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宇振 | 多余的写作

乐活   文化   2022-12-31 19:00   北京  

《剪冬青联想》丰子恺


理发在古代是很慎重的事情。头发受之父母,古时对犯事的人一种刑罚是削去头发。记得儿时“理发”还有另外一俗称“剪头”,就记起丰子恺先生的漫画“剪冬青联想”。画中一幅是园丁拿着剪子把枝桠裁得像一列纠纠士兵;一幅是“园丁”扛着闪亮大剪刀把突出的、“多余”部分裁剪掉,真的剪了头,按最低高度把多样学生(或人)平成一样,“整整齐齐”。图上有先生的题注:


一排冬青树,参差剧可怜,低者才及胸,

高者过人肩,月夜微风吹,倩影何翩翩。

怪哉园中叟,持剪来裁修,玲珑自然姿,

变作矮墙头,枝折叶破碎,白血处处流。



这里的“园中叟”不是单个教员,确切是指教育甚或社会体系。图中道理明白,现实就是按照剪子“咔嚓、咔嚓”交叉重复的操作运行,无表情把“参差剧可怜”“倩影何翩翩”变成“白血处处流”。整齐一致、顺从老实、数量化编号、四川话说“不要出幺蛾子”,才便于统一管理和清算。“无差别修剪”是一种现代社会生产机制。


丰子恺先生想说的,大概是劳动分工(及其专科化教育)对人的异化,把鲜活多样的人规矩成一个样,规矩成冷酷的机器。劳动分工是一种存在的现实,但不是没有别的可能。丰先生画里纵深有多重情境,在不同层里有许多把剪子,汇成洋洋大观的世间情景(写到这里想起陈丹青的《一格一格降人才》——这里的“格”是“表格”,“降”是一种裁剪;他在某处说,“老师、家长串通好了,细细地摧残孩子”)。里面的玄机在于,不同层里有些剪子很严厉下手的位置很低,有些剪子给的位置高一点,有些剪子却只是假装着在剪——世界终究不是一个死板机器,可能的策略就在其中。剪子运动不受自身控制,不同时期社会的需要(或说社会危机)使得剪子位置时高时低。所以一件很有趣的事情是,尽管交叉剪从来没有停止过,从稍微长一点的时间看,队列参差不齐、高高低低却是常态,是普遍状态。从另一个角度,人不是僵死的人,只会顺从站着不会躲闪、换列,甚至退列或反击。对人而言,某种灵活策略是偏离利害关系做些有趣之事——生活里要有些“多余”的部分。


近代较有趣和完整的人之一是梁启超先生。他打趣说如果用化学分析“梁启超”这件东西,把里面的元素“趣味”抽出来,那就什么都没有剩下。他说“凡人必常常生活于趣味之中,生活才有价值。若哭丧着脸挨过几十年,那么生命便成沙漠,要来何用?”梁启超给孩子们的文字中,常用到的词义就是“趣味”。他给梁思庄的信中说:“至于做人带几分孩子气,原是好的。你看爹爹有时还‘有童心’呢。”他很担心梁思成去学了建筑专科后人生变得太单调而陷入苦闷,他说对于这件事“常常有一种异兆的感觉”。他讲自己,“我是学问、趣味方面极多的人……我每历若干时候,趣味转过新的方面,便觉得像换了新生命,如朝旭升天,如新荷出水,我自觉这种生活是极可爱的,极有价值的……”。


一个有趣之事是,梁启超和鲁迅先生都以当时社会娱乐和消遣的“打牌赌钱”来讲“趣味”。梁先生说:“我并不是因为赌钱不道德才排斥赌钱,因为赌钱的本质会闹到没趣,闹到没趣便破坏了我的趣味主义,所以排斥赌钱。”而鲁迅先生却看到打牌里的一种“精神”:“嗜好读书,该如爱打牌的一样,天天打,夜夜打,连续的去打,有时被公安局捉去了,放出来之后还是打。诸君要知道真打牌的人的目的不在赢钱,而在有趣……我想,凡嗜好读书的,能够手不释卷的原因也就是这样。他在每一叶每一叶里,都得着深厚的趣味。自然,也可以扩大精神,增加智识的,但这些倒都不计及,一计及,便等于在意赢钱的博徒了,这在博徒之中,也算是下品。”梁先生讲一种趣味的结果影响他追求另外一种趣味,鲁迅先生却是讲高阶的赌徒不在于输赢,沉浸在摸牌打牌无穷变化的趣味里——知识的追求不在于知识的本身,那已经是下品,根本仍然在于趣味,在于在生活中找到某种喜欢和坚持。鲁迅先生接着说,不是要人不顾自己工作,只跑到乐意的事情里,“这样的时候还没有到来,也许终于不会到”,他谈到应在有余暇之时有广泛兴趣来避免以自己所学为中心的固执顽固——那样某种意义上就是拿着剪子剪自己脑袋而不自觉。一种揣测,因为偏离功利之处,因为是“多余”的内容,有趣味之事大抵是锋利剪子难剪到的地方。


“无差别修剪”是一种现代社会生产机制的论断到当代发生变化。前几天看齐泽克和《人类简史》作者赫拉利的一场辩论。说是辩论,两人却都谈到在斯大林时期,为了制造出低智、顺从听话兼超强体能的“新人类”,苏联曾派出军事小组到非洲带回几只健壮的母猩猩,在实验室里和壮硕的农夫交配。辩论会的主持人是一位生物学家,立刻讲这不道义不科学不可行。齐泽克却说,这一念头在某种人那里重来没有停止过,以这样或那样的,以公开或隐藏的方式实验着推进着,随着基因重组技术、脑机连接、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的发展,人类社会正进入“后人类”阶段。据说“后人类”阶段里老大哥的剪刀巨大又精巧,隐蔽又严密严厉控制一切,它可以从基因到思想到肉体到行为随意剪裁人类,生产出它想要的结果,比如前述的低智、顺从和无比强壮的怪胎。齐泽克用人类的“大灾难”这个词表述,他说,当下很类似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状态。


但这些“宏大”事情对于常人来讲很遥远,刷手机看被推送的五花八门信息是日常消遣。我没有例外,手机成了一个摇晃着挂在体外的器官。刷手机中看到有不少人宣称2023年将是人工智能元年,原因是出现的热搜ChatGPT,科技狂人马斯克试用后说scary good(好到吓人),它像智人一样回答各种包括古怪、荒诞的问题,可以寻找代码的bug,据说可以在“诱导”的情况下给出毁灭人类的计划书,甚至可以谈哲学问题可以写小说和诗歌。看到这里我开始有点信心动摇,“芳心乱跳”,想着哪一天禁不住诱惑可能会试着用它来“写作”——也就是说,把自己附体到人工智能上。这里我指的是写一些“多余的文字”,自己可以得到些“趣味”的文字。日常生活里“多余的写作”是躲闪霍霍剪子的一个动作,在弯曲构造的文字空间里返观诸事,寻一点生活的痕迹和内心安稳——事实上它只徒增了焦虑,然而也只有在焦虑中才能看到平静。一个绕口的关于未来的问题是,在返观里看到自己已经被削得七零八落的样子,会接着裁剪自己以至于认不出自己吗?或者问,这一天会远吗?





以下列表是这一年间多余的写作。


一些文字因时而写,如《5:55在黑色的汪洋大海》是在世界读书日的写作、《妈妈》是在母亲节的写作、《童年与自然》是在六一儿童节的写作、《现代悲剧:尼采122年》是在尼采去世122年当日(8月25日)的写作。但更多是有感而发,列表中的绝大多数文字属于这一类——由生活当中这样那样的事情(喜剧的、荒诞的、残酷的、日常的……)触发,于是写下些文字。另外,也有一小部分是学习心得,如关于列斐伏尔、芒福德、哈维、齐泽克的文字。自己知道这些文字没有什么实际用途,但它们是写作者的秘密花园,是写作者试图超越科研论文写作方式的一种实践。“超越”这个词用得不好,它确切是说,除了会写科研论文(作为一个研究者的必要),还可以有些别的文字,可以说,它们是活着的,或者是至少觉得活着的必要的一种方式吗?(当然还有别的方式。)


从中选了6篇刊发在这里,也就是以下画了绿色条的几篇,编排时根据内容略调整了顺序。最后的《琐碎至死与奶头乐》文字形式上有点不同,但其中观点是写作者一以贯之的观点。对其他各篇感兴趣的读者可以查看“空想者spatial thinker”公众号。虽然是个人的写作,作为写作者当然还是希望读者能够读之有趣,读之有益。

为了编辑这个稿子,把整年文字重新看了一遍,如回看自己这一年渐渐远去的一方面的生活。如果说今年有什么比较大的变动,是孩子去读大学了。孩子从出生到17岁,绝大部分时间都在身边,晚间一起散步、假期一起旅行(疫情前),三人在一起吵吵闹闹的家庭生活是常态。现在屋子里变成只有两个人,也就安静许多——估计以后也都将是这样,一开始稍微有点不习惯(我想这个过程是城市里大多数家庭的普遍状态)。另外,今年出版了《一公里城市:日常生活、危机与空间生产》,是对过去几年里研究工作的归纳和对自己的一点交代。


今年比较特殊的是受疫情和疫情政策变化影响,学习、工作的状态和节奏受到较大的冲击。前一阶段被隔离在家,做核酸检测成了生活中频繁的事情,也看到、听到社会严格管制下一些感人故事、悲剧和荒谬或黑色的喜剧;后一个阶段突然放开许多人很快感染了。我也“阳”了,现在就是躺在床上敲打着键盘。对于所有人而言,这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一年。想起电影《甲方乙方》里最后的一句台词“1997年过去了,我很怀念它。”——借着这句台词,在2022年的最后一天还是要说“2022年过去了,我会怀念它”,因为它的困难、它的不容易构造了日常生活里这样那样的曲折状态。

杨宇振、覃琳设计作品


新的一年,2023年会怎么样?从国际、国内的各种观察上看似乎不很乐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2023年全球经济增速只有2.7%,比2022年的3.2%还低0.5%,掉落到过去20年里的最低点,警告说“最差的情况要来了”(Worst is yet to come)或是“至暗时刻”(Darkest hour)。持续高通胀高利率、作为生产链顶端的金融、高科技公司大规模裁员、激进保守主义思潮泛滥、局部地区战争的可能性加大、国内2023年有1130余万高校毕业生面临就业困境、房地产企业破产和产业低迷、疫情将进一步导致更多人死亡……。这些宏观的或中观的矛盾冲突和震荡将最终抵达每一个人的日常生活。但世界一直都是这样子起起伏伏的变化,生活总是要继续,末了还是要说,新的一年,祝大家活得健康、过得有趣。

多余的写作(待刊)

最新的经验和最初的恐惧

齐泽克:谁的仆人是一个主人(3)
齐泽克:谁的仆人是一个主人(2)
齐泽克:谁的仆人是一个主人(1)
排行榜化的日常世界:现实主义魔幻小说
列斐伏尔论城市隔离
生产空虚:把有感觉的生命降低到最低程度
大卫·哈维:城市的权利、抵抗和城市生活军事化
城市数据拜物教
抵抗分割:城市作为人的生存状态
荒诞的、充满戏剧感的三联人文城市奖
最高级
“网”与“渐”
现代悲剧:尼采122年
消失的巷子
建筑之爱
网络信息时代的We are the 99%
什么是“地方”?
每个人都无可救药地走向平庸
渝中半日影像
黄连、莼菜、蜂蜜:中益乡村设计实践
童年与自然
琐碎至死与奶头乐
妈妈
数字化劳动
5:55在黑色的汪洋大海
山地字典
恋乡情结:漳州的影像(3)
恋乡情结:漳州的影像(2)
恋乡情结:漳州的影像(1)
新年三人谈


01
排行榜化的日常世界:现实主义魔幻小说


一切皆可排行。排行依托数字。对数量化的痴迷已经成为这个时代深入骨髓的顽症。一切皆可比较,比较依托数字。一个中学好不好,它的终极考核目标,看有多少数量的学生考上清华北大,多少数量学生考上其他的985或211院校(能不能新设立两个院校,直接取名“985院校”、“211院校”,来解决供给严重不足的问题?另一种创新型考虑,虽然很牛,结合“清华北大”一起的名字很可惜不能用了,这有侵权嫌疑)。看到高级中学教师说,学生成绩评比已经到小数点后面两位;看到中学教室背后墙上的口号,“提高一分,干掉千人”,这也是用数量化来考核绩效,特别应该指出,“干”这个字在这里并不猥琐,显示出一种冷峻的勇猛。被数字严格严峻网格化衡量的活泼青春国家未来的高中生充满向往进入大学。


大学的排行榜,已经生产幻化出五花八门的眩目榜单,基本依据是有多少科研经费、出产多少文章、有多少级别的基金项目、论文引用率多少、毕业生数量、就业率,以及国际国内声誉、师生比例、国际生比例等等,各个因子有不同权重,最后用加减乘除算一算,比比分数得出排行,然后开或者不开发布会逐年比较(想起葛优在电影《甲方乙方》中开发布会,穿着端庄西服正式高调宣布著名女影星“再也不咳嗽了”!)。它的根本意义在比较,在于同质化一切,不在具体数值本身,数值只是比较的依托。或者说,它根本不关心那些数字以及数字所代表的内容,数字只是比较的幌子。同理类推,进一步还分裂有各大学院、各个学科、各种专业、各类研究者的细分排行榜。于是进入榜单,进入榜单的前排行列成为许多高校、学院、专业的远大理想和崇高目标,提出许多振奋人心、充满向往的口号,就如在一个学术会议甚至是行政会议想着坐到前排一般。

当然这个生态链条里还有构造复杂的学术期刊评价方法和引用指数(它已经成为一门学问),把期刊划区分等,分给清晰明确数字化带小数点后面多位的“影响因子”,再而分为三六九等。期刊于是层次化甚至“阶级化”了,大数量高频次进入高等级期刊是研究者荣耀的身份表征(许多“人才”的出现高度依赖这一超级榜单),进而引发许多故事。这是一幕正在各地四处上演的荒诞剧,荒诞喜剧或者悲剧,是超级魔幻现实主义小说。但几乎所有人都喜闻乐见,津津乐道,见怪不怪(这是另外一部超级魔幻现实小说)。

排行榜还是日常生活社会行动指南,在网络信息社会幻化为简单纯粹的数字比较。点外卖看评分、下馆子看评分、观电影看评分、听音乐看评分、读书看评分、买商品看评分、订旅馆看评分……。以前进入馆子墙上写着“酒添轻松,食足优雅”“希望而来,满意而归”,进入旅馆墙上写着“祝您下榻愉快”,现在进入馆子、旅馆墙上挂着牌子写某某网站评比最受欢迎第几位。还有各种全球、全国富豪排行榜,以及富豪慈善排行榜,它们依托很多个零。当然还有各种城市排行榜,从GDP排行到各种繁复的指标因子综合或单列排行,往往数字越大,代表数量越多,排行越靠前。在许多年前,苏格拉底说,有些人把东西塞满了城市,造成这个国家臃肿和溃烂的状态,以致没有一点空间可以用于正义和节制。最近看到甚至医院也有了排行榜,沿着这个逻辑,哪一天殡仪馆、火葬场肯定也会有排行榜——会有人争着进入这个榜单的前面几个机构。

排行榜是一面高度扭曲的镜子。提供哈哈镜的人咧着嘴隐藏在镜子背后,用镜子的人以为镜子是真实客观的,以镜子里的样子来指导和调整现实的行动。镜子高度压缩了活生生的世界,把一个鲜活的、复杂的人世间重锤锤扁、压缩成一个平面二维的世界,不,是高度抽象化的数字比较世界。一切皆可排行,一切即可比较,日常生活中无所不在排行是对人最根本的蔑视。



02

最高级



“最高级”是形容词,表达某种和“一般”“平凡”相对立的状态。它内部就由“最”和“高级”的两个高级形容词构成。最高、最大、最强、最厉害、最美、最多、最狠、最刺激、最富、最奢、最前沿等等,当然也有有点黯然的最后、最终、最舍不得。然而它主要是求积极之正面,表述对于物“无其它者能出其右”,对于人是一种极端,如“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不能望其项背”或如孤独求败甚或“孤独求看”的情境。

“最”字有一种蒸腾的竞争性、一种霸气外露的相互比较的盛气和雄心。一个喜欢使用“最”字的人、群体或社会大概最有潜力和最具发展前景。“最”字有许多变形,比如“高峰”——高峰实需仰止。当然,“高峰”不见得一定是好词,不一定是想要的状态,如都市里每天的“早高峰”“晚高峰”。得益于文字的丰富性,“高峰”还有许多变种,如“巅峰”(不是“癫疯”)“高端”“顶级”——巅、峰和端、顶都是指的END,或者是那个最尖的point部分。在许多情况下,可能是担心这些词的单独表达不能够够得着现实高度和极其丰富内涵,常常是几个词合着一起用,比如“顶级高端峰会”。当然,这样的词用多了一方面可能让人十分崇敬,一方面也可能让一些人生厌:这么高端的人高端的会居然会堆积这么多的形容词?美人美矣,无需吆喝和粉饰。于是,“最”字还出现另外的一些变形,比如国际或者全球。这是很聪明的形变,不再纠缠和纠结于形容词的最高级(已经有点山穷水尽了),而从空间的巨大范围来讲它的无端厉害,如“全国闻名”、“国际品牌”“国际知名”“全球盛宴”等等,让人想象一种盛气凌人的亲切。当然还有点不满足的时候,可以接着把两种情况搁在一起,如“国际最知名的XX专家”之类的是常有的词。但是国际里还有许多贫困的地区和国家,全球里还有无数人困顿于日常的温饱,国际最知名是在说什么呢?是广告词还是痴人说梦?还能想到另外的一些词,如大咖、超级、重磅等等(不要忘记了还有各自领域里那个最高头衔的名词,如总董事长之类,or Chief+XX)。

“大咖云集”常用来形容某种群集性活动的盛况。但从经济学角度,“大咖云集”事实上是降低了“大咖”的权威性和受高山昂止的可能性——供给多了必然掉价,何况“云集”的状态往往仪式性、表演性远大过于实际探讨的可能性。一个最近看到的提法把各种可能性巧妙加到一起了,很值得学习:国际前沿XXX全球领航者峰会。其中的XXX是一类“尖端行业”的代名词。从这个名词上可以学到“空间”的重要性。国际和空间相关、前沿是空间中前面的那一沿,全球当然也是空间,领航者是走在前面的那一伙,峰是空间里的最高点。心里默默地念着这个词,走过一条生活了最久的街,一个路边角落里的喇叭反复放着:“全员……”,才想起来,还有一个厉害的“全”字,关系到时间空间,关系到人,不能逃脱。而无穷无尽的反复,也是“最”的一种状态吧。



03

妈妈



叫出“妈妈”真好。我常常坐在客厅里,听到儿子在另外一个房间里大叫“妈妈,……”,听起来亲切温馨。“母亲”这个词见外了,象是戏里的话。人出生后最早会叫的是“爸爸”还是“妈妈”是科学问题,但叫出“妈妈”总有一种安全感依恋感。早上和儿子去教工食堂,回来路上看到路边上有一堆小沙石块,一个一岁多的孩子蹲在上面玩,妈妈就在孩子周围轻摇着扇子。这是一幅美丽画面,是天然的爱,没有装饰的爱,最平凡却是伟大的爱。

回来坐下我的房间,读到北野武的“我用尽一生与母亲较量,最终满盘皆输”。我喜欢这篇平和文字,之前已经读过几次,还是喜欢再读一遍。北野武讲从小到大和母亲之间的“较量”,每一次在母亲爱的执拗行动和他的顽强抵抗之间,他总是“颓气失败”。年轻的北野武有“反骨”总想着冲破些逆行些什么,强势的母亲总想把他拉回轨道,母子间的张力就在其中。在文章的中间,他说“我想起小时候的玩伴,现在不是工人、出租车司机,就是黑道混混。他们和我哪里不同?没有。不,只有母亲不同”。到了最后北野武去参加母亲葬礼,拿到母亲强着向他要却是为他留着的钱,担心着他不火后没钱用。他说“车窗外的灯光模糊了,这场最后的较量,我明明该有九分九的胜算,却在最后回合翻盘。”文字在这里停止。是的,我喜欢着这篇文章,除了标题里不该用“母亲”应该用“妈妈”(也许是翻译的问题吧)。

我把北野武的文字和母子分享,过了一会,妈妈发来信息“我给老母亲打了电话,随后接受了自己儿子的节日拥抱。”儿子在夏天结束后秋天刚刚来就要去留学,明年的这个时候妈妈抱不到儿子了,她会怎么想呢?几天前到X老师、Z老师家。他们热情地带着从上到下参观屋子和菜园。我们十分惊讶于屋里的蔬菜水果蛋禽自足。晚上回到家里躺在床上,我不知为什么就是想起他们给孩子留的那一间屋,床头柜上摆着孩子小学时拍的和其他的一些照片。他们的孩子现在在国外读博,大房子里只有他们两个,但因为有这张照片和这间屋子,感觉远离的孩子还没有长大没有离远,还在屋子里跑来跑去。但孩子总要离开。

我回想起17岁那年离开漳州,在火车启动时透过车窗看到妈妈留下眼泪。1992年暑期在青城山美术实习后没有回家,我一个人去西安看陕博兵马俑,去河南看窑洞龙门石窟。开学后家里请黄同学给我带来些食物和一盘磁带,里面就有妈妈关心和批评的声音,那是一盘珍贵的磁带,我却在几次搬家过程里遗失了。我想起27年前逝去的母亲,不,妈妈。年少的我也曾经执拗过,在家里赌气很长一段时间就不叫“妈妈”,常常想起来真是后悔。妈妈躺在病床时,我守在边上听她讲这样那样的回忆,那是难过又幸福的时光。我现在只能看看放在皮夹子里和妈妈的合影。能叫“妈妈”真好。



04

山地字典



从我的窗口看出去,远处是横卧的歌乐山,苍翠、窈窕又雄壮。山前由远及近有高高低低筷子般群楼,和斜斜着穿越这些混凝土块的环城快速干道。高层住宅挡不住连绵的山,但夜来了,歌乐山就沉入深黑而不可见,只留黑里散布无数的马赛克强弱光斑。“真是一个赛博朋克城市!”要是你这个时候站在我的窗前,大概会情不自禁地说出这样的感慨。但我已经习惯而无语。停顿静默在窗前我有时会想,在这个或那个窗户里,有着什么样和我相近或不同的故事。

1990年夏的一天,我收到重庆建筑工程学院的录取通知书。粉红纸上印写的介绍模糊了,却一直记有学校在“歌乐山下 嘉陵江畔”。“歌乐”这个名字真好。人的一种状态,也许是最自在状态,不就是“歌乐”吗?唐李白日暮时下终南山,与友人把酒欢言,“长歌吟松风,曲尽星河稀。我醉君复乐,陶然共忘机”就是“歌乐”。之后读到说“歌乐灵音”是巴县十二景之一,县令王尔鉴讲“山上松杉翳日,遇风雨则万籁齐鸣,人以为上方仙乐”。

十几年间里和朋友多次登山,“松杉翳日”的野趣逐渐减少 ,“万籁齐鸣”或者“上方仙乐”却没有遇到。倒是2004年随吴良镛先生、杨辛先生等一起登爬泰山,当日晚上住在泰山顶,夜半惊醒,人生初验“松涛”真义,寒冷大风极力呼啸里松树在低沉吟唱,在歇斯底里呐喊。这是另外的一种“歌乐”。在泰山顶上杨辛先生兴致盎然,挥毫泼墨,给大家写了几幅字。他摘取《泰山颂》词(也因我名字中有一字),写送了遒劲的“呼吸宇宙 吐纳风云”。回山城后我一直把它挂在研究室墙上提醒自己。杨辛先生是巴县人,北京大学的美学教授。

“嘉陵江畔”对于17岁的少年纯粹是一种视觉想象,是初中看琼瑶电影留下的影子。我已经不记得影片名字(是《几度夕阳红》么?),故事里讲抗战时期逃亡重庆的大学生们的爱恋情愁。电影里的女孩(“沙坪坝上一枝花”)和同学在嘉陵江畔交谈嘻戏,在夕阳里留下美丽风景。电影是一种情景叙事,确实的情况是,抗战时期“嘉陵夕照”成为了新重庆的一景,苦难中人们的心灵抚慰,留在许多下江人的回忆文字里。几年后我和女友在夕阳下漫步嘉陵江畔,只是再几年后,滨江路以“效率”和“现代化”为名开始大大咧咧地occupied江滨。城和江被断然切开。一座有着江水奔涌的城市、有着“滚滚长江嘉陵江东逝水”的城市变得极度缺“水”,丧失几乎所有“嘉陵江畔”意味的风景。永不停息的滨江路像一条极冰冷又绵长的混凝土腰带紧箍和缠绕住城市,使它不能放松不能松懈,也就不能歌乐。

进到学校里,老师开始教山地空间的营造技巧,用心总结出很多法子。它们因为太具体而能够被直接理解、难于应用和难以有所启发。也许更该问的问题是,山地的意义和价值能在自身的困境里找到吗?山地和人生,山地和文化间有什么样的复杂关系?山地生活不容易,上山下山都要用更多的能量;要在山地间找平地生存,于是有“沙坪坝”“南坪”。山地,无论上山还是下山使人都要谨慎低头看路,小心翼翼地看脚下的路而不至于跌倒,于是完全不能顾及风景,即便就是在身边的风景,爬山行走中也不能纵情放歌。山地作为一种现实,它迫使行走者把目光盯在眼前事物,盯在眼光所及范围里的事物。坡度越陡越峻越如是。往上走只能看到前面的阶级,看到眼前的屏障;往下走那非得看住每一步,否则很有可能直接狼狈滚落。山地少了平地里的从容和视野。

这样的判断大概率错了。有两种批评。一种严厉的批评说不能这样贬低山地,山地占有全国超过6成的陆地面积,或者更直接说,“目光如豆”是专注也是一种现实必要,要在山地里,要在一个高度竞争的世界里生存就必须这样!一种善意的批评说,不能只看到事物的一面,当你驻足停留,甚至当你被迫在低头行走时,心中有风景,你就有绝大可能看到风景。这种批评说,不管是上山还是下山行走者总在山地上的某一级,只要抬头或者稍微转头,就可以看到多维度的美丽景致。它说,亲爱的行走者啊,这种展开的风景,连绵如画的风景引发心胸的敞荡,是平地里难有的,要珍惜呢。

许多年后,我还记得录取通知书上的“歌乐山下 嘉陵江畔”。许多年后,我邀请国际国内、市内学校内的不同领域学者举办演讲,论坛的名字就是“歌乐山下 嘉陵江畔”双周论坛。它是山地的结果。有大山才有大江,有山水的风景;有大山才有阻隔屏障闭塞、以及,登山后的开阔和如画风景。重庆老城西的佛图关,关墙门梁上大大写着的“江山一览”是在高处的真切感受。“歌乐山下 嘉陵江畔”不仅是一种记忆、一种风景、一种策略,也是一种信仰。


天色渐黑。我站在窗前,看着远处暗下来的歌乐山和渐亮起来的窗户。


(注:这是一篇随想文字。文章名字纯属于编造,就如给孩子起名,翻开一本书手指向那个字就是孩子名字。我先是写下“山地”两字,后面决定就随它了。眼光看到桌面上有一本梁实秋编的《远东袖珍汉英辞典》,于是写下“山地字典”。和“字典”有关系吗?也许有也许没有。)



05

数字化劳动



我最早摸到电脑在高中。那是苹果2型微机,整个学校只有两台。老师大概不太懂得怎么用,没有专门的课程教授(也受限于机器很少),倒是同学喜欢折腾,最主要的一个活动是课后偷偷摸进机房玩“吃豆子”游戏。后来喜欢折腾的同学考上了清华计算机专业。进入大学以后,从286、386到486,学院里的微机多起来,机房为了洁净是架空的防静电地板,进入机房有种别样感觉。CAD、3DMAX(最开始是3DS)和PS在同学中流行起来,版本也不断升级。不少同学已经可以靠建模、绘表现图挣钱。我对渲染表现没有太大兴趣,PS只会用基本功能。3DMAX建模对于计算机硬件要求高,受限于学院微机的有限条件,我也不太耐烦在过程中等待。翻译进来的超过5公分厚的教材里说,你可以在模型渲染时去冲杯咖啡。所以玩得最溜熟的是CAD。最大乐趣就是用CAD建三维模型,从不同角度反复观察和修正空间关系。

读研究生后和女友一起攒钱买了台586,配装了一个2100元的1.9G硬盘,而当时普遍的容量是540M——现在一个U盘可以有256G甚至更大。日常生活里开始看到有人用黑色砖头大手机(刘强东吹嘘拿着这种“大哥大”进餐馆后服务员的惊讶表情,却应该是实情),但更普遍的是别在腰间的BP(Business Pager)机。BP机的社会功用是转型期间的一个有趣现象。它类似一条电子绳索,有人找你时给BP机业务台打电话,告知呼叫号码(到后来可以留文字信息),然后转接员给你的BP机发信号,谁谁呼叫你,请回电话XXX;绑着BP机的人于是赶紧跑着找电话回电(当时街道上有许多公共电话亭,今天已经彻底消失)。一桩沟通也就完成了,但也就从这个时候开始,人就被电子绳索捆绑着、勒着越来越紧。当时的人不觉得,认为有BP机是亲人、朋友、业务联系的需要,是一种方便也是一种现代人的生活方式和表征。电影《甜蜜蜜》里黎小军(黎明饰)看到李翘(张曼玉饰)有BP机时流露出羡慕眼神,“哇,你有BP机啊!”,李翘虽很得意却表面表示这有什么——表现了当时一种BP机在手的心理状态。

当摩托罗拉的BP机几乎人手一个的时候,大街上卖手机的店开始多起来,诺基亚、三星、摩托罗拉基本三分天下。手机的快速流行在极短时间里把BP机扫荡殆尽。“手机”这个名词不知如何得来,但英文的Mobile Phone(移动电话)倒更贴切。无论你在哪里,揣在身上的跟着人移动的电话,随时都可以响起。但两头都要收取的按秒计算的电话资费对于绝大多数人都还是昂贵,一毛钱一条的短信是普遍的电子沟通方式。当时冯小刚电影《手机》把日渐主导社会沟通的工具作为关键点展开,是有意有趣的现实话题。电影里的检查手机,或者说查看信号内容、时空足迹开始成为普遍状态,检查与反检查、删除与反删除成为猫鼠游戏,不仅在情人之间。另外多说一句,电影里不能守一的“严守一”、文学家“费墨”名字取得好。

模拟信号时代的手机是“战国时代”的手机,各种品牌和山寨机层出不穷,我那时得了很多乐趣,比如能刮胡子的手机、可以测体温的手机、45度侧滑、推拉盖、旋转的手机、带激光笔和跑马灯的手机、各种样子的全键盘手机等等。这是一个手机生产和制造想象力爆发的年代,虽然有点搞笑却值得纪念怀念,完全可以鄙视后来的创造力疲软。

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手机开始和拍照摄影结合一起,日益高精度的图像、影像捕捉成为手机附加值的真正构成。我还记得诺基亚生产了一款手机,侧边连接有一个旋转的大炮筒镜头。但真正使得手机成为社会支配性工具的,是从模拟信号转为数字信号,是手机联入互联网、功能电脑化和超电脑化。回到电脑一端。2000年左右电脑朝着两个方向发展,一个是硬件快速提升和软件更新换代;另外的一路,也是更重要的一面,是加速联入互联网。它们是一个事情的两个方面,是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转型不知不觉的进程。各地电脑城生意红火、鱼龙混杂和高度密集,卖内存、硬盘、主板、显卡、声卡、光驱、键鼠、光盘、机箱、显示器、UPS、线缆、杀毒软件等等,也卖各类盗版光盘以及Modem(调制解调器)。“调制解调器”的这个翻译简直不知所言,但大家就那么用了,它是一个过渡型产品。最开始要连接上网络,必须通过“调制解调器”拨号,唧唧哇哇叫了一会后就联入一个无限制的网络世界。是的,刚开始时候网络并没有设界Google也可以用,但很快意识到网络的各种“危险”后情形就很不同,网络防火墙开始强大起来。网络严格管控成为形势紧急的新问题。网络上出现各类BBS(Bulletin Board System),分享各种技术、学习、生活、情感经验,也有些讨论敏感的社会议题,在建筑、城市规划领域当时比较受欢迎的是ABBS和Far2000(不知道今天它们是否还活着;另外当时学科也不象今天这样分异得厉害甚至相轻)。因为讨论公共议题,BBS成为网络严格监管的重要对象以至最后无可避免萎缩。

这个时期同步启动的还有各种类物理信息的数字化,把物理世界翻转和镜像为数字信号构成的世界。这是一个没有尽头、看不到尽头的过程,是利弊共在过程也是危险进程,最后膨胀的数字世界必然毫不留情撇开物理世界开始自我演化生成。那时我在清华做博士后研究,同时在国内外的网络数据库和清华旧图书馆、中科院图书馆的书库里查找历史资料,立刻感觉到两种方式的差别。数据库的关键词查找有直接目的性,它可能高效,在以往方式中难以收集到的信息可以在短时间里汇集拾取,却更可能失了视野和场景;在书库里查找资料有点类似在一条有各种小店的街区里徘徊游荡,虽仍有目的性但却往往被庞杂内容吸引,有时候难免停留或走偏,却也就知道要去的那家店与周边的时空关系,能有理解局部与整体关系的更大可能。

大致在这个时候,各个学生宿舍周围出现毛茸茸的黑底红巾黄嘴企鹅玩偶,当时没有意识到腾讯首先在校园里推广即时通讯软件QQ,在很短时间里成为数量庞大年轻人的网络社交利器,腾讯从此迅腾和市值高涨。即时通讯把所有人猛地一下拽入了日常数字化生存的世界。2008年我到美国访学,为了和国内学生讨论论文开始频繁使用QQ,从此陷入某种内心抵抗状态至今如此。使用电子邮件似乎越来越老套(在过去多年的经验里,许多学生写不出像样邮件,包括信件的基本格式),但仍然是我喜欢的方式。它时间可控无需即时回应,也才能保证相对完整时间段做点事情。

在过去的20年间,各种类型信息,经济、金融、行政、娱乐、工作场所信息的即时生产、消费、传送、回应、监管、转用挪用构成日常生活方式的一部分,成为新行为举止的一种方式,构建了一个真实存在的网络虚拟世界;或者更准确说,逐渐成为支配性日常生活状态,一个正常的人在不知不觉中转变为一个时刻被信息牵动、刺激、支配的电子人,成为一个新时期的新正常人——也就是说,如果不这样行事就不正常了。视频里看到小米雷军从一大早上开始回复微信微博QQ等信息几百条后终于清空红点,抽空签字接着拿起手机又是几百条信息。我不禁想起马克思说的资本家其实是资本的工具,而当代每个人都被迫更多无意识甚至自愿是信息生产和传播的工具,每个人都无可逃避地卷了进去,而试图逃离就是不正常,或者终将高度焦虑。手机的功能超级强大,越来越强大,这时称之为“手机”恰如其分,它已经成为身体的一部分,内嵌的信息甚至成为生物人的社会身份表征和标志。它首先模糊和抹去劳动和非劳动的边界,也改变劳动的具体形态,生产了新时期无比壮观的数据景观。八小时工作、八小时教育或娱乐、八小时休息的边界不复存在(尽管它在工业化时期也仅是一个理想目标)。在劳动的间隙中娱乐,或者非劳动时间被迫处理指令性劳动成为常态进而变成一种疲态。

因为劳动生产、社会关联、经济往来、课程教学都转移到数字化网络域,数字化存在越来越支配物理性的存在,网络端的各种关联构成了人的存在,每个人都可以真切画出一幅社会、消费、劳动共构的网络关联图,可怕的是这张图不是简单的静态平面图,它还具有各类事件、关联发生的时空定位属性,它是具有动态时空定位、轨迹、关联强度的立体关系网络矩阵。马克思说,人是各种社会关系的总和,但今天它必须经由网络,表现为在网络里连结各种社会关系的总和。网络端的即时信息往来摧垮了劳动与非劳动的边界,也就改变了日常生活的节奏。不管现实场景如何信息来了(尤其是从要求手机不能关机的部门发送出来的信息)就要即时回应即时处理,它使人处在时时不能安定和等待另外一只鞋子掉下来的状态中。

它也产生了新的劳动形态,一个人可以不再有固定工作,包括固定职业和固定时间的工作;一个人可以用很时髦的词是“灵活就业”,从多样片断时空里去求得生存。这是一个新时期的有趣名词却正在成为残酷现实和新时期的人喜欢的生活状态。白天在公司里做文员晚上开直播,白天在是办公室里的行政人员,“非工作”时间可以写网络小说等(如大卖的《明朝的那些事儿》),或者一会当快递员,转身做技术小工,歌手。它还有另外的一个称呼叫“非正规就业”,或者说,企业可以根据市场变化快速雇佣或解聘劳动力,无需背上多余的包袱,它是大卫·哈维说的资本“灵活积累”的构成部分,只是他谈的是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出现的状况,而今天却愈演愈烈,成为许多人高度碎片化的存在方式。齐美尔在上个世纪初讨论过“大都市与精神生活”,讲大都市使人矜持、精于计算和相互间保持距离。今天比特城市与精神生活又是什么样的关系?会使人精神高度分裂还是成为Slash人后的去异化状态?在网络时空里被精确定位化的双子都市里匿名性还可能存在吗?网约车司机和快递小哥当仁不让是网络时代的劳动代表,五一国际劳动节的劳动奖章应该首先颁发给他们。他们在平台实名注册,按派单工作,劳动中被时时定位甚至录像录音,时时记录移动轨迹和速度;他们是透明人他们在平台端就是抽象的点,在给定时空里跑出平台利润和工资;他们在真实的生活世界里要在路上转来跑去,急着完成派单,才能接着有下一单,才能达到要求的数量额度赢得“奖励”。

在数字化劳动的加速进程中,一个可见的清晰未来,人人都将毫无例外是“网约车司机”或者“快递小哥”,只是他们毫无疑问将被智能机器人取代。那人将做什么劳动什么工作或者什么事呢?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的欧美社会,物质的巨大丰富使得一些人幻想“劳动的人”能转向“游戏的人”,想象人另一种可能的存在方式,幻想人不再陷于艰苦劳动,认为“劳动光荣”是政府与资本家合谋灌输的观念,劳动的目的是不劳动,是为更大的自在自由。他们很显然错得离谱,实在离谱,今天的社会更加富足和五光十色,但所有人都深陷数字化劳动的网络之中。大卫·格雷伯(David Graeber)说,无休止的工作折磨着劳动者的内心而陷入绝望,绝大部分的劳动是为维持某种稳定和秩序的“狗屁工作”(Bullshit Jobs)。他没有说的是,“狗屁工作”的产生是无休无止数字化劳动的结果。



06

琐碎至死与奶头乐


2028年11月11日

1984号,M街A城D国

3W酒吧,22:11

雨夜



阿震一手推开酒吧木门,侧身进来立刻看到黄晃坐在昏暗的吧台边。
“来一扎啤”,阿震一边和美女招待小依说,一边走过去拍了拍黄晃肩。
黄晃转过身来,“是你!”
“第一次在这里碰见你。”阿震举杯喝了一口,瞄了墙上的电子钟。22:13
黄晃没有说话,低头看亮起来的手机。
“上次10年毕业聚会,你怎么就走了?大家合影没找着你。”
黄晃放下手机,“你经常来这里?”
“从办公室走过来十来分钟。加班完就来喝一杯。”
“这个3W是什么?”黄晃问,刷了一下手机。
阿震一愣,他没想过这个问题。“Women,Wine,Warm”他开玩笑似地随口回答。
“是吗?”黄晃笑了,“不错,怪说不得你常来。常加班吗?”
阿震的手机响了,他示意了一下黄晃,快步走出酒吧。
喝了一口酒,黄晃想着阿震的回答,“最后一个词是War还是Warm呢?”
吧台酒架上挂着两个屏幕。左边一个正在播放BBC新闻,报道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110周年盛大庆典。右边播放NB台实时报道,正在狂欢双十一数值暴飙。屏幕静音。黄晃通过画面感觉到NB台主持人的尖叫高亢。


阿震走回来,把手机丢到吧台上。“又要我回办公室!”
“你有一个不错的工作。”黄晃说。
“不错工作?”阿震一口喝光杯中酒,看了看墙上的钟。22:18
“说实话,我不知道一整天都在做些什么。依依,再来一杯!给晃哥也来一杯”。
“但上周星期天我对自己行为做统计get到答案了。”阿震盯着黄晃说。
“你毕业后没换过单位,十年做一件事情挺好”黄晃看着NB台的热烈应着。
“你不想知道我做什么吗?”阿震接过小依递来的两杯酒,一杯推给黄晃。
你是1×10,我是N×1。”
“什么?”
“不对,我有些事还没有做到一年”黄晃自言自语。
阿震知道了。那天他听同学说,黄晃毕业后一直没有找到像样的工作。
“1×10是boring,N×1有趣得多。”阿震不知是安慰黄晃还是奚落自己。
“我开过好几年出租”。
“挺好啊,可以到处乱走。不像我被电焊在一个位置。”阿震摁亮手机。22:21
“早上7点出车晚上11点收车。和城市一起醒来一起燥热一起睡觉。像这口酒,早上吞进去,晚上尿出来。”
“流到城市身体的各个部位。所以你看到其他人看不到的秘密。我就只能坐在办公室的椅子上,最多到这里喝酒。”
“后来开网约车。”
“有什么区别?一样到处走。”
平台时时刻刻盯着我。录音、录像、定位、记速、定轨。三个月后平台大数据分析说我有潜在危险,不遵守规定速度、路线的时候大于均值。
“所以你被fired?”
“没事,我送快递了。幺妹,再来一杯。她叫什么?伊伊么?”黄晃盯了一眼依依。
“四轮换两轮了。”阿震点了点头摁亮手机。22:24
“对,两轮加两条腿加一个背包加一部手机。”
“对你来说城市是迷宫还是放大了的家?”
“家?怎么可能会是家?”
“我的意思是说,送快递会不会找不到地方,还是很快熟悉路线?”
“家?怎么可能会是家?”黄晃灌了一口,看着BBC台Hard Talk节目在谈论红色1968六十周年。
阿震的手机响了。
黄晃把眼光转向穿着短裙的依依。身材苗条。


阿震走回来,把手机倒扣在吧台,“说明天要迎接突击检查。还要回去弄稿子。”
“要走了么?”
“没事,还可以聊一会。”阿震盯了一下钟。22:27
“前不久到一个公司当信息调查员,收集各种数据。”
“做什么?人口统计还是拍照记录违章?”阿震对这个职业有点好奇。
黄晃没有吱声。他把手机递给阿震,上面是他们大学时三人在一起的照片。
阿震不语了。上面有他们的室友邱乐。邱乐读哲学和政治经济学,和他们两个不一个系。但课后三个人常混在一起,打游戏跑步篮球羽毛球,乐在一起逛街打望。邱乐动不动和他们说叔本华、尼采,说福柯,列斐伏尔,说消费主义、美丽新世界,说元宇宙的邪恶。只有和他们讲这些抽象理论的时候,邱乐老是皱着的眉头好像才解开了。但黄晃老喜欢抵着他,喜欢反驳,说邱乐激进又消极,在50年前肯定上街丢石块汽油瓶,世界并不如他想象的那样坏。两个人常辩得不可开交脸红耳赤。阿震站在中间,一会说世界总要变化,一会又感慨自己快不能适应这个变化的世界了。一天邱乐很高兴地跑回寝室,说他一整天读完了尼尔·波兹曼的《娱乐至死》(Amusing Ourselves to Death)。听他简单介绍后,黄晃争辩起来。他说娱乐是人的根本需要,人活着不是为了工作而是为了娱乐,工作光荣的口号是一种治理计谋阴谋。

黄晃引用大卫·格雷伯的《狗屁工作》(Bullshit Jobs),说为了稳定社会秩序,强权生产出一堆无关紧要的狗屁工作,就是要把人摁在那个该死的位置上。邱乐争辩说,他同意存在的目的是为了人的自由自在,但那完全和娱乐不同。娱乐至死讲让人完全沉浸在娱乐节目之中而失去了自我意识,是被喂食的猪!记得“可使民由之,不可使民知之”吧?沉浸式娱乐让人完全失去公共意识和反击能力,是武侠小说里让对手无力的迷魂散,让姑娘软得像面条的迷魂香。阿震出来当和事佬。他从床上跳下来大叫一声截断两人的辩论,说你们两个都对,一个讲在生产端的控制,一个讲消费端和观念的控制,只要同时控制生产、消费,灌输观念,通过软控制的治理方式就可以生产出一个美丽新世界!阿震概括得好,两人终于不语了。邱乐过了一会说,我看到一个内部报导,世界上最有钱权的人聚在一起,想着怎么维持这样的社会结构,提出来一个“奶头乐”的计划,就是让99%的人沉浸在吮吸娱乐节目的“奶头乐”当中,这不就是娱乐至死吗?黄晃动了动嘴巴,没有说出话来。三人接着一起出去娱乐至半夜才回,那张照片就是当天的留影。那是一段愉悦的时光,只是短暂。邱乐总是不开心一直不开心。两个星期后在宿舍的桌上有邱乐留给他们的一封遗书,过两天就看到来学校的邱乐母亲撕心裂肺的哭。


“可能邱乐是对的。人人都会娱乐至死。”黄晃喝了一口。
两人静默了一会。
“如果邱乐现在在,他可能会说琐碎至死。”阿震看了一下墙上的钟说。22:29
“我不会和他抬扛了。琐碎至死是娱乐至死和狗屁工作的完美结合。”黄晃伸出手,紧紧地握了一下阿震,又紧紧拥抱了一下他。“很高兴今天晚上能遇见你。我该走了,改天见”。

阿震一人坐在吧台边,桌上两个酒杯。他还有半杯酒。黄晃的出现把他拉回到十年前,看着那个有点雄心有点理想的他。那个陌生的他已经遥远了。22:30,他端起半杯酒吞下,准备离去回办公室填表,转头看到黄晃座椅侧边有一张纸。阿震拿起来一看,那是一张人体嵌入芯片合约,黄晃已经签了字。这是作为信息调查员的必备要求。合约上写着,嵌入芯片后听到、看到的信息会即时传送后台,之后技术更新脑里的想法也会同步进入后台。时间是明天做手术。阿震开始有点震惊,静坐了一会后释然了。这就是我们的世界。他推开酒吧的木门大步走向办公室。“应该来得及”,他自言自语。


……

美女招待依依看着两人离去,把听到的,在脑子里录下他们对话的文件命名为“琐碎至死与奶头乐”上传到后台。她转过身去,光亮的后脖子在吧台灯的照射下显得修长,上面嵌着一枚闪光的芯片,像极了一枚美丽的装饰品。


(本故事纯属虚构)


作者介绍

杨宇振 重庆大学建筑城规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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