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秋到1966年春，外交部曾组织一支近200人的工作队，赴湖南省浏阳县大瑶镇农村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又称“四清”运动）。我是工作队北方出身的张越、雷阳、温宁三位队长的共用秘书兼翻译（我会说点湖南话），所以常有机会随他们去省委开会或商量事情，而当时湖南省委分管农业的省委书记，正是华国锋，因此曾与他见过几次面。

这位省委书记给我们的第一印象很好。纯朴、实在、虚心，没有一点官架子，言谈、穿戴都像一个农村基层干部。我记得，当时他是这样向我们介绍自己的：山西省吕梁专区交城县人，小时候家里很苦，念了几年书，17岁那年瞒着家里，参加了抗日游击队。先打日本鬼子，后打阎锡山。1949年跟随四野解放大军南下。湖南和平解放后，留在地方，复员转业，参加自己比较熟悉的农村工作，在毛主席家乡湘潭县呆了十年多。几年前被调到省里，依然干老本行。

还记得湖南省委一位老同志曾告诉我们：华书记原本姓苏，名铸。他投身革命后，担心连累家人亲属，便自己作主改姓换名。“华国锋”三个字取自当时中国一个响当当的革命群众组织“中华民族抗日救国先锋队”。革命胜利后，他没有恢复原名，但其四个子女都沿用苏姓。

文革中，华国锋被调到北京，出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长。1976年初周总理逝世后，我和当时驻日使馆工作的许多同事，纷纷猜测将由谁来接任总理这个职务。有人认为肯定是叶剑英或李先念，有人则说很可能是张春桥，唯独没有人提到过华国锋这个名字。

不久，使馆接到外交部密电，告知毛主席选定的新总理是华国锋。

同年9月毛主席逝世后，又很快传来消息说，毛主席生前已指定华国锋为接班人。就这样，他成了中国解放后第一位集党（党中央主席）、政（政府总理）、军（军委主席）大权于一身的“英明领袖”。因为毛主席在世时，也从未兼任过政府总理一职。

我当时嘴里没敢多说，心里却经常想着一件事：即使有毛主席“你办事，我放心”这个“最高指示”为他保驾护航，他的为人、品格也不错，但他的学历、能力、资历、经验、影响和威望，能够担当得起领导中国共产党和十亿中国人民这个历史重任吗？能够把“文革”大浩劫后眼前这个到处混乱不堪、人心浮动、经济处于崩溃边缘的困难局面扭转过来吗？

不到一个月，就传来在他领导下，一举粉碎“四人帮”的喜讯，我的担心开始缓解，心想也许行，并逐步产生了一种信任感和期待感。

1977年底，我从驻日使馆回国，调到外交部新闻司工作后，就有许多机会为华国锋同志当翻译了。第一次见面时，他似乎还记得12年前的那段往事，主动问我是不是那个外交部“四清”工作队的小周秘书，我点点头，向他问好，他也很高兴。他还主动问起那三位工作队队长近况如何。

为华国锋当翻译，我心里感到特别踏实，没有一点儿思想负担。他和蔼可亲、平易近人，固然是一个原因。还有就是他每次会见客人时讲的，全是平平常常、人人都懂的大实话、大白话，从不古今中外、天南地北、旁征博引、即兴发挥，甚至连普通的成语也很少使用。记得多次给他当翻译，几乎从未发生过自己听不明白、不会翻译的情况。

1980年5月，他应大平正芳首相邀请访问日本。通过近一个星期的近距离接触，我又发现他是一位不拘生活小节的人，常常不扣衬衣袖子的纽扣，坐着时还经常把一条腿放在另一条腿上，而露出来的脚上穿的袜子，竟是北京街上不到一元钱一双的大路货。虽说他十分平易近人，但身边的工作人员一般都不大敢提醒他注意这些小事，只在背后瞎议论一通。我凭以往对他的了解，心想即使当面提醒他，大概他也不会生气的，便壮着胆子说：“华主席，您身上穿的毛衣可能太厚了一点。是因为太闷热才不扣衬衣扣子的吧。要不要请叶秘书给您换件薄毛衣？”

华国锋一听不但没有生气，反而笑着说：“你有意见就直接提么，为什么要拐弯抹角拿毛衣说事呢？说白了吧，不扣纽扣就是为了透透风，舒服一点儿。我自己所以一直不爱穿西装，原因之一就是不想打领带。”

一天晚上9点多，住在日本政府赤坂迎宾馆里的他，身着洗澡后换上的日式浴衣，说要去后花园散散步，便出了门，把我吓了一跳。我立即上前拦住，并告诉他，这所迎宾馆里，到处布满了警卫人员和新闻记者。而如果哪位摄影记者拍到您身穿这件浴衣的特写镜头，并见之于明天的报刊上和电视里，再配上诙谐的说明，很可能成为人们茶余饭后谈论的中心，引起不小的轰动。

听我这么一说，他马上退回房内，并十分不解地问我：难道日本人对我穿什么衣服，也有那么大的兴趣吗？我说当然啦，这一切都是因为您的身份十分特殊呀。

按照中国领导人多年出访的惯例，离开到访国的前一天，都要举行一次大型记者招待会。出访前，外交部新闻司都会根据当时国内外形势和双边关系中的一些热点问题，为领导人起草好详尽的书面材料，包括预计外国记者可能提及的问题，和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一些有经验的领导人，一般只会事先浏览一下，在回答问题时作个参考，不会完全照本宣读。而缺乏经验的领导人，虽也很少照本宣读，但基本上不会脱离原先准备的基本框架。

这次出访前，领导特别提醒我，出访中华国锋最担心的就是如何应付记者招待会。所以一定要为他起草一份更全面、更周详的书面材料，供他参考。

不出所料，东京记者招待会的前一天晚上，他一直坐在房间里看材料，做准备。10点多派秘书把我叫去，问我明天日本记者究竟会提些什么问题。我答称，估计不大可能超出新闻司先前设想的范围，但不敢完全肯定。他问我能不能想想办法，今天晚上就了解清楚这件事。

我心里虽觉得办成这件事的难度不小，但嘴里依然承诺尽可能试试看。

我立即通过电话从举办单位日本记者俱乐部负责人处了解情况并获悉，为节省时间，明天记者招待会上将由《每日新闻》主笔西先生一人做代表提问。说来也巧，我正好与西先生相识，便赶紧给他家里去电话，问他明天会提哪些问题，并表示自己这样做，只是为了事前做好准备，以保证翻译质量。他十分友善地一一作了回答，并说这几个问题，是他与其他几家媒体同仁共同商定的。一般情况下，估计明天不会再有别人提问了。

华国锋知道这个结果后，十分高兴，说这几个问题你们新闻司准备的材料上都有。

记者招待会相当顺利。西先生提问时，只在开始时加了一个新问题：北京许多方面传来的消息都说，您除继续担任党中央主席和军委主席外，即将辞去政府总理一职，由四川省委书记赵紫阳先生接任。而且听说赵先生已经到达北京准备上任了。如无不便，请予证实。

公正地说，我觉得日本记者当时提这个问题既没有恶意，也不难回答。但可能因为华国锋先前就对外国媒体抱有成见，头一句话就有点生气地说，你们一些外国媒体有一个通病，就是对我们中国的人事问题，总是很感兴趣，并妄加猜测，胡乱评论。所以我在这里不想回答这一类问题。至于赵紫阳同志当不当总理，中国政府会正式宣布的，到时你们自然就会知道了。事后，西先生曾不解地问我，是不是你们华主席不满意我提的这个问题，态度才如此生硬的。

回国后，与部里一些同志私下谈论，比起周总理、陈老总、小平同志等，华国锋好像不大习惯、不太善于应对外国媒体的提问。不久前随华出访英、西德、意等西欧国家的部里一位同志告诉我，华国锋在西德记者招待会上，面对一个西德记者提的尖刻问题，不知如何作答才好，处境十分被动。在身边黄华部长的协助、提示下，才勉强应付过去。

华国锋离开领导岗位后，我也就没有机会再见到他、为他当翻译了。但下面几件与他相关的事情，不时浮现在自己脑海里，这里也一并记录下来。

一、20世纪80年代初，中央电视台少儿部约我为他们翻译多集动画片《铁臂阿童木》。对方强调这是为全国亿万青少年服务，我勉强接了下来，开了多次夜车才完成任务。不久，科普出版社又约我为他们翻译同名小人书《铁臂阿童木》，我也照办了。

我没有想到，一部多集动画片，几十本小人书，会引起那么大的反响，不少亲朋好友来信、来电索要。更让我意外的是，华国锋身边工作人员也会打来电话，问及此事。我回答那些东西都是给孩子们看的，没有多大意思。如果华对此有兴趣，我可以设法另找一些值得一看的读物送去。对方却说，华国锋本人和孩子们每集都看，并觉得很有意思，才让我给你打电话的。

二、乔冠华部长是我非常钦佩的外交家、笔杆子、演说家。他对中国外交事业作出的贡献，也是有目共睹的。但有一个时期，外交部许多同志也曾对他在粉碎“四人帮”前后的表现，提过不少意见。其中一条就是认为他在华国锋主政的那几年，对华国锋缺乏应有的礼貌和尊重。

如华国锋刚主政时，当着许多人的面，谦虚地对他说：老乔呀，我对外交工作不熟悉，没有经验，而你是老外交，希望你以后多提醒、多帮助。他竟不以为意地笑着答称，其实外交并不难，只要用心，不用多久，就可以学会的。

又如，一天乔冠华来部里上班，同志们问他为何一大早就满面倦容，无精打采，他居然答称是因为自己昨晚“舍命陪君子”，半夜就被那位新君子召去中南海问事了。

再如，尼泊尔马亨德拉国王访问成都（不到北京），华国锋安排他先去接待两天，初步交换一下意见。当华国锋第三天专程赶往成都会见贵宾时，他居然没到机场迎接，也没汇报这两天的相关情况，而是陪着夫人去参观杜甫草堂了。

据我了解，部里同志们议论起乔的这些言行时，一直是赞同者少，批评者多。即使在华国锋离开领导岗位后，也是如此。后来听说，乔夫人章含之对此同样不以为意，甚至当众表示，部里许多人还在百般吹捧华为“英明领袖”，大肆为他唱赞歌、抬轿子时，我们老乔就有先见之明，敢于不把他放在眼里，公开蔑视他了。我认识乔夫人，但完全不同意她的这个看法。

三、华国锋应大平首相邀请访日后，不到三个星期，大平就得急病逝世了。这个消息使华深感意外，非常悲痛，并决定再次飞赴东京，参加大平葬礼。对一个大国最高领导人一个月内两次访日这件事，日本政界、民间都为之震惊，认为中国确实是个非常重情重义的国家，真正体现了周总理说的“饮水不忘掘井人”的精神，没有忘记大平这位为日中邦交正常化作出突出贡献的政治家。大平一家更是激动万分。

熟悉日本的人都知道，日本人十分看重一个礼节（据说也是由中国传过去的），即对特地来到某家出席婚丧纪念活动的朋友、贵宾，某家的主要成员，日后一定要择机亲自回访，登门道谢。

不言而喻，大平家最想回访、登门道谢的，不是别人，就是华国锋。当大平夫人向中方提出回访要求时，华国锋已经离职。中方对大平夫人的答复，只有三个字：不方便。大平的好友和接班人、日中友好议员联盟会长伊东正义（大平逝世后曾一度出任代理首相），也几次出面提出请求。为了消除中方不必要的顾虑，伊东还特地表示，大平夫人来北京，纯粹是礼节性回访，只要能当面向华先生鞠个躬、道声谢就满足了，不向媒体公开，时间不超过一刻钟。会面地点也请中方决定。但最终这事还是不了了之。

曾经的领袖华国锋
远离政治的日子

《中国新闻周刊》

北京市西皇城根经委9号院，葡萄架依然繁茂，却再等不来热爱它的主人。

8月20日12时50分，前国家领导人华国锋在北京与世长辞，享年87岁。一位在华国锋身边工作的人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位老人今年住了3次院，先是肾衰，而后主要是心脏的病症，去世的时候，胸部全是积液。

从1981年6月辞去中共中央主席算起，华国锋度过了27年远离公众视野的生活。其间虽4次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但其象征意义已经远远大于实质意义。位于西皇城根的这个9号大院，更多的时候充盈着平静而规律的生活气息。

与葡萄的约会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曾在1988年4月份拜访过华家，华国锋的妻舅向记者透露:早在1983年，华国锋就到北京郊区找了几个葡萄园，学习如何种植和管理葡萄。

华国锋的外孙女王苏佳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那些种果树比较好的地方，比如香山、植物园，他们的工作人员有时也会跟华国锋切磋一些果树种植方面的经验，包括葡萄。

记者在1988年拜访华家时，就看到院子里有两个很大的葡萄架。老人告诉记者，在最多的时候，这里种着五六十个葡萄品种。到了收获的季节，不仅全家人共享，还要送给部队的战士。“味道真的很好。”华国锋的外孙女王苏佳说。

这样的葡萄华国锋却只能吃1到2粒。上世纪70年代中期，华国锋任主管农业的副总理，考察全国18个省、市，到上海时因肚子疼住院，才发现患了糖尿病。此后，他的饮食被严格控制——1988年，每天的主食被控制在2两8钱:早上5钱，中午1两3，晚上1两。

有时候也会破例。有一次吃饺子，华国锋吃了十多个，还想吃，经过夫人韩芝俊的批准，又给了两个——韩芝俊比华国锋小10岁，山西五台县人，其父韩七海在抗战时期曾任五台县游击队队长，“很勇敢，能杀敌”。

外孙女王苏佳认为姥爷对葡萄的判断力非常神奇。“这葡萄还没长出来，他就会告诉你，它在什么时候会长成什么样。”

在力所能及的时候，华国锋亲自管理这些葡萄架。到了力不从心时，他就在一旁指挥，由司机、厨师、医务人员或者警卫战士完成修剪的工作。“遇上刮风的日子，他就急忙出门捆葡萄。”

除了葡萄，院内还种了其他的果树，有樱桃，还有苹果、李子、桃、核桃等。王苏佳自豪地向记者描述:一进这个院，满眼都是绿。

简单的晚年生活

在这个绿意盎然的院子里，韩芝俊每天五六点钟就起床，先是在菜园里劳作，半个多小时后把华国锋叫醒。华国锋醒来后，会在院子里走一圈，或者在屋子里坐一坐，就到了早饭时间。

据王苏佳介绍，华国锋的早餐以牛奶为主，有时会加个鸡蛋羹，但他一直习惯在牛奶里放一勺或半勺咖啡。主食有时吃点烤馒头片，或者油分较少的麻花，花卷、馒头也会吃一点。菜则以圆白菜为主，或者炒洋葱。华国锋的牙口很好，馒头片喜欢吃烤得很硬的那种。

吃完早饭，华国锋将大部分时间花在看报上。报纸的种类很多，不仅有党报，还有都市类报纸。华国锋看报纸很痴迷，“有时候叫他吃饭，都叫不走他。”王苏佳说。

午饭以面条为主。据跟随华国锋20多年的厨师谢师傅介绍，山西的那些面食像莜面、猫耳朵、刀削面，华国锋都爱吃，还喜欢吃羊肉臊子——出生在山西省交城县的华国锋，一辈子都在吃家乡的面食。

午饭过后，华国锋一般要午休到下午4点。如果身体允许，他有时会见一到两拨客人，客人来自全国各地，有山西的老乡，有湖南的老部下，有同时代朋友的后代，还有党和国家的现任领导人。

1988年4月，华国锋（右）在寓所接待原来在湖南一起工作过的同志

晚饭则很简单，喝点粥，吃点饭，有时吃个烧饼。粥以二米粥和南瓜粥居多。

王苏佳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华国锋有一个雷打不动的习惯，就是看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

华国锋原名苏铸，1938年参加革命时改名华国锋，取意于“中华抗日救国先锋队”。他的子女都不姓华，而姓苏。大儿子苏华，原在空军某部，现已退休；二儿子苏斌，是北京卫戍区干部，也已退休；大女儿苏玲，在民航总局空中交通管理局任党委常委、工会主席，今年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二女儿苏莉，是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的干部，被安排担任华国锋的生活秘书。

苏斌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毛泽东、胡耀邦的后人，还有刘少奇的后人，都与华家保持着经常的联系——8月22日，在北京305医院华国锋的悼念现场，记者见到了刘少奇的儿子刘源。在灵堂内，摆放着叶剑英、李先念、杨尚昆等前中共高层领导的家人送的花圈。

国家领导人的到访则以慰问居多，有时候也会通报一些人事安排。苏斌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华国锋经常说的一句话是:“你们干得好！”并且能说出一些具体的事情。

这些到访的客人，事先要跟华国锋的秘书曹万贵约好。曹万贵是华家名副其实的大总管，今年66岁，从1968年华国锋还在湖南任职时就开始跟随华国锋，到今年已经整整40年。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对于这个一生服务的老上级，他只说了一句话:“他胸怀很宽广。”

“他还一直想看奥运。”王苏佳说到这儿有些伤感。今年8月1日曾出院回家时，家人以为能了了他这个心愿，但只在家待了两天，就因为病情再度恶化又进了医院。跟随华国锋8年的司机朱春华清楚地记得，8月2日奥运彩排给他票时，他说:“我老了，不去了，你们去吧。”

这一次住院，华国锋就再也没能离开医院的421病房。

“他还要求我们做个节俭的人”

除了散步和练气功，练字是华国锋后来发展的一个锻炼项目。

苏斌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他父亲近些年潜心练字，技艺大有长进，跟一些书画名家也多有切磋。启功对华国锋的字曾给过很高的评价。华国锋有时会参加一些小型笔会，家中的老照片曾经留下他与李铁梁、姚俊卿等书画名家切磋技艺的场景。

在华国锋政治上如日中天的1970年代中后期，华国锋的题字曾经获得广泛赞誉。引退后，他的墨迹也渐渐消弭，只留下“毛主席纪念堂”几个字，像是在折射历史。

近些年，华国锋的题字又常能见到。在一些风景名胜，如湖南张家界、陕西华山和山西壶口，都能看到华国锋的墨迹。行内人评价华国锋的字为“浑然大气、骨力尽现”，他在85岁时写的“清静”二字，见过的人评价为大气、从容、很见功夫，如今高悬在华家会客室中央。

有人练字意在静心，但华国锋似乎一直很平静。接近他的人说他比较能想得开，还用一个故事加以诠释:华国锋刚退下来时，有一段时间因心脏病住在北京医院，当时《少林寺》刚开始热映，医护人员也心神不定，有人将此事告诉了华国锋。华国锋把这个片子调到医院来放。医生劝他别看，说里面打斗很凶，对心脏病无益。“勿忧，我知其戏均假。”华国锋说。

1996年12月26日毛泽东诞辰103周年，时年75岁的华国锋到北京毛主席纪念堂瞻仰毛泽东遗容后，为毛泽东的亲属签名留念

他的话题从不涉及国内政治。苏斌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一有人在他面前说起这些，他就摆手不听——直到去世，华国锋脑子都非常清楚，王苏佳说，姥爷从来没有叫错过人名字。厨师谢师傅则对华国锋的记忆力印象深刻，他说有些以前来的人，家人和他们都记不得了，华国锋还记得很清楚。

对于子女，华国锋一般不会严厉批评，但会要求他们好好努力，除了时时鞭策，“他还要求我们做个节俭的人，”王苏佳说。

几个子女，既无出国的，也无经商的，本本分分，普普通通。大儿子苏华住在单位分配的房子里，同事对他的评价是:“很朴素，没有架子，与同事关系很好。”

华家的客厅很高很大，足有七八十平方米，中间摆着一圈沙发。客厅的布局与毛泽东的书房一样，在客厅的南面，有七八个书柜一字排开，右边是马、恩全集，左边则是一些线装的古书。书柜上的书摆放得非常整齐，上面还有一只会报时的小闹钟。

华国锋平时很少出门，不便可能是原因之一。有一年，他戴着口罩去地坛看庙会，还是被人认出，群众拥挤围观，周围的治安人员赶忙阻拦，有群众还拿出相机拍照，华国锋的口罩也被挤掉，他急忙坐车离去。

还有一次，华国锋夜里去王府井，被一些工厂的工人发现，问:“是华主席吗？”华国锋说:“我不是。”又说:“天已经晚了，快回去休息，明天还要上班。”

2003年12月26日上午，82岁的华国锋和夫人到北京毛主席纪念堂纪念毛泽东诞辰110周年

但一年中有两天，华国锋是一定要出去的。一是毛泽东的诞辰:12月26日，另一天是毛泽东的忌日:9月9日。他会带着家属和工作人员去毛主席纪念堂，瞻仰毛主席遗容。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

华国锋老年书法欣赏：
浑然大气，骨力尽显

华国锋淡出政坛以后，居住在在北京西皇城根一个四合院内，这是原先清代的礼王府。他与夫人韩芝俊在小院内及外墙根种了不少的树、花和菜，葡萄、海棠、桃树长势都很好。他们自享其果，自得其乐，还会拿出许多分给工作人员和警卫队的战士，过着简单平静的生活。他深居简出，最大的爱好就是研习书法，他的书法端庄稳重，自成特色。

来源: 凤凰网、中国新闻周刊、新民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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