流，另外两个人问他怎么回事，他答道：“噢！没事！给刺刀划了一下！”“还是应该治一治。”“唔！我结实得很！这有什么了不起的？共和国宣告成立了！大家将过幸福的生活！方才有几个记者在我面前谈天，他们说就要去解放波兰和意大利了！再也没有王上了！你们明白吗？全世界都自由了！全世界都自由了！”
他向天际扫了一眼，伸开双臂，摆出胜利的姿态。这时，有一长列人在水边的平台上跑。
“啊！该死！我倒忘了！要塞被占领了。我得上那儿去！再见！”
他转过身来，挥着枪冲他们喊道：
“共和国万岁！”
滚滚浓烟夹着火星，从王宫的烟囱里往外冒。钟声齐鸣，远远听去，如同受惊的羊在咩咩地叫。
胜利者从左右两侧，从各个地方射击。弗雷德里克虽不尚武，也感到高卢人的血液在自己身上沸腾。群众的热情像磁铁般吸引着他。他畅快地吸着充满火药味的暴风雨的空气；然而，一种博大的爱，一种至高和普遍的感动，散发出某种气息，令他浑身打战，仿佛全人类的心在他的胸腔里跳动。
于索奈打着呵欠说：“也许该去教育民众了！”
弗雷德里克跟随于索奈来到交易所广场他的记者办公室，用抒情的笔调为特鲁瓦的报纸写了一篇事件报道，一篇真正的文章，写好后署了名。接着两人在一家小酒馆一道用了晚餐。于索奈若有所思；革命的怪诞行动超过了他本人的怪诞行动。
喝完咖啡，他们去市政厅打听有什么新闻，他的孩子气占了上风。他像岩羚羊似的攀上街垒，讲些爱国的下流笑话回答哨兵的问话。
他们在火炬的照耀下听到临时政府宣告成立。最后，午夜时分，弗雷德里克疲惫之极，回到了家里。
“那么，你高兴吗？”他对正在给他脱衣的仆人说。
“当然高兴，先生！但是，我不喜欢人民蹦蹦跳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