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日里，离开家乡的知识分子，可以活得不食人间烟火。一年一次过年回家的时候，知识分子会无可避免地遭遇文化冲击。返工后的反思中，往往会生出日后要对大众“启蒙”的冲动，和“启蒙”而不得的惆怅。启蒙启蒙，当初是指教育蒙童，“破蒙”，让愚昧的人得到知识的滋养，协同进步。应该说这只是一个比喻，和其他的比喻一样，总是有一些误导的。
首先，启蒙的立场有居高临下之嫌。知识分子这种居高临下的姿态，会把人的脑子一下子关住。人们在情感上就难以接受，又如何愿听你去讲话呢？人和人的聪明是不一样的。有的人是“书本知识”上的聪明(book smart), 也有的是村头巷尾的聪明(street smart)。知识分子也可以谦卑下来，从那些村头的智慧里有所收获。
近些年来，应试教育，使得一个人只能专精于一个小小领域，聪明也只限于自己的领域，或是一些书本知识，悟出的道理也不大可能放之四海而皆准。强龙斗不过地头蛇 —— 在解决实际问题上，返乡的知识分子或许不及隔壁牛二。不如放下自己，不要把自己摆在启蒙的位置上。如有这种放下，效果如何？大家不妨尝试。
从大城市或者国外回来的读书人，遇到文化冲突，好莱坞电影里弄得门儿清。书生返乡是好莱坞电影一个常见的套路，每次返乡的外来者想要指点迷津的时候，乡里的人就用：“你觉得你比我强，可以教训我了？”一句话就把对方的嘴堵住。
另外，现在民风也不是太好。回家的时候，很多地方的人们只认钱财和权势。这个时代知识本身的势力是单薄的。你想自讨没趣，想成为最不受欢迎的人，就去霸王硬上弓，硬给人家启蒙。很多乡村和小县城的人自以为过得很好，你要想“唤醒”，点出他的不对，反而得罪人。
更好的比喻，或许不是启蒙而是播种。《马太福音》13：3-9节里说道：“看哪，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他撒的时候，有些种子落在路边，飞鸟来把它们吃掉了。有些落在岩石地上，那里没有多少泥土，它们立刻就发芽了，因为土不深；当太阳升起，它们被暴晒，就枯萎了，因为没有根。有些落进荆棘丛里，荆棘长起来，就把它们挤住了。但是另有落在好土壤上的，就不断地结出果实来，有一百倍的，有六十倍的，有三十倍的。凡是有耳的，就应当听！”
也就是说，播种者未必要从头到尾浇水施肥看护鸟雀，直到种子长成果实。你未必要把你所认定的某个人、某件事硬生生改变过来，达到你预想的结果。这或许不是你的使命。或许你的使命是广泛撒种：一直说对你来说感触最深的事，让别的有些人听到，得到一些启迪，要比自己跟某个具体的人去启蒙更有价值。就好比我对于教育上的很多事，执念很深，也未必都能改变自己的孩子和家人，有时候觉得就在这公号上貌似自言自语，更好一些，或许有别的父母听到会有启发，那也算是大家易子相教了。我们说的话，如果在别的受众中是对牛弹琴的情形，也只能随他去了。狂热地追求特定人物的改变，往往徒劳。有的事要交给时间，有的事要期待下一拨人。
过去的启蒙，又称enlightenment 或者说Lumières，始于 17 世纪下半叶的文化、哲学、文学运动，起源于西欧，发散到欧洲其他地区。启蒙运动中涌现出斯宾诺莎、大卫·休谟、约翰·洛克、伏尔泰、让-雅克·卢梭等哲学家，和牛顿这样的科学家。他们走在时代之前，切实推动了社会的进步。
伏尔泰著《牛顿哲学》（Éléments de la philosophie de Newton，1738）一书封面，“启蒙”被具体化为光照
如今的传播方式和人际交往大为不同，不是一批人掌握了大部分人不具备的知识，而是大家都对知识触手可及，可谁也不买谁的帐。
那么知识分子，到底该干嘛？美国还没有出现知识分子尤其是公共知识分子的污名化。尚且活跃的“公知们”在干嘛？北美比较热门的“公知”，仅我有限的所知，包括乔姆斯基（Noam Chomsky）、塔内希西·科茨 （Ta-Nehisi Coates）、 迈克尔·埃里克·戴森（Michael Eric Dyson）、格洛丽亚·斯泰纳姆（Gloria Steinem） 史蒂文·平克（Steven Pinker）、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 （Malcolm Gladwell）、大卫·布鲁克斯（ David Brooks）、罗伯特·赖克（Robert Reich）等。他们的作用未必是启蒙大众，而是发挥不同的功用。
例如他们可以是特定群体的发声者，代表边缘化或代表性不足的社区。曾获麦克阿瑟天才奖的塔内希西·科茨就是一个例子。他是一位新闻记者，主攻领域是黑人权益和白人至上主义。他通过这些方面的揭露，力求推动社会和政治变革。与之类似的公共知识分子还有迈克尔·埃里克·戴森。他是作家、牧师、电台主持人、范德比尔特大学文理学院和神学院的教授。迈克尔·A·弗莱彻 (Michael A. Fletcher) 将其描述为“一位普林斯顿大学的博士，也是街头孩子，而且两个身份能同时维持的人。”也就是说他有学者的深度，却又很接地气。戴森撰写或编辑了二十多本关于黑人权益的著作。格洛丽亚·斯泰纳姆的情况与他们类似，只不过她更侧重的是女性的解放和平等。换言之，公共知识分子未必什么共同话题都参与，而可能只是专攻一个领域。
他们可以对时事和社会问题提供分析和评论。例如乔姆斯基，是一位著名的语言学家，却也针对美国对外政策频频发声，属公众人物。他反对美国的伊拉克战争，反对美国在巴以冲突中的立场。他们不是在寻找主流话语的脉搏，而是提供不同的观点，挑战主流叙事。
有时候公共知识分子可以找出新的议题，在当前的话语窠臼下，提供不同的关注点。最近，我看到人们纷纷在讨论《流浪地球2》和《满江红》。也有人发现在价值观上，这些电影表现出的中外的不同。但是很少有人谈论一个最大的不同：美国很少有所有人都在谈论同样两部电影的时候。提供不一样的关注点，在“说什么”上做一点贡献，而不是一窝蜂讨论同一个话题，或许是知识分子更好的做法。
公知的还有一个作用是“科普”。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是一个著名畅销书的作者。他把一些社会和人文科学中的发现，以浅显易懂的方式，介绍给公众，这也是知识分子可以做的一件好事。和“启蒙”不同，我感觉他更像是提供思维的工具。与之类似的公知还包括常在自媒体上发声的亚当·格兰特（Adam Grant), 他常在Instagram上发出一些发人深省的思维片段，鼓励批判性思维，被人纷纷转发，他把碎片化智慧传播得做得很好，而未必追求整体的“启蒙”。他更像是一个Instagam时代的思想家。
引人深思的是，上述格拉德威尔并没有多少自己的学说，而是能把他人的理论极其巧妙地串联起来，给人以新的启发。与他不同的是，史蒂文·平克自身是一位著名的认知心理学家，著有《语言本能》、《思维是如何运作的》、《白板一块》等专著。他能够接地气地把自己的学说，介绍给大众。而对大众来说，关于认知心理、教育心理、行为科学的理论，作用更大一些。国内我发现即便是科学家成为公知，也是饶毅、施一公、李淼等理科专家抛头露面更多一些。而他们的学说和学问，如量子纠缠，未必关普通人什么事。而关于老年学、教育、育儿、心理、消费行为之类话题，则和家家户户都有关，但愿这些领域的专家学者能更多地走出书斋，让一些经过验证的学说落地生根，影响公众，为公众在相关的事务上，能得到一些启迪，或是在方式方法上得到一些装备和工具。
美国的两党政治持续多年，社会日益两极分化。公知的另一个角色是发出理性和道德的声音，或是监督信息质量，过滤虚假信息，纠正错误信息。大部分情况下，这些发声者立场偏左，如罗伯特·赖克（Robert Reich）和乔姆斯基，都极力反对资本主义的贪婪和剥削。赖克曾任劳工部长，后来成为电台电视台频繁露面的评论人，也称pundit。可同样影响力巨大的专栏作家和评论员大卫·布鲁克斯则是中间偏右立场。这些公知在两极化的美国政治中，能够暴露出不同的立场，并在其中起到一些平衡的作用。
从他们的例子上看，知识分子走向公众，主要作用并不一定就是狭义的“启蒙”。启蒙是一种来自学校教育的比喻，暗含无知和有知的对立。在近些年，一些专家和公知也因为言论前后不一，屡被打脸，也丧失了不少公信力，去“启蒙”也少了不少可信度。或许不要去“启蒙”更好，而是去好好利用自己专业和才干去发声，如同播种一样，效果更好一些。但愿启蒙不是最初的追求，却是最终的结果。这不是知识分子有情怀有什么错，而是时代变了。知识分子面对的，已经不再是对知识嗷嗷待哺的公众，而是众声喧哗的言论广场。
如果以上的选项都不合适，或许还可以不选择发声，把自己管好，活成个榜样，或是把自己期望的事行出来，如甘地所言，成为“你想看到的变化” —— 这会是一种更好的“情怀。”
