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的第2095篇学习笔记
★来源：2024年11月28日《经济日报》全部14篇评论文章
针对财务造假顽疾，中国证监会加强部际协调和央地协同，构建综合惩防体系，开展打击上市公司财务造假专项行动。今年前10个月，共查办相关案件658件，罚没款金额110亿元，超过去年全年。开展专项行动，反映出监管部门对财务造假的“零容忍”，正以更严的要求、更大的力度、更实的举措，严打财务造假者，铲除造假滋生土壤。相关数据也表明，过去一段时期上市公司还存在相当多的造假问题。据此前证监会披露，某企业连续10多年财务造假，虚增营业收入超百亿元，让人瞠目结舌。人无信不立，市场无信不兴。信息是投资者决策最重要的依据，真实、准确、完整披露信息是上市公司的法定义务。上市公司说假话、做假账成风，必将破坏资本市场运行规则，严重影响投资者信心，动摇市场长远健康发展的根基。当前，我国正加快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需要一个健康活跃的资本市场发挥枢纽作用。同时，健康的资本市场在增加资本供给的同时，还具有财富效应，在改善分配结构、释放消费潜力、增进人民福祉中应当发挥更大作用。唯有对财务造假“零容忍”，让造假者付出应有代价，才能更好助力提高上市公司质量、提升投资者信心，进而提振资本市场。要合力铲除造假土壤。随着监管执法力度的加大，财务造假隐蔽性、复杂性、系统性日益增强，仅靠证券监管部门单打独斗难以有效应对，还需各方攥紧拳头合力出击。一方面，要创新监管手段，利用大数据、互联网和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打通银行、海关、社保、税收等行业数据壁垒，加强信息联动，减少监管盲区；另一方面，要构建综合惩防体系，推动财税、监管、金融、地方政府、司法机关等多部门多层级协同联动、齐抓共治，让造假者寸步难行。重拳震慑从根本上杜绝造假。此次专项行动不仅是要打击过往违法行为，更给未来潜在的造假行为敲响警钟。上市公司切勿再抱有侥幸心理，视造假为儿戏、视监管为无物，否则，最终伤害的还是企业自身。上市公司要提高认识，深刻意识到诚信经营、真实信披是必须尽到的责任。要不断完善公司治理，加强内控建设，约束好“关键少数”行为，提高信息披露质量，从源头上防范、杜绝做假账。上市公司因造假被罚，势必会影响公司业绩和股价表现，中小投资者难免受到波及，容易造成企业违规投资者埋单的局面。惩戒财务造假还须重视投资者保护，要不断完善“民行刑”有机衔接的立体式追责体系，更大力度落实投资者赔偿救济，简化诉讼程序，降低诉讼成本，提高赔偿效率，让造假者把该承担的责任全都担起来，织牢织密投资者保护网。对财务造假的打击越严厉，保护投资者的屏障就越坚实，资本市场就越规范有序。可以预期，随着财务造假综合惩防体系的加快形成，造假的利益链条将越来越难以维系，上市公司内部治理将更加顺畅有效，一个干干净净、风清气正的资本市场生态有望加速形成。近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学前教育法》表决通过，标志着我国学前教育进入有法可依的新阶段。其中，对幼师资格和待遇做了明确规定。幼儿园是孩子人生的新起点，幼儿园教职工的师德师风和专业素养直接影响下一代能否健康成长。截至2023年，全国幼儿园园长和专任教师总数已达到334万人；专科以上园长及专任教师占比达93.1%，比2013年提高23.7个百分点。尽管数量有所增加，学历结构进一步优化，但幼师队伍仍面临教师学历偏低、培训体系不完善、职业晋升和发展路径较为有限等问题。这不仅影响了幼师队伍的稳定性和教育质量，也制约了学前教育的健康发展。学前教育法从两个方面作出明确规定，为激发幼师队伍活力，培养师德崇高、热爱岗位、技艺精湛的高素质幼师队伍，提供法律依据。一方面，明确幼师入职资格和禁入情形。担任幼儿园教师应当取得幼儿园教师资格；幼儿园园长应当参加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组织的园长岗位培训。同时，禁止聘任可能危害儿童身心安全的教职工，如有以上情形，应当立即停止工作，并向有关教育行政部门报告。另一方面，强调保障教职工应有的待遇。学前教育法规定了幼师的权益，强调在职称评定、岗位聘任等方面享有与中小学教师同等的待遇。这些规定回应了幼师群体的切实需求，也为建设高质量幼师队伍指明了方向。当前，学前教育仍是国民教育体系中的薄弱环节。学前教育法的制定通过，显示出政府破解突出问题的决心。良法还需善治，接下来需加强普法宣传、出台配套政策，把学前教育法落实好，使其在保障儿童和教职工权益，推动学前教育高质量发展中发挥应有的作用。03 欧元区主权债务风险上升
蔡 淳
欧洲央行日前发布最新一期《金融稳定评估》报告，警告欧元区国家主权债务风险正在上升，进而威胁金融稳定。报告提出，由于部分成员国财政基本面仍然疲软、债务水平升高和预算赤字居高不下，再加上长期增长前景低迷和政策不确定性攀升，市场越发担忧欧元区主权债务的不可持续性。长期增长潜力疲软是欧元区债务风险的核心诱因之一。欧盟委员会的最新报告提出，2024年欧元区经济预计增长0.8%，2025年这一数字仅略微上升至1.3%。欧盟经济事务专员保罗·真蒂洛尼表示：“结构性挑战和地缘政治的不确定性仍对欧盟的未来前景构成压力。”一是主要国家承受债务高企之痛。因新增债务过多、赤字过高，早在今年7月份，欧盟即对法国、意大利、匈牙利、比利时、马耳他、波兰和斯洛伐克7个成员国启动过度赤字程序，要求这些国家采取措施降低赤字水平。不过，这一目标说易行难。以法国为例，为削减庞大的赤字规模，法国政府通过紧急立法推出预算改革，计划将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GDP）比重从2023年的6%以上逐步压降。然而，在高利率环境下，财政目标的实现充满不确定性。法国总理巴尼耶承诺采取削减开支和增加税收双重措施，但这些方案可能引发政治风波，因为左翼人士指责其推行紧缩政策，可能加剧社会不平等。法国总统马克龙领导的中间派和极右翼政客勒庞的阵营则反对税收上调政策。欧盟和国际金融市场正对此保持密切关注。由于欧元区曾因希腊和西班牙等相对较小规模经济体的债务问题引发恐慌并陷入混乱，因此有分析认为，一旦法国财政陷入全面危机，其潜在后果甚至可能是引爆“欧债危机2.0”。二是关税威胁加剧欧元区债务风险。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在竞选期间提议对所有欧洲出口产品加征关税，这一举措如果落实，将对欧洲经济构成直接冲击。欧洲的关键出口行业，包括汽车、机械和高附加值制造业，可能面临需求急剧下降的风险。对此，欧洲央行表达了严重关切，警告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可能进一步削弱欧元区的外部需求，从而拖慢整体经济复苏步伐。这不仅是经济层面的挑战，也为金融市场稳定埋下潜在隐患。尽管部分私营部门经济学家认为，欧洲或可通过汇率调整来缓解关税的负面影响，但欧元贬值的同时也会带来进口成本上升的副作用，加剧通胀压力，为经济政策制定带来新的复杂挑战。报告还提出，宏观经济冲击可能显著推高政府融资成本，包括到期主权债务以更高利率展期所带来的压力。报告警告称：“利息成本将进一步上升，并在未来多年对政府财政造成持续压力。”根据欧盟的估计，到2034年，法国的利息支付将增长逾一倍，占GDP的比重超过4%；而意大利的利息支付预计增长近三分之一，占GDP的6%。此外，地缘政治不确定性的上升可能意味着主权国家的额外负担，各国政府更难支付不断提高的国防需求和应对气候变化所需的投资。对于公共债务水平较高的国家来说尤其具有挑战性，因为这些国家在遭遇不利冲击时支持经济的财政空间更加有限。企业部门也在承受高利率的考验。尽管企业破产总量仍处于可控范围，但数据显示，多个行业破产率在逐步攀升。这种现象在经济增长疲弱的背景下尤为令人担忧。例如，建筑业和服务业尤为脆弱，高成本融资已经限制了这些行业的扩展能力。而且，国际资本市场“黑天鹅”事件频发也引起了欧洲央行警惕。报告认为，高估值和风险集中使金融市场容易受到突然、剧烈调整的影响，尤其在股市体现明显。近年来人们对人工智能相关资产价格泡沫的担忧与日俱增。随着全球股市深度交融，如果这些公司的盈利不达预期，就可能出现不利的全球溢出效应。报告呼吁相关欧洲金融监管部门对金融稳定风险保持警惕，维持现有的资本缓冲要求，确保健全的贷款标准，并推出政策措施以提高非银行金融机构韧性。面对内忧外患的多重冲击，欧元区如何走出困境值得观察。对于长期受益于自由贸易的欧洲经济而言，以务实合作构筑应对外部不利因素影响的缓冲似是应有之义。正如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中东欧研究室副主任韩萌所言，中欧互为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之一，双方高度的互补性为各自经济发展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面对当前经济困局，欧洲更应该重视合作，而以达成政治目的为动机的“去风险化”只会使欧洲错失更多市场机遇。近日，中国和巴西两国元首共同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巴西联邦共和国关于携手构建更公正世界和更可持续星球的中巴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两国元首宣布将中巴关系定位提升为携手构建更公正世界和更可持续星球的中巴命运共同体。中国和巴西是东西半球两大发展中国家。中巴互为重要贸易伙伴，经贸合作成果丰硕，成为全球南方和发展中大国间关系的典范。据海关统计，长期以来，巴西都是中国在拉美地区的最大贸易伙伴，近年持续成为中国第一大主要农产品进口来源国。今年前10个月，中国对巴西进出口1.14万亿元，同比增长9.9%，保持稳步增长势头。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巴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两国一致同意将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同巴西发展战略对接，这符合两国人民普遍期待，彰显了两国关系的全球性、战略性、长远性，将为双方推进各自现代化提供动力支撑，同时也彰显了中巴携手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促进世界共同发展的决心。进一步深化政治互信和战略对接。中巴应继续发挥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作用，充分发挥中巴高层协调与合作委员会机制的有力协调作用，持续深化政治互信，加强文化、教育、青年等领域人文交流，夯实中巴命运共同体的民意基础。大力推进“加速增长计划”“新工业计划”“南美一体化路线计划”等发展战略，重点推进金融、基础设施、产业链发展、投资、生态转型、科技创新等领域的战略性合作，助力巴西再工业化进程，促进南美一体化建设，树立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互利共赢的典范。进一步夯实务实合作基础。中巴应高起点、高标准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同巴西发展战略对接在各领域的务实合作，加强基础设施尤其是数字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水平，着眼于长远价值推动规则标准“软联通”；在基础设施建设互联互通建设中更加注重履行企业社会责任，主动寻求适应对方的市场规则，统一环保标准，优化互联互通的制度体系，携手实现更高水平合作、更高效益投入、更高质量供给、更高发展韧性，推动双方对接合作不断取得新成效。进一步拉紧绿色经济纽带。作为全球气候与环境问题的利益攸关国家，中巴应共同对标全球产业绿色转型升级趋势。应进一步凝聚绿色共识，秉持绿色发展理念应对全球性挑战，重点围绕共同应对气候变化、制造业绿色转型以及节能减排可再生能源技术研发、成果转化和推广应用等开展合作，持续推动中巴供应链价值链绿色化、低碳化，创新绿色发展协调机制，加快推进中巴经贸合作模式绿色转型。共同推动金融机构创新绿色供应链投融资模式，推动绿色资金融通，加快构建绿色金融标准体系。进一步打造开放包容的贸易投资环境。中巴合作应继续秉持以相互尊重为前提，以互利共赢为原则，以开放包容为特质，以共同发展为目标，顺应世界大势和历史潮流，进一步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维护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共同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同时，加强高标准区域经贸往来，进一步推动中国与拉共体以及南方共同市场等多双边区域组织自贸协定进程，通过降低关税、减少非关税壁垒等方式，不断提升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水平，共同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进一步加强国际合作与全球治理合作。中巴作为发展中大国、全球南方国家重要代表、二十国集团和金砖国家成员，应合力应对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全球性挑战，加强在绿色转型、可持续发展、应对气候变化、人工智能治理等领域国际合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强调维护联合国权威和核心作用，推动以多边主义、国际法以及《联合国宪章》宗旨原则为基础的全球治理。进一步密切在二十国集团、金砖国家机制等多边平台的战略协作，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方向发展，努力实现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作者系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世界经济研究部研究员）节约粮食和反食品浪费是保障粮食安全的重要途径。在实施粮食节约行动的基础上，我国再次实施粮食节约和反食品浪费行动，一个行动接着一个行动，向一个明确的目标迈进，最终会产生持续有力的效果。古人云：盖闻治国之道，富民为始；富民之要，在于节约。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发布《粮食节约和反食品浪费行动方案》，强调加快形成切实管用的粮食和食物节约长效机制，加力解决粮食损失和食品浪费问题。在实施粮食节约行动基础上，我国再次实施粮食节约和反食品浪费行动，一个行动接着一个行动，向一个明确的目标迈进，最终会产生持续有力的效果。节约粮食和反食品浪费是保障粮食安全的重要途径。今年我国粮食产量有望首次突破1.4万亿斤，创历史新高，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逐步建立，老百姓餐桌上的食物更加丰富多样，为保障粮食数量安全、质量安全、营养安全奠定坚实基础。在粮食产量不断攀升的同时，粮食和食物浪费问题依然比较严重。粮食产量增加离不开大量消耗耕地和水资源、化肥、农药等。在粮食增产受到资源和环境双重约束背景下，粮食节约和反食品浪费等同于绿色增产、耕种“无形良田”，可以节地节水、节肥节药，还能保护生态、减排降碳，实现农业绿色可持续发展。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我国历来高度重视粮食节约。党的十八大以来，把节粮减损上升为保障粮食安全的重大制度安排。2021年实施粮食节约行动以来，粮食全产业链各个环节节约减损成效明显。例如，小麦机收减损控制在2%以内；近10年来农户储粮损失率下降5个百分点左右；国有粮库粮食储藏周期内综合损失率控制在1%以内；在大米加工中应用柔性碾米设备，可将出米率提高5个至8个百分点。在餐饮业和机关食堂、学校食堂和企业食堂等场所，“光盘行动”基本成为习惯，剩菜剩饭打包现象比较普遍。但也要看到，粮食“跑冒滴漏”仍比较严重，食品浪费惊人。杜绝粮食和食品浪费，不是一朝一夕之事，要有打持久战的准备，坚持久久为功、常抓不懈、紧盯不放，聚焦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切实降低粮食和食品损耗浪费。推进粮食节约减损行动，将粮食生产、储存、运输、加工损失率控制在国际平均水平以下。粮食生产、经营和管理方式粗放是导致粮食损失损耗严重的重要原因。应加快构建现代粮食产业体系、经营体系和生产体系，充分应用现代科学技术和机械装备，强化标准引领，实行粮食全产业链精细化管理，减少粮食损失浪费。面对粮食经营中存在的市场配置效率低、粮食损耗严重等问题，应创新经营模式，推广订单农业，发展电商，有效促进粮食产销对接。实施全民节粮意识提升行动，在全社会形成“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的社会风气。当下，部分消费者受教育水平低、消费主义思潮、政策引导不足等各种因素影响，认识不到浪费粮食的危害性，在日常生活中节约意识不强。应从家庭和个人抓起，从学生抓起，减少家庭和个人食品浪费，培养学生形成勤俭节约、珍惜粮食的习惯，提倡家庭爱粮节粮，弘扬勤俭节约良好家风。实施餐饮行业反浪费行动和食堂反浪费行动，有效遏制餐饮浪费。餐饮行业、机关单位食堂、学校食堂和企业食堂是食品浪费的主要场所，也是反食品浪费的主战场。餐饮行业应强化行业自律，引导消费者按需点餐，有关部门应加大监管力度，加大对餐饮行业食品浪费违法违规行为的惩治力度。机关食堂、学校食堂和企业食堂应按需供餐，通过采取小份菜、半份菜、套餐、自助餐等方式，减少餐饮浪费。粮食和食品浪费一直存在，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始终在路上。打持久战，不应忽略运动战。应灵活运用运动战和持久战相结合的策略，通过政策引导、宣传教育、执法检查等手段，迅速掀起粮食节约和反食品浪费运动，提高全社会关注度，更要在行动中不断总结经验和教训，健全粮食和食物节约长效机制，通过持续努力和全民参与，让节约粮食、反对浪费在全社会蔚然成风。产学研深度融合是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升级的关键一招，也是加快培养创新人才的重要路径。当前，如何通过进一步深化产学研协同，优化完善创新人才培养机制，成为题中应有之义。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加强企业主导的产学研深度融合，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今年9月份召开的全国教育大会提出，强化校企科研合作，让更多科技成果尽快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这为我们依靠产学研培育创新人才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近年来，在我国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过程中，产学研合作展现出重要的作用。数据显示，2023年，我国企业产学研发明专利产业化平均收益达到1033.2万元/件，比企业发明专利产业化平均收益高24.5％。有关部门通过加强顶层设计和整体谋划，进一步完善了政策，配套了实施细则，科学合理地兼顾高校、企业、科研院所的需求和权益，明确了各方责任和义务。通过整合现有资源，重点建设一批瞄准国家战略需求、关键核心技术和“卡脖子”问题的高质量、高水平、高标准的协同育人平台，助力产业链、创新链、人才链实现高层次对接。不过，在创新人才的培养过程中，依然存在错配现象，人才链、创新链、产业链有脱节情况，这成为影响我国人力资本水平提高的重要因素。对此，有必要深化产学研协同机制，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增强内生动力，多角度提升拔尖创新人才培育的质量水平。完善激励机制。通过制定财政、税收、金融等方面的优惠政策，鼓励企业参与高校创新人才培养，加大对协同育人的投入。对深度参与协同育人、成效突出的企业，在政府采购、项目招标、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认定等方面给予更多倾斜力度。健全成果转化收益分配机制，合理确定高校、企业、师生团队等之间的利益分配比例，充分调动各方参与协同育人的积极性。完善高校教师考核评价和收入分配制度，提高产学研合作绩效在教师考核评价和收入分配中的权重。创新培养体系。支持有条件的高校根据国家、市场、产业发展需求，优化学科布局，加强基础学科、新兴学科、交叉学科建设。推进与行业企业联合招生、联合培养，积极引导企业参与创新人才培养全过程，探索建立以创新为导向的人才培养机制，通过共商人才培养、共组导师团队、共同开展教学、共建实训基地等举措，将企业对人才创新性、创造性、创业性的理念和想法渗透教育教学各环节，促进人才培养供给侧和产业需求侧精准对接。建立科学标准。以科技发展、国家战略为牵引，准确把握学科发展趋势、产业发展趋势和人才发展需求，分层分类建立协同育人的人才培养标准、课程教材标准、师资队伍标准和质量监控标准。探索建立引入第三方评估、多方参与评价的多元评价体系，定期开展人才培养状况调研和数据分析，及时完善人才培养方案和教学体系。深化科研合作。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持续推进校企在科技研发、成果转化等方面合作，鼓励企业通过“揭榜挂帅”“赛马争先”“公开竞争”等方式，面向高校发布科技攻关项目，吸引师生团队参与项目研发，依靠市场化、实战化的研发创新模式锤炼培养创新人才，积极引导师生团队在面向新基建、新技术、新材料、新装备、新产品、新业态上取得新成果、获得新突破。光伏制造业门槛进一步抬升。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正式发布修订后的《光伏制造行业规范条件》和《光伏制造行业规范公告管理办法》，与旧版相比，新版规范条件在最低资本金比例、主要技术指标以及生产能耗等方面提出了更高要求。主管部门进一步加强光伏制造业规范管理，有望加快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和结构调整，提升光伏制造业健康值。自2013年我国首次发布《光伏制造行业规范条件》以来，根据产业发展实际情况和市场需求，先后经历了多次修订，在技术指标、产能利用、生产能耗等方面提出要求，适应了行业发展的新形势和新要求，有效促进了行业转型升级和健康发展。近年来，在政策引导、市场主导、技术进步等多重因素作用下，我国光伏产业快速发展，产业规模持续扩大、技术迭代加速推进、国内外市场不断拓展，已成为我国少有的形成国际竞争优势、实现端到端自主可控的战略性新兴产业。行业保持高速增长的同时，也暴露出一些问题，如行业竞争加剧、市场波动调整、技术迭代提速等。从具体市场表现看，今年以来，多晶硅、硅片、电池和组件价格同比下跌，一些企业开工率不足；一些企业为了保证一定市场规模，在经营利润持续为负的情况下依然坚持生产。往更深层次看，这些都将影响光伏行业创新能力。光伏行业从多晶硅到单晶硅、异质结电池、钙钛矿电池，几乎每5年就会出现颠覆性技术。如果我国在颠覆性技术领域丧失技术领先能力，可能面临被“超车”的风险。如果把光伏行业的发展比喻为一棵树的成长过程，浇水、施肥固然重要，但过程中的剪枝也必不可少。在市场行为无法完全解决行业困境的现状下，亟需通过修订规范条件加以引导和规范。新版规范条件的出台可谓一场及时雨。提高资金准入门槛，优化产业结构。新版规范条件提高了新建和改扩建光伏制造项目的最低资本金比例要求，对于投资体量较大的光伏制造项目，初始资金或自有资金门槛显著抬升，有助于遏制无序扩张。强化技术指标要求，推动技术创新。新版规范条件在技术指标方面提出了更高要求，包括提高光伏电池和组件的光电转换效率等，并鼓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推动技术创新和产品升级。有助于引导企业减少单纯扩大产能的光伏制造项目，避免低水平重复扩张，从而推动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方向转型，提高光伏制造业核心竞争力。强调质量管控，保障产品可靠性。光伏电站寿命通常高达25年，劣质产品严重影响电站整体收益率。新版规范条件强调了产品高可靠、长寿命的要求，将工艺及材料质保期由10年提升至12年，并增加了可靠性试验要求。有助于提升产品质量和可靠性，保障光伏电站长期稳定运行。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提升企业护城河。光伏制造业规模扩张过快、同质化严重的一大原因，就是缺乏知识产权保护，企业专利纠纷不断。长期以来，光伏行业内一旦某一技术、装备研发成功，刚刚形成产能，很快就会沿着供应链传导开来。新版规范条件提出，企业应具有应用于主营业务并实现产业化的核心专利，研发生产的产品应符合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法律规定。这一举措有助于保护企业的核心技术和知识产权，避免同质化竞争。推动绿色发展，强化环境保护。光伏电站虽然发出来的是绿电，但是制造光伏组件的全过程能耗较大。新版规范条件提高了光伏制造端的能耗、水耗标准，增加光伏产品碳足迹核算要求，引导企业开展光伏产品回收利用技术研发及产业化应用。有助于引导企业更加注重环保和可持续发展，推动光伏制造业向绿色低碳方向转型。回溯历史，我国光伏产业正是在一轮又一轮的大浪淘沙中，实现了优胜劣汰，越变越强。展望未来，我国光伏产业将继续保持快速发展势头，我们应当在充分尊重市场力量的同时，持续更新有针对性的规范和监管措施，维护良性市场秩序，畅通市场退出机制，鼓励保护技术创新，保障行业健康有序发展，夯实光伏产业国际竞争力。08 惩治违法占用上市公司资金不能手软
□ 李华林
全国首单投资者保护机构针对上市公司控股股东资金占用提起的股东代位诉讼案二审判决结果出炉。近日，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判决驳回一审被告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即判令ST摩登控股股东瑞丰集团向公司归还占用资金约2.4亿元，公司实际控制人、原董事长林某某，原董事、总经理翁某某和原董事、财务总监刘某某分别在100%、70%、10%范围内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资金占用是资本市场一大顽疾。部分上市公司大股东将上市公司资金视为自己的私人财产，随意挪用、侵占，导致上市公司遭遇经营危机，甚至走向破产重整或退市，严重破坏了市场公平正义，损害了中小投资者利益。过去，由于取证难、诉讼成本高等原因，面对资金占用，中小投资者甚至上市公司本身维权难，常常只能暗吞苦果。此次投资者服务中心站出来提起股东代位诉讼，为普通投资者伸张正义，最终广东高院“追首恶”与“打帮凶”并举，判决负有责任的控股股东与董事、高管共同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为保护中小股东权益开辟了一条新的路径，具有积极示范意义和震慑效应。“追首恶”，谁占用资金谁就得如数归还。上市公司大股东将属于全体股东的资金私自占用，把公司当作谋取一己私利的“提款机”，反映出部分大股东守法合规意识淡薄，主观故意性强，影响恶劣。本案对控股股东、实控人严惩追责，将资金占用的赔偿责任落实到当事人，让其付出应有代价，避免了由上市公司代为担责，或最终由中小股东来“买单”的结果。无疑将对上市公司大股东产生震慑力，有助于遏制其资金占用冲动，督促其守底线、知敬畏，勤勉尽责。“打帮凶”，配合作案也不能置身事外。大股东能够顺利挪用上市公司资金，往往离不开董监高的职责缺位甚至配合作案。本案要求参与或配合实施资金占用的董事、高管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给所有上市公司董监高敲响了警钟：“零容忍”背景下，任何疏忽都可能导致严重后果，董监高应深刻认识自身职责所在，紧绷遵纪守法、审慎尽责的弦，切勿再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更不可与大股东串通一气以身试法，失职渎职必然会付出沉重代价。立体化追责，有了可以照抓的药方。长期以来，对于大股东占用上市公司资金，大多以信披违规进行行政处罚，民事赔偿案例较少。此次民事追责的落地，为纠治资金占用乱象提供了民事判例指引，完善了对相关责任主体的“行民刑”立体化追责体系，进一步提升了违法成本，有助于激励更多股东提起诉讼，更好维护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今年以来，监管部门坚持“长牙带刺”，严打资金占用已成市场共识。目前，投服中心就资金占用事项已向人民法院提起5起股东代位诉讼，另有多起案件正在起诉准备中。此外，今年4月份，新一轮退市改革将资金占用纳入规范类强制退市标准。资金占用将迎来全方位的围追堵截，对上市公司关键少数的威慑力正逐步升级。外靠有力的监管执法，要彻底铲除资金占用的土壤，内还得靠有效的公司治理。作为优秀企业群体的代表，上市公司应积极主动作为，当好自律表率，进一步优化企业治理结构，发挥好审计委员会和独董职能，加大对关键少数的监督制约，以规范有序的治理，助推公司发展立得稳、行得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振兴产业是重中之重。什么才算是好产业？如何让产业更有竞争力？如何通过产业带动共同富裕？在乡村产业发展实践中，人们越来越认识到，适合的才是最好的，不顾实际照抄照搬，往往会适得其反。各展其长、扬长补短，才能实现产业优、百姓富、生态美的有机统一。发挥比较优势，做到因地制宜。一方水土支撑一方产业，必须深入调研、紧贴实际，让新培育的产业接地气、服水土，不能盲目跟风。比如旅游业可有效带动吃、住、行、游、购、娱等各环节，全域旅游、文旅融合为许多地方带来了新机遇，但并非每个乡镇、每个村都适合搞旅游业。有些村的文旅资源、客源、区位等都不占优势，却跟风发展旅游、修建民宿、打造房车基地，最终门可罗雀。一些地区立足自身实际，走差异化发展路子，反而成效显著。例如，得益于精耕细作发展特色产业，宁夏吴忠市奶牛、滩羊、优质粮食、酿酒葡萄、黄花菜规模在宁夏的5个地级市中居第一位，方便群众就近就业增收，带动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持续增长。发挥领跑优势，做到衔枚疾进。“早起的鸟儿有虫吃”，产业发展谋划早、动手快，打好提前量，更能加快抢占市场。与此同时，产业发展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需保持冲劲和闯劲，积极破解难题。例如，通过出台扶持政策、加大资金支持等举措，宁夏枸杞长期以来在良种繁育、产值产量、精深加工、品牌影响、标准体系建设等方面在全国领先。但当地意识到，产业发展不进则退，不解决好消费者关注的安全、品质等问题，则难以实现可持续发展。为此，宁夏全面推广使用低温真空干燥、清洁能源热风烘干、冷冻干燥等生产工艺，缩短枸杞制干时间，同时加强枸杞产品常态化质量安全监督抽检，以过硬品质赢得消费者青睐。发挥后发优势，做到错位竞争。谈论产业，不能只看有没有、快不快、大不大，更应该看长不长、强不强、特不特，能否形成产业链条和集群。应该大力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并充分发挥产业链优势，结合自身优势建链、补链、强链、延链，推动产业向价值链上游攀升。随着社会分工日益细化，还可利用后发优势，做到无中生有。例如，有些地方地少人多，在种植养殖环节上不占优势，便在制种、收购、深加工、销售、售后服务等环节不断发力，通过错位竞争实现后来居上，产生的经济效益往往比田间地头大得多。百货零售业是处在不断变革和创新中的传统行业，随着社会经济快速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提高，行业竞争愈加激烈和复杂。电商等线上渠道的冲击、商场品牌和商品同质化现象加剧、消费者需求更加多样化等因素叠加，导致百货业面临多重压力和挑战。想要在竞争中求得生存与发展，获得消费者青睐是关键。倘若采访消费者，为什么喜欢去某商场购物，得到的答案一定是多样的。实际购物体验受多方面因素影响，每个消费者重视的方面也各不相同，商场任何方面有欠缺都可能影响消费者的重复购物频率。消费者的购物需求得到满足、体验愉悦，满意度和获得感才会提升，才能为商场带来好生意。随着消费者对购物体验的要求越来越高，如今很多百货商场早已不是依赖实体店铺的购物场所，而是兼顾商业目的与文化艺术价值的综合体验消费空间。区别于传统的功能性消费，体验式消费以消费者为中心，除了做好产品和服务本身以外，更加关注消费者在购买和使用产品或服务过程中的个人感受和体验。在提升消费者购物体验、提供情绪价值方面，如今的百货商场有很多可圈可点的实践。优化消费者感官体验。一些商场十分重视改善环境布局，在陈设、灯光、音乐等方面精心设计并不断变换，为消费者提供视觉、听觉、嗅觉、触觉、味觉等多种感官的愉悦体验，营造出或有艺术氛围、或轻松舒适的购物环境。提升消费者情感体验。不少商场通过举办节假日活动、会员日、赠送纪念礼物等方式与顾客建立情感联系，创造情感共鸣，提高品牌辨识度。丰富消费者行动体验。有的商场持续调改升级、打造有特点的品牌形象和主题空间，举办丰富多彩的体验活动。有的通过数字化转型，提升选品推荐效率、为顾客提供线上线下相融合的服务方式，让消费者有更多维度的参与感。增强消费者社交体验。有的商场将市集、展览等丰富的社交场景融入消费空间，吸引消费者前来拍照、打卡、聚会，鼓励消费者参与相关社交互动，带旺商场人气。做好自身品牌定位，综合调研调整升级经营业态，提供令人愉悦又不过度的顾客服务……各大商场在消费者面前各显其能。面对我国拥有巨大潜力的消费市场，百货业如何创新打造空间消费魅力，让消费者想逛、爱逛、常来逛，是一项长久的重要课题。11 共享菜园是有益探索
李 苑
共享菜园是在实践中探索出的一条城乡融合、环保可持续的共享经济发展路径。各地需因地制宜，结合当地自然条件、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及市场需求等多方面因素，探索并实施多样化经营。周末带孩子去郊区种菜，放假时约上三五好友品尝自己亲手种植的新鲜蔬菜……如今，在城市边缘或乡村租用一小块共享菜园亲自种菜的全新模式正悄然兴起。共享菜园不仅是一种农业实践，更是融合了环保理念与商业机遇的共享经济新探索。共享菜园的本质在于“共享”。它打破了传统农业模式，提供了一种全新方式——将土地、资源和劳动成果共享给更多人。这种模式不仅提高了土地利用率，还促进了资源优化配置和循环利用。共享菜园的魅力在于环保和可持续性。与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相比，共享菜园更注重生态平衡和环境保护——它采用有机种植方法，减少化肥和农药的使用，尽量避免对环境的污染和破坏。对城市居民而言，共享菜园为其提供了一种远离喧嚣、回归自然的生活方式，人们在这里有机会亲手种植蔬菜，享受农耕的乐趣，体验收获的喜悦。对土地经营者而言，通过出租土地、提供技术指导和农产品销售等服务，土地经营者可以获得额外的收入，提高生活水平。从商业角度来看，共享菜园也蕴含着巨大潜力。随着人们对健康食品和绿色生活的关注度不断提高，共享菜园的市场需求也在不断增加。不少创业者纷纷涌入这一赛道，通过提供优质的种植指导和服务，实现商业价值，创造社会价值。共享菜园作为共享经济的一种创新形式，为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消费理念带来更多新变化。然而，当前共享菜园在发展过程中也面临一些问题，其中最为显著的是商业运营模式的单一性。大部分共享菜园主要是提供土地出租和托管服务，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其发展潜力。此外，服务质量不高也是共享菜园面临的一个短板。部分共享菜园在运营过程中，未能充分了解和满足消费者实际需求，导致服务内容与消费者期望存在偏差，影响共享菜园发展。如何更好发展共享菜园？各地需因地制宜，结合当地自然条件、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及市场需求等多方面因素，探索并实施多样化经营。比如，可结合文旅、教育等产业，引入乡村旅游和研学体验等活动，吸引更多消费者。同时，可拓展至共享果园、共享鱼塘、共享农场等领域，为消费者提供更多选择和体验。在共享菜园的建设与运营过程中，应鼓励更多农民积极参与。另外，可充分利用数字化、AI等先进技术加强监管，实现对菜园环境的实时监测和农产品生产的溯源管理，保障农产品的质量与安全。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关系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新质生产力是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论述，深刻阐明了什么是新质生产力、为什么要发展新质生产力、怎样发展新质生产力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丰富了习近平经济思想的内涵。新征程上，必须坚持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的硬道理，把握方向、聚焦重点，积极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为现代化建设提供有力保障。高质量发展需要新的生产力理论来指导，而新质生产力已经在实践中形成并展示出对高质量发展的强劲推动力、支撑力，二者具有高度的内在一致性。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我国经济已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只有大力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才能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更为强劲的动能、奠定更为坚实的基础。以新发展理念为科学指引。新发展理念立足新发展阶段，科学回答了新时代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实现发展这个重大问题，为培育新质生产力和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清晰的战略指引。高质量发展是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发展，是创新成为第一动力、协调成为内生特点、绿色成为普遍形态、开放成为必由之路、共享成为根本目的的发展。发展新质生产力聚焦科技创新、要素配置、产业发展等重点领域，要求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这些都充分体现了新发展理念的重要要求。可以说，在发展理念上，新质生产力与高质量发展具有理论逻辑的一致性。以技术创新突破为驱动力量。纵观人类发展史，技术创新始终是推动生产力跃升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力量，每一次技术变革都在“技术—经济”范式的转变中深刻影响着人类历史发展进程。自人类社会步入信息化时代以来，生产力发展主要表现为信息处理能力极大增强和生产自动化程度大幅提高。新质生产力是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深入发展的背景下形成和发展的，通过不断创新科学技术、资源配置方式、生产组织形式等，提升生产力水平。当前，我国已经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必须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就在于依靠科技创新转换发展动力，通过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因此，在发展动力上，新质生产力和高质量发展具有历史逻辑的一致性。以高效质优为重要内容。高质量发展要求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高质量发展体现在既要形成更加高效合理的经济体系，又要推动产业供需结构、城乡区域结构不断优化，还要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创新型企业。新质生产力具有高技术、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特点是创新，关键在质优。通过推进相关体制机制改革，打通束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堵点卡点，推动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优化组合和更新跃升，让各类先进优质生产要素向发展新质生产力顺畅流动，从而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因此，在发展要求上，新质生产力和高质量发展都强调高效质优，具有实践逻辑的一致性。以人民至上为价值取向。高质量发展，就是能够很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发展，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以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最终要落到人民群众的高品质生活上，这体现了高质量发展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导向。必须聚焦经济、社会、文化、精神等多维度，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将保障人民权益和增进人民福祉贯穿于高质量发展的全过程。发展新质生产力，其目的也是为了更好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新质生产力能够催生更多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带动消费提质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更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的优质产品和服务。在人才培养方面，积极打造能够创造新质生产力的战略型人才和能够熟练掌握新质生产资料的应用型人才，有利于为高质量发展储备高素质人力资本。可以说，新质生产力和高质量发展都以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兼顾社会进步与人的全面发展，具有价值逻辑的一致性。发展新质生产力不仅仅是推动生产力质的跃升，更是发展方式的重大变革。推进高质量发展，要统筹谋划，聚焦重点方向，强化新质生产力的支撑作用。加快科技自立自强，强化动力支撑。科技自立自强是国家强盛之基、安全之要。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必须大力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以科技创新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依靠创新特别是科技创新实现动力变革和动能转换，让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成果竞相涌现，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支持。重塑产业结构，培育竞争新优势。一方面，产业是生产力的载体，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求建立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竞争力强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另一方面，新质生产力由产业深度转型升级催生，是引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革命性力量。必须紧紧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带来的机遇，在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生命科学等领域实现突破，形成新的产业部门、产业链条、产业集群，重塑创新生态、催生产业变革、大幅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构筑高质量发展新优势。优化资源配置，凝聚创新合力。新质生产力代表着各类创新要素的高效聚集。具有更丰富知识、更高技能的劳动者，与更加智能、高效、低碳、安全的劳动资料相结合，对传统的和新型的劳动对象进行优化组合，能够在传统生产要素配置的边际效应递减时，通过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大幅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特别是在数字技术的推动下，数据要素与其他传统生产要素相互融合，能够显著促进要素资源优势互补、高效配置，进一步激发创新创造的活力和潜能，形成更强大的创新合力。促进绿色低碳转型，厚植发展底色。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区别于传统生产力，新质生产力以绿色发展理念为引领，其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摆脱了高耗能的增长路径，在追求经济效益的同时更加关注生态效益。通过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绿色科技创新和先进绿色技术推广应用，推动形成绿色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构建从产业到产业链再到产业集群、从生产供给到消费需求的全方位全领域的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能够不断提升发展的“含绿量”、增长的“含金量”，为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重要支撑。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是绘就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宏伟蓝图的关键落笔，必须通过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形成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围绕突破束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堵点卡点，从技术革新、绿色发展、要素创新、产业升级等方面发力，完善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机制，不断开辟高质量发展新领域新赛道。打造有利于颠覆性技术创新突破的生态系统。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是增强科技创新引领作用、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重要抓手。要进一步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健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体制，提升科技创新成果转化能力，优化科研体系和创新生态环境。进一步增加对基础研究和前沿技术研究领域的财政投入，支持重点学科发展，以高质量学科体系支撑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发挥企业创新主体作用，引导各类企业主动对接国家重大战略需求，推动原创性、颠覆性技术攻关，培育壮大科技领军企业，激发各类创新主体积极性。推动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改造。传统产业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基石，是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载体。要拓展运用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生物技术等，大力推动传统产业向高端制造、智能制造、绿色制造转型升级。在产业高端化方面，深入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和重大技术装备攻关工程，健全强化基础软件、工业软件、先进材料等重点产业链发展体制机制，推动传统产业向技术密集型转变和价值链高端环节迈进。在产业智能化方面，大力推进人工智能技术在传统产业领域，特别是生产设备和控制系统中的应用，支持企业打造数字化车间、智能工厂和智慧供应链。在产业绿色化方面，加强节能减排、清洁生产、资源循环利用等领域的技术研发创新，实现从产品设计、生产过程、产品回收等全生命周期的绿色低碳发展，提升传统产业绿色化发展水平。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超前布局未来产业。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都以前沿科技为支撑，具有强大成长潜力、广阔发展前景，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阵地。要大力支持新能源、新材料、生物技术等科技含量高、带动作用大、经济效益好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拓展应用场景，实施产业创新工程，打造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前瞻布局生命科学、量子信息、未来网络、深海空天等未来产业，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机制，加强新领域新赛道制度供给。支持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融合发展，完善优势互补、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大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不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加快形成绿色低碳生产生活方式。绿色发展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要以绿色发展为导向，从节能减排、新能源开发、生态环境保护等方面入手，加快推动发展方式全面绿色转型。引导和支持企业加大绿色低碳技术创新和研发，加快推动绿色生产方式在各领域各环节广泛应用，最大限度减少能源消耗和碳排放，协同推进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的绿色转型。树立绿色发展理念，培养形成绿色生活方式，增强公众环保意识和参与度，使绿色发展成为全社会的共同责任。完善人才培养使用体制机制。高水平创新型人才培养是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基础和前提，必须高度重视创新型人才培养，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为新质生产力提供强大的人才支撑。要构建高质量人才培养体系，加强基础学科、新兴学科、交叉学科建设和拔尖人才培养。健全科技评价体系和激励机制，通过设立专项资金、优化职称评定、实施薪酬激励等措施，进一步激发各类人才创新活力和潜力，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人才基础和智力支持。（作者系福建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副秘书长、福建社会科学院副院长）13 把握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关键环节
葛 扬
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保障。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紧紧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这个主题，提出“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我国新发展阶段和国际形势复杂深刻变化作出的重要部署，为现代化建设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实现现代化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矢志奋斗的梦想。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成功走出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上取得了丰硕成果。国家现代化是以不断发展的社会生产力和坚实的物质基础为前提的。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也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通过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以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为当代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奠定了经济制度基础。改革开放后，我们党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认识不断深化，通过调整和完善所有制结构，实行市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探索建立与生产力发展要求相适应的经济体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是我们党的一个伟大创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把社会主义制度同市场经济有机结合起来，既符合我国国情，又具有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既发挥市场经济的长处，又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不仅有利于资源优化配置、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更有利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实现共同富裕，极大地推进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必然选择，是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方面。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开启了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系统整体设计推进改革新征程。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首次提出“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党的二十大报告将“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战略任务。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明确了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对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保障支撑作用。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动生产关系同生产力、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相适应，能够更好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必须把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摆在突出位置，聚焦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不断破除制约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物质基础。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二者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关系，而不是相互排斥、相互抵消的关系。要促进各种所有制经济优势互补、共同发展，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增强核心功能和核心竞争力，优化国有经济布局，加大对民营经济政策支持力度，强化民营经济发展法治保障，保护和激发各类经营主体活力。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充分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推动市场基础制度规则统一、市场监管公平统一、市场设施高标准联通，破除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促进竞争、深化分工、提升效率、完善监管，促进商品、要素、资源在更大范围内畅通流动，形成高效规范、公平竞争、充分开放的全国统一大市场，更好利用全球先进资源要素，进一步释放市场活力潜力。完善市场经济基础制度。健全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构建开放透明、规范有序、平等竞争、权责清晰、监管有力的市场准入制度体系，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建立覆盖事前、事中、事后全环节的公平竞争制度，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和企业优胜劣汰，更好统筹市场活力和秩序、效率和公平。构建以信用为基础的新型监管机制，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有效防范化解市场运行风险。推动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更好结合。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创造更加公平、更有活力的市场环境，实现资源配置效率最优化和效益最大化，既“放得活”又“管得住”，更好维护市场秩序、弥补市场失灵，畅通国民经济循环，激发全社会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同时，构建更高水平的有为政府，强化科学的宏观调控、有效的政府治理，发挥好国家发展规划战略导向作用，统筹推进财税、金融领域改革，促进就业、产业、投资、消费、环保、区域等政策协同发力，健全目标优化、分工合理、高效协同的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健全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机制。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新质生产力已经在实践中形成并展示出对高质量发展的强劲推动力、支撑力。必须健全相关体制机制，形成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加强新领域新赛道制度供给，完善激发社会资本投资活力和促进投资落地机制，完善要素市场制度和规则，让各类先进优质生产要素向发展新质生产力顺畅流动。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在产权保护、产业补贴、环境标准、劳动保护、政府采购、电子商务、金融领域等实现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相通相容，打造透明稳定可预期的制度环境。统筹好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办好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塑造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优势，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新动能。（作者系南京大学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院副院长、江苏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14 更好发挥财政在国家治理中的基础和重要支柱作用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提出，深化财税体制改革。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财税体制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其中涉及很多读者非常关心的话题。本报今天推出“对话经济学家”栏目，邀请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原院长刘尚希围绕相关问题进行分析解读。主持人：财税体制改革是您长期以来研究的领域。很多人认为这次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是自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来进行的一次最重大的财税体制改革，您怎么看？刘尚希：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深化财税体制改革作出部署，是财税体制的一次重大改革。全会提出一个重要论断——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这是对财政新的认识、新的定义和新的定位，强调从国家治理的角度来认识财政、理解财政，是一个重大变化。此后，我国财税体制改革取得重要进展。此次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是在前面改革成效基础上推进的。财税体制改革涉及三大块内容：第一是财政体制改革，现在也叫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改革，第二是预算制度改革，第三是税收制度改革。这三块内容是相互关联的一个有机整体。三者不是简单的并列关系，而是在一个有机整体中有着不同定位、主次之分。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财政体制是主体，预算制度、税收制度是两翼。“一体两翼”形象地描述了财税体制改革三块内容之间的相互关系。在推进财税体制改革时，应按照“一体两翼”的思路。作为主体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改革，会牵引预算制度改革和税收制度改革。同时，三块不能各管各的，更不能分开来看。如果分开推进，可能就会出现碎片化的情况，整个财税体制系统性优化也可能会打折扣，这是从过去改革中得到的一条重要经验。深化财税体制改革要整体布局、分步实施、协同推进。主持人：继续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对这一点，应当怎样理解把握？刘尚希：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继续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就是要建立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相匹配的现代财政制度。基础没有夯实，就难以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从历史经验看，财税体制改革是重点，是改革的先行军、突破口。好多改革往往需要财税改革先行，同时不少改革又需要财税去支付改革成本。所以，财税体制改革至关重要，是改革的重点，甚至是改革重点的重点。主持人：包括更好促进社会公平、实现共同富裕，都非常需要财税体制改革的支持。刘尚希：财政是社会的血液，与社会有机体的各个细胞、局部都紧密关联。企业、家庭、个人，不同阶层、不同群体、不同区域，都可以看作是社会的细胞、局部，与财政都有紧密关联，通过税费、财政支出等方式联系起来。例如，教科文卫体各个方面，支持科技创新、鼓励企业研发、改善民生、促进就业等，都与财政一收一支过程连接在一起。我们平时说金融是经济的血脉，通过资本市场、货币流通与整个经济关联起来。实际上，财政是与经济、政治、文化在内的整个社会关联起来的。从这个角度来看，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宏观经济治理、社会治理，方方面面都离不开财政。财政作用在很多时候是隐性存在的，不容易被认知和感受到。正因为这个特点，社会往往误认为财政就是“财务”，似乎没那么重要。主持人：您刚才提到，财税体制改革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决定》对完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作出部署，强调建立权责清晰、财力协调、区域均衡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适当加强中央事权、提高中央财政支出比例。为什么特别强调完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刘尚希：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改革，牵涉到当前我们面临的许多问题。比如，地方财政困难、地方政府债务、宏观调控、土地财政转型等。从国家治理的角度来看，要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政府和社会的关系，离不开正确处理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近年来，地方财政支出占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比重约为86%。地方政府的行为会影响政府和市场、政府和社会的关系。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理不顺，就可能会妨碍政府和市场、政府和社会的关系。所以，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在整个财税体制改革当中，实际上处于核心地位。主持人：当前，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应当如何调整，才会更加符合高质量发展需求？刘尚希：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核心的问题涉及事权、财权、财力的分配。从操作层面看，涉及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在中央和地方之间如何划分，这是非常复杂的问题。比如，刚才提到地方财政支出占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比重约为86%，这意味着中央本级支出只占14%。从我们自身的发展历程来看，这个比重在不断调整变化，地方占比越来越高，中央占比越来越低。从全球来看，我们梳理了一些主要经济体，中央收入以及中央支出占比大都不低于50%。这个比例不仅与各国的治理结构、政治制度有关，更重要的是与发展阶段相关。一般来说发展水平越高，中央支出的比例就会越高。这是因为发展的整体性越来越强。欠发达时，可以“村村点火、处处冒烟”，各个地方各自发展，彼此之间的联系不充分。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就会有辖区之间外溢的问题。随着城镇化的推进，城市人口增加，这个过程中会出现很多问题，仅靠基层政府无法解决。比如，农民工进城后同等享受待遇、老人养老、小孩上学，这些成本需要由当地政府承担。这其中涉及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等，如果统筹层次低，问题就很难解决，就会妨碍人口流动和家庭迁徙。我国户籍城镇化率不到50%，与此有直接关系。在城镇化推进、人口流动过程中，实现人口聚集与产业聚集相匹配，需要有一些事权上移到中央政府，中央财政支出的比例自然就会提高。这是与发展阶段相关的，发展程度越高，中央财政支出占比就需要越高，这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的改革，其实核心问题就是怎样提高中央财政支出比例。所以《决定》提出，适当加强中央事权、提高中央财政支出比例。如果说30年前的分税制改革旨在提高中央收入占比，那么当前的改革则是旨在提高中央支出占比，以防范中央和地方收支不对称带来的各种行为扭曲及其衍生的风险。中央财政支出，也就是中央本级支出，其比例提高折射出中央事权的扩大。事权是什么？事权不仅仅是一个决策权，还包括执行权、支出权、监督权。我们国家现在很多事权的实现方式是中央决策、地方执行。过多地让地方去执行，再通过转移支付给地方增加财力，有可能造成治理上的难题。基层政府解决不了很多跨区域的问题，解决不了人口流动带来的一系列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有些事权如果由地方承担，就很难达到国家的总体要求。因为地方是有局限性的，地方的视野和能力是有限的。地方政府层级越低，能力越低，能解决的只是辖区内的问题。比如，县与县之间的问题需要市里解决，市与市之间的问题就需要省里解决，省与省之间的问题就需要中央来解决。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提高，很多问题不仅仅是跨县域跨市域的问题，而是跨省域的问题。这类问题越来越多，就需要中央来解决，承担这方面的事权，承担起相应的支出责任。提高中央本级支出比例，应当是这次改革很重要的一个目标。中央本级支出比例提高可以解决很多基层政府、地方政府解决不好的问题，有利于提高治理效能、降低治理成本，也有助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主持人：《决定》提出，完善综合和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度，实行劳动性所得统一征税。刘院长，劳动性所得具体包括哪些内容呢？刘尚希：个人所得大类，包括劳动性所得、资本所得、财产所得、经营所得，以及偶然所得。比如工资、薪金，肯定是劳动性所得，还有劳务报酬、稿酬、特许权使用费，这些也是劳动性所得。买股票得到的分红、股息，银行存款的利息，投资获得的收益，这些都属于资本所得，当然现在对购买国债和储蓄存款利息所得没有征税。房子出租获得的租金收入，属于财产租赁所得，房子卖掉产生差价获得的收益，属于财产转让所得，这些都是财产所得。彩票中奖了，突然之间得到一笔收入，这属于偶然所得。还有经营所得，经营所得跟劳动性所得有关联。比如个体工商户、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其经营所得主要与自身劳动相关，当然也有自己的投资。而劳动性所得和投资没有关系，完全是体力劳动、智力劳动获得的收入。目前，工资、薪金所得适用超额累进税率，税率为3%至45%。发表文章出版著作得到的稿酬，以前是按比例税率，提供咨询等劳务报酬、特许权使用费，以前也是比例税率，现在扣除一定费用后综合征收。《决定》提出实行劳动性所得统一征税，这是税收制度的改革，具体是针对个人所得税这个税种，考虑哪些应税所得应当综合起来征税。以前是综合和分类相结合，现在综合的要越来越多，是把这些劳动性所得都并到一起，统一按综合所得征税。现在大家的劳动性所得，更加多元化了。比如有的人通过互联网平台接到订单，然后提供相应的服务，没有劳动关系，领的不是工资、薪金，而是劳务报酬，这种情况越来越多。网络主播的收入比较复杂，是经营所得、劳务报酬所得还是工资薪金所得，需具体分析。刘尚希：统一征税会更加公平。劳动性所得性质上是一样的，适用不同的税率，道理上说不太通，所以需要考虑对劳动性所得统一征税。有的人可能没有固定工作岗位，没有工资薪金所得，但其他收入很高。比如说网络主播收入，到底算什么所得？有的主播注册独立工作室，类似个体工商户，就是经营所得；没有工作室，就是劳务报酬；有雇佣关系，就是工资薪金所得。在新业态下，所得类型的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给税制设计和税收征管带来了新的挑战。把同一种性质的，与体力劳动、脑力劳动相关的，与投资、资本、财产没有关系的这类收入并在一起，适用同一个税率，这样更加公平。主持人：有些人担心，个税改革会不会增加税收负担，应当怎样看待这个问题？刘尚希：这次的改革是针对制度设计本身，使制度更加科学，使税负更加公平。公平包含横向公平和纵向公平。收入多的多交税，收入少的少交税，这叫纵向公平，就是按照能力来交税。横向公平是同样的收入交同样的税。劳动性所得综合在一起的话，横向公平、纵向公平就都能得到实现，至少在劳动性所得这个方面，变得更加公平。主持人：未来像对利息、股息、分红，包括租赁等这些所得，征管部门会不会加大征收监管力度呢？刘尚希：监管的前提是制度要科学。个人所得税能合并的，要尽量合并。涉及不同性质的所得，比如劳动性所得、资本所得、财产所得，税负怎么去平衡？税负的平衡，不是简单考虑税率差距有多大，而是要考虑劳动性所得、资本所得、财产所得征税，对整个经济社会的影响、对全球的影响。这不是某一个方面的单维度问题，而是多维度权衡的复杂问题，实际运作必须综合考虑。在任何一个国家，个人所得税的改革都是很复杂的，因为涉及不同群体、不同阶层和不同家庭的利益。主持人：接下来说说消费税。我们目前的消费税主要涉及哪些类型呢？刘尚希：目前我国的消费税有15个税目，对特定消费品和特定的消费行为征收。比如，有害健康的烟酒，小汽车、鞭炮、木制一次性筷子、电池和涂料等对资源环境有负面影响的商品，高档化妆品、贵重首饰及珠宝玉石、高尔夫球及球具、游艇等奢侈消费品。现在的消费税，从整体上看是一种调节税，旨在调节消费行为、引导消费习惯。征税之后，消费成本就提高了，这就是鼓励大家减少消费对环境资源负面影响比较大的、对健康有害的商品，同时也可让具有高消费能力的高收入群体多交税，调节分配。目前，我国的消费税主要是在生产和进口环节征收。生产环节征收的一个好处是容易控制税源，可以减少税收流失。这与征管能力有关，如果征管能力很强，无论哪个环节征收都行。当然，也要考虑征管成本，如果在批发零售环节，尤其是零售环节征收，征管成本相对会高。主持人：《决定》提出，推进消费税征收环节后移并稳步下划地方。后移是出于什么考虑，这种改变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刘尚希：如果消费税下划给地方的话，征收环节就必须要后移。目前消费税是中央税，无论在哪个环节征收，归属都是中央。如果要下划给地方，还在生产环节征收的话，税就会交在生产地。但消费税的税负是由消费者承担的，应当由消费地征收。一个地方生产，全国消费，在当前的情况下，没法把消费税准确分配到各个消费地。所以需要后移，直接在零售环节，由消费地征收。在哪儿消费，税就交在当地。但是消费行为在各个地方的分布是不一样的，消费行为是与消费水平直接相关的。比如高档消费，肯定发达地区多。所以把消费税下划给地方，各个地方实际分到的份额，也是不一样的，差距会相当大，下划给地方将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需要深入分析甄别。主持人：下一步消费税税目还有哪些产品可以增加，或者哪些产品可以减少？刘尚希：消费税的税目要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比如以前对化妆品征消费税，现在化妆品普通人都用，都普及了。现在消费税是对高档化妆品征收，怎么算高档，多少价钱算高，那就得根据收入水平变化调整。高档消费品的概念也是随着收入水平的变化而变化的。依据消费税现有定位，消费税的税目有进有退，将是动态的。主持人：有观点认为，消费税征收环节后移并稳步下划地方，可能会激励地方政府做好服务，吸引人口，从而增加当地消费，改变一些地方重生产轻消费的观念，您怎么看？刘尚希：只有广义的消费税才能起到这种作用。我们国家的消费税仅对特定的消费品征税，属于狭义的消费税。我国的增值税、美国的销售税等属于广义的消费税，普遍征收，只要消费就可能涉及税收。只有普遍征收，才会对地方政府行为产生较大影响。实际的情况是，在我们国家，消费税不是一个大税种，2023年国内消费税收入规模1.61万亿元，占整体税收比重的8.9%。所以消费税对地方政府行为的影响，其实是有限的。主持人：《决定》提出，研究同新业态相适应的税收制度。新业态与税制改革的关系，具体怎么理解？刘尚希：基于数字技术变革引发的新的生产方式包括企业组织形态，以及流通方式、产业形态的变化，都属于新业态的范畴，这是一种颠覆性的变化。这种经济组织形态的变化，隐含着具体的管理模式、经营模式、盈利模式的变化。比如电商平台，大家说是“羊毛出在猪身上”，这跟以前的盈利模式是不一样的。互联网平台借助数字技术搭建虚拟平台，免费供用户使用，使供求之间的物理时空限制被打破。平台方大量的投入，是通过入驻平台的商家交费、流量、广告收入等实现盈利。在这种新业态下，国与国之间、行业之间的边界变得不清晰，纳税人身份更难界定，所得属于哪一类也比较模糊。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的时代背景下，目前税制与经济社会的适配性已经下降。现有的税制以及相应的税制理论是基于工业化形成的，已经越来越不适应数字经济的发展。整个税收制度，包括征管制度，都需要进行重塑。刘尚希：国际上也在探索，比如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提出改革方案，对于大型跨国公司的全球利润，在不同国家之间重新分配。过去税收管辖权授予国家，哪个国家的居民企业，就由相应国家管辖。但在数字化背景下，企业利润的来源是全球，所以税收也应当在全球来进行分配。过去企业在一个国家设立实体分支机构，就在这个国家交税。如果在一个国家没有设立分支机构，没有实体机构，在这个国家就不需要交税。但是互联网条件下，企业不再需要设立实体机构就可以经营。比如，美国的电商平台，欧洲的电商平台，中国消费者都可以去购买。这就意味着这些平台企业的利润，有中国消费者的贡献，按理来说这些平台企业的税收应当分一部分给中国。所以税收分配权，就要重新进行调整。还有像亚马逊、谷歌等平台巨头在欧洲国家如法国获得收入，但之前法国享受不到相应的税收，导致法国和美国出现税收纷争。所以法国就单方面征收数字税，来维护税收主权，争取本国的税收利益。随着全球数字化转型不断加速，这个问题越来越突出，我们也同样面临。要解决这个问题，就需要对整个税收制度进行重构。主持人：《决定》提出，研究把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合并为地方附加税，授权地方在一定幅度内确定具体适用税率。这跟现行税制比，好在哪里？刘尚希：在我们国家，地方没有税收立法权，只有一定的税收管理权。设立地方附加税，毫无疑问是给地方更大的税收管理权限。现在一个税两个费，是在增值税和消费税税额基础上附加征收。合并以后，地方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在一定幅度内确定税率，就有一定的自主操作空间，可以因地制宜，等于扩大了地方的税权。原来的费，必须专款专用，教育费附加就只能用于教育，限制性很强。一税两费合并为地方附加税以后，增大了地方可自主支配的财力。主持人：那变成地方附加税，地方会不会把本来是属于教育的，去干别的？刘尚希：其实就是要统筹安排，各个部门的支出应当统筹协调。各个部门单独去看，都很重要。但只从单个部门的角度考虑，就会碎片化，财政支出就可能固化。现在支出结构固化的问题比较严重，这导致财政支出规模越来越大，其结构也不够合理。现在提出深化零基预算改革，就是要打破基数观念和支出固化僵化格局。有的支出部门可能钱是不够的，有的支出部门钱可能花不了，原来不是按零基预算去编制预算，每个部门都有既得利益问题。按零基预算理念编制的话，就能打破基数观念，有利于不断优化财政资金分配。更重要的是，在政府治理层面上，通过资金的统筹安排，让各个部门的各项政策协调一致、形成合力。主持人：您刚提到零基预算，这一定会牵涉各方利益，会不会遇到一些阻力？刘尚希：阻力肯定有，各个部门都想要更多的预算，不怕钱多，至于能不能花出去，那是下一步考虑的问题。所以在还没谋事的情况下，就先谋钱，这个顺序其实颠倒了。零基预算就是先得谋事，到底要干什么，要很清楚，要评估有没有绩效，现在怎么考虑，将来怎么考虑，怎么保持连续性，然后再确定项目，需要多少钱。而且各个部门还要协同起来，每个部门都提出很多项目，都有资金需求。就需要分轻重缓急，预算就那么多的钱，不能单独考虑单个部门，必须要政府层面来统筹协调，很难仅由财政部门去协调。安徽零基预算就做得不错，由省委省政府牵头，协调能力比较强，能建立起部门协同机制。这不仅仅是一个资源配置、财政资金分配的问题，更重要的是提高了政府治理水平，让政府各个部门通过零基预算编制，变得更加协同了，避免政府治理中出现合成谬误、分解谬误，大大提高治理效能。财政作为国家治理的基础，可以通过这方面的一些改革来提升政府治理的有效性，进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零基预算的改革，首先是观念上的，其次要把观念变成一种机制，然后再变成财政管理的一种模式。（主持人：中国经济网记者 郭枞枞；整理：本报记者 秦 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