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雁：“既得利益者”何以成为反对苏维埃的先锋?

一旦压力减轻，强制社会“便会很快丧失自身的潜力”，因此，政权只有不断加大对民众的控制才能保持住。即便统治者获取的资源足够保持控制力度，严控效应也会递减。因为人们对恐惧感的麻木程度会增加，舆论控制和个人崇拜只能在某一阶段凑效，而且不可以重复使用。它只能被迫投入越来越多的精力、越来越大的成本，稍一放松就如麦德维杰夫所说，“释放出来的自由的火花就像丛林大火一样迅速燎原，将帝国的大厦烧毁”。后斯大林时代，尽管勃列日涅夫“重新斯大林化”，也大搞个人崇拜和严刑峻法，所推行的书报检查制度和压制思想的程度力度不比任何一个时代减少，1969年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提出“思想颠覆”社会主义制度的概念，组建了专项负责知识分子“思想动态”的克格勃第五局，“纠正一切意识形态的偏离倾向”，可人们的免疫程度却大大提高了，人们已经厌倦意识形态的陈词滥调，博弈能力也大大提高。而金字塔顶端的腐败与伪装，使政府和政治家没了早期领导人的道义感召力，他们的“刚性”因为官僚主义的实用哲学和“去意识形态化”的物质追求和权力追求而显得底气不足了。

由于恐怖效应，这种体制必然会造就大量的面具人和两面派，这种社会内的人可以分为四种：

缺乏公开性损害了政权自身

这种体制形成的“社会国家化”的致命弱点，是它的脆弱性。1922-1928年，内务委员会禁止了120多个全国性社会组织的活动。斯大林说，“保证党的领导”是这些非党社团“全部工作中最主要的和最最重要的一点”。在这种体制下的群众组织只不过是官僚机器上的衍生品。

人所周知，铁幕国家没有社会，人们只知道政府，不知道政府之外还有其他社会组织。托洛茨基就说过，国家可以“强制性干预公民生活的一切方面”。1929年以后，苏联工会唯一任务是动员劳动者完成国家计划。上世纪20年代以后，苏联没有一家真正的社会组织，所有个人都是被国家“绑架”的人质，社会主动性被斩断，“对业余空间的侵犯、对日常生活实行无孔不入的政治化”是一种常态。1930年代的所谓社会组织是200万党员、400万团员、1200万国防建设促进会会员、1700工会会员和300万工农通信员，所有这些社会组织都必须严格服从国家政权，不能展现自我发展机制的社会功能。社会束缚于政权之下就等于斩断了自愈能力和修复功能，窒息了自身的创造性因素，这种同构性的社会结构既稳定也脆弱，就像没有牢固地基的建筑物，立在那里的时候光鲜高大，稍遇地震就会整体垮塌。

苏共对社会的改造是以控制为主，党控制了所有社会资源，使单位触角渗透在社会生活每个角落，组织无所不能地侵吞着私人空间，毁掉了正常社会应有的民间生长土壤和运行机制，卡死了民间活力，把所有社会组织都视为反动组织而取缔，剪除了传统村社的自治功能，使社会自救模式成为不可能、自愈能力和修复功能统统丧失。

2010年10月，我们在与俄罗斯《祖国历史》主编梅杜舍夫斯基座谈中，他说俄国学者也在反复讨论，国家公权与个人信息自由之间的界线在哪里?统治者总是以为把所有事情都把握在可控范围内，就可以做到有效防范和治理。殊不知造成的逆反效果先不说，就从统治者立场看，首先是阻碍了自己的眼界，造成信息来源的单一化。比如说各地区反映上去的信息都是有利于自己“政绩”的。其次，在高度控制的社会中，信息链条中间环节过多会降低决策灵活性，也会影响到领导者的判断力。斯大林就因为信息量太大而分不清主次，不能快速做出有效判断，大量工作“无效化”，使体系陷入瘫痪，靠惯性运作。勃列日涅夫时代，监视和窃听持不同政见著名人物的有几套班子，致使索尔仁尼琴的卷宗多达105卷，萨哈罗夫的卷宗多达505卷，这几套系统内部的意见常常不统一，人人都替自己盘算而算计让别人担责，注定效率低下和被动局面。

勃列日涅夫有一个围绕他的20多人的秘书组和写作班子，在他两次中风以后，基本上处在不“亲政”状态，写作集体最大的工作就是对勃氏进行“读心术”，靠揣测勃氏意图进行“领导讲话”的编写，勃氏唯一任务就是不出错地朗读好这些稿件。而写作团队又分好几派，他的政策也就两边晃悠，而且因为写作班子是集体行为，最后定稿往往是把锋芒都磨掉后的妥协物，导致空话、废话、套话、假话连篇。

民主固然不能“当饭吃”，但是有饭吃也不能代替民主

人们常说，苏联剧变是因为经济没搞好，引起人民的不满导致剧变。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但并不完全对。勃列日涅夫时代，苏联已迈过社会主义原始积累阶段，工业开始反哺农业，消费被作为衡量社会主义成功与否的标准大加推广。但当局把生活定义为没有任何客观、内在的意义，对幸福的理解就是对物质的保证，对身体主观需求的满足。这些人以自身利益和生活方式想当然的认为，民众生活水平有了相当程度的提高，就可以抵消掉“反体制”冲动，“被禁锢的头脑”是可以用物质手段收买的，国家既然为人们提供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人们就会满足于过自己的小康日子，拿个人自由与安全作交换。但实际上并不如此。

苏联到1970年代有免费教育、收费极低的儿童保育、廉价住房、便宜的休假制度、稳定的养老退休制度、免费医疗;勃列日涅夫时代，居民工资收入增长1倍，远高于物价上涨水平，每10户人家拥有9台电视机，4辆汽车，工作10年以上者81.3%的人可以解决长期住房，租房费只占月均工资2%-3%;文化事业发展也很快，1987年人均影剧院座位名列世界第一。从统治者角度看，有平等没有自由会比有自由没有平等更能创造稳定的社会。人们在谈论持不同政见时说，“他们缺什么?高工资!公寓!他们本来可以像正常人一样生活”，但为什么他们会成为“持不同政见运动的先锋”呢?道理就像但丁所说：我个人有足够的面包吃，我并不是为面包而呐喊。120名流放西伯利亚的十二月党人都是衣食无忧的贵族，沙皇一直想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造反。所有的统治者一直没明白一个道理：只有执政者适应历史面貌，而不可能使历史面貌符合执政者的观念。

关键问题就在于，上述这些人并不是为物质利益而呐喊，并不是为个人呐喊。对一般人来说，很容易把“民主与福利“混同起来，但对知识分子而言，他们都是既得利益者，萨哈罗夫、索尔仁尼琴、麦德维杰夫在没有成为持不同政见者之前个人工资远高于人均工资。麦德维杰夫说，“很多东西不仅靠暴力维持，也靠欺骗和伪造维持。过去因为欺骗愚民，在人民有了知情权以后，对过去的罪恶是要揭露的”。因为这种恩赐的福利既没有制度保障，也缺乏合法来源，萨哈罗夫说，苏联遗产的首要部分是人的不自由。自由思想是人的自然属性，人民与当局的关系如同是对聋哑人的对话，社会抵触情绪已近饱和，若不是社会自身渴望急剧变革，若不是社会的忍耐已超过极限，靠戈尔巴乔夫一个人的“忽悠”或所谓的“西方和平演变”，不可能使这样一个“强大的国家突然间由于并不猛烈的冲击开始削弱和瓦解，这个强大国家的命运只能说明一个问题，即苏联这座大厦建立在不坚固和不稳定的基础之上，内部结构也有许多缺陷。如果基础被冲毁或削弱，承重结构被侵蚀和破坏，那么无论看起来多么坚实和宏伟的建筑都会倒塌，1991年正式发生了这样的剧变”。

早在十月革命前俄国的马克思主义就看到了这一点，当民粹派说均贫富比言论自由更重要时，受到列宁如下痛斥：“为了虚幻的经济利益而离开争取政治自由这一最直接最重要任务的图谋”，就是“背叛伟大的社会革命事业”，“如果把结社自由的要求完全去掉，那就是发疯!”但他掌权后自己恰恰进行了这样的“背叛”。直到1988年，苏联结束书报检查制度，对开放和透明的渴求使公开性被各阶层所接受，尤其是知识分子最欢迎公开性。仅仅改善物质条件是不够的，他们还要求进一步的独立性和自主性。赫鲁晓夫打开后的铁幕透出了一线缝隙，勃列日涅夫又合上了这扇窗口，但他没有想到，打开的窗子可以合上，开启在人们心中的窗子却关不上了，反而愈发吊起人们的胃口，愈发想要了解外面的世界。统治者这才意识到，斯大林时代回不去了。人们没有说什么的自由、写什么的自由，但有不看什么的自由、不听什么的自由。他们没有宣传自己思想的权利，但可以有避开官方文化的充分自由(1980年代末苏联有一篇文章叫《‘真理报’没有读者》)。正如梅德韦杰夫所说：“假如人们感觉到不自由、不公正，那就是没有民主，或者民主出了问题。只有当公民本身认为自己是自由的，那时才开始有民主”。

据美国学者鲁道尔夫对538份地下出版物的抽样分析，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运动关注的问题主要集中在7个方面：政治民主、民族权利、人权-社会法治、宗教自主性、创作自由、发展和理性、生活质量。“生活水平的提高”只是诉求中的最后一项。苏联末期更加明显：1988年7月《莫斯科新闻》报道了一个民意测验，测的是“对现状的不满是来源于商品匮乏、法律不健全，还是缺乏社会正义”，大约有半数苏联人不认为自己生活在“有社会正义的社会中”，缺乏社会正义占了第一位。可见，民主固然不能当饭吃，但有饭吃也不能代替民主。吃得再饱的奴隶也还是渴望自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