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与以往将社会企业作为一种独特的组织类型的研究不同，该研究调查了一个国家的亲市场制度与社会企业混合程度之间的关系，重点关注组织目标的维度。此外，它还考察了组织活动的条件效应，如市场供应的创新性和社会绩效测量的实施。结合2009年和2015年的全球创业观察数据和其他跨国数据库，作者使用42个国家的3648家初创社会企业来测试我们的理论预测。研究发现，亲市场制度与社会企业的混合程度呈现倒U型关系。此外，市场提供的创新性和社会绩效测量通过将倒U型转变为相对负的线性关系来削弱亲市场制度对组织混合性的影响。通过这种跨层次的实证探索，作者对组织混合性做出了更丰富的解释，并为不断增长的关于社会企业和混合组织的文献做出了贡献。
亲市场制度与初创社会企业的混合程度：
组织活动的调节效应
文献来源：Zhiyang Liu, Liping Xu, Fu Jia, and Xinhe Zhuang. 2024. Pro-market Institutions and the Degree of Hybridity in Startup Social Ventures: The Moderating Effects of Organizational Activities. British Journal of Management, Vol. 35, 2032–2046.
作者简介：
刘志阳，上海财经大学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许莉萍（通讯作者），安徽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讲师。
贾甫，约克大学管理学院教授。
庄欣荷，福州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副教授。
1. 引言
社会企业通常被定义为混合组织(Battilana and Lee, 2014)，这些组织努力创造社会价值，同时以创业的方式获取利润(Austin, Stevenson and Wei-Skillern, 2006)。文献根据社会企业的不同核心要素，如组织目标、组织资源、和组织结构，将混合性划分为不同的维度。考虑到组织目标影响社会企业实现使命和管理资源的方法，这在组织成功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我们的研究从组织目标的角度探讨了组织混合性。
最近，一些研究人员认为混合是一个程度问题(Battilana, Besharov and Mitzinneck, 2017; Shepherd, Williams and Zhao, 2019)，即社会和经济目标在多大程度上被视为同样有效并与组织功能相关。当社会企业家认为社会和经济目标在组织的核心同等重要时，他们的社会企业被认为具有高度的混合性(Shepherd, Williams and Zhao, 2019)。
关于外部市场制度如何影响社会企业双重目标平衡的现有研究结果之间有一定冲突。从交易成本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市场制度的改善可以降低交易成本，这有助于社会企业削弱社会经济目标的权衡，并提高企业维持高水平社会外联的能力。然而，从范畴的角度来看，自由市场机制会降低双重目的组织的合法性，从而增加社会企业所经历的社会经济目标权衡的强度。这些相互竞争的发现表明，关于亲市场制度和混合程度之间关系的研究需要进一步探索。
因此，本文从国家层面的亲市场制度和组织层面的组织活动两个方面来探讨社会企业混合程度的影响因素。我们的研究对现有文献有三个贡献。首先，通过关注组织目标的核心维度，我们将组织混合视为一种程度而不是一种类型，并探索了社会企业混合的前因。第二，我们实证检验了亲市场制度对组织混合性的影响，丰富了我们对这种复杂关系的理解。第三，本研究通过讨论组织活动的调节作用，扩展了亲市场制度影响组织混合的边界条件。
2. 研究假设
本文提出如下三个研究假设：
假设1：亲市场制度与社会企业的混合程度呈倒U型关系。
假设2：创新削弱了亲市场制度和混合程度之间的曲线关系。当社会企业没有新的市场供应时，倒U型关系倾向于持续，而当社会企业有新的市场供应时，这种曲线关系变得相对消极和线性。
假设3：社会绩效测量减弱了亲市场制度和混合程度之间的曲线关系。当社会企业不实施社会绩效衡量时，倒U型关系倾向于持续，而当社会企业实施社会绩效衡量时，这种曲线关系变得相对消极和线性。
3. 研究设计
3.1 样本和数据收集
我们汇集了2009年和2015年全球创业观察(GEM)的成人人口调查(APS)数据，并结合了不同来源的大量独立的国家一级制度指标和宏观经济控制变量。
3.2 变量测度
因变量：组织混合性（OH）。本研究中的组织混合性是指社会企业组织目标维度上的混合程度。它是基于社会企业家对2015年GEM APS中以下一个问题的回答：“我的组织为社会和环境创造价值比为公司创造财务价值更重要。”它是一个五分制的李克特量表，1表示强烈不同意，5表示强烈同意。
自变量：亲市场制度（PMI）。我们通过传统基金会经济自由指数的五个项目来衡量亲市场制度：商业自由、贸易自由、产权、投资自由和金融自由。
调节变量：市场供应的创新性（PSI）。该项目在GEM中设计，并根据社会企业家对以下问题的回答作为二元变量进行操作:“我的组织提供市场上新的产品或服务”。回答者可以选择是或否来回答这个问题。
社会表现测量（SPM）。我们使用一个名为“我的组织投入大量精力来衡量其社会或环境影响”的二元变量来衡量这个变量。如果社会企业家回答是即实施了社会绩效衡量，编码为1。
4. 实证结果
H1预测了亲市场制度和组织混合之间的倒U型关系。在表4的模型1中，我们首先输入控制变量。在模型2中，我们进入亲市场制度。在模型3中，我们输入了亲市场制度的二次项，亲市场制度的平方系数为负且显著。支持了假设1。
在表4模型6中输入的亲市场制度二次项和市场发行创新性的交互项是显著的。为了进一步检验市场供应的创新性对倒U型关系的调节作用，我们测试了回归线的简单斜率，这些简单斜率对应于不同水平的亲市场制度(第1、25、50、75和99个百分点)和市场供应的创新性(0，1)。表5中报告的简单斜率测试的结果表明，在没有市场提供创新性的社会企业的条件下，亲市场制度和组织混合性之间存在倒U形关系，其中亲市场制度在低到中等水平的亲市场制度下与组织混合性正相关。在中高水平的亲市场制度中，这种关系变成了负的和线性的。然而，在提供新奇市场的社会企业的情况下，亲市场制度与组织混合显著负相关。综合这些发现，H2得到了支持。
我们还发现了类似的市场制度二次项和社会绩效测量的互动效应模式。这些发现支持H3的预测，即亲市场制度和组织混合之间的曲线关系是通过实施社会绩效测量来调节的。
5. 讨论
我们通过关注组织目标的核心维度来探索社会企业中混合程度的前因。为了测试我们的模型，这项研究合并了来自42个国家的3648个社会企业的多层次和多源数据。我们的实证结果提供的证据表明，亲市场制度和社会企业的混合程度之间的关系是非线性的。
我们的研究对现存文献做出了几个重要贡献。首先，现有文献倾向于将社会企业视为一种独特的组织类型，并探讨社会企业的出现(Stephan, Uhlaner and Stride, 2015)以及它们是如何获得资源和保持混合性的(Smith and Besharov, 2019; Zhao and Lounsbury, 2016)。我们超越了对组织的粗略分类概念化，并从组织目标的角度探索了组织混合的制度和组织前因。通过这样做，我们捕捉到了混合组织之间的潜在异质性，并响应了最近的呼吁，即更多地将组织混合视为程度而非类型的问题(Battilana, Besharov and Mitzinneck, 2017; Shepherd, Williams and Zhao, 2019)。
第二，我们的研究从实证上证实了亲市场制度和组织混合之间的倒U型关系，丰富了对宏观制度和组织混合之间复杂关系的理解。特别是，我们的结果表明，亲市场制度对组织混合性有着复杂的非线性影响。我们认为，以公平交易和利润最大化为特征的亲市场制度不仅提高了社会企业的自我维持能力，还降低了它们实现社会拓展的动机。因此，我们的研究整合了Wry和Zhao(2018)以及Battilana等人(2022)的观点，为亲市场制度如何影响社会企业的混合程度提供了更全面的解释。
第三，我们通过探索组织层面的边界条件，扩展了当前关于制度环境如何影响组织混合性的研究。我们的结果表明，市场提供的创新性和社会绩效测量减弱了亲市场制度对组织混合性的影响，并将从倒U型转变为相对负向的和线性的。因此，我们的研究从组织层面扩展了对组织混合的研究(Battilana et al., 2015; Smith and Besharov, 2019)，通过探索外部制度设置和内部组织属性如何相互作用来塑造组织混合性，从而获得多层次的理解。
在未来的研究中，纵向研究将是更可取的，检验亲市场制度的组织混合程度随着时间的推移。此外，在本研究中组织混合仅从组织目标的核心维度进行探讨，未来的研究可以探索组织混合的其他方面。最后，我们期望在未来开发额外的量表来衡量社会企业中市场供应的新颖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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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郭梦琪 | 审核：张宇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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