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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
November
作者：佐摩-夸梅-孙达拉姆，前联合国经济发展助理秘书长
编译：彭子佳
新制度经济学（NIE）又一次获得了所谓的诺贝尔奖，表面上是因为他们再次宣称良好的制度和民主治理能够确保增长、发展、公平和民主。
达龙·阿西莫格鲁、西蒙·约翰逊和詹姆斯·A·罗宾逊因其颇具影响力的微观工作而闻名。他们阐释了早期获奖者道格拉斯·诺斯的主张，即产权对增长和发展至关重要。
但这三人忽略了诺斯后来提出的更为细致入微的论点。在他们看来，“良好的制度”是由讲英语的欧洲人（“盎格鲁人”）殖民定居者移植过来的。他们的经济史研究方法也许在方法论上是新颖的，但却是还原论的、歪曲的和误导的。
NIE漫话
这三人将财产权奉为经济包容、增长和民主的关键。他们忽视甚至否定了约翰·斯图亚特·密尔、达达拜·纳奥罗吉、约翰·霍布森和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等自由主义者各自截然不同的经济分析。
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都非常了解对经济资产的各种要求和权利，如对可耕地的要求和权利，例如，用益权。即使是财产权也要复杂得多。
财产权的法律创造通过否定其他权利要求而被赋予了垄断权。然而，NIE的英美产权概念忽视了思想史、知识社会学和经济史。
历史上对财产、帝国主义和全球化更微妙的理解被混为一谈。这三人几乎没有区分通过贸易、信贷、资源开采和各种生产方式（包括奴隶制、农奴制、奴役制、契约制和雇佣劳动制）进行的各种资本积累。
约翰·洛克是维基百科上的“自由主义之父”，他还起草了两个卡罗来纳州的宪法，这两个州都是美国的奴隶制州。这三人对文化、信仰和种族的处理让人想起塞缪尔·亨廷顿臆造的文明冲突。大多数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都会对此感到恐惧。
殖民地和后殖民主体仍然是被动的，没有能力创造自己的历史。后殖民国家也受到同样的待遇，被认为没有能力成功部署投资、技术、工业和发展政策。
托尔斯坦·维布伦和卡尔·波兰尼等人长期以来一直在辩论政治经济学中的制度问题。但NIE的方法论的机会主义和简单化非但没有推动制度经济学的发展，反而使其倒退。
另一个NIE诺贝尔奖
在这三名获奖者看来，产权在包括美国和英国领地在内的盎格鲁殖民地创造并分配财富。他们的优势据称是由于盎格鲁产权所带来的“包容性”经济和政治体制。
经济表现的差异归因于殖民地的成功移植和定居者的政治统治。人口稀少的温带地区有更多的土地，特别是在土著人口因种族灭绝、种族清洗和流离失所而减少之后。
由于“承载能力”较差，数千年来这些地区的人口密度要低得多。丰富的土地使所有权得以普及，这被认为是经济和政治包容的必要条件。因此，盎格鲁移民殖民地在土地丰富的温带环境中“成功”地建立了这种产权制度。
在热带地区，这种殖民定居的可行性要低得多，因为热带地区长期以来养育着密度高得多的土著居民。热带疾病也阻碍了温带地区新移民的到来。因此，定居者的预期寿命既是制度移植的原因，也是制度移植的结果。
“西方”（包括盎格鲁移民殖民地）的“好制度”与“其他地区”的“坏制度”之间的差异是这三名获奖者分析的核心。白人定居者在热带地区的预期寿命较低，发病率较高，这都归咎于他们无法建立良好的制度。
盎格鲁定居者的特权
然而，正确解释统计结果至关重要。桑杰·雷迪对三名获奖者的计量经济学分析提出了截然不同的理解。
盎格鲁定居者之所以取得更大的成功，也可能是因为殖民地时期的种族偏见对他们有利，而不是因为他们有更好的制度。帝国种族主义者温斯顿·丘吉尔的《英语民族史》歌颂了这些讲英语的欧洲人，这不足为奇。
三名获奖者的证据被批评为在其他方面具有误导性，但并不一定支持制度质量（等同于产权执行）对增长、发展和平等真正重要的观点。
雷迪指出，有利于英国人的国际经济环境决定了增长和发展。大英帝国的偏好有利于这些定居者，而不是遭受采掘剥削的热带殖民地。定居殖民地也获得了英国在海外的大部分投资。
雷迪认为，实施英美私有产权既不是维持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也不是充分条件。例如，东亚经济体务实地利用其他制度安排来激励赶超。
他指出，“作者们颠倒概念的方法”混淆了“他们所支持的以产权为基础的‘包容性’经济，与以资源为中心的‘采掘性’经济形成鲜明对比”。
产权与民权
三位获奖者声称产权能确保 “包容性 ”经济，但这一说法也远非不证自明。雷迪指出，罗尔斯财产所有制民主与财阀寡头政治形成鲜明对比。
三位获奖者也没有令人信服地解释财产权如何确保政治包容性。在法律的保护下，殖民定居者经常以暴力方式捍卫他们获得的土地，反对“敌对的”土著人，剥夺土著人的土地权，并索要他们的财产。
大英帝国的“包容性”政治让步主要局限于殖民者统治区。在其他殖民地，自治和人民特许权只是在压力下才勉强让步。
之前对土著权利和要求的排斥使得这种包容成为可能，尤其是当幸存的“土著”不再被认为具有威胁性时。传统的原住民权利即使没有被消除，也被殖民定居者限制了。
巩固财产权也巩固了不公正和低效率。许多此类权利的支持者反对民主及其他包容性和参与性的政治体制，而这些体制往往有助于缓解冲突。
诺贝尔奖委员会支持NIE将财产/财富不平等和不平等发展合法化。在新自由主义项目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受到更广泛反对的时候，委员会选择奖励新自由主义者还试图将其重新合法化。
注：本文为亚太日报原创内容，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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