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特朗普最近对国家情报总监人选的提名（反对者指责特朗普新提名的国家情报总监对中俄不够强硬！），曾任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主席的格雷戈里·f·特雷弗顿（Gregory F. Treverton）发表了如下看法。文中观点不代表本号立场。小编
美国国家情报总监负责协调美国18个情报机构的工作，最终向总统提供关键情报。
在所有关于候任总统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的国家情报总监人选是否适合这份工作的争论中，人们很容易忽视它的重要性。这很重要。如今，对权力说真话似乎非常过时，但作为白宫情报部门的一名资深人士，我知道这是这份工作的本质。国家情报总监（director of national intelligence）是总统的主要情报顾问，不过中央情报局（CIA）局长在这一角色上多少仍是平等的。国家情报总监负责总统的每日简报（揭秘美国的顶级情报：《总统每日简报》），其中最重要和最复杂的情报被提出，并负责国家情报委员会的工作。总统的大部分每日简报仍然由中央情报局完成，但国家情报总监或其副手在大多数政府中每天向总统简报，但在第一任特朗普政府中每周一到两次。简报中的问题更倾向于眼前的和战术上的，比如：乌克兰战争的实地情况如何？如果采取X行动，俄罗斯总统普京将如何回应？但情报部门努力推动总统和他们的同事进行更具战略性的思考：高超音速导弹的含义是什么？俄中关系的发展轨迹如何？中国的地缘战略目标是什么？“一带一路”倡议在这一愿景中扮演什么角色？位于弗吉尼亚州兰利总部大楼的中央情报局博物馆展示了总统每日简报的封面。
9/11导致了情报方面的变化
现任国家情报总监是艾薇儿·海恩斯，她是我的朋友和前同事，当时她是负责国家安全委员会政策委员会的副国家安全顾问，而我是国家情报委员会主席，为这些委员会提供情报支持。作为国家情报总监，海恩斯领导着组成美国情报界的17个机构（加上她自己的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共18个，详见：揭秘美国情报界！ - 小编注）。她不是这些机构的负责人。她也不能完全控制他们的预算。相反，国家情报总监负责协调他们，这有时看起来就像俗话说的“放羊”。她为情报部门制定了一份综合预算，但许多大型机构，如美国国家安全局（National Security Agency），都属于五角大楼。美国国家安全局负责编写和破译密码，拦截情报部门感兴趣的信号。国家情报总监一职的设立是9/11恐怖袭击的直接结果。9/11委员会的报告（报告全文已经上载到本号的知识星球）生动地谴责了9/11前夕各机构之间沟通的失败。那年夏天在纽约的会议上，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的官员确实不确定他们能告诉对方什么：前者怀疑联邦调查局的人是否真的有资格听到这些，而后者担心谈话可能会破坏他们正在调查的案件。由于缺乏协调，策划者得以在众目睽睽之下溜过情报部门。该委员会的工作成果是《2004年情报改革和防止恐怖主义法案》（已经上载到本号的知识星球），该法案设立了国家情报总监一职。在此之前，中央情报局局长身兼两职，一是中央情报局局长，二是更广泛的情报界的松散协调者。毫不奇怪，中央情报局局长们把大部分时间都花在管理中央情报局上，因为中央情报局是他们军队的来源——当他们出现的时候，他们就会遇到麻烦。在过去的50年里，几十个蓝丝带（blue-ribbon 代表顶级研究小组 - 小编注）小组建议打破中央情报局局长的利益冲突——在管理其中一个机构的同时协调各机构及其预算——并设立一个国家情报总监的职位。（相关文件已经上载到本号的知识星球）国家情报总监詹姆斯·克拉珀（James Clapper）不断强调“融合”，我曾担任国家情报委员会（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主席。跨部门的整合主要意味着相互沟通和共享信息。这与挖走同事的自然倾向背道而驰。跨部门的整合意味着更好地将情报机构收集的信息与分析师需要的信息结合起来。跨部门整合是如何工作的
如果总统想知道中央情报局对某一特定问题的看法，他们可以直接问。不过，通常情况下，问题是情报界是怎么想的，然后这个问题就交给了国家情报委员会（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该委员会是负责情报分析的国家情报机构主管。国家情报委员会（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的组织方式类似于国务院（State Department，指美国的国务院），由不同地区和职能的官员组成。一旦提出问题，相关的国家情报官员将召集他或她在其他机构的委员会同事。他们会争论问题的答案，这个过程被亲切地称为“协调”，然后就答案达成一致。如果需要，这个过程可以在几个小时内完成。重大战略分析——国家情报评估——比如2022年对2019冠状病毒病大流行对2026年的影响所做的评估，可能需要几个月的时间。不过，在所有情况下，分析都仔细记录了情报界存在分歧的地方。在我担任国家情报委员会主席的最后一年里，我们做了大约700项分析，其中大约400项是对国家安全顾问或一名副手提出的问题（在政府术语中称为“任务”）的回答。
国家情报官员是来自联邦政府内部或外部的国家专家，他们的副手——国家情报中心的核心和灵魂——都是从情报机构派来的。大部分来自中央情报局，但我与特勤局的一位网络分析师和纽约警察局的一位出色的分析师一起工作。2010年7月20日，被奥巴马总统提名为国家情报总监的詹姆斯·克拉珀在参议院特别情报委员会的确认听证会上作证。
坚决的非政治性立场
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当时和我两次有幸管理美国情报机构时，情报官员们的奉献精神。他们为国家工作，而不是为某个政党或意识形态工作。作为国家情报委员会的主席，除了我最亲近的几个人之外，我对我的团队人员的政治立场一无所知。对他们来说，向权力说真话不是口号。这就是他们所做的。他们总是担心“政治化”——做出符合政策制定者偏好的评估，或者更糟的是，迫于压力这么做。例如，总统的每日简报员放弃了一年的生命，在凌晨4点上班，熟悉简报，然后在华盛顿各地向高级官员汇报。他们喜欢和他们进行简报介绍的对象“站在一起”，但如果谈话转向政治，他们就会感到不舒服。国家情报总监为这种坚决的非政治立场定下基调，并通过该机构的分析完整性和标准（详见：情报分析师必读：美国情报界的情报分析标准（附下载））中阐明的原则来实施。例如，作为国家情报委员会主席，我将定期收到对我们分析质量和我们是否有“政治化”风险的评估。对政客和机构领导人来说，他们喜欢他们所中意的项目被情报机构评估为不明智或不可行吗？当然不喜欢。我也一直面临情报政策分歧的挑战。但美国却因此变得更好。作者简介：格雷戈里·f·特雷弗顿（Gregory F. Treverton），美国南加州大学多恩塞夫文理学院国际关系实践教授。曾任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主席。
（相关文件已经上载到本号的知识星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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