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无法和自己画过线的书分离

文化   2024-11-29 07:05   四川  

”我在某个句子下面画线的瞬间,自己感觉到的时间和感情就凝聚在那个洞里。偶尔我感觉那个洞就像农田的垄沟,又像连接我和我自己、现在和过去、我们和他者的墨沟,慢慢地、坚持不懈地沿着那条线走下去,有一天我们的故事也会像杜甫的诗句那样和某人的人生相遇吗?我希望是这样。哪怕这种相遇轻如花瓣。希望故事的接力赛,故事的传递棒会一直继续下去。

——金爱烂




我的书桌左边并排摆放着小台历、笔筒和削笔器。瓷砖材质的白色方形笔筒里插着各种铅笔,大部分都是别人送的礼品。一支是从遥远外国回来的作家送我做纪念的,一支是因为一本手册没有用完而内疚,同时又不停地买新文具的朋友送的,还有几支是买新文学杂志的赠品……生产国家也各不相同,偶尔会有一种感觉,觉得自己坐拥一座小树林,里面耸立着全世界的树木。记录突然冒出的想法,打磨刚刚写出的稿子,或者在台历上记录重要事情的时候,我就从笔筒里随手拿出一支铅笔。对我来说,最需要铅笔的时间恰是读书时。


平时我会在文件上画很多线。以前我使用彩铅或荧光笔,现在几乎只用铅笔了。在某个句子下面画线,感觉就是和那句话肌肤相亲。纸质和铅笔种类有所不同,传递到身体的触感和声音也有所不同。相比于反光的厚纸,粗糙的薄纸上面画线的感觉更柔和,更流畅。至于应该在哪里画线,这种判断完全取决于主观读书经验和节奏。画线这种行为本身就像独木舟的桨,制造出力量和节奏,把阅读推向前。



阅读时突然在某个句子前停下,原因多种多样。有时因为不懂的知识、听过的故事,有的故事虽然听过,可是作家用刀划破熟悉的叙事外壳,透过残忍的裂缝展示出内里的东西,却又不是全部展示;有时是因为我需要这句话,想这句话;有时是忍不住笑了;有时是思绪聚集在眉间,有时又只是因为太美。有的后来连我自己都忘了当时为什么要画线。


前不久小姑子来我家,借走了一本书。那是“以植物的方式抵抗世界暴力的女性故事”,我毫不犹豫地借给了她。等到小姑子坐车离开后,我才想起来,那本小说的内容粗暴概括起来就是“姐夫和小姨子之间禁忌的爱情”。看到我在那些有违社会常规理念,色情而刺激的语句下面画上重重的底线,小姑子会怎么看我呢?


画线的书,二手书店一般不收。不过最重要的是阅读,而不是赠予和转售,所以我没有放弃在书中画线。至少作家应该这样。话虽这么说,不过很久以前我缺钱的时候,曾经连夜用橡皮擦掉书中的铅笔痕迹。就像把孩子洗得干干净净送到别人家,我的心里充满歉疚和不舍。有的作家每次来我们家玩,都会假装漫不经心地看看自己的书摆在哪里。在这些作家看来,我刚才的话或许会令人不安,不过这种书我肯定会好好保存。我无法和自己画过线的书分离。那里留下的铅笔痕迹就像和作家握手后留下的手印。偶尔看到留在书上的无数条黑线,感觉就像刻在溜冰场冰面上的冰刀的痕迹。算是精神运动吗?练习的痕迹。


这么说来,我是铅笔富人吗?不是的。我生命中所有的铅笔购物都在小学三年级完成了。在一座寺庙附近的纪念品商店,我买过一套檀香铅笔。那还是爸爸喝完马格利酒后一时兴奋,大发慈悲买给我的。那时我根本不懂什么是“烦恼”,什么是“慈悲”,然而闻到檀香味,我的心情莫名地平静下来。我还记得一捆是12支,唰啦唰啦,我用这些铅笔练习写韩文,学加法,学除法,还用虚假的事件、天气编造当天的日记。



看到好东西就想拥有,我也喜欢买东西,但是还没到同行们那样收集或酷爱各种笔的境界。我也产生过强烈的囤货欲望,那是在位于圣彼得堡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博物馆里。那支铅笔其实很简单,笔身是黑色,带着黑色的橡皮擦,镶嵌在上面的银色俄罗斯字母让我感觉非常特别。不是阿拉伯字母和汉字,而是在韩国不容易见到的字体。“陀思妥耶夫斯基博物馆纪念铅笔真的很像陀思妥耶夫斯基博物馆纪念铅笔,”我打量着手里的铅笔,点了点头,“周围来过俄罗斯的人不多,送给文具爱好者,他们一定会很开心,何况还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我急忙翻口袋,却发现身上一点儿现金也没有。正好有位同行前辈站出来,愿意替我买下。我很抱歉,于是只拿了两支。十七或十八世纪的朝鲜书生在北京琉璃厂看到质量上乘的笔墨、纹样细腻的砚台之类,该是多么想要买下来啊。买了一个,还想买两个,买了三个,就想把某一个送给朋友吧。

我书桌上的笔筒里参差不齐地插着各种铅笔。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哪怕是小铅笔头也不舍得扔掉了。铅笔越来越短,像书籍剩余的页数渐渐减少,感觉就像和书一起度过了某段时光。偶尔我会根据书的特点挑选适合的铅笔,不过并不总是这样。阅读塞万提斯时挑选西班牙产HB铅笔(试图确定公司名称,无奈已经削得太短,看不到了),阅读泽巴尔德时拿出德国产的施德楼铅笔。在我简陋的文具目录当中,如果说有什么值得骄傲,那就是西伯利亚铅笔公司生产的建筑师专用铅笔。没有涂漆的原木表面用黑色刻着雄赳赳的俄罗斯字母,意思是“建筑师”。当我拿着那支铅笔读书或改稿子的时候,感觉自己好像也成了建筑师,不由自主地端正姿势,沉静地看稿子。


我曾用俄罗斯铅笔读过雷蒙德·卡佛的短篇集。之所以重新翻开二十多年前读过的书,那是因为出版了新的译本。我像往常一样读着,一边在几个部分小心翼翼地画线,比如这段话:


你给咱们找点儿厚纸,行吗?还有笔。我们试试,一起画一座大教堂。


还有这段:


现在,画上点儿人进去。没人还叫什么大教堂?


拿着俄罗斯建筑师用铅笔阅读《大教堂》,多么合适啊!我感叹着,继续读书。我翻开扉页一看,大吃一惊。这本书的译者正是那位在俄罗斯送我们建筑师用笔的小说家。他是韩国首屈一指的铅笔收藏爱好者。



我认识的很多作家,一走进文具店,就像中学生一样兴奋,于是我也跟着沾光用上了很好的铅笔。有的作家总是带着一把小刀,用来削铅笔,也用来修身养性。我是急性子,用削笔器转十秒钟就削得尖尖的,心里感觉很畅快。我想起日本青春电影里出现的自行车动力灯,这应该也可以包装成某种生产性行为。像深夜里努力用手转动自行车轮,照亮喜欢的人的脸的孩子,我也在转动削笔器的时候寻找着什么。


有一支铅笔,我一次都没有削过。那是2014年晚春,有位学生送我的铅笔。那年有一段时间,我在大学里教学生。每周一次,在一间小教室里读书、写作、交流。总共是五名学生。人数满了之后,按理说就很难再加入了,但是有位学生来到教室,说很想听写作课。她的名字叫Y,是本科部电影系的学生。上课第一天,学生们分别做自我介绍,说出喜欢的作家和作品。Y每次都目光炯炯,很认真地听课。四月中旬之后,她什么也没说,突然就不来上课了。听说她递交了休学申请,然后在饭店里做体力活儿。详细情况我不了解,只是对某个学生说:“我有东西要送给Y,请转告她有空来教室一趟。”


几天后,我稍微早点儿到达教室,做上课准备。Y小心翼翼地开门进来。距离上课时间还有二十来分钟,教室里只有我和Y两个人。“也不是什么特别的东西。”我开口说道,然后递给Y一张小小的明信片。


“我记得你喜欢K作家,于是就拜托K作家写了这个。”


Y不知所措地接过明信片,立刻翻过来读。突然,她大哭起来。我和Y本人都有点儿慌张。不一会儿,Y调整呼吸,递给我什么东西。两支铅笔,一支是灰色,另一支是象牙色。两支笔的笔身都华丽地包围着小小的花瓣。上端刻着意为“韩国国立博物馆”的英文单词。那段时间,她的心情应该很乱吧。我不知道该怎样接受她的心意,动了动嘴唇,终于回答道:


“我,看书时喜欢一边用笔画线一边阅读,我会好好用这支笔的,谢谢。”


后来Y以旁听生的身份继续听课,并在那年夏天结束前完成了一篇短篇小说。我可能对她说了祝贺的话。因为这件事的确值得祝贺。


除了上课时间,我没有见过Y。也没有问她在安山有没有“认识的人”。她的老家在安山,再加上整个城市举行了一场葬礼,所以总会有拐弯抹角认识的人。那一年,我们都是“认识的人”。后来我才知道,Y为了克服失眠症,故意选择了劳累的餐厅工作。



现在回想起那个时候,我还是会想起教室外面的绚烂和Y的缺席,四月的新绿和国立博物馆铅笔上盛开的花朵,以及Y解释自己喜欢的书时兴奋的话语:


“想要画底线的部分太多,可是不能都画上,我就抄在韩语文档里,打印出来尽情地画线。”


原来一个人可以这样喜欢另一个人写的文章。应该和这篇文章相遇的人,遇到了这篇文章。读着Y的邮件,我点了点头。


那天,我给Y的明信片里有这样一句话:


一片花瓣凋谢,所有的春光都为之褪色。

我拜托K作家签名,同时写上Y的名字,K亲手写下自己喜欢的诗句。我曾经给学生们讲过杜甫的诗《曲江》。有的人只是简单地想着“花瓣凋谢”,有的人把“花瓣凋谢”理解为“春光褪色”的原因,这样的人生是不同的。文学为我们打造出多个春天,让我们可以更加丰富地感知这个世界。纸卷成圆,就有了褶皱和容积,像肺泡,我和这个世界的接触面增多了。直到今天,这样的想法都没有改变。我只是感觉我的春天发生了一点儿变化。我们的春天,春天这个词语的重量和质感,因为这个季节发生的某个事件,因为许多没能从春天跨到夏天的孩子而变得不同。


去年冬天,很多人聚集在韩国多个城市的广场。每周都有几十万人点燃蜡烛,高喊口号。这种趋势还在继续蔓延。整个冬天,我们看着彼此眼里的光走路。我们把黄色的光聚集起来,仿佛要以这样的方式还原丢失的春光,哪怕只能复原少许,也是好的。偶尔我会从那些光点中想起Y。我揣测着可能永远不知道是谁的某个人的心情,那不是我所了解的悲伤。


与此同时,如果总结去年的韩国,也可以概括为一个词语,那就是憎恶。不论性别、年龄、人种和阶级,只要是自己懒得理解或看不惯的人,统统称为蛀虫。这样的文化在盛行。甚至出现了“遗属虫”和“妈虫”之类超出想象的命名。值得庆幸的是,还有努力以其他方式面对世界的语言存在。前不久,贴在江南地铁站、九宜地铁站和安山临时上香处的便利贴就是这样。写在上面的话没有把自己和他人分为中心和外围、正常和非正常,而是带着深度理解的语言。你不是蛀虫,而是我,是过去的我,是现在和未来的我。我也迟早会归于死亡,每个人都不应该受到这样的待遇。贴在追悼空间的层层便利贴就像很多同时代人故意要遮住嫌恶的语言。好像在亡者脸上盖白布,保护故人,不让他们看到那些无知和侮辱的语言。


理解并不是相似尺寸的经历和感情的叠加,而是穿上不同尺寸的衣服之后,重新检查自己身体的过程。作家似乎应该把“理解”说成理所当然,可是当我穿上不合身的衣服,也同样会感觉不舒服。我也知道,我是那种努力不对他人冷淡,否则就会在冷笑和失望中心安理得的人。对他人的想象力就像便利贴,只有微弱的黏着力,但我们还是不能停下。原因或许就在于此吧。这种薄薄的便利贴的刹那堆积,也有厚度和重量。这些话告诉我们,我们在成为我们之前,首先是独一无二的存在。我想着那些帮助我们想象和自己具有相同重量的他人的语言。不是邀请你加入我们中间,而是以你的身份和我相遇,更彻底地成为“个人”,帮助我们深入体验个人内心固有的文学语言。


最近,我去关节手术专门医院探望住院的婆婆,看到小姑子正在妈妈床头阅读从我这里借去的“小说”。六人病房里,每当有人开关冰箱的门,里面都会散发出泡菜味儿。患者大部分是老人,手机铃声格外响亮。在访问牧师的祈祷声和电视机的噪声里,在患者们的呻吟和猜忌中,小姑子读着描述“姐夫和小姨子之间致命爱情”的小说。后来我发现自己的担心是多余的,眼前的情景竟然让我感觉安心。我知道在病房里照顾病人是多么艰难而痛苦的事情,就连开灯关灯都不能随心所欲。在这样的公共空间,最思念的就是私生活。有时候,读书是最隐秘最私人化的行为。小姑子会不会也在我画线的句子前悄悄地感到心情舒畅?那么,小姑子面对哪个句子停留最久呢?是什么久久地抓住了那句话?


握笔的手用上力气,书上就会出现一个模糊的洞。我在某个句子下面画线的瞬间,自己感觉到的时间和感情就凝聚在那个洞里。偶尔我感觉那个洞就像农田的“垄沟”,又像连接我和我自己、现在和过去、我们和他者的“墨沟”,慢慢地、坚持不懈地沿着那条线走下去,有一天我们的故事也会像杜甫的诗句那样和某人的人生相遇吗?我希望是这样。哪怕这种相遇轻如花瓣。希望故事的接力赛,故事的传递棒会一直继续下去。大部分铅笔都是长而圆,原因是不是也在这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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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自《容易忘记的名字》,[韩]金爱烂 著,薛舟 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22-10-31

图片丨选自摄影师수연 、Nina Ahn作品

编辑 | 将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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