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1月12日，沉默数月的陈布雷在家中设宴邀请秘书蒋君章。当陈布雷从辛亥革命一直谈到眼前的局势后，随即闭口不言，径直往楼上走。
11月13日早晨，副官陶永标发现了睁着双眼的陈布雷，他的脸色蜡黄，嘴唇微张，手脚已经冰冷到僵硬。即使让一个普通百姓来看，都会怀疑59岁的陈布雷死得莫名其妙。然而，国民党当局却以“心脏衰竭”为由，宣布了他的死因。
陈布雷死后，蒋介石悲痛欲绝，他曾不止一次对人提起：
“陈布雷的死，等于砍了我的手和脚啊。”
自1926年以后，陈布雷的命运就与蒋介石绑在了一起，在之后历次大战中，陈布雷都充当着蒋介石的“幕僚长”角色，极受蒋介石信赖。那么如此受到蒋介石青睐的陈布雷为何会走上暴亡之路？他真的如蒋介石所说的那样扮演着国民党高层的“手和脚”的角色吗？他在人生的最后岁月又经历了什么呢？
蒋介石的“幕僚长”
陈布雷，浙江慈溪人，他与蒋介石是地道的老乡。1911年，在浙江高等学堂毕业的陈布雷实现多年夙愿，成为上海“天铎报”一员，当上了记者。
在报社里，大力拥护辛亥革命的陈布雷屡受国内进步人士的推崇。在孙中山眼中，他写的文章比国民党办的报纸更具宣传力。在萧楚女心里，陈布雷是一位具有革命精神的优秀主编。报界著名人士邹韬奋更是直言：“陈布雷是我国现今第一流政论家。”
而另一方面，则是因为陈布雷赤裸裸地揭露了袁世凯称帝的阴谋。1916年，陈布雷在报纸上言辞激烈地批判袁世凯：
“今生今世休再做此妄想，倘不死心归顺，愿提刀勒马一战耳。”
1926年，多年在媒体上盛赞国民党的陈布雷走入蒋介石的视野。当时，就任北伐军总司令的蒋介石“清共”思想越发严重，他的新闻秘书邵力子因“亲共”遭到排斥。于是，在堂兄陈屺怀的推荐下，陈布雷启程前往南昌，投奔蒋介石。
当时，与陈布雷一同前来的还有一位叫潘公展的报业名人。可在蒋介石提出如何应对上海工人运动时，潘公展表现得畏畏缩缩，陈布雷反而建议包围上海，以帮派势力打头阵，迅速“清共”。
事实上，蒋介石在上海发动的“四一二政变”的确是按照陈布雷所构想的方案执行的。在蒋介石“清共”的过程中，陈布雷虽没有参与具体的实际操作，却在背后出了不少“恶毒”的主意。
1927年，陈布雷出任南京国民政府的党部书记长。当时，刚刚出仕的陈布雷遭遇了蒋介石的第一次下野危机，为了与蒋介石保持一致，陈布雷辞去所有官职，与他共进退。经此一事，蒋介石大为感动，对陈布雷更加信赖，也将他的命运与陈布雷绑在了一起。
“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迫切希望建立一个类似清朝军机处的机构，辅助他管理情报、人事和党务，深受蒋介石信赖的陈布雷摇身一变，成为新成立的“侍从室”二处主任，分管党务和政治工作，就此进入国民党的核心区域，成为蒋介石的“幕僚长”。
理想与现实的激烈碰撞
然而，陈布雷的矛盾和痛苦，也由此开始了。1931年，日军袭击中国东北，占领东北三省，可蒋介石却不愿意与日军开战，处处隐忍避让，高呼“攘外必先安内”。作为蒋介石对外宣传的笔，积极主张抗日的陈布雷饱受精神折磨，常常屈从与蒋介石的意志，起草违心的“暂缓抗日”声明，内心极受打击。
当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蒋介石又勒令陈布雷写出一部记录“西安事变”的西安半月记录。在记录中，蒋介石要求陈布雷将张学良、杨虎城描绘成犯上作乱的野心家，而蒋介石自己却成了感化二人的君子。尽管陈布雷以“不熟悉事变经过”为由拒绝写作，可蒋介石却一再逼迫他应下此事。
陈布雷年少时是一个很有骨气的文人。在袁世凯时期，他不畏强权和威胁，尚且怒斥北洋军阀的倒行逆施。而在此时，他的理想与现实发生了极大的碰撞，他理解张、杨二人发动事变的目的是为了“逼蒋抗日”，可在他的笔下，却要将支持抗日的军人贬低得一文不值。
因此，陈布雷罕见地没有快速拿出让蒋介石满意的稿件，为此遭到了蒋介石的斥责。当他经受两个月的精神折磨，写完让蒋介石欣慰的《西安半月记》后，陈布雷却悲痛万分，他在日记中记载：
“余今日之言论思想，不能自作主张。躯壳和灵魂，已渐为他人一体。人生皆有本能，孰能干于此哉！”
1937年，“七七事变”的爆发拯救了受到思想折磨的陈布雷。当时，退无可退的蒋介石不得不发表坚决抗日的决心。在“庐山讲话时，蒋介石曾言：
“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
这句话的起草人，便是陈布雷。在八年抗战中，陈布雷像是换了一个人，那支在北洋时期的“惊雷之笔”又重新焕发生机，他写了大量的激励国人努力抗战的文章。而陈布雷对于积极抗战的主张也不仅仅停留在笔上，他曾亲手将自己的两个儿子和侄子送往前线，抵抗日寇。
服药自杀
然而，随着抗战结束，内战的爆发，陈布雷又陷入痛苦中。其实，陈布雷并不是一个“亲共”分子，他对共产党没有怜悯之心，只是作为蒋介石的幕僚长，常年位居高位、接触核心机密的陈布雷在内战爆发两年后，却发现国民党不行了。
在国民党，陈布雷最直观的感受就是腐败。早在1943年，孔祥熙就曾悄悄塞给陈布雷一个信封，而在陈布雷得知信封里面是一张100万元的银行本票时，愤怒之情溢于言表。
然而，真正让陈布雷丧失信心的，却是他最敬重的蒋介石在危难之际给他的连续打击。当时，蒋介石对国民党各线作战都不满意，尤其是宣传工作。陈布雷曾建议蒋介石做好实际工作再谈宣传，只宣传而不做事，没有办法取信于人，可已经陷入癫狂的蒋介石却将所有的责任都推在陈布雷身上，加重了他的不安全感。
另一方面，在国民党统治区爆发严重的通货膨胀时，陈布雷不顾他人劝阻，将宣传小组的100亿法币和家中所有金银器皿兑换成币制改革发行的金圆券，以此支持国民党的“最后一搏”。可在金融家的操控下，最终的结果却让他大失所望，100亿法币兑换的金圆券竟成了一堆废纸。金融改革失败给了陈布雷很大的感触，他意识到国民党已经走进不可挽回的崩溃中，在他的日记中曾记载这样一句话：
“国家的利益被牺牲了，个人利益被牺牲了，却便宜了金融家。”
陈布雷所指的金融家就是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等吸附在国民党身上的蛀虫。然而，当他劝谏蒋介石逼迫夫人宋美龄和宋子文掏钱垫付军费时，却遭到了蒋介石暴风骤雨般的训斥：
“宋子文有什么钱，孔祥熙有什么钱，夫人又去哪里拿钱充当军费？散布这种言论的人，我看是心怀不轨，只会给党国带来危害。”
因此，当时的陈布雷对国民党、蒋介石充满了失望。他曾在出山时，将国民党看作正统，奉蒋介石为尊，怀揣救国思想为他评论天下。可直到此刻，陈布雷才明白，蒋介石并不代表中国的利益。
1948年11月，在金融家的玩弄下，国民党的经济政策宣告彻底失败，而蒋介石却转而寻求另一条出路：疯狂印制金圆券。纵然陈布雷的的经济知识再薄弱，他也明白，国民党政府准备“滥印钞票”了，这无异于为国民党注入了一瓶加速它灭亡的毒药。
11月12日，三年来遭受蒋介石无数打击的陈布雷罕见地邀请秘书一同赴宴。在酒桌上，陈布雷变得非常健谈，他从辛亥革命讲到抗战，当讲到国共内战时，陈布雷却沉默不语了。他抛下秘书蒋君章，径直走上楼梯，将自己关在房间里。
那天晚上，陈布雷写了很多遗书，给他的夫人、秘书还有蒋介石，而他仅剩的700元金圆券的遗产也留给了副官陶永标，随后服食安眠药自杀身亡。
陈布雷死后，国民党当局将他的死定性为心脏衰竭。深知内情的邵力子却怒斥媒体：“宣传，宣传，一生从事宣传，到后来连老命都赔进去了，还要讲宣传。”在邵力子以及国民党其他元老的强烈要求下，陈布雷死亡的真相才得以为大众所知。
1948年11月15日，陈布雷的遗体进行大殓，蒋介石将亲笔写的匾额“当代完人”挂在崇敬馆大堂正中央，以示怀念。而在回忆陈布雷时，蒋介石常常说道：“他的死，让我失去了手和脚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